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懷特海（A.N. Whitehead, 1861—1947）是當代英美大哲，他的思想貫穿了科學、哲學與宗教，不僅博大圓融，而且迭創新境。他的學術生命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一）劍橋時期：他十九歲入劍橋大學，專研數學，畢業後留校任教達三十年之久。這段期間他出版了幾本有關代數與幾何的論文，並與他的學生羅素（Bertrand Russell）合著《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主旨在證明數學可以從形式邏輯的前提推演而成。這部書早已成為當代數理邏輯的經典之作，但是懷特海與羅素之分道揚鑣也種因於此。懷氏曾說：“我與羅素對符號的運用意見相同，但是對符號的意義則意見不同。”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懷氏早年所受的數學教育，使他對近代的科學思潮可以出入自得。（二）倫敦時期：懷氏於1911年應聘於倫敦大學，他的思想逐漸擴展到哲學領域。這段期間的著作都是銜接科學與哲學的，像《自然知識原理》（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自然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相對論原理》（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等。（三）哈佛時期：1924年是懷特海生命中的轉折點。當時他已六十三歲，由於接受哈佛大學的邀請而移居美國，開始講授哲學。這是他一生中創造力而又意氣風發的時期。哈佛上空升起了燦爛的光芒；由於他，哈佛大學恢復了昔日威廉•詹姆斯、羅伊斯、桑塔亞納、閔斯特伯格等群賢畢集的黃金時代。懷氏的代表作相繼問世，造成科學界、哲學界、宗教界的連環震撼。他的《科學與現代世界》（即本書）（1925年）被譽為“自笛卡兒方法論以來，探討科學與哲學關繫的重要著作”。他的《歷程與實在》（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1929年）則是今日各種“歷程學派”的開山經典，也是機體主義哲學的扛鼎之作。其中觀念之綜攝、見解之獨到、語彙之創新、氣勢之宏偉，皆為當世罕有。至於思想要義，論者多以中國華嚴宗哲學的周遍圓融來相互顯揚。懷氏又有專書討論“宗教之形成”、“觀念之探險”、“理性之職能”、“教育之目的”、“思想之模式”等等。總結懷氏一生教學五十四年，除了自身翱翔於學術領域、成就一代宗師之外，更能積極入世、關懷人間；他在哈佛執教期間，每周一晚上在家中與學生聚會暢談，十三年之久從未間斷。他的熱忱與專注簡直是宗教性的。普萊士（Lucien Price）在《懷特海對話錄》序言中說：“我在一日工作之餘前往懷特海府上，這時我疲倦得幾乎不能維持連續的交談。然而，跟他經過四五個小時的交談而在半夜出來之後，我總興奮得像有一把熊熊的生命之火在燃燒。難道他能放射出精神的電力嗎？”二懷氏的智慧不僅在談話中閃現光彩，同時在著作中也經常凝煉為格言式的佳構，傳頌一時。像《科學與現代世界》這種看似艱深的題材，他也處理得興味盎然。首先，懷氏討論“近代科學的起源”。他指出：希臘的悲劇、羅馬的法律、中世紀對神的信仰，共同形成近代人潛意識中對“自然秩序”的信念，奠定了科學探討的基礎。接著，懷氏指出“思想史中的‘數學’因素”是促發近代科學興起的關鍵，並且簡述數學在全盤歐洲歷史中的影響。然後，懷氏分章詳述17、 18、 19三個世紀中，西方文化在科學發展的影響下所呈顯的面貌。17世紀是“天纔的世紀”，那個時代的人繼承了16世紀歷史性革命所引發的觀念酵素，又把涉及人生各方面的現成思想體繫傳給後代。當時曾經發表世界性重要著作的人物比比皆是，像弗朗西斯•培根、哈維、開普勒、伽利略、笛卡兒、帕斯卡爾、惠更斯、波義耳、牛頓、洛克、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其中，伽利略、笛卡兒、惠更斯與牛頓尤為傑出，“這四人通力合作所獲的成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視為人類知識偉大的史無前*的貢獻”。近代科學的整個理論架構在此完全確立。但是這個時期的宇宙卻難免於淪入“自然機械論”，就是以自然為大機械的唯物論與決定論。萬物在時間與空間中是以“簡單定位”的方式存在的，亦即各自孤立，其間隻有外在關繫，而無內在性質的表達。物質與心靈成為兩個隔絕的繫統，無法溝通。“自然界是枯燥乏味的，既沒有聲音，也沒有香氣或顏色，而隻有資料在毫無意義地，永遠不停地匆匆流轉。”懷氏認為，“文明如果不能超脫流行的抽像概念，便會在極其有限的進步之後陷於癱瘓。”18世紀的思想家對於“簡單定位”提出了批評，連帶也逐漸瓦解了自然機械論。在“空間”中，每一體積皆在自身反映出其他體積。同樣，每一段“時間”的延續也在本身反映出一切時間的延續。“時—空”合而觀之，是事件相互之間的秩序，以及事件本身某些特質的展示。這樣一來，“自然”可以被視為“攝受統一體的綜合”，而成為一個擴張性的發展過程；它必然地從一個攝受體過渡到另一攝受體，而使過去、現在、未來形成動態的辯證關繫；它本身又是一個進化過程的結構——實在即是歷程。可惜的是，這套學說在當時這本書中還隻在構思階段。三懷氏的豐富纔學使他在討論19世紀之前，從科學的角度分析“浪漫主義的逆潮”。