編者序：生死攸關——50種發現裡的醫學史

引言：拯救生命的“發現”

1//新石器時代：一起兇殺案的法醫學分析

2//遠古時代：魔法和民間療法

3前1570年：古埃及木乃伊與外科醫生

4前700年：用按摩驅除惡魔和壓力

5前170年：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廟的睡眠療法

6200年：蓋侖發現神經和體液

7900年：中世紀的拉齊與循證醫學

81508年：達·芬奇留下的心髒謎題

91600年：男助產士家族的秘密

101670年：通過列文虎克的微型顯微鏡看世界

111721年：抗擊天花

121747年：“酸橙佬”與治愈壞血病

131776年：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民間療法

141799年：“英勇”的放血療法與水蛭熱潮

151816年：勒內·雷奈克與聽診器

161828年：切除結石的漫長過程

171846年：笑氣——讓手術不再可怕

181847年：洗手就能降低死亡率

191848年：怪物湯——公共衛生是頭等大事

201854年：霍亂與流行病學

211867年：孟德爾與遺傳性狀

221870年：古代的顱骨外科手術

231881年：自然發生說與細菌致病理論

241882年：從瘴氣中出現的結核病

251894年：一桶蛇與一種抗毒素

261896年：X射線的發現

271898年：與鼠疫的生死戰鬥

281898年：病毒從煙葉和人類身上獲取生命支持

291900年：瑪麗·居裡的實驗室在黑暗中發光

301901年：輸血安全

311905年：激素與內分泌學

321907年：“傷寒瑪麗”——臭名昭著的廚師

331909年：埃利希的“靈丹妙藥”與化療

341922年：控制糖尿病病情

351929年：弗萊明的髒培養皿帶來了青霉素

361930年：醫學殘忍的錯誤

371939—1955年：挽救了美國總統生命的老鼠藥

381944年：發現DNA

391945年：污水裡的神奇藥物

401945年：用香腸腸衣、洗衣機和果汁罐拯救生命

411951年：弗蘭肯斯坦與心髒儀器

421967年：布隆伯格與種癌癥預防疫苗

431967年：首例心髒移植手術

441972年：來自古代中醫的抗瘧藥物

451978年：世界上個試管嬰兒

461983年：癌癥的一級預防與二級預防

471998年：MMR疫苗與自閉癥——發現與學術欺詐

482011年：人體仿生部件

492013年：糞便微生物療法的應用

502016年：小頭畸形與寨卡病毒

後記：彌合傳統治療和生物科學之間的鴻溝

尾注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年表（1901—2021年）

編者序：生死攸關——50種發現裡的醫學史

在本書編輯工作接近尾聲的2021年10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內仍未得到完全控制，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已經奪去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全球已有超過2億個確診病例，而我們仍未知這場抗疫戰爭將持續多久。正如14世紀被鼠疫（又稱“黑死病”，約5000萬人死於此病）的恐懼籠罩下的歐洲，當我們處在某種尚未得到有效防治的疾病（通常是傳染病）的死亡威脅下時，每個人都惴惴不安：醫學何時能治愈並防控這種疾病？

細數人類5000多年的醫學史，這種至暗時刻並不鮮見，可以說我們從未停止與疾病和死神的較量。如果扎布迪爾·博伊爾斯頓（Zabdiel Boylston）沒有頂住政府施加的壓力，停止為病人接種天花疫苗，而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也沒有在前人的基礎上嘗試風險更低的牛痘接種的話，天花這一奪走全球數億生命的傳染病也不可能在1980年被徹底消滅；如果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沒有發現死亡率極高的產褥熱是通過醫護人員未消毒的手傳染的（100多年前，醫生們在手術前是不洗手的），可能產婦至今還寧願在家中分娩，也不願去醫院直面死亡；如果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沒有確定結核杆菌是引起結核病的主要病原菌，進而促使阿爾伯特·卡爾梅特（Albert Calmette）和卡米爾·介蘭（Camille Guérin）發明了卡介苗，可能結核病患者還要像中世紀的歐洲人那樣排著隊乞求國王觸摸自己來獲得治療，甚至會像新英格蘭的一種民間療法那樣，挨家挨戶去圍剿“吸血鬼”並焚燒他們的心髒……

