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賣點

1.“列文森中國研究著作獎”獲獎圖書，長銷30年的經典之作，周錫瑞、懷默霆、周黎安重點評介，《美國社會學學刊》《開放時代》等發文評論，“實踐社會科學”繫列008號圖書。

2.費正清獎和列文森獎得主、“超級教授”黃宗智扛鼎之作，認識中國小農經濟、當代中國發展和明清以來中國史的經典著作。

3.探討了一繫列影響中國歷史進程與如何認識中國的關鍵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商品經濟遠較華北活躍的江南沒有實現向資本主義的跨越？為什麼江南的小農家庭生產具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為什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鄉村能夠取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發展？基於西方經驗的各種社會科學“規範認識”有哪些局限？

4.發展和完善了“農業內卷化”這一核心觀點，揭示了江南小農家庭從明清到改革開放前“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內在機理，以及改革開放後的“去內卷化”發展，既澄清了之前的歷史，也照亮了現代。

5.獨特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宏觀和微觀相結合。全書以有實地調查資料的8個村莊和作者實地調查的6個自然村為考察對像，以明清至20世紀80年代為考察時段，從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兩方面進行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中觀研究，既是一部經濟史，也是一部社會史。

6.基於豐富詳實的史料，對中國小農經濟做了兼具深度和廣度的研究。全書深度利用滿鐵資料，繫統運用傳世文獻和實地調查所得資料，由經濟領域進入社會政治領域，指出江南在改革開放前的農業內卷化和社會分化現像，以及改革開放後一定程度的“去內卷化”發展。

7.全新再版，精心校訂，作者新增長篇《合序》作為導讀。

編輯推薦

    憑借《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黃宗智先生斬獲了1985年的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七年之後，黃宗智先生又以《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書榮獲1992年的“列文森中國研究著作獎”。黃宗智先生這兩本主題密切相關的研究中國農業史和鄉村經濟的著作甫一出版就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景遷、羅威廉、周錫瑞、懷默霆等著名學者先後撰文評介，《美國社會學學刊》《紐約書評雜志》《亞洲史研究》等期刊先後發表評論文章。時至今日，黃宗智先生這兩本書的影響力依然持久不衰。對於每一個想了解前現代中國歷史，以及對當今中國農村變革和經濟發展感興趣的讀者，黃老師的這兩本書都是非常好的入門之選。

新版合序

中文版序

章 導論

編 1949年以前

第二章 長江三角洲的生態繫統

第三章 商品化與家庭生產

第四章 商品化與經營式農業

第五章 商品化與內卷型增長

第六章 農民與市場

第七章 帝國主義、城市發展與農村內卷化

第八章 兩種類型的村社

第二編 1949年以後

第九章 舊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造

第十章 集體、家庭與副業生產

第十一章 農業的增長與發展

第十二章 鄉村工業化

第十三章 鄉村發展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對立

第十四章 半農半工的村莊

第三編 結語

第十五章 一個總結

第十六章 幾點思考

附錄

引用資料

約談村民

引用書刊目錄

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

——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像

索引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新版合序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與《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這兩本書分別在1986年和199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迄今已快四十年了。出版之後一再重版，此版已是第五次在國內出版。為此，我覺得有必要寫篇新序來回顧兩本書的寫作過程和主要內容。

中西方學術的異同

在寫作兩書的1980年代，我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針鋒相對的中英文學術界的兩大主流理論。一是當時仍然屬於中方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分析，主要強調生產關繫，以地主相對佃農、富農相對雇農兩條生產關繫軸線為主的理論。另外則是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經濟學的論析，拒絕生產關繫(階級剝削)的論點，聚焦於人口、市場、資本、技術和生產率等的論析。

兩者雖然如此針鋒相對，但也有一定的、意外的共同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雖然是從社會主義的革命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同時也堅決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作先進的、優越於封建主義的方式。因此，中國學界提出了比較獨特的“資本主義萌芽”理論建構，將帝國晚期的雇傭關繫視作比封建主義租佃關繫先進的萌芽中的資本主義方式。眾多學者花費了大量的勞動來試圖論證這個被認作現代型的發展趨勢。

弔詭的是，西方的學術思路在這方面其實和中國的“萌芽”思路比較偶然地相似，同樣傾向要在中國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發現西方式的現代資本主義和市場發展傾向，為的是證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乃是普適的，不僅適用於西方，更適用於全球，包括中國。我們可以將其稱作西方的“現代化主義”模式。

固然，以上指出的傾向僅是“主流”意見。即便在改革前的中國，在資本主義萌芽理論中，也有偏重生產關繫和偏重生產力的不同意見——譬如，當年特別優秀的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兩位領軍人物李文治和吳承明便是如此。還有過分強調和不那麼強調“萌芽”論的流派，也有許多說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實經驗主義研究的學者。我在兩書中，都連帶討論和考慮了這些不同派別。

同時，在西方(以及日本學術界)當然也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那麼簡單。我的兩本書討論了諸多不同的支流意見。譬如，源自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的眾多不同意見，包括對階級關繫中的“潛在剩餘”的獨特論析。在日本，除了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還有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關於村莊社區共同體的論點。

但是，中西雙方的主流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點和意外的共同點，還是比較清晰的。讀者可以據此來認識當時的學術環境，不要被瑣碎的細節混淆了雙方不同的主要傾向和交搭，這是認識我這兩本專著的核心問題和基本思路。

兩本專著的經驗基礎

如今回顧起來，我的兩本專著與之前學術成果主要的不同首先是在經驗層面的依據。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後，雙方都開始探索建立諸多方面的新交流，包括學術。美方成立了名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CSCPRC)的組織，並在1979年開始通過公開競爭選派學者前往中國做學術研究。

機緣巧合，我成為先被選的學者之一，並於1980年全年在中國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閱國內已經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題本”命案，從中挖掘(比較有限的)與經濟史相關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發現了順天府寶坻縣的地方政府檔案。後者纔真正成為《華北》一書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同時，我還有幸獲得進入順義縣沙井村的機會，對“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在1930年代後期到1940年代初期非常繫統詳盡地調查過的這個村莊進行重訪，做跟蹤調查，並與多位關鍵村民長談。之後，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縣華陽橋的四個(同樣是滿鐵特別集中調查的)小自然村進行詳細和繫統的跟蹤調查。另外，我還獲準進入華北和江南多個地方政府檔案館搜集相關檔案。(之後，我在1990、1991、1993年又三次進入滿鐵調查過的這些村莊集中研究其社區正義體繫，並繼續在地方檔案館搜集訴訟案件檔案。後兩者成為我之後關於法律史研究的兩卷本的主要材料依據。)這些是19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學者都不可能有的研究條件。

