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禮法之間 / 001

一、從“禮”說起 / 001

二、“法”的血腥面孔 / 004

三、雙生的“禮”與“法” / 008

四、寓軍法於軍禮 / 012

五、帝國的軍事禮儀與軍事法 / 015

上篇&ems帝國的軍事禮儀

章儀式與符號中的信仰和威權 / 025

一、蒙古人的“纛” / 027

二、雜色軍旗 / 030

三、旗鼓及其守衛者 / 035

四、金帳汗國的哈裡發旗鼓 / 041

五、嗜好馬奶與鮮血的纛神 / 046

第二章政治景觀與戰爭動員 / 058

一、“天皇鼕狩如行兵” / 059

二、由簡趨繁的閱兵禮 / 067

三、蒙古射禮“桓禿察周” / 082

第三章神意干預與戰爭合法化 / 088

一、天授之將 / 090

二、大汗的囑咐 / 093

三、戰鬥祈禱 / 099

四、戰場上的先知 / 107

第四章凱旋抑或死亡 / 115

一、尸骸積就的凱旋柱 / 116

二、進獻俘虜與戰利品 / 122

三、延見與賞賜 / 125

四、從戰場到墳墓 / 129

第五帝國軍隊服色之變遷 / 138

一、雜色軍裝 / 139

二、“號纓俱黑” / 142

三、特殊服色 / 146

下篇&ems帝國的軍事賞罰

第六章蒙古軍事法溯源 / 151

一、“札撒黑”與“札兒裡黑” / 152

朝秘史》中的十一種軍事法 / 160

三、早期蒙古的軍事刑罰 / 165

第七章交戰守則、降敵與“大屠殺” / 169

一、格者不赦與背信棄義 / 170

二、寧死勿降 / 183

三、秘密殺俘法 / 186

四、從戰俘到奴隸 / 192

第八章保密、集結、行軍紀律與營規 / 196

一、割掉洩密者的舌頭 / 197

二、口傳軍令 / 200

三、集結與會師 / 203

四、行軍紀律與營規 / 207

第九章軍事刑法 / 222

一、承前啟《擅興律》 / 223

二、“同命隊法”興衰 / 232

三、重罪十二款 / 242

第十章軍事司法 / 262

一、權力來源與授予 / 263

二、蒙古大汗的軍法官 / 265

自 序
北方草原的遊牧政權是中原王朝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的“他者”，在中國傳統的歷史敘事中，遊牧民族軍隊的形像，也是一伙打家劫舍、毫無組織紀律的烏合之眾，騎射之外，實在無足稱道。春秋時期的北戎軍隊，鄭國的公子突鄙夷他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西漢時期的匈奴軍隊，“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北魏的勁敵柔然軍隊，崔浩輕蔑稱之為“鳥集獸逃”。唐太宗也證實，頡利可汗的突厥大軍，“雖眾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
在現代的內亞研究者看來，對遊牧民族的這種軍事形像，顯然是中原王朝強烈的文化偏見形成的刻板印像（stereotype）。相反，美國的內亞研究泰鬥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在《內亞的戰士》中提出，“在內亞，紀律是軍隊的支柱”。在他的另一篇名作《論中央歐亞》中，遊牧民族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幾乎升華到了民族內在的精神氣質（Volksgeist）的玄學高度：“中央歐亞偉大的成就在於，它產生了一種團結精神，一種遵守紀律和自我約束的精神，在世界史上實罕有其匹。”