這些我們現代習以為常的治療方法，每一種在被接受之前都經歷了醫學家們無數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不少現在人盡皆知的醫學常識，在次提出時甚至飽受質疑和抨擊，比如上文提到的博伊爾斯頓推行接種天花的療法。1721年的波士頓天花肆虐，博伊爾斯頓致力於抗擊天花，身體力行地推廣接種疫苗的方法。盡管當時在亞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接種疫苗早已司空見慣，但他和同樣建議推行接種療法的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遭到了社會各界的強烈譴責與攻擊，政府命令博伊爾斯頓停止給病人接種疫苗，公眾輿論把矛頭指向了他們，人們甚至把一枚燃燒彈扔進了馬瑟家。但博伊爾斯頓戰勝了壓力和恐懼，為248名病人接種了疫苗，並在隔離期間照料他們，終隻有6人死亡，僅占2%。與此同時，天花感染了5889人——超過了當時波士頓人口的一半，844人喪生。幸運的是，博伊爾斯頓的接種療法獲得了一位大使夫人的支持，並提倡在英國推行這個方法。1980年，這種疾病被消滅了。

讀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鋻今。本書精心篩選了50種人類醫學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疾病研究，從史前人類的醫療痕跡——“冰人奧茨”（Ötzi the Iceman）的刺青和草藥袋、有整齊圓孔的頭骨，到現代人的醫學突破——試管嬰兒、癌癥預防、3D打印人體仿生部件……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每一種疾病的醫學探索過程都是從死神手中挽救生命的背水一戰，也是人類不斷了解自己，從而破譯生命密碼的偉大征程。這些醫學研究發現的過程大多漫長得讓人備受煎熬，有些長達千年，甚至今日仍懸而未決。作者將醫學家們研究過程中難以言說的曲折與艱辛，擷取為一個個凝練的故事，並配以大量震撼人心的珍貴照片與精美畫作，讓您在極短的時間內縱覽人類這5000多年醫學史上的“高光時刻”，並從中感受生命的脆弱和偉大。

書中還呈現了醫學史上那些令人驚嘆又倍感慶幸的承接關繫。比如，1632年出生的安東尼·範·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發明了顯微鏡。此後，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1859年通過更強大的顯微鏡觀察到葡萄酒、啤酒和醋中某些特定的微生物負責正常或是異常的發酵過程。1876年，羅伯特·科赫也通過顯微鏡觀察證明了炭疽（一種對牲畜傷害極大的傳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巴斯德在1881年發表了他的細菌致病理論，這為醫生們提供了解釋和控制感染的新方法，讓人們逐漸接受了塞麥爾維斯的理論，使得產褥熱以及同樣情況下導致的感染問題有所改善。同時，巴斯德和科赫的研究成果也讓約翰·斯諾（John Snow）早在1854年提出的流行病學的理論（他繫統地繪制並追蹤了霍亂病例，今天，人們利用這種方法追蹤世界各地的流行病）變得更加可信。顯微鏡的發明還讓1898年保爾-路易·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的研究得以實現，當他把一隻從老鼠身上取出的跳蚤放在顯微鏡下時，與鼠疫這一全球性流行病的戰役終於初現曙光。

美國總統傑斐遜曾寫信贊美發明了牛痘接種技術的詹納：“你從人類苦難日歷中撕掉了那殘酷的一頁。你應感到欣慰，人類將永遠銘記你的功績。未來，人們隻會從歷史書上知道曾經有一種可惡的疾病叫作天花，是你消滅了它！”

人類與疾病的戰爭不會停息，但憑借人們的智慧、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當下困擾我們的疾病終將隻能存在於歷史書中。

引言：拯救生命的“發現”