翔實精準的滿鐵資料與跟蹤調查，加上地方檔案，成為我寫作《華北》和《長江》兩書比較獨特的研究資源，其給予了本領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詳細材料。讀者將會在書中看到眾多深入到一個個自然村和一家一戶的，以及個別人的豐富、詳盡的材料。這是這兩本書的主要特點之一。

規模化資本主義農業模式之不適用於中國

另外則是我在問題意識上具有比較獨特的背景和視野。長期以來，我一直經受著跨越雙重文化和雙重意識形態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拉鋸及鬥爭。我的父親是1911辛亥年庚子賠款的留學生(是年排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深深認同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思想和傳統。我的導師蕭公權先生也同樣如此。而我的母親則是來自無錫農村耕讀世家的閨秀，不懂英文(但寫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義的“雙重文化人”。

我在學術方面的初始研究是(在父親和導師的雙重影響下)梁啟超的自由主義思想，但後來發現，自己對那樣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層的感情和理智層面的動力。之後，僅僅為了保留自己的教學職位，為了通過加州大學的終身權考核，方纔勉強地“完成”了算是自己的本專著《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1972)。

其後，我逐步發現自己內心關心的問題乃是相對父親和母親、美國和中國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層矛盾，認識到自己需要做的，是通過扎實的研究來解答、解決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歲那年，我抽出了兩年時間來找尋能夠解答心中深層問題的研究材料，發現了之前較少被使用的滿鐵所做的大量繫統、翔實、精準、可靠的材料。之後，伴隨中美學術交流的開放，纔有機會重訪、調查、核實、延伸那些材料，想憑借深入的經驗調查來解決長期以來的為深層的一繫列疑問，借此來處理自己心中至為緊迫的關於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美國和中國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層問題。其結果便是這兩本書。

《華北》得出的結論首先是，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各有是處，都有助於我們認識、理解中國農村社會和經濟的一些重要方面。雇工3人及以上，並且超過100畝規模的“經營式農場”乃是當時富裕和成功的農戶，中農則多是小規模的自耕農，而貧農則既有租佃土地的(雖然占比較低)，但更多的是農忙要外出打短工的農民。這些基本社會經濟實際都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和生產關繫直接相關。

《華北》上半部分主要探索了當時比較突出的經營式農場，將其與小規模的家庭農場仔細對比。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它們在資本投入(如肥料、用水、用牲畜等)、技術、畝產量等各方面都與小規模農場並無顯著的不同。兩者間主要的差別在於，經營式農場由於是雇工經營的，能夠做到比小農場更適度的勞動力配置：前者勞均種植20—25畝，後者則是15畝以下。這是這兩種農場間突出的不同。

為什麼會如此？我借助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之外的實質主義理論，發現其中的關鍵在於小農家庭的特殊組織邏輯。小農家庭的家庭勞動力是給定的；婦女、老人，乃至於小孩的輔助性勞動力基本談不上什麼“機會成本”，不像男勞動力那樣可以外出打短工。在人口(相對過剩)與土地(相對稀缺)的壓力下，那樣的生產單位會盡可能將畝均勞動投入化，借此來盡可能提高產量，即便其勞動邊際報酬嚴重遞減也隻能如此。而經營式農場，由於其勞動力主要是雇傭的，可以適當調整，則不會如此。因此，小農場常會種植更高比例的(特別勞動密集的)棉花，冒更大的市場風險，來盡可能提高自己土地不足的農場的收入。但同時，貧農，由於農忙時要靠打短工來補充自家土地收入的不足，則有時又不可能在自家土地上投入必需的勞動。

同時，經營式農場規模一般不超過200畝。這主要是因為超過那樣的規模，農場主本人便不再能夠親自帶領和監督勞動，勞動成本會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達到那樣的規模之後，他會有更多機會選擇報酬更高的經商或入仕的途徑，其報酬會遠遠高於務農。

在華北，上述兩種不同性質農場的共存與拉鋸，組成了華北農村基本的社會經濟狀態。經營式農場占到大約10%的土地，其餘都是小規模家庭農場。

如此，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說不上是什麼資本主義型的突破性生產方式或新的“發展”模式；同時，使用自家勞動力的小農家庭農場明顯具有更頑強的生命力，即便有的要靠租佃土地，但也不見得就是簡單的落後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

在此之後，我轉入《長江》一書寫作的調查研究，則更驚訝地發現，在這個市場經濟更發達的地區，華北那樣的經營式農場居然會被小農家庭的特殊經濟邏輯所完全淘汰掉。它們從明清之際以來逐步衰落，到十九、二十世紀已經完全絕跡。這就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和“理性”“(資本主義性)農場主”理論的預期完全相悖，展示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邏輯。

深究之後，我更清晰明確地發現，小農戶由於其組織特點，能夠承受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單位所不可能承受的人地壓力。它能夠借助家庭的輔助勞動力來進行雇工所不可能肩負的、低於基本生存回報的輔助性生產活動，借此在小塊土地上維持生存，並支撐更高度的商品化。其中，長江三角洲主要的乃是棉花—紗—布和桑—蠶—絲的生產。它們按畝投入的勞動日總量分別達到水稻的18倍和9倍，但收入纔3到4倍。正是那樣的“內卷”(或“內卷化”)的經營方式，亦可稱作“沒有(單位勞動報酬)發展的(總生產量的)增長”，使其能夠在長江三角洲長期維持，並且完全消滅了學術理論中多以為是更先進、更優越的類似資本主義單位的“經營式農場”。