據說，蒙古軍隊能橫掃歐亞，多虧了塞諾推崇備至的“內亞紀律精神”。俄國蒙古學家彼得魯舍夫斯基（И.П. Петрушевскйи）認帝國的軍事成就，秘密在於軍事組織、紀律和士氣。岡田英弘臚舉了“蒙古的征服戰爭之所以如此成功”的七大原因，“軍規嚴謹”赫然位居第二。時至今日，帝國軍事機器的許多方面，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遺憾的是，軍事紀律或者軍事法，在蒙古人成為“來自中央草原而征服中原的遊牧民族”的歷史進程中，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有什麼具體表現，可謂內亞軍事史上少數基本未被觸動又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這正是本書做的方面的嘗試。
此外，塞諾所謂的“內亞紀律精神”，主要是對遊牧集團領袖的軍事—政治威權的服從。這種威權是超部落的草原政治體產生、發展的必要條件。不過，威權從不建立在抽像空洞的心理原則之上，它必須有形化和內化。遊牧領袖的威權總是透過一繫列符號、策略和操作（包括威脅、說服、規訓、懲罰，等等），不斷維繫並鞏固自身。這套符號、策略和操作，不止於嚴峻的軍事法，同時也體現為與征服戰爭相關的各種禮俗。二者如同硬幣的兩面，須臾不可分。
還可以說，正是這套征服戰爭中的禮與法，而不是單純的騎馬射箭之技，構成了內亞獨特的軍事文化。在《中華帝國的軍事文化》一書的前言中，狄宇宙（Nicola Di Cosmo）這樣定義“軍事文化”：“軍事組織的成員應遵循的一套非連續的、外延確定的行為體繫，由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則與習俗（rules and conventions）構成，也包括各種獨特的信仰（beliefs）和像征（symbols）”。若采用狄宇宙的說法，本書探討的內容，既軍事活動中的規則和習俗（軍事法），也軍事活動中的信仰和像征（軍事禮儀）。那麼，我們是否還能夠由此追溯和摹畫內亞獨特的軍事文化傳統？這是本書做的第二方面的嘗試。
所幸的是，比起匈奴、鮮卑和突帝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方帝國的歷史記載空前豐富，“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的軍事征服，讓13世紀蒙古人的信仰和活動……在亞歐各國的史書中被記錄下來。研究這些記錄，就可以比較清晰地了解這樣一個宗教和文化傳統，它可以追溯到伊斯蘭化之前的突厥人、匈奴人、西徐亞人，甚至3000多年前居住在亞歐大陸北部草原和森林中的印歐人和非印歐人群”。另一方面，在家畜牧養、馬匹使用、騎射戰鬥、部族制度和統治定居社會各方面，13世紀蒙古遊牧民的活動，不僅處於蒙古人的全盛時代，也是歷史上遊牧民族活動的，“蒙古在世界遊牧史上的意義，不止在於它是史上疆域廣大的帝國，也不盡在軍事實力驚人強大，更多是因為它作為遊牧史的典型（モデル）所具有的研究價值”。