醫學是一門古老的藝術，雖然尚未發現關於醫學史起源的記載，但在文字出現的幾千年之前，人類已經能夠照顧病人並治療疾病。蘇美爾和埃及的醫生試圖用他們自己的處方和趕走惡魔的儀式來讓病人恢復健康，但這樣做很難找到有效的方法。在古代，醫學被認為是神授的，且由備受尊敬的權威人士和醫生傳承下去，通常他們希望病人相信這是一種古老的治療方法，能有效治療疾病，而不會說這是自己的一個新發現。

什麼是發現？是一個創造性的飛躍、一個完全成形的新思想嗎？

還是一種觀察始終存在的事物的新方式？對事物的發現必須依賴於對其深刻的了解，就像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一直在思考如何不將金冠融化就能測量出金冠的體積。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直到有一天，他洗澡時浴缸中的水溢出來了，他腦中靈光一現，纔有了後來著名的阿基米德原理，也就是可以用替代的方法，通過量取等量水的體積而得到所測物體的體積。

這個“尤裡卡時刻”的故事流傳至今，因為我們都願意相信，新的發現源於偶然和天纔之間的踫撞。就如威廉·倫琴（Wilhelm Röntgen）恰好注意到餘光所視的光線閃爍，由此發現了X射線；勒內·雷奈克（René Laennec）因為看見孩子們玩耍而發明了聽診器；奧古斯特·凱庫勒（August Kekulé）夢見一條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而發現了苯分子的六碳環結構。但尤裡卡時刻是在發現了一些無法理解的事件之後，試圖用各種方法對其進行解釋，後通過一種新的思維過程來解釋所有觀察到的事件。

無論是突然的靈感還是經過長時間的反復實驗，古代的發現大多經歷過被遺忘和被重新發現的過程。有一個很好的例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今巴基斯坦）人大力發展衛生設施，他們的工程師對污水的管理比後來的羅馬人更好（他們的房子設有室內管道）。他們知道自己是在保護人類免受疾病侵害嗎？很可惜，前1800 年，他們的文明被干旱、饑荒和氣候變化毀於一旦。而生於1800年的“英國公共衛生之父”埃德溫·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在英格蘭發展衛生設施——雖然他那時還不知細菌為何物，但他確定這些污水會影響人類健康。那麼到底是誰創造了衛生設施？哈拉帕人還是查德威克？

即使文明之間存在某種連續性，歷史發現也可能會消失。歐洲的羅馬軍隊外科醫生都知道傷口消毒、器械消毒以及血管縫合，也知道適當的廢水管理、通風和防蚊措施對預防疾病的益處。但隨著羅馬帝國的隕落，這些醫學知識也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裡，歐洲在醫學和其他領域都形成了一繫列全新的思想體繫，進而演變成了一種文明。

新的發現所造成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出現的時間和地點。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發現血液在人體內循環，而早在300年前的大馬士革，伊本·納菲斯（Ibn Al-Nafis）在1242年也有同樣的發現（有趣的是威廉·哈維並不知道伊本·納菲斯），所以這到底是誰的新發現？但是哈維的發現對現代醫學影響更大，因為他是在科學新興的17世紀的歐洲提出的這一發現，在這個時代，人們對觀察自然現像和設計實驗都非常感興趣，所以他們很快在哈維新發現的基礎上將其推向前進，因此這一發現並沒有被遺忘。

相比之下，許多新發現由於不符合當時的理論而被人們忽略和拒絕。1881年，古巴醫生卡洛斯·芬萊（Carlos Finlay）發現黃熱病是由蚊子傳播的，但是直到20年後纔有人相信他。沃爾特·裡德（Walter Reed）看了芬萊的論文，並重復了他的研究——雖然他提到了芬萊的研究，但是人們還是將他作為蚊媒疾病的發現者。同樣，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發現了青霉素、格雷戈爾·約翰·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發現了遺傳規律，但是他們的發現在當時一直被忽視，直到後來的學者認識到了這些發現的重要性。匈牙利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因為堅持認為產褥熱是通過醫生不衛生的手而傳播，幾乎被排斥為異類，如今，醫生們都已戴上了手套。