這就確證了《華北》已經得出的關於“經營式農場”的基本結論：其經營方式與小農經濟的根本不同不在其“發展”方面的“先進”性，不在於更多的資本投入或先進的技術，以及更高的畝產量，也不在於其更高度的商品生產，而實際上在於一個簡單的組織邏輯——由於是雇工經營，它們可以根據需要而雇工，借此達到比小農戶更合理的勞動力配置，免去自身生產單位“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達到更高效率的勞動力使用。而小農戶則由於其家庭勞動力是給定的而不能“解雇”家庭的勞動力，終隻能走上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力的“內卷”道路。由於其畝產所得要高於經營式農場，長期下來經營式農場就被完全消滅了。

在這樣的經驗實際下，我們顯然完全談不上通過資本主義式的雇傭經營而達到更高生產率的“先進”生產單位，並期待其將終取代小農經濟。這就證偽了“資本主義萌芽”論的預期，也證偽了資本主義必將取代封建主義的西方現代主義預期。

也就是說，《華北》和《長江》兩書共同證明的是，無論是形式主義經濟學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都不足以認識和理解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農經濟的頑強生命力,也不足以認識所謂的資本主義經營模式的實際。倒是實質主義的第三理論傳統洞察到了小農經濟的基本特色。

過去如此，今天實際上仍然基本如此。小農經濟過去依賴的是結合耕作與家庭副業兩柄拐杖來支撐，今天依賴的則是結合耕作與外出傭工、做買賣等非農就業。兩種結合同樣具有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其不同僅在通過非農就業而逐步減輕了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內卷化”壓力。

貧農經濟的形成

《華北》的第二個主要論點是，突出“貧農經濟”和“貧農社區”的形成過程。土地貧瘠和人地壓力是當時為現實的兩個基本因素。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促使眾多之前較普遍的以中農為主的農村緊密社區的解體。在生產關繫方面，租佃關繫和雇傭關繫都在遞增。並且，不再帶有原有的親鄰間的道義約束和禮儀；部分具有穩定和緊密人際關繫的社區越來越多地成為松散的、沒有人情可言的村莊；由社區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來承擔領導責任的傳統逐步衰落，到戰亂時期越來越多的“惡霸”型的流氓或逐利型的小人來充當村長，魚肉村民；越來越多的中農淪為自家土地不足、必須依賴打短工來維持生計的“貧農”。同時，國家的臨時攤派日益繁重和苛刻。無論在“階級關繫”層面上，還是村民與國家政權的關繫上，矛盾都比較突出。這是一個相對其他地區更可能響應中國革命號召的地區。

長江三角洲則不一樣。其土地相對肥沃高產，生態相對穩定，生活相對“富裕”。長江三角洲的“佃農”所占比例雖然要比華北高好幾倍，但實際上村民擁有長期穩定租種的土地的“田面權”，擁有“田底權”的地主則主要居住在城鎮。在城鎮中田底交易雖然頻繁，但並不影響在農村的穩定的“田面”耕作。由於土地總產較高，田面地租顯得相對並不十分苛刻，“階級矛盾”並不同樣顯著，佃種田面的小農較像華北的自耕中農。而且，由於那樣的土地關繫，田賦基本都由擁有“田底權”的居住在城鎮的不在村地主來交付，村民相對而言較少與國家打交道，也較少感受到民國時期華北那樣日益苛刻的新型攤派。長江三角洲的村民與國家間的矛盾並不突出。因此，其農村無論在階級關繫還是與國家政權關繫中，矛盾都沒有像華北那麼顯著。

兩地相比，我們都不能用簡單的“生產關繫”或發展還是欠發展的框架，以及“先進”或落後的框架來認識和理解中國的小農經濟，一定要用更寬闊多維的視角來認識：不僅僅是納入階級關繫的因素，當然更不是簡單地將租佃和雇傭關繫視作一方落後一方先進的不同；也不可僅憑“市場經濟”、資本和“前現代”相對“現代”發展的劃分來認識；我們更需要考慮到農戶家庭的特殊性、生存和生態的關鍵性、村莊社區組織等因素，國家與這些因素的關繫，以及歷史偶然性等一繫列不同的維度。否則，便不可能真正認識兩地在革命前的社會經濟實態。

突出和重要的一點是，在相對更高度商品化和富裕的長江三角洲，依據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式規模化經營式農場，居然會在明清更替之後逐步走向消失，完全被小農家庭農場所取代。僅憑此點，我們便可以清楚知道為何無論是中國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還是西方資本主義(規模化農場)的現代主義發展論，都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其答案要通過中國小農經濟自身的特點來認識和理解。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演變

《長江》與《華北》主要的不同是，《長江》的後半部分將此地區的鄉村社會經濟史一直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後的1980年代，而不是像《華北》那樣基本終止於1949年。而《長江》的後半部分主要的發現乃是，革命前的“內卷”型耕作——農業的演變主要不在勞均產出的提高，而在依賴更多的“內卷型”勞動力(主要是家庭的輔助勞動力)投入，來將畝均產量和產值提高的變遷——仍然非常關鍵。

集體農業意外地和之前的家庭農業具有一些關鍵的共同之處。主要是，其勞動力是給定的。在這方面，集體實際上等於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它無法裁員。而且，集體下的工分制促使對婦女勞動力更完全地動員和使用，這方面比內卷型的小農經濟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和小農家庭一樣，生產隊和大隊集體關心的是總產出，不是勞均報酬。它們帶有盡一切可能提高總產出的強烈動力，不會太多考慮到伴隨更多勞動投入而來的勞均報酬的遞減或停滯。正因為如此，在集體制下，農業內卷的程度比過去更高、更強烈。突出的實例是1965年之後被廣泛推廣的“雙季稻”的種植。多加一茬水稻固然提高了單位土地的總產，但卻是以單位勞動和土地邊際報酬隻可能嚴重減低的代價換來的。即便是新納入的機械化，它所起的作用也不是農業的去勞動密集化，而主要是使其在早晚稻兩茬交接的緊迫的時間段中完成必要的耕地工作，使添加一茬的進一步勞動密集化成為可能。在國家的領導下，配合集體組織，固然在技術、水利、整田、良種等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改進，但並不足以改變農業內卷化的基本趨勢。在集體制下的二十年，單位土地的總勞動投入直線上升，總產是提高了，但單位工分值一直沒有顯著的提高。實際上，總體上與之前長期以來的“有(總產量的)增長、無(單位勞動產出的)發展”的內卷化趨勢基本一致。農村農民依然貧窮，城鄉差別依然顯著。