本書在“導言”之外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帝國的軍事禮儀，下篇帝國的軍事法。兩篇的主體部分，來自筆者2015—2019年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攻讀博士期間撰寫的學位論文。論文近30萬字，呈現在本書中的，不足三分之二。竊以為，學位論文不妨較多反映學位申請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過程，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Forschungsweise”（研究方法），學術專著則須注重“Darstellungsweise”（敘述方法）。因此，筆者對論文的結構和文字做了較為徹底的調整，刪去了與主題關繫不夠密切的兩章，調整了大段的史料引文，舍棄了一些阿拉伯文、蒙古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史料的原文，增補了一些專名術語的解說，以方便普通讀者理解。書中論“同命隊法”和戰利品分配制度的兩小節，曾作為論文單獨發表，相關論述並未重復寫入學位論文，而完成論文後，我對問題的思考有所深入，史料搜集也更加詳贍，這些改善也都反映在了本書中。
此書終完成，得益於導師張帆老師、黨寶海老師以及多位同門好友的指導與幫助。郭潤濤、劉曉、羅新、尚衍斌、烏蘭、張國旺諸位老師，為我的研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漢唐陽光的出版策劃人尚紅科先生始終關心研究的進展和出版。在此，向他們表達由衷的感謝！

政治景觀與戰爭動員（節選）
一、“天皇鼕狩如行兵”
狩獵，對於蒙古草原遊牧民來說，是僅次於遊牧的重要生存方式，狩獵補充了遊牧經濟中的食物匱乏，也保護了牧群。但是，遊牧政權一旦鞏固並向定居農業地帶擴張，狩獵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下降，轉化為一種政治軍事活動。蒙古人的狩獵可分兩種：個體或者少數人協作進行的ang（“昂”）和大規模的圍獵aba（“阿巴”）。作為軍事禮儀的狩獵，僅指需要眾多武裝人員參與和精密配合的大規模圍獵。
在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人看來，圍獵和軍事活動總是脫不了千絲萬縷的聯朝秘史》第123節記載，在阿勒壇、忽察兒和撒察·別乞等人推舉鐵木真做“汗”的時候，所發的誓言正是“你若作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的美女婦人，並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廝殺時違了你號令，並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煙地面裡者”。愛爾森指出，“狩獵是跨國關繫、軍事籌備、內政管理、通信網絡以及探詢政治合理性的組成要素”，就蒙古人而言，參加狩獵與參軍都是一種強制性義務，集體狩獵構成了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過渡性階段，狩獵取得的勝利也構成戰爭勝利的基礎。不過，蒙古圍獵除了具有軍事動員與操練的功能，也為軍事禮儀和軍事法提供了實踐場所。
大蒙古國軍隊圍獵的關鍵史料，來自波斯史家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書中對成吉思汗時代的大型圍獵有一段詳盡的記載：
成吉思汗極其重視狩獵，他常說，行獵是軍隊將官的正當職司，從中得到教益和訓練是士兵和軍人應盡的義務，［他們應當學習］獵人如何追趕獵物，如何獵取它，怎樣擺開陣勢，怎樣視人數的多寡進行圍捕。因為，蒙古人想要行獵時，總是先派探子去探看有什麼野獸可獵，數量多寡。當他們不打仗時，他們老那麼熱衷於狩獵，並且鼓勵他們的軍隊從事這一活動：這不單為的是獵取野獸，也為的是習慣狩獵鍛煉，熟悉弓馬和喫苦耐勞。
每逢汗要進行大獵（一般在鼕季初舉行），他就傳下詔旨，命駐扎在他大本營四周和斡耳朵附近的軍隊做好行獵準備，按照指令從每十人中選派幾騎，把武器及其他適用於所去獵場的器用等物分發下去。軍隊的右翼、左翼和中路，排好隊形，由大異密率領；他們則攜帶後妃、嬪妾、糧食、飲料等，一起出發。他們花一兩個月或三個月的時間，形成一個獵圈，緩慢地、逐步地驅趕著前面的野獸，小心翼翼，唯恐有一頭野獸逃出圈子。如果出乎意料有一頭破陣而出，那麼要對出事原因作仔細的調查，千夫長、百夫長和十夫長要因此受杖，有時甚至被處極刑。如果（舉個例說）有士兵沒有按照路線（蒙古人稱之為捏兒格）行走，或前或後錯走一步，就要給他嚴厲的懲罰，決不寬恕。
在這兩三個月中，他們日夜如此驅趕著野獸，好像趕一群綿羊，然後捎信給汗，向他報告獵物的情況，其數之多寡，已趕至何處，從何地將野獸驚起，等等。後，獵圈收縮直徑僅兩三帕列散時，他們把繩索連結起來，在上面覆以毛氈；軍隊圍著圈子停下來，肩並肩而立。這時候，圈子中充滿各種獸類的哀嚎和騷亂，還有形形色色猛獸的咆哮和喧囂，全部感到這是“野獸麇集”時的大劫……獵圈再收縮到野獸已不能跑動，汗便帶領幾騎首先馳入；當他獵厭後，他們在捏兒格中央的高地下馬，觀看諸王同樣進入獵圈，繼他們之後，按順序進入的是那顏、將官和士兵。幾天時間如此過去；後，除了幾頭傷殘的遊蕩的野獸外，沒有別的獵物了，這時，老頭和白髯翁卑恭地走近汗，為他的幸福祈禱，替餘下的野獸乞命，請求讓它們到有水草的地方去。於是他們把獵獲的獸全集中一起，如果清點各種動物實際不可能，他們隻點點猛獸和野驢便作罷。
……現在，戰爭以及戰爭中的殺戮、清點死者和饒恕殘存者，正是按這種方式進行的，確實，每個細節都是吻合的，因為戰場上剩下的僅僅是些肢體破碎的可憐蟲。
前面已經指出，圍獵這類特殊的軍事禮儀，體現了許多軍事法因素，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強化儀式的參與者及旁觀者對軍紀軍法的熟稔和服從意識而舉行的，“寓軍法於軍禮”帝國圍獵的特點。

圍獵有“法”

