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

編輯推薦

史景遷[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
這本書以兩個生長於*時代紅色大院女性對話的方式展現一段歷史。這段歷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作者葉維麗（及合作者馬笑鼕）“長大成人”過程中的重要歷練。此書視角新穎，內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別具一格的原創性。
吳思[著名歷史學家、《炎黃春秋》雜志常務社長、總編輯]
我和作者大體算是一代人。這是一本幫助我們這代人了解自已的書。作者“我是誰”的追問也引發了我的反躬自問，我的答案也在作者的啟發下浮現。真實的答案，隱藏在我們成毀變遷的軌跡之中。
柯文[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此書與先期出版的關於毛時代的回憶錄的一個重要的不同，在於它與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有了一段更長的時間距離。時間以及空間的距離使本書作者得以進行不同與其他作者的反思，提出他們當時沒有提出來的問題。這樣所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本非常坦誠、深入探究問題的、十分有見地的作品。
印紅標[紅衛兵研究學者，北京大學副教授]
這是兩位女性“老三屆”人的口述歷史。口述者帶著重新審視歷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讀者展現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會圖景和青年人的激情與迷茫。因其摒棄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動感人，令讀者感慨和深思。這部書對於“文革”及其前後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研究，是難得的口述歷史資料亦是研究成果。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兩人口述的成長史。口述者帶著重新審視歷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讀者展現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會圖景和青年人的激情與迷茫。因其摒棄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動感人，令讀者感慨和深思。這部書對於“文革”及其前後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研究，是難得的口述歷史資料亦是研究成果。
這本書以兩個生長於*時代紅色大院女性對話的方式展現一段歷史。這段歷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作者葉維麗（及合作者馬笑鼕）“長大成人”過程中的重要歷練。此書視角新穎，內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別具一格的原創性。是一本非常坦誠、深入探究問題的、十分有見地的作品。

作者簡介

葉維麗和馬笑鼕在1966年“文革”爆發時均為北京的中學生。1968年她們分別赴山西和雲南插隊。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二人先後赴美留學，並均獲得博士學位。目前葉維麗在美國馬塞諸塞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任教；馬笑鼕1999年回國，在復旦大學任教，現已退休。

前言
章：剪不斷
天津一北平一延安：葉維麗的家庭
“人總要知道自己是從哪兒來的”：馬笑鼕的家庭
第二章：“祖國的花朵”
“整托”
飯桌旁的家庭
“革命的賢妻良母”：馬笑鼕的回憶
“做女人，要爭氣”：葉維麗的回憶
馬阿姨和仇大娘
大院
新華社大院
商業部宿舍大院
“平民學校”和“寶塔尖”前言
章：剪不斷
天津一北平一延安：葉維麗的家庭
“人總要知道自己是從哪兒來的”：馬笑鼕的家庭
第二章：“祖國的花朵”
“整托”
飯桌旁的家庭
“革命的賢妻良母”：馬笑鼕的回憶
“做女人，要爭氣”：葉維麗的回憶
馬阿姨和仇大娘
大院
新華社大院
商業部宿舍大院
“平民學校”和“寶塔尖”
“困難時期”
政治陰影
第三章：從“公主”到紅衛兵
“革命化運動”
“文化大革命”
“這麼解放”
“死了就死了”
“破四舊”
文革中的家庭
大串聯
“天橋打場子的”
第四章：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再次激起了我的熱情”：馬笑鼕的經歷
“我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思茅
“兩個世界”的交叉：葉維麗的經歷
當農民不用政審
“喫了嗎？”
“女兒，女人，老人”
“七尺灰”
無形的牆
“歌唱動蕩的青春”
第五章：工農兵學員
“畫皮”：葉維麗的大學生活
“新集體”一被削弱的神聖感一再次插隊：馬笑鼕的大學生活
第六章：新時期
葉維麗：“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戲”
馬笑鼕：催生“潘曉”
後語