農業長期以來的內卷化意味中國農業必須摸索出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我之後關於農業的《超越左右：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展出路》《中國的新型小農經濟：實踐與理論》兩書中探討的主要問題便是：中國怎樣纔可能做到既是必然(由於中國的基本國情)的勞動密集，又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即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和產值的提高？

固然，這裡我們要考慮到，城鎮化和中國非農經濟的大規模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國的勞均耕地面積仍然纔7畝，戶均纔10畝，內卷化農業依舊，實在不可與美國平均2700畝的所謂“家庭農場”相提並論。東南沿海和城郊農村除外，中國的農村和農業的主體，說到底仍然是極小規模的家庭農場。

我提議，除了行將城鎮化的東南沿海和市郊農村，我們必須接納給定的“小農經濟”將不可避免地較長期延續的現實，在這樣的前提下探尋出路，而不是堅決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大農場。

如今，那樣的出路突出的實例乃是近三四十年來發展的新型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農場、小農業，其勞動力來自小農家庭，其資本則來自大規模外出打工後的非農收入，與規模化的西方式資本主義農場截然不同。也就是說，中國農村的出路在較長的時期內，仍然不是以資本主義大農場來取代小農經濟，而是在借助小農經濟的特殊組織邏輯和頑強生命力來推進其高附加值“新農業”的發展——如1、3、5畝地的拱棚蔬菜、幾畝地的果園、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農場。那樣的農業在2010年實際上便已經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耕地面積的1/3。它們是使中國人的食物結構(糧食∶蔬菜∶肉食)從原先的8∶1∶1比例轉變為如今的4∶3∶3的關鍵基礎。中國農業未來的出路在於，為新農業的小農經濟建造迄今仍然欠缺的新型的、類似於東亞(日本、韓國)基於小農社區合作社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的優良基礎設施服務，進一步推進城鄉間真正對等互利的貿易，做大兩者相互推進的發展，而不是長久地陷於三大差別狀態。

這是現代中國農業史為我們說明的主要的現實和邏輯。近幾年，尤其是2018年制訂《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來，相關問題已經得到了國家的重視。盡管之前對規模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迷信仍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即便在農政決策者和學術界中，仍然有不少人堅持將小農經濟視作落後的、必須消除的負擔。但是，今後國家應當能夠更自信地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現代化發展道路。這纔是兩書主要結論的含義。

                                                      黃宗智

2022年7月

——摘自《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

本書主張中國農村的演變邏輯，既不同於斯密也不同於馬克思那些基於英格蘭經驗的理論。針對農業內卷和農業生產家庭化的過程，此書提出了一種原創性的分析方式。黃宗智在書中運用了一種突破性的研究方法，他把六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和詳細的現代實地調查結合起來。黃宗智清晰地表明，他的這種跨越1949年分界的研究，能夠帶來豐富的成果；這種研究既澄清了之前的歷史，也照亮了現代。這是對跨國視域下的家庭史和社會經濟演變的重要貢獻。

——[美]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列文森中國研究著作獎”評語

這是一本復雜但很有見地的研究著作。把它和作者的華北研究放在一起研讀，是非常有益的。從今以後，與研究中國鄉村歷史的學者一樣，研究現代中國農業體繫的學者同樣也必須直面黃宗智的研究和見解。

——[美]懷默霆（Martin k. Whyte） 《美國社會學學刊》

    通過研讀黃宗智的著述並結合自己的研究體會，我認為，一個認知中國的好理論一定能夠穿透歷史與現實，連接理論與經驗，超越左與右，融合東西方。我們的學術探索一定是基於實踐的認知，基於實證和經驗的探索，在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同時，特別需要甄別西方理論所隱含的假定條件，尤其是那些與西方獨特經驗“綁定”的隱含假設，警覺這些理論所蘊含的價值指向和規範假定。作為更高的目標，我們應該尋求能夠結合東西方經驗的更為一致化的理論建構

——周黎安 《開放時代》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是費正清獎、列文森獎得主黃宗智先生的扛鼎之作。全書基於滿鐵資料等大量史料與作者實地調研所得資料，對明清以來江南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的特點做了深入考察，探討了一繫列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關鍵問題。以下是該書導論部分。

——編者按

《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導論

在1350年至1950年長達6個世紀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發展過程中，以及在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集體化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先進地區長江三角洲的小農農業長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隻有到了20世紀80年代，質的發展纔真正在長江三角洲農村出現，並使農民的收入相當程度地超過了維持生存的水平。本書旨在探討長江三角洲農民糊口農業長期延續的過程和原因，及其變化的過程和原因。我將著重分析農民的生活狀況，而不是整個經濟的毛收入或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重點在於揭示一個特定地域和社會階層的發展與不發展，對中國歷史總體，以及對農民社會和經濟的各派學術理論的意義。

經典理論：斯密和馬克思

亞當·斯密(1723—1790)和卡爾·馬克思(1818—1883)盡管有著明顯的分歧，卻共同認為商品化會改造小農經濟。當然，斯密沒有用“小農經濟”這個詞，但毫無疑問他認為前資本主義農業是停滯和落後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強行抑制了自由貿易(斯密，1976\\[1775—1776\\]，特別是Ⅰ：401—419，Ⅱ：182—209)。斯密認為，自由的市場競爭和個人致富的追求會導致勞動分工、資本積累、社會變革，乃至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馬克思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商品經濟的興起會促進資本時代的來臨。

馬克思進而把小農農業等同於小生產，把資本主義等同於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商品經濟的發展會伴隨著以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者與他們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為對立雙方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繫”。即使斯密沒有這樣去關注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繫，但他在相當程度上持有同樣的觀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會導致資本“改進”和規模經濟(斯密，1976\\[1775—1776\\]，第1卷：特別是第7—16頁)。雖然斯密曾指出小所有者是具有高度進取心的耕作者(第441頁)，但他的論點並不是小規模農作會比大規模農作更有效率，而是自耕農作會比佃耕農作更具剌激性(第418頁)。

當然，斯密和馬克思的共識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英國的經驗。小農農場隨著商品化而讓位於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資本主義農場，這畢竟是英國圈地運動和18世紀農業革命的實際經歷。隨之而來的是城鎮中“原始工業”和工業的興起。斯密和馬克思的共識於是在實證之上逐漸成了人們心目中的一個規範認識，似乎到了不可置疑的地步。