人們對新的發現持懷疑態度是自然的，畢竟醫學是一門生死攸關的學科，讓人們拋棄歷史悠久的治療方法和理論去支持新的見解是存在風險的。例如，我們很難判斷新的癌癥治療方法是否比現有的方法更有效。

在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時代，所有醫生都確信疾病是四種體液的不平衡所致——包括血液、黏液、黑膽汁和黃膽汁，而治療疾病的方法則是通過使病人出血、嘔吐和排便來消耗過量的體液。當華盛頓呼吸困難時，他年輕的醫生原本想嘗試氣管切開術，打開他的氣管，但傳統觀點占了上風，因此，華盛頓後幾乎被放了一半的血液。有時候，發現不起作用的東西也是有價值的，在本書中就記錄了不止一個失敗的發現。

另一方面，與那些樂於分享學習和思考心得的同事合作是一件趣事。像波斯的榮迪沙帕爾和意大利的薩萊諾這樣的學習中心，通過充當纔智孵化器來鼓勵人們去發現；中世紀的阿拉伯學者保護並翻譯了古希臘的知識，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研究；而在19世紀，科學家們爭先恐後地發現新事物，都希望自己是早的發現者，比如法國的路易斯·巴斯德實驗室和德國的羅伯特·科赫實驗室就是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有人說，隻有時間纔能檢驗一個新發現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因此，在20世紀，我們編制了《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來標準化精神病學用語，以便進行研究（DSM是一份947頁的共識文件）。遺憾的是，《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沒有出現以下診斷方法：生物標志物、突變以及影像技術，比如X射線、磁共振成像（MRI）或正電子發射型計算機斷層顯像（PET）。因此，DSM用於治療精神失常近1個世紀之後，可能終會像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的鹽、硫和汞理論一樣，被淘汰進歷史的垃圾箱。另一方面，帕拉塞爾蘇斯也率先提出了疾病是由外在因素導致的，這一觀點後來演變成疾病微生物理論。

11.

1721年，波士頓群情鼎沸。11月的一個黎明前，有人把一枚燃燒彈扔進了清教徒牧師科頓·馬瑟家，它沒有爆炸，因此可以讀到附帶的紙條上的話：“該死的，我會用這個給你接種，讓你染上天花。”人們不信任馬瑟，作為一個年輕的巫術專家，他影響了1692年塞勒姆滅巫事件。有20人被當成巫師被處決，主要是因為“幽靈證據”——指控者們“看見”他們施邪術，而別人看不見。馬瑟支持使用幽靈證據，但終被法院裁定為不予受理。審判和處決結束後，陪審員和法官為不公正的行為道歉了，但馬瑟則沒有。30年過去了，一些人認為他的的事業是另一個危險的非理性妄想。

城鎮裡天花肆虐。上了年紀的居民在之前的流行病中幸存下來，許多人留下了傷疤：那些沒有死於天花的人往往會毀容、失明或終身殘疾。為了在這場新流行病中挽救生命，馬瑟敦促波士頓的醫生給兒童和其他易感染者接種。接種是一種故意感染的治療形式，給病人以更溫和（生存能力更強）的疾病形式。馬瑟初是從他的奴隸阿尼西母（Onesimus）那兒得知這種方法的，阿尼西母小時候在非洲接種過疫苗，之後馬瑟又從一本期刊中了解到了同樣的事情。

在亞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接種疫苗早已司空見慣。這樣做風險很大——接種會使人生病，大約2%的人會死亡。但自然患上天花的死亡率約為30%，人們知道，即使是輕微的天花病例，其幸存者也能終身免疫。當疫情肆虐時，接種疫苗可能比寄希望於避免感染更安全。因此，在蘇丹，健康孩子的母親會向已感染孩子的母親“購買天花”，她們為每個膿皰討價還價，將病菌抹在一塊布上，把布綁在孩子的胳膊上。在波士頓，隻有醫生扎布迪爾·博伊爾斯頓願意嘗試這種手術——他異常大膽，1718年他在美國進行了次有記錄的乳房切除術。他技術嫻熟，病人在手術中幸存了下來。他對非歐洲的思想持開放態度，對美洲土著醫學抱有真正的尊重。他致力於抗擊天花，自己差點為此喪生，他妻子的家人也大多死於天花。像馬瑟一樣，他很擔心自己的孩子們在這場新流行病中的命運。

