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歷史的觀點解讀《四書》
陳生璽
《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著作的合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代表性作品。《論語》《孟子》，秦漢以後都以單行本行世。漢文帝時（前179—前157），《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設博士官，稱“傳記博士”。漢五年（前136）設《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大學》《中庸》乃《小戴禮記》中的兩篇著作，而《禮》乃五經之一，亦置博士官。所以從漢代開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都是當時宮廷和士子必須研讀之書。到宋代，程顥、程頤將《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予以整理，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按照他們所理解的為學進德次序，先《大學》《中庸》，次《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定為學者學習入德之門。朱熹（1130—1200）以畢生精力加以注釋，成《四書章句集注》。《四書》之名自此皇慶二年（131仁朝也仿唐宋制度實行科舉取士，規定考試題目必在《四書》之中，發揮題意即以朱注為依據，明清兩代沿襲此制，六百年相沿未改。所以《四書》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思想影響極大，是社會的主流意識，不僅上自國子監，下至府州縣學以及鄉村私塾，凡是讀書者人人，就是統治層的皇家，皇帝本人和皇子們也要讀。
這部明代《四書》皇家讀本，就是萬歷初年大學士張居正協同翰林院的講官給皇帝朱翊鈞講解《四書》的講章，經修改後進呈皇帝在宮內閱讀，定名為《四書直解》。由於朱翊鈞初即皇帝位時還是一個小孩子，所以這本講稿用通俗的明代白話文寫成，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在今天仍不失為初讀《四書》一本較好的輔助材料，我們將它整理出來獻給讀者。
過去長時間極“左”思潮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歪曲，先定性，後分析，摘其所要者大加撻伐，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今天讀《四書》時，首先應該摒棄這種偏見。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於1930年審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時曾說：“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見馮友蘭《三松堂全集》）這就是說，對古人的著作，應該設身處地了解古人所處之歷史環境，同時也把自己融入這種環境之中，以此來理解古人，纔能評論他的是非得失。因為我們今天與古人所處的歷史環境完全不同，是非觀念亦不大相同，例如孔子講君君、臣臣，如今是共和時代，人人都是平等的，若是按照今天的觀念去看古代，那不是覺得太可笑而不可理解了嗎？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按照《四書》的原意，將《四書》中的一些基本要點簡要地介紹給讀者，讓讀者帶著歷史的觀點，按照《四書》作者的原意來理解《四書》，而不是以今天的是非觀念來理解《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