甚至俄國和中國的革命也從同樣的認識出發。列寧直接引用馬克思的說法，力主革命前俄國的商品經濟與農民正向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和農村無產者兩極分化同步發展。在列寧看來，無論在俄國，還是在英國，小農經濟隻能是停滯的和前商品化的經濟，而商品化隻能帶來資本主義發展和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分化(列寧，1956\\[1907\\])。他的繼任者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化是避免資本主義的社會弊病，同時使小農經濟實現現代化的辦法。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能夠解決資本主義分化的問題，而集體化農業能夠把農民的小生產轉化為高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經營。

毛澤東接受了相同的公式和選擇。社會主義的集體化被視作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外的途徑，而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外的其他鄉村發展途徑的可能性不加認真地考慮；同時，也沒有考慮糊口農業會在商品化或集體化之下持續的可能(毛澤東，1955a，b)。

中國的學術研究

毛時代中國的學術研究為上述的經典模式所支配。“封建經濟”等同於前商品化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等同於商品化的大生產。這一模式特殊的中國式結合體是“資本主義萌芽”概念。據這一分析，“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發生差不多與近代早期的英國和歐洲大陸同時，若不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打斷了這一進程，中國也會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據此，中國歷史被納入了斯大林主義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交替演進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另一可能的說法是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發展，但這觸犯了多數人的愛國感情。)

在上述主要的理論信條下，解放後中國農村史研究的代學者首先關注明清的商業發展，開展了鋻定主要貿易商品及對其做量性估計的出色研究，尤其重在研究那些長途貿易和城鄉貿易的商品，以此考察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把它等同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始於20世紀5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終於開始發表。吳承明1985是關於清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傑出研究。

解放後代的其他學者努力尋找經典模式預言的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繫的興起。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官方政治理論中，生產關繫被認為是馬克思提出的人類歷史上一對主要矛盾(“生產關繫”與“生產力”)中的決定性方面。它設想，要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封建”關繫能被證實讓位於勞資間的資本主義關繫，便可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出現的無可辯駁的證據。出自這一分析框架，學界對明清雇傭關繫的發生整理出了很多實證研究成果(中國人民大學，1967；南京大學，1980)。李文治等1983是關於農村雇傭關繫擴展秀的學術成果。

在改革的20世紀80年代，研究的重點轉向“生產力”的發展，反映了新的政治理論偏重生產力，認為生產力纔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新一代學者開始尋找伴隨著商品化而來的生產率提高的證據。隨著蔓延著的對集體化農業的非議，他們回到他們所能想到的替代途徑：市場和資本主義。如果明清時期的商品化真帶來了農業發展，那麼今日的農村也應采用同樣的做法。這一新的學術傾向的突出代表甚至爭辯說，清代長江三角洲總體上的經濟發展超過了“近代早期”的英國(李伯重，1985a，b；1984)。

關於清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中國學術研究在美國學術界得到了呼應。美國新斯密學派日益普遍的設想之一堅持認為，伴隨著清代市場擴展而來的變遷應視作“近代早期”的發展，相當於16—19世紀英國和西歐的發展階段。這一觀點把中國並入一個通用的現代化模式，而把清史作為中國的“近代早期”史。本書寫作時，關於清代是中國“近代早期”的觀點尚未有人繫統說明，主要含蓄地反映在一些著作中，尤其是羅威廉(Rowe，1984)。這個觀點和中國新學術的分歧在於兩者對帝國主義的認識。“近代早期”觀點很容易導致認為帝國主義刺激了進一步商品化和發展(“現代化”)(如Faure，1989；Rawski，1989)。這樣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觀點當然不能為大多數愛國的中國學者所接受。

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有許多值得贊許之處。在我看來，它的成功之處在於無可懷疑地證實了1350—1850年間長江三角洲在圍繞著本書所稱的“棉花革命”的過程中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商品化。它也考證了清代社會生產關繫的相當大的變化。清代中國城市、工農業中雇傭勞動增長的事實已經沒有疑問了。

然而新的研究未能證實單位勞動力的生產率和收入有所改進。盡管明清時期出現了蓬勃的商品化，但處於糊口水平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一直持續到解放前夕。如同我在別處指出的，華北平原18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隨著商品化而出現的經營式農場僅在使用雇傭勞動上類似於資本主義企業，它們明顯地無法在生產率上有任何真正的進展，無論是通過規模經濟、增加投資，還是改進技術(黃宗智，1986)。長江三角洲也是這樣，僅敷糊口的農業持續著，勞動生產率沒有顯著的改進。到20世紀，那裡的小農農業生產實際上排擠、消滅了明末以前相當流行的大規模雇傭勞動生產。

簡單的事實是，斯密和馬克思從英國經驗中做出的預言未在中國發生，也未在第三世界的多數地方發生。糊口水平的家庭農作非但在隨著帝國主義時代和形成統一的“世界經濟”而來的蓬勃的商品化過程中頑強持續，而且它至今仍存在於世界的許多地方。即使在歐洲大陸，尤其在法國，小規模的小農生產也遠比在英國持續得長久(Brenner，1982)。

我們需要把商品化與質變性發展區分開來。長江三角洲的歷史記載表明，小農經濟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條件下持續。易言之，小農生產能夠支撐非常高水平的市場擴張。商品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發展的經典認識明顯是不對的。

兩個現代派別：恰亞諾夫和舒爾茨

當代小農經濟理論的兩大主要學派是以A.V.恰亞諾夫(A.V.Chayanov，1888—1939)和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1902年生)為代表的。兩個學派都承認現代市場經濟下小農經濟可能持續的事實，從而區別於斯密和馬克思。問題是，如何和為何，以及如果隻是商品化不能導致質變，那麼小農經濟怎樣纔能轉化呢？