在線試讀

章：剪不斷
天津—北平——延安：葉維麗的家庭
葉：1998年我去了一趟延安，我爸爸媽媽40年代在那兒生活了六七年，從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就開始在新華社工作，一直到他們退休。我參觀了在清涼山上的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的舊址和建在舊址旁的紀念館。在紀念館裡我看到了一些我父母同事的照片。他們穿著灰布軍裝，都很年輕，纔二三十歲吧？我和他們的孩子們從小一起長大。看著照片上我很熟悉的叫叔叔伯伯的人們，腦子裡就浮現出他們孩子們的模樣，心想兒子和老子長得可真像。這時我突然意識到，雖然我自己的父母沒有在照片上，可這些人都是我的父輩啊。我們的身上帶著他們的印記，血脈相連。通過他們，我們和當年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的那場革命有了骨血的聯繫。
從紀念館走出來，陽光高照。清涼山的對面就是寶塔山，而寶塔山一直是“革命聖地延安”的像征。這時從遠處飄來哀怨的嗩吶聲，有一家人正按照傳統方式出殯。60多年過去了，這場革命到底留下了些什麼？我看著寶塔山發愣。這時候走過來一個算命的先生，他以為我這個中年婦女有什麼心事想不開，問我要不要算一卦。現在上清涼山的人大都是去山頂的寺廟燒香拜佛的，很少有人來參觀革命遺址。算命先生想不到我是在發革命之幽思。
馬：我和你一樣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革命情結。80年代我到美國之前在國內當記者。在我當記者的9年裡，到延安，要去參觀棗園和楊家嶺；到重慶，要去看白公館和渣滓洞；到南京，要在雨花臺前靜默一會兒。可是後來對共和國歷史的反思，使我常常忍不住當著我的父輩們激烈地批評共產黨，批評它在60年代初大饑荒和稍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對老百姓、包括對自己的同志欠下的一大筆債，以及改革開放後對治理腐敗的無力和推進民主進程的緩慢。我的激烈多少使我的父輩們傷心，因為他們曾為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奮鬥過，為此他們付出了很多，他們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有價值的。我理解他們，從心底想為中國革命發生的必然性、正當性找根據，想為我的父母和他們的同代人奮鬥一生的價值作辯護。
葉：我更多的不是想去辯護，而是想把那場革命放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去理解。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段重要歷史，它復雜的遺產總得由我們自己來清理。再說我也想知道當年“革命”對像我父母這樣的人意味著什麼，為什麼他們一個出身資本家家庭，一個出身地主家庭，會拋棄安逸的生活，去投身革命。章：剪不斷
天津—北平——延安：葉維麗的家庭
葉：1998年我去了一趟延安，我爸爸媽媽40年代在那兒生活了六七年，從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就開始在新華社工作，一直到他們退休。我參觀了在清涼山上的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的舊址和建在舊址旁的紀念館。在紀念館裡我看到了一些我父母同事的照片。他們穿著灰布軍裝，都很年輕，纔二三十歲吧？我和他們的孩子們從小一起長大。看著照片上我很熟悉的叫叔叔伯伯的人們，腦子裡就浮現出他們孩子們的模樣，心想兒子和老子長得可真像。這時我突然意識到，雖然我自己的父母沒有在照片上，可這些人都是我的父輩啊。我們的身上帶著他們的印記，血脈相連。通過他們，我們和當年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的那場革命有了骨血的聯繫。
從紀念館走出來，陽光高照。清涼山的對面就是寶塔山，而寶塔山一直是“革命聖地延安”的像征。這時從遠處飄來哀怨的嗩吶聲，有一家人正按照傳統方式出殯。60多年過去了，這場革命到底留下了些什麼？我看著寶塔山發愣。這時候走過來一個算命的先生，他以為我這個中年婦女有什麼心事想不開，問我要不要算一卦。現在上清涼山的人大都是去山頂的寺廟燒香拜佛的，很少有人來參觀革命遺址。算命先生想不到我是在發革命之幽思。
馬：我和你一樣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革命情結。80年代我到美國之前在國內當記者。在我當記者的9年裡，到延安，要去參觀棗園和楊家嶺；到重慶，要去看白公館和渣滓洞；到南京，要在雨花臺前靜默一會兒。可是後來對共和國歷史的反思，使我常常忍不住當著我的父輩們激烈地批評共產黨，批評它在60年代初大饑荒和稍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對老百姓、包括對自己的同志欠下的一大筆債，以及改革開放後對治理腐敗的無力和推進民主進程的緩慢。我的激烈多少使我的父輩們傷心，因為他們曾為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奮鬥過，為此他們付出了很多，他們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有價值的。我理解他們，從心底想為中國革命發生的必然性、正當性找根據，想為我的父母和他們的同代人奮鬥一生的價值作辯護。