他引用了彌爾頓的《失樂園》、蒲伯的《論人》、華茲華斯的《漫遊集》、丁尼生的《追憶集》（又譯為《悼念》）、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與《白山》等。這些引述與分析充分證明了：真正偉大的文學家不僅能夠反映時代風潮，更能掌握時代精神，點化時代癥結，深入理解時代的宇宙觀與形上信念。懷氏根據上述“逆潮”來證明他的理論是時代的正確動向。他的主張是“機體機械論”——分子將遵照一般規律盲目運行，但是每一分子由於所屬整體的一般機體結構不同，而使其內在性質也隨之各不相同。這樣一來，“心靈”的意義獲得肯定，“價值”的體驗也得到了證實。19世紀的發明，就是找到了“發明的方法”。在科學方面，這是一個連接理論與實踐的時代。懷氏指出四大基本概念之遞嬗與證驗，就是：物理作用場、原子機體觀、能量不滅律與進化原理。機體不僅具備交互作用，而且能夠選擇目的、協調發展；對於周遭的環境，機體可以適應，更能夠創造新的生機。懷氏由英美新實在論的背景出發，終能步上機體論與歷程論，並與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創化論遙相呼應，實為當代思潮的一大盛事。接著，懷氏評介了相對論與量子論。他不僅詳細描述這兩種學說的產生過程，同時還以他所主張的“自然機體論”來互相闡發。這兩章導引出他對“科學與哲學”的討論。根據懷氏的了解，17世紀以來，科學守住了唯物的自然，哲學則守住了思維的心智。這種科哲分家的現像，造成了主客對立的論。但是，我們的意志下決定時，軀體也會發生物理作用；這說明分子在軀體中會受到“整個”模式的影響而改變。不但如此，我們自身有把多種不屬自己的事物統一起來的功能；沒有任何主體具有獨立的實在，因為一切主體都是包容其他主體的有限位態而成的。機體論的出發點，是事物處在互相關聯的共域中的體現過程——實在即是歷程。四本書形上色彩的兩章是“抽像”與“上帝”。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是“共相”（universal），意指抽像而超越的實有；懷特海以“永恆所對”來取代“共相”一詞，似乎更能表達“共相”原有之既超越而又遙契內在的雙回向性質。他所謂的“抽像”是：永恆所對本身不必涉及任何特殊的經驗事態就可以直接理解，但是它與實際事態又必須有恰當的聯繫。至於“上帝”概念，則是亞裡士多德整個形而上學繫統的蓋頂石。懷氏首先承認亞氏為偉大的形而上學家，但是對於亞氏以上帝為“推動者”提出質疑。由於物理學的進步與宇宙觀的修正，懷氏主張上帝是“終極的限制”，是一切具體事物實際性的根據。但是對於上帝的本性卻無法申說，因為那種本性就是理性的基礎。這套思想在懷氏《宗教之形成》和《歷程與實在》中都加以充分闡發，並且啟導了當代宗教哲學的兩大顯學之一— “歷程神學”：一方面使上帝擺脫“惡源”之罪名，另一方面使人類的自由意志得以立足。宗教與科學之間的衝突由來已久，似乎難以化解。近三個世紀以來，宗教一直處於防守地位，顯得欲振乏力。因為科學每前進一步，便證明宗教信念的表達方式需要作某種修正。但是，宗教的存在可以被忽視嗎？不可以。懷氏認為，宗教表達了人類某種基本經驗，是人性尋求上帝的反響。這種反響使人類產生崇拜之心與虔敬之德，進而為實際人生的價值（如道德與美感）奠下基石。但是，宗教並非人類的鴉片，上帝也不是弱者的避風港；懷氏嚴正指出：“對上帝的崇拜不是安危的法則，而是一種精神的探險，是追求無法達成的目標之行動。壓抑高尚的探險希望，就是宗教滅亡的來臨。”這段話對今日宗教界應是暮鼓晨鐘。總結以上所論，懷氏後落實於當前社會，談到“社會進步之要件”。科學的發展促使社會結構趨於分工與專化；但是細節上的進步隻能增加由於調度不當而生的危險。換句話說，就是：總的方向發生了迷惑，以致形成不和諧的整體。隻有提倡“機體主義”纔能對癥下藥。從教育的觀點來看，懷氏所欣賞的人格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從人類生存的角度來看，懷氏認為隻有互助合作纔是的真理。他的解釋親切可喜，他說：“人類需要鄰人具有足夠的相似處，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夠的相異處，以便激起注意；具有足夠的偉大處，以便引發羨慕。”偉大的世紀都是不安定的世紀——正因為不安定，人類在各方面的天纔必須一展無遺。而在所有天纔中，又以哲學家為可貴。懷特海在本章結束時說：“偉大的征服者從亞歷山大到凱撒，從凱撒到拿破侖，對後世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影響。但是從泰勒斯到現代一繫列的思想家，能夠移風易俗、改革思想原則。前者比起後者，又顯得微不足道了。這些思想家個別看來是無能為力的，但後卻是世界的主宰。”這段話放在我國歷史上來看，也是非常恰當的。五以上所述，隻是簡略介紹懷氏《科學與現代世界》一書的要旨。對於研究哲學的人而言，這本書提供了近代科學思潮的來龍去脈以及優劣定位，更能銜接科學、哲學與宗教，辨明其交互作用與密切關繫。對於研究科學的人而言，這本書展現了科學革命的形而上學基礎，並且點出了科學前景的因應之道。對於一般知識分子，則這本書是現代心靈的寶藏之一，值得細讀深思。本書曾有中文譯本，隻是不知何人所譯，又不詳何時何地出版。我在翻譯時，前三章為重譯，第四章起則根據原文修訂舊譯本，掠美之處極多，特此注明。
傅佩榮1981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