與馬克思、列寧以及斯密相反，恰亞諾夫認為即便是在國民經濟商品化的過程中，小農的行為仍然不同於資產者。他指出，小農家庭農場在兩個主要方面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它依靠自身勞動力而不是雇傭勞動力，它的產品主要滿足家庭自身的消費而不是在市場上追求利潤。因為它不雇傭勞動力，因此難以核算其工資與收益；因為它的投入(家庭全年的勞動力和資金投入)與產出(全年總收獲)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無法衡量其單位生產成本與收益。它對化的追求采取了在滿足消費需要和勞動辛苦程度之間實現平衡，而不是在利潤和成本。恰亞諾夫把家庭勞動力使用的終結強度稱為“小農勞動力的自我剝削程度”(第72頁)，這一有點不幸的用詞引起很多誤解：“剝削”一詞使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不約而同地聯想到“榨取”勞動力的“剩餘價值”，這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中關於“剝削”的含義。恰亞諾夫本人並無此意(第72—89頁)。無論如何，一個家庭榨取自身勞動力的剩餘價值是說不通的。因而，恰亞諾夫堅持說“小農經濟”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體繫，遵循著自身的邏輯和原則(Chayanov，1986\\[1925\\]：特別是第1—28、70—89頁)。

這樣的經濟按照一個個家庭的人口周期而分化，不按列寧想像的通往資本主義的模式分化。恰亞諾夫以俄國的小農經濟為例證指出，社會的分化並非來自商品化所帶來的農民分化成富農和農村無產者，而是來自家庭周期性的勞動者與消費者比例的變化。沒有子女的年輕夫婦享有有利的比例，直至他們不會工作、單純消費的子女的出生。當孩子長大並參加生產，一個新的周期又開始了(同上書，第1章)。

恰亞諾夫認為，俄國小農經濟改造應該采取的方式既不是斯大林主義的集體化，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生產，而是由農民自願地組成小型合作社。這既能克服農民小生產的弊病，又可以避免大規模集體化農業的官僚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化和壟斷傾向(Shanin，1986：7—9)。

恰亞諾夫的論點在斯大林主義的統治下被壓制(Shanin，1986；Solomon，1977)，要不是在第三世界的許多地方小農經濟至今仍持續著，他的理論也許會隨著他的逝世而消失。恰亞諾夫理論傳統的繼承者首先主要是研究前工業化時期偏僻地區的人類學工作者。他們在人類學領域以“實體主義者”著稱(Dalton，1969)，他們指出小農經濟根本就不按現代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在美國，這一理論以卡爾·波蘭尼(Polanyi et al.，1957)及稍近的特奧多·沙寧(Teodor Shanin，1972)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76)的著作為代表。他們的主題在於論證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同。中國類似恰亞諾夫概念的見之於“小農經濟”理論，據徐新吾(1981，a，b)，小農經濟的關鍵是小農家庭中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這一結合被認為頑強地抵御了商品化和資本主義化。

盡管亞當·斯密認為小農經濟是前商品化的，但他的追隨者總想把世界的一切社會現像納入他的古典經濟學，不限於發達的市場經濟，也包括小農經濟。第三世界小農經濟在20世紀的廣泛商品化助長了這種意圖。同時，美國在商品化和農業機械化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家庭農場的組織形式，從而形成了英國古典經驗之外的另一個農業現代化模式。人們認為第三世界小農經濟也會伴隨現代農業投入和市場交換擴大而出現“綠色革命”。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為這種期望提供了繫統的理論支持。他的論點相當簡單：一個競爭的市場運行於小農經濟中，與資本主義經濟並無不同。要素市場運行得如此成功，以至“在生產要素的分配上，極少有明顯的低效率”(舒爾茨，1964：37)。例如在勞動力市場，“所有想要和能夠勝任工作的勞動力都得到了就業”(第40頁)。進而，“作為一種規律，在傳統農業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中，投資的收益率少有明顯的不平衡”(第72頁)。

簡言之，這樣的經濟中的小農與資本主義企業主具有同樣的“理性”。他們根據市場的刺激和機會來追求利潤，積極地利用各種資源。因此，傳統農業的停滯不是來自小農缺乏進取心和努力，或缺少自由的、競爭的市場經濟，而是來自傳統投資邊際收入的遞減。小農生產者隻是在投資收益下降的情況下纔停止投資。

改造傳統經濟所需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現代投入。一旦能在保證利潤的價格水平上得到現代技術要素，小農生產者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因為他們與資本主義企業家一樣，是利潤的追求者。於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方式不是像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去削弱小農家庭的生產組織形式和自由市場體繫，而是在現存組織和市場中確保合理成本下現代生產要素的供應(同上書，特別是第8章)。這樣，舒爾茨保留了亞當·斯密關於市場的質變推動力的初設想的核心，同時又考慮到了小農農業生產的持續性。

舒爾茨學派關於小農經濟的觀點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中有相當的影響。領導集團中有部分人士把市場化的小農家庭農場看作經濟發展的基礎單位。政治理論從強調想像中的家庭農作的落後轉為強調市場刺激下追求利潤的小農的創造性成就。宣傳機構圍繞著農村改革地區的&ldqu戶”大做文章。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的成員甚至提出恢復市場化的家庭農場所帶來的農村生產率的提高，是中國改革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引爆動力(發展研究所，1985：1—22；發展研究所綜合課題組，1987；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1985—1986)。西奧多·舒爾茨本人也成為中國層領導的上賓(《人民日報》1988年5月17日)。這一理論處方在寄希望於小農農場而非資本主義農場上不同於亞當·斯密的理論，但它與經典模式一樣，把市場刺激當作鄉村質變性發展的主要動力。

對舒爾茨與恰亞諾夫學說的反思

當然，舒爾茨和恰亞諾夫兩人均與一般理論家一樣，把部分因素孤立化和簡單化，以突出其間的邏輯聯繫。他們的貢獻在於闡明了上述的各種關繫。然而無論何人，如果試圖把中國的實際情況等同於其中任何一個理論模式，都會陷入嚴重的誤識。例如1350—1950年長江三角洲的雇工市場有一定的發展，大約三分之一的農戶在某種程度上外出受雇，同時三分之一的農戶雇用勞動力。我們不能把恰亞諾夫的小農家庭全靠自身勞動力來生產的抽像模式等同於明清時期的真實情況。同時，即使到20世紀，長江三角洲的勞動力市場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於短工(日工)。那兒幾乎沒有長工市場，也沒有女工和童工市場，盡管婦女和兒童早已大量地加入鄉村生產。同樣，把舒爾茨包羅所有勞動力的完美的要素市場等同於長江三角洲的實際情況也是錯誤的。舒爾茨及恰亞諾夫的盲目追隨者把實際情況等同於導師們用以闡明某些理論關繫的抽像模式，造成了兩個“學派”間許多不必要的爭論。長江三角洲的實際情況是兩者的混合體，包含著兩套邏輯。