博伊爾斯頓的接種遭到了他的同事們特別是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的強烈反對，因為道格拉斯想研究天花在波士頓人群中的自然發展過程。政府命令博伊爾斯頓停止給病人接種疫苗，公眾輿論把矛頭指向了他和馬瑟。在一篇諷刺性的社論中，道格拉斯聲稱接種是非常危險的，它是一種“減少東部印第安人”的方式——這是一個殘酷的笑話，天花是由白人定居者偶然（有時是故意）引入的，美洲土著已經因此失去了90%～95%的人口。

由於這場公開的爭論，博伊爾斯頓陷入了對人身安全的恐懼中。但他為248名病人接

種了疫苗，並在隔離期間照料他們，終隻有6人死亡，僅占2%。與此同時，天花感染了5889人——超過了當時波士頓人口的一半，844人喪生。這種流行病也在倫敦肆虐，馬瑟和博伊爾斯頓主張在殖民地進行疫苗接種，瑪麗·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也提倡在英國推行這個方法。作為一位大使的妻子，瑪麗夫人曾在土耳其親眼見過這一做法，她公開了自己4歲女兒的疫苗接種情況，並說服她的朋友卡羅琳（Caroline）公主讓兩位皇室公主接種疫苗。

瑪麗夫人的舉措減輕了政府對博伊爾斯頓的壓力，當危機過去後，他被視為醫學英雄，應邀到英國皇家學會演講，並被敦促發表一份相關報告。博伊爾斯頓推測，如果波士頓當局強制接種而不是禁止接種，那麼將有726條生命得到挽救。博伊爾斯頓的比較統計分析結果使他再次成為醫學先驅，即便不是人，他也是首批用這種方式評估醫療干預的人之一。

延伸閱讀

永遠消滅天花

愛德華·詹納被認為是發現天花疫苗的功臣，但他的突破僅僅是長期對抗一種可怕疾病的一次勝利，就像古往今來大多數成功的科學家一樣，他的成果建立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之上。詹納知道接種疫苗這個方法，但因為2%的致死率和接種過程中被感染的風險，所以接種仍然存在爭議。但他注意到，牛痘這種危險性更小的疾病，也讓其幸存者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因此，他在1798年嘗試了一種風險較低的接種方法——用牛痘膿液接種。實驗證明，他接種的病人確實對天花有免疫力，這個過程被稱為“接種疫苗”，源自拉丁語vacca，意為“奶牛”。詹納發表了他的研究結果，終使人們接受了他的相對安全的疫苗。

在接下來的2個世紀裡，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劃和其他策略中斷了古老的天花感染鏈。在20世紀50年代，每年仍有5000人感染天花。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範圍發起了一場全面的免疫運動，1980年，這種疾病被消滅了，這一病毒隻能存活於美國和俄羅斯的實驗室中。那麼，後的天花病毒標本應該銷毀嗎？

皇家天花療法

天花是一種機會均等的災害，富人和窮人有同樣的感染概率，而皇室試圖治愈天花的方式和其他人一樣是錯誤的。以紅色療法為例，法國的查理五世（Charles V）染上天花後，穿上了紅色的衣服；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患上此病後，被裹在一條紅色的毯子裡。然而這有什麼用呢？

由於沒有治愈天花的方法，預防成了好的選擇。國王和其他人一樣，都會盡可能快地離開天花肆虐的城鎮。他們實施隔離措施以防止疾病蔓延，但這些並不總是見效。如果國王家庭中已經有人感染，而且癥狀還不明顯呢？如果有人送了一份被天花病毒污染的禮物呢？