圍獵首先是軍事法的演練場所，因為它規模巨大、協同復雜，十分接近大規模的作戰行動。圍獵關鍵的環節是驅逐野獸並形成獵圈。耶律楚材的《扈從鼕狩》形容道：“天皇鼕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長圍成。長圍不知幾千裡，蟄龍震栗山神驚。長圍布置如圓陣，萬裡雲屯貫魚進。&rdqu之交的學者周密記載：“北方大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裡矣。”形成如此大規模的獵圈，需要各支部隊長距離和長時間的準確配合。在缺乏現代通訊和定位技術的內亞草原，這種配合主要是靠經驗和嚴酷的行軍紀律達成的。在獵圈形成後，參與圍獵的士兵還要在隊列中嚴防死守，防止獵物逃逸，等待大汗和貴族進入獵圈。有些記載表明，在正式進入戰場之前，蒙古大汗常常通過圍獵來給軍隊熱身，使之熟稔行軍和戰陣的相關紀律。例如，《史集》敘述長子西征時就提到：
其後諸王共商，各領其軍作獵圈陣形之運動前進，攻取當道之諸國。蒙哥合罕作此獵圈陣形循河之左岸進，俘此境之主要異密、欽察聯盟中玉裡兒裡克人之八赤蠻。
《世界征服者史》更加詳細地記載：負責形成獵圈的蒙古士兵須按固定的路線前進，“錯走一步，就要給他嚴厲的懲罰”；在嚴守各自崗位時，“如果出乎意料有一頭破陣而出，那麼要對出事原因做仔細的調查，千夫長、百夫長和十夫長要因此受杖，有時甚至被處極刑”。這些其實都是行軍紀律和戰時軍事刑法的預演。
中國歷史上的其他北方民族，也或多或少存在通過圍獵貫徹軍紀軍法的現像。例如，《魏書·爾朱榮傳》記載契胡爾朱榮：
好射獵，每設圍誓眾，便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眾莫敢犯。
所謂“軍陣之法”，顯然既包括戰略戰術，也包括軍事刑法。《武經總要》收錄的《賞格·罰條》有幾條處罰規定，如“臨陣非主將命，輒離隊先入者，斬”，“逐賊，將帥指定遠近處所而輒過者，斬；或不及指定處所者，亦斬”，“陣定後，輒進退亂行者，即前後左右所行處聽便斬”，等等。這些難道不是與《世界征服者史》記載的打圍紀律極其相似嗎？

圍獵有“禮”

圍獵也是軍事禮儀的展示場所。所謂“禮”，主要是一套分異標準（differentiation）和等級秩序（hierarchy）。這種分異標準和等級秩序帝國的圍獵活動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進入獵圈的順序。《世界征服者史》告訴我們，率先進入獵圈的是大汗和諸王，“繼他們之後，按順序進入的是那顏、將軍和士兵”。據此，愛爾森說：“在狩獵活動期間，尤其是圍獵活動期間，統治者會占據中心舞臺。在大蒙古國早期，一旦狩獵圈形成和圍住之後，狩獵活動便開始執行嚴格的上下級秩序。當然，序列是可汗及其侍從，之後是各位王公、軍隊長官、政府官員，後纔是普通的士兵。此後，在朝，皇帝會騎像進入狩獵圈並射出支箭；這是一個信號，意味著其他人也可以開始捕獵了。”不過，圍獵或戰鬥陣形中的禮儀或秩序，不僅對於統治者具有重要意義，對於其他統治層級也十分關鍵。《巴布爾回憶錄》提到，在中亞蒙兀兒軍中，“為了誰站在右翼的一端，察拉思部和別乞克部經常進行爭執。那時，察拉思萬戶的伯克喀什卡·馬赫穆德，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別乞克萬戶的伯克艾育伯，在其他萬戶中很著名。此二人為了誰應當站在前端的問題互相打起來，以致撥刀相鬥。後，解決的辦法似乎是，一個在圍獵時占據位置，另一個在戰鬥隊列中占據位置”。
二是獵物的分配。明人蕭大亨《北虜風俗》記述，韃靼部狩獵陰山，“積獸若丘陵”：
數眾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規也。然亦有首從之別，若一獸之獲，其皮毛蹄角以頒首射，旌其能也。肉則瓜分，同其利也。其亡矢遺簇，無人竊匿，恐罹重罰。
可見，在整個圍獵活動接近尾聲時，蒙古人會為獵物的分配舉行專門典禮，遵循特定的章程和次第，注重所謂“均分”和“首射”（個射中獵物的獵手）。這更多體現了草原社會樸素的禮俗。但是，在蒙古汗權崛起後，獵物的分配，帝國的權力層級有了對應關繫，也就是按照“大汗—諸王—那顏—將領—普通士兵”這樣的序列，來決定獵物分配的權利。順帶應該指出，圍獵時的獵獲物的分配，與戰爭中戰利品分配也存在一定對應關繫（關於這一點，後面再詳細講述）。
總帝國舉行的大型圍獵，是一種“寓軍法於軍禮”的準軍事活動。盡管“田狩”是中國古典軍事禮儀的重要部分，但是，內亞遊牧民族，特別是蒙古人的圍獵，是否也可以稱為軍事禮儀？通過上面的考察，我們確實可以將“圍獵”視作一種重要的軍事禮儀：一方面，帝國軍隊的軍事法尤其是行軍紀律和戰時軍事刑法提供了預演場所；另一方面，又作為一種分異標準和等級秩序，體現了維護和加強等級制度與政治權威的國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