但是，隻講長江三角洲的小農經濟包含著兩種模式的因素也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理解商品化本身的歷史過程的實況和原因。對此，舒爾茨與恰亞諾夫的理論均無濟於事。舒爾茨把小農經濟中有著充分競爭的要素市場作為他的前提，至於這個市場是如何形成的，他一字沒提。同樣，恰亞諾夫把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作兩個互不關聯的實體，他沒有考慮小農經濟如何轉化為商品經濟的問題及其對小農生產所起的作用。

對此簡單的答案是設想從恰亞諾夫的模式過渡到舒爾茨的模式：滿足家庭消費需要的小農農業生產隨著商品化過程為追求市場利潤的經營式農業生產所取代。然而，這一說法又回到了經典模式，簡單地認為小農經濟被引向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事實上，這一說法在本質上與馬克思的“簡單商品生產”的初構想相同。這一構想在小農商品生產及交換上做了有用的論述，但是它誤認為小農商品生產隨著商品化的擴展必然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所取代(馬克思，1967\\[1867\\]，Ⅰ：特別是第71—83頁；Mandel，1968，Ⅰ：65—68)。然而，歷史記載表明，在明清時期的長江三角洲，簡單商品生產持續下來並變得日益復雜，但並沒有被資本主義經濟取代，它甚至在經歷了30年的集體化農業和對鄉村商業的嚴格控制之後，於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卷土重來。

本書與以往一切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認為長江三角洲農村經濟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爾茨的邏輯，而是按照恰亞諾夫的邏輯推動的，盡管恰亞諾夫本人認為他的分析主要適用於前商品化的家庭農場。恰亞諾夫曾指出在人口壓力下家庭農場會如何產生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的行為。當邊際報酬低於市場工資，即意味著負收益時，一個資本主義農場會停止投入勞動力。而相反，一個小農家庭農場隻要家庭消費需要尚未滿足就會繼續投入勞動力，盡管新投入勞動力的邊際報酬已遠低於通常的市場工資(Chayanov，1986\\[1925\\]：113—117)。我認為這一行為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理解和描述。小農家庭在邊際報酬十分低的情況下會繼續投入勞動力，可能隻是由於小農家庭沒有與邊際勞動投入相對應的邊際報酬概念。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之中，全年的勞動力投入和收成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耕地不足帶來的生存壓力會導致這樣的勞動投入達到非常高的水平，直至在邏輯上它的邊際產品接近於零。或者，如果一個小農家庭擁有比它的農場在適宜條件下所需要的更多的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在一個已經過剩的勞動力市場上無法找到(或不想去找)其他的就業機會，這個家庭要求這一“剩餘”家庭勞動力投入極低報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因為這樣的勞動力極少或幾乎沒有“機會成本”。後，即使沒有人口壓力，僅出於為自家干活的刺激不同於為他人當雇工的緣故，小農家庭也會在報酬低於通常市場工資的情況下工作。例如當代美國有很多“夫妻老婆店”式的小生意，就靠使用低於雇工成本的家庭勞動力得以維持和興盛。

如同我過去的著作(黃宗智，1986：特別是第6—7頁)中提到的，華北的小農家庭通常比依靠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場更能容忍較低的邊際報酬。使用雇工的經營式農場能夠把勞動力的投入調整到水平，但是家庭農場無法任意雇用或解雇勞動力，必須在擁有過量勞動力的情況下運作。當這樣的相對過剩勞動力區別於價值為零的過剩勞動力，後者是舒爾茨極力批評的論點(Schultz，1964：第4章)。無法或不願找到農業外就業的出路時，常常在極低邊際報酬的情況下工作以滿足家庭消費需要。在清代，這樣的勞動力支撐了華北小農經濟的商品化。本書將會說明，在長江三角洲，道理基本相似，小農家庭在土地壓力面前，為低報酬而更充分地使用家庭輔助勞動力。

我們已知人口增長與商品化是明清長江三角洲農村的兩大變化，但是斯密和馬克思經典模式的影響卻使我們的注意力從尋求兩者間的相互聯繫上轉移開來，盡管它們是同時發生的。我們把它們視作分隔的、獨立的過程，隻注意尋找我們以為必然與商品化相聯繫的質變性轉化，以及與人口增長相聯繫的生存壓力。我們沒有想到通過人口增長去理解商品化，以及通過商品化去理解人口增長。我認為這兩個過程事實上是緊密聯繫著的。人口增長在明清長江三角洲通過小農家庭農場的獨特性質推動了商品化，同時它自身也因為商品化而成為可能。

沒有發展的增長

在進而考察長江三角洲商品化過程的動力之前，我們需要分辨三種農村經濟變遷。首先，單純的密集化，產出或產值以與勞動投入相同的速率擴展；其次，內卷化，總產出在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條件下擴展；後，發展，即產出擴展快於勞動投入，帶來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的增加。換言之，勞動生產率在密集化狀況下保持不變，在內卷化狀況下邊際遞減，在發展狀況下擴展。

農業密集化是由人口增長推動的(Boserup，1965)，但在既有的技術水平下，人口壓力遲早會導致邊際報酬隨著進一步勞動密集化而遞減，也就是我按照克利福德·吉爾茨(Geertz，1963)的定義而稱作內卷化的現像。“involution”這一概念在我1986年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譯作“內卷”和“內卷化”，但在我1992年的《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譯作“過密”“過密化”“過密型”。本書決定回到原用的“內卷”一詞，理由見筆者為此版寫的《合序》。我使用“內卷”概念在某些方面不同於吉爾茨。吉爾茨講了內卷帶來的邊際報酬遞減，但沒有我分析的中心概念——“內卷型增長”和“內卷型商品化”。吉爾茨僅把“農業內卷化”定義運用於水稻生產，我則不然。再者，我認為吉爾茨錯誤地認為水稻產量會隨著進一步勞動投入而無限增長。長江三角洲的水稻產量在宋代已達，直至引進現代投入。後來的內卷化主要采取轉向更為勞動密集的經濟作物的形式，而不是水稻的進一步內卷化。小農經濟內卷化的程度往往取決於其人口與可得資源間的平衡關繫。相對於資源有限的人口密集的壓力會造成過剩勞動力數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壓力，導致內卷化的發生。與密集化和內卷化相比，發展通常不會僅隨著人口壓力而發生，而是伴隨著有效的勞動分工，增加單位勞動力的資本投入或技術進展。