在中國，盡管采取了隔離措施，清軍入關後的首位皇帝順治仍然在1661年死於天花。他的兒子康熙雖然在患病後傷痕累累，但還是活了下來，他當上皇帝的部分原因是他痛苦地獲得了免疫力，並規定皇族成員必須強制接種。據當時的資料描述，給兒童接種有三種措施：將一塊浸有痘膿的棉花放入健康兒童的鼻孔、讓健康兒童吸入干燥的粉狀痘痂、讓健康兒童穿上已感染兒童的衣服。

被感染的毯子與細菌戰

克裡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1492年偶然發現了美洲，到了16世紀，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把致命的疾病——斑疹傷寒、流感、白喉、麻疹，糟糕的是天花，傳染給了沒有天然免疫力的美洲人民。流行病幾乎席卷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導致人口死亡的比例超過了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此後，文明再也沒有恢復過來。起初這可能是偶然的，但後來至少有一些是蓄意的細菌戰，這些事件至今仍被人們銘記。

傑弗裡·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勛爵在1763年批準了分發受病毒污染的毯子，但有證據表明，在他之前也有其他人做了同樣的事情。在整個美洲，一個又一個部落流傳著蓄意感染的故事，通常是通過毯子。印加人說，1493年西班牙人送給他們一個神秘的盒子。

有毒的禮物這一概念由來已久，有毒的鬥篷、襯衫、小盒子和受病毒污染（天花就是一種已知的污染物）的衣服出現在希臘神話、亞瑟王傳說、印度教故事和童話故事中。在印度，有一種接種方法是將健康兒童裹在感染者的毯子裡，希望他們能感染上溫和版本的病毒並存活下來。詹納在羽毛筆中儲存膿液，以備日後使用。如果人類有實施種族滅絕的陰謀，天花就是完美的武器。

16.1828年：切除結石的漫長過程

雖然53歲的斯蒂芬·波拉德（Stephen Pollard）身體仍然硬朗，但他還是得前往倫敦，讓一位著名外科醫生的姪子取出他的膀胱結石。截石術（也叫取石術）可能會導致病人死亡或不育，不過，波拉德已經有了6個孩子，而且當時的技術創新已經讓這一手術的死亡率從大約30%降低至不到10%，病人通常不到3個月就能痊愈。不幸的是，波拉德死於手術。當他的外科醫生因醫療事故被公開指控，他還成了誹謗訴訟的主體。

波拉德當然不是個被結石折磨的人，此前，人們在一具埋前4800年的埃及木乃伊的骨盆中發現了一枚結石。小的礦物質沉積物可以在腎髒中形成，脫落，並在排尿時刮傷尿道內部，這些沉積物一部分能順利通過，另一部分則會導致病人因疼痛而無法靜坐，尿血就是一種不好的征兆。

古人會避免進行手術。在美索不達米亞，醫生的方法是吞下黑色的硝石、鴕鳥的蛋殼、松節油和母驢的性器官來溶解結石。在印度，醫生妙聞會按摩病人的會陰（肛門和尿道周圍的區域）並用摻入藥物的牛奶、酥油（澄清黃油）和堿來治療他們的膀胱。為了防止復發，他還提倡素食。妙聞的方法是有效的：堿可以溶解結石，黃油充當潤滑劑可以使結石滑出，而素食能減少結石的形成。他建議，隻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纔能手術。

《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禁用截石術：“凡患結石者，我不施手術，此則有待於專家為之。”這是什麼意思？內科醫生應該把手術留給外科醫生，是因為外科醫生更有資格嗎？還是隻有聲名狼藉如外科醫生這樣的“專家”纔會墮落到去做切除結石的手術？據說遊醫到了一個小鎮之後會盡可能多地收取手術費用，直到憤怒的死者家屬把他們趕出去。

但也許希波克拉底自己也嘗試過截石術，他曾描寫過自己把手伸進膀胱卻無法“找到那塊石頭”的心碎經歷。波拉德的外科醫生布蘭斯比·庫珀（Bransby Cooper）就是這樣。波拉德被綁住，躺在一群醫學院學生面前，庫珀做了一個切口，用鉗子摸索著，接著用刀擴大開口……他試了一個又一個工具。“他的會陰很深。”他大聲說道，“我的手指夠不到膀胱……噢，天啊！噢，天啊！”波拉德哀求他停下來。一次典型的截石術隻需要不到5分鐘，但庫珀掙扎了近1個小時，然後得意揚揚地把結石取了出來。波拉德“筋疲力盡地躺在床上，但幾小時後又振作起來，還被用了水蛭吸血”，第2天他就死了。

千百年來，結石手術由解剖學家和外科醫生不斷改進。解剖學家兼外科醫生威廉·切澤爾登（William Cheselden）就改進了許多，包括使用一種帶槽的空心棍來引導抓鉗。切澤爾登可以在1分鐘內完成一場截石術，術後存活率很高，但他的發明並非萬無一失。

延伸閱讀

《柳葉刀》：趕走一個不稱職的外科醫生

可憐的布蘭斯比·庫珀，對於外科醫生來說，手術失敗已經夠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一個叫托馬斯·韋克利（Thomas Wakley）的激進的討厭鬼還在一旁看著。韋克利曾接受過外科醫生的培訓，但與一群激進的記者和政治家結交後，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1823年，他創辦了《柳葉刀》（The Lancet），這本周刊致力於抨擊醫療機構的所有弱點，倡導循證醫學13。早在互聯網出現之前，韋克利就對醫生們的表現進行了評估。《柳葉刀》的每一期都刊載了來自不同醫院的著名手術。他對波拉德案的報道轟動一時，以致庫珀以誹謗罪起訴了他並要求2000英鎊的賠償。事實顯而易見，手術真的持續了55分鐘，病人也真的離世了——他的會陰並不深，並且無論庫珀是否承認他的地位是由於裙帶關繫，他的確是治療喬治國王（King George）頭皮的外科醫生的姪子。陪審團裁定庫珀勝訴，但損害賠償隻有100英鎊。韋克利支付了400英鎊的律師費，把辯護基金剩下的錢捐給了波拉德的遺孀和孩子們，並繼續監督醫療行業。

體外衝擊波碎石術：一種微創解決方案？

20世紀後期，腎結石患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雖然患者無須再經受無麻醉的痛苦，但我們仍然應該避免進行手術，可以轉而采用20世紀80年代發明的體外衝擊波碎石術（ESWL）。脈衝從體外的能量源發出，通過患者的軟組織將結石粉碎。這似乎是一切問題的答案。在希臘語中，lithotripsy（碎石術）一詞意味著“粉碎石頭”，如果結石能被打碎，從而更容易通過尿道排出，就不需要手術了。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也出現了。例如，ESWL可能會在尿道中留下結石碎片。大多數患者沒有任何並發癥，但約1/5的患者在殘留碎石的部位會出現新的結石，因此定期復查非常重要。如果ESWL失敗，則更難采用經皮腎鏡技術（PCNL，一種通過皮膚穿刺去除腎結石的手術）治療患者。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切除結石可能比其他方法更安全、更有效。

17.

手術會讓人疼痛，如果沒有有效的疼痛控制手段，病人可能連極小的手術都想避免。終，當他們必須手術時，會被壯漢們按在手術臺上。試問，當看到外科醫生手中的刀，誰能忍住不害怕到跳起來呢？醫學院的學生大多聽說過這樣的故事，一些病人掙脫了控制，抓起刀子，攻擊他們的外科醫生，然後流著血逃離了手術室。

當然，醫生們總是試圖減輕病人的疼痛。古埃及人會通過壓迫動脈引起暫時性麻木，尤其是四肢。希臘人和羅馬人則會把風茄（曼德拉草）、顛茄和類似的藥物浸泡在酒裡。在中世紀，人們會把一種用鴉片和某些能減緩心率的藥物浸泡過的催眠海綿放在病人的鼻孔裡，這種方法有時會奏效，有時則會導致病人死亡。帕拉塞爾蘇斯曾使用浸泡過鴉片的藥酒，這成了之後300年間的標準麻醉方法。