歐美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農村變遷通常同時伴隨著產出和單位勞動力產出的擴展。因此似乎區分僅是擴大產出的“增長”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發展”並不那麼重要。然而對中國來講，這一區分是關鍵的，生動地表現在解放後30年的經歷，農業總產出擴大了三倍，而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幾乎全然無提高。

本書將表明，解放後的情況實際是解放以前6個世紀中同樣狀況的縮影，農業產出的擴展足以趕上人口的急劇增長，但這主要是通過密集化和內卷化來體現。珀金斯(Perkins)1969是關於明清農業密集化的權威性研究。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勞動力收入不是密集化過程中的停滯，便是內卷化過程中的萎縮。

內卷化必須區別於現代經濟發展，因為它不會把農村引向結構性質變。僅敷糊口水平上的小農生產持續著，甚至隨著商品化、農作密集化和家庭工業的發展更為復雜。如此變遷的前景，遠不是小農生產讓位於大規模生產，而是通過其承受勞動力投入報酬低於市場工資的忍耐力阻礙了雇傭勞動生產的發展。小農生產遠未被勞動力的資本化生產取代，而實際上它是通過推動向低成本勞動密集化和內卷化的方向變化而阻礙了發展。

很明顯，這裡描述的內卷型變化能通過家庭勞動力更充分地利用而帶來真正的、盡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長，這就是我所講的內卷型增長的定義，是吉爾茨的“農業內卷化”原始概念中未提及的。農業勞動力通常是季節性勞動力，以8小時工作制的全年性城市就業標準來衡量，它往往是處於未充分就業的狀態。在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使用，仍能提高家庭的年收入。這與集體化時期的沒有發展的增長相似：盡管單位工作日的現金收入幾乎無變化，但是由於婦女大量參加有報酬的農活及農業勞動者每年工作天數的增加，家庭的年收入提高了。

我認為沒有發展的增長與有發展的增長之間的區別分析，對了解中國農村貧困和不發達的持續來講是極其重要的。這並不是說沒有單位工作日報酬增長的發展例子可循，我會時而提到這樣的一些例子。然而由於長江三角洲既有的長期的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有發展的增長幾乎總被內卷型增長取代，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大多成果為農業勞動力的持續擴張吞沒。我們所知的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主要內容是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這使得極少的農業人口得以養活全體人口，這也使農業擺脫了僅夠維持生存的生產的地位。根據本書的定義，那樣的變化乃是“鄉村發展”的核心。

內卷型商品化

明清長江三角洲的內卷型增長並未采取僅在水稻栽培中進一步勞動密集化的形式。長江三角洲的水稻產量不像吉爾茨的“農業內卷化”概念中提到的那樣，可能無限制地提高。它們在南宋和明代早期已達到高產臺階。自那時至1950年以後開始引進新的投入，水稻產量極少或毫無增長。面對日益增加的(對土地的)人口壓力，人們不得不尋求不同的出路。

那裡所實行的是日益轉向勞動更為密集的經濟作物生產，尤其是棉花和蠶桑。我們過去未能很好地理解這一變化的性質。我將證明這些經濟作物是通過使用更多的勞動力而得以生產的，它們帶來了較高的單位土地面積的總產值，但這是以較低的單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換得的。基於這些經濟作物之上的商品性，家庭手工“副業”的增長也是這一過程的組成部分。副業生產通常帶來比“主業”農作更低的單位工作日報酬。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由成年男子在閑暇時間從事，但在更大程度上由婦女、兒童、老人承擔。這些勞動力極少或根本沒有市場出路。

由農村生產家庭化支撐的高水平內卷型商品化的結果之一，是家庭農作戰勝了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經營式農業，原因是經營式農場不得不主要依靠按照通常的市場工資付酬的成年男子。一個使用純報酬遠低於通常市場工資的家庭閑暇和輔助勞動力的家庭農場能夠承受遠為高的勞動密集化，以及隨之而來的農場較高的毛收入和較高的土地價格(或“地租”)。這一狀況恰亞諾夫在分析家庭農場與資本主義農場相互競爭中已有暗示(Chayanov，1986\\[1925\\]：115—117，235—237；亦見黃宗智，1986)。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手工業。長江三角洲的手工業與近代英國和西歐那些成為後來工業化跳板的茅舍工業圍繞著“原始工業化”問題有很多爭論(Mendels，1972； Medick，1976；Levine，1977；Kreidte等，1981；Ogilvie，1985)。有各種型式被論證，包括茅舍工業是內卷型而非後來工業化先驅的例子。我這裡指的是那些成為工業化先驅的茅舍工業類型。的關鍵區別在於，它的勞動報酬令人難以置信地低，以致無法單獨以此維持生存。手工業與家庭農業緊密結合，依靠家庭的閑暇的、沒有市場出路的勞動力作為輔助，而不是替代農業的一柄拐杖(黃宗智，1986：202—204)。

家庭生產與市場化部門的並存，連同它們不同而又相互滲透的邏輯，產生了一個不能簡單地用舒爾茨的充分競爭的要素市場模式去理解的部分市場化的經濟。這種兩重性從勞動力市場，一直延伸到商品市場、土地市場和信貸市場。

帝國主義與農村內卷化

長江三角洲的內卷型商品化甚至在帝國主義的影響下繼續。為供應新型的中外紡織廠而增產的棉花和蠶繭生產，以及因機紗而成為可能增產的手織棉布生產，同樣像明清時期那樣依賴未利用和未充分利用的小農家庭勞動力。當然，農村生產的進一步家庭化為小農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是仍與以前一樣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的遞減為代價。就像較早時候的商品化一樣，伴隨著國際資本主義而來的加速商品化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