但外科醫生仍然必須快速手術。英國外科醫生羅伯特·李斯頓（Robert Liston）被稱為“倫敦西區快的刀”，他可以在3分鐘內截下一條腿，但如此快的速度卻要以精準度為代價。有一次，他把一個助手的手指連同病人的腿一起砍掉了，因為手術太過血腥，一名圍觀者受驚嚇而死，術後，這位病人不幸身亡，他的助手也死於壞疽。

19世紀出現了新的可能性。1772年，約瑟夫·普裡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首次合成了一氧化二氮（笑氣）；1799年，漢弗萊·戴維（Humphry Davy）爵士將這一氣體介紹給了英國公眾。這是一種多麼棒的氣體啊！雖然戴維認為笑氣或許可以減輕手術的痛苦，但它初是作為一種娛樂性藥物被發現的。人們做了多場演示，邀請志願者上臺吸入這種氣體，並在公共場合做出愚蠢的行為。和“乙醚狂歡”聚會一樣，笑氣派對也變得流行起來。

在康涅狄格州舉行的一次笑氣演示中，牙醫霍勒斯·韋爾斯（Horace Wells）看到一個志願者被家具割破了脛部，他自己卻沒有感覺。第二天，韋爾斯自己試著吸入笑氣，然後撥牙。實驗成功了，於是，無痛牙科成了他的一個特色7。1845年，他在麻省總醫院做了一次示範，病人在手術過程中卻仍在呻吟，觀眾對著韋爾斯大喊：“騙子！”

但是麻醉術的發明是不可避免的。1846年，牙科醫生威廉·莫頓（William Morton）和化學家查爾斯·傑克遜（Charles Jackson）發表了他們在手術中成功使用乙醚的文章。1847年，詹姆斯·揚·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在分娩手術中使用了氯仿進行麻醉。但是這一點仍然存在爭議——雖然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在生產第8胎時也用了氯仿麻醉。但截至1863年，至少有123人因這一方法死亡。

因麻醉死亡的一個原因可能是衛生條件差，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劑量過大。在當時的費城，托馬斯·米特（Thomas Mütter）就一直在努力控制使用乙醚的濃度，劑量甚至會受溫度的影響。1854年，他的學生愛德華·魯賓遜·斯奎布（Edward Robinson Squibb）完善了一種能“用蒸汽均勻輸送乙醚”的裝置，接著又設計出了一個“乙醚面罩”來防止醫生意外吸入。

可吸入或注射的麻醉劑能改變手術。由於手術壓力小，外科醫生能做的不僅僅是截肢和去除外部贅生物。今天，麻醉師是外科手術團隊的重要成員，復雜的手術可能持續數小時。隻有在研發了可靠的麻醉劑之後，腦外科手術、器官移植和其他能挽救生命的手術纔成為可能。

延伸閱讀

迷幻蘑菇

笑氣並不是人們發現的對神經繫統產生影響的個物質。世界各地的人們都發現過一些類似的物質（通常是植物），可以改變他們的情緒和對現實的感知。例如，蘑菇不僅因能治愈疾病而知名，還能改變人們的意識狀態，既能讓人鎮靜（因靈芝有鎮靜效果，中醫認為其十分珍貴），也能讓人興奮。

許多文化都會將神聖的蘑菇用作宗教致幻劑（entheogen）——在英語中，這個詞指一種“產生內在的神性”的物質。前4500年，埃及人就在牆壁和像形文字中描繪了蘑菇和其他真菌，還把廟宇的柱子建成巨大的蘑菇形狀。在16世紀的墨西哥，西班牙殖民者試圖根除納瓦特爾文化的宗教和療養儀式中將蘑菇用作宗教致幻劑的用法，但在遙遠的墨西哥高原上，諸多儀式和薩滿教活動中仍在使用蘑菇。20世紀50年代，蒂莫西·利裡（Timothy Leary）和理查德·阿爾珀特（Richard Alpert）曾用含有裸蓋菇素（此物質能讓人改變意識狀態）的蘑菇做實驗。兩人因此失去了哈佛的教職，結果卻成了反主流文化的英雄。此後，裸蓋菇素被認定為非法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