葉：我更多的不是想去辯護，而是想把那場革命放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去理解。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段重要歷史，它復雜的遺產總得由我們自己來清理。再說我也想知道當年“革命”對像我父母這樣的人意味著什麼，為什麼他們一個出身資本家家庭，一個出身地主家庭，會拋棄安逸的生活，去投身革命。
我爸爸曾經給我講過他小時候經歷的兩件事，我常想它們或許可以說明一點問題。我父親家在天津，小時候常見到要飯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們家大門口外玩，走過來祖孫兩個討飯的人，說話帶著濃重的外地口音，不知是什麼地方鬧災荒背井離鄉出來的。祖父低聲下氣地磕著頭，沒想到那個看來隻有六七歲的小女孩卻說：“甭磕頭，磕響頭他們也不給。”這句話，當年的那兩個“小少爺”——我父親和我七伯伯——都記住了，很多年後他們倆分別回憶起來，居然脫口就能一字不差地學女孩子的話，對她的骨氣仍然贊嘆不已。還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見到一個乞丐，他為了求得別人的憐憫，故意用磚頭把自己砸得鮮血淋漓。後來我看書，知道這種乞丐叫“苦乞”，專門用傷害自己來求得別人的同情。要飯的女孩和苦乞讓我父親從小就感到社會的不公。這樣的感受，我父母那一代很多“進步青年”都有過。比起那一代人，今天我們對社會底層貧病交加的人要冷漠得多，往往視而不見。每想到這一點，我就感到我們不如父輩。雖然我父親家裡很有錢，光傭人就雇著二十幾個，可其實在家裡就有很不公平的事情。我爺爺在清末是個中等官僚，做過直隸的“巡警道”，就是當時的省警察廳長。中國原來沒有警察，“巡警道”是清末“新政”搞改革的產物。民國以後他棄官從商。當時棄官從商搞實業，在南方有名的是張謇，在北方是周學熙。我爺爺屬於周學熙這個圈子。周家，就是周一良他們家，和我們家是安徽同鄉。有篇文章，講安徽人在近代對天津的貢獻，我爺爺也應包括在內吧。他在銀行做總經理，還在幾家現代化的產業中兼著職，其中包括擔任啟新洋灰公司（在唐山，曾是全國首屈一指的水泥廠）的常務董事。我想我爺爺應該算是一個從舊式官僚轉化成新式資產階級的典型吧。
我爺爺雖然成了“資產階級”，可是家裡的生活方式，用我一個伯父的話說，還是“封建主義的”。家裡年長的是我爺爺的母親，我的祖奶奶。她的地位至高無上，有點兒像“紅樓夢”裡的“賈母”。我爺爺是孝子，給祖奶奶過70歲生日的時候，光是一出堂會如流水，從北京請餘叔岩、楊小樓等名角來唱戲。
我爺爺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沒子女，孩子們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據說在三位夫人中她受我爺爺的寵愛。我爺爺下班回家後，常躺在一張籐椅上，讓我奶奶給他讀鴛鴦蝴蝶派小說作為消遣，可見我奶奶是識字的。他們倆讀小說的情景讓我覺得有點兒滑稽。據說我爺爺和大太太的關繫並不好，連話都不怎麼說。可是這個家卻是由大太太掌管的，因為她是明媒正娶的太太。家裡在稱呼上有嚴格的規矩，孩子們管大太太叫“媽”，管他們自己的母親叫“姨”。兩個姨太太的地位比家裡的傭人高不了多少，大太太對她們任意欺壓，不合意的時候還要罵上幾句。她們得給大太太梳頭捶腿，鋪床疊被，直到她們的兒子大了一些，母以子貴，纔不用那麼做了。姨太太們喫飯不能跟老爺太太在一張桌子上，甚至也不能跟她們自己年齡稍長的兒子們在一起，得和幼小的孩子們一起喫，兩邊的伙食是不一樣的。說起來，就是當“主子”的，也分三六九等。
我奶奶在去世前的彌留之際，為了能夠在死後穿紅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大太太恩準——這時我爺爺已經過世。大太太同意了以後，我奶奶掙扎著起來給她磕頭，說：“謝謝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紅裙子是地位的像征，正室夫人纔能穿。我奶奶對死後的裝裹如此看重，是為了在“來世”爭得一點尊嚴吧？她的喪事辦得很簡單，埋在我爺爺的墳稍後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後來和爺爺合葬的是大太太。
三位夫人中後去世的是“大姨太”，那已經是60年代了。她說她絕不願意和“葉家人”葬在一起。這位奶奶身世非常苦，她是河南農村的孩子，黃河泛濫時她家把她放在一隻木盆裡，任其漂流，被救上來後賣給了一個官宦人家做丫鬟，後來又被這家當“禮品”送給我爺爺。成親的時候她隻有十四五歲，當天晚上嚇得鑽到方桌底下不敢出來。
可惜的是我對自己奶奶的身世，除了知道她是唱戲的，別的就都不知道了。聽一位長輩說，她是唱京劇須生的。藝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尤其是女藝人，可見奶奶的家境一定很寒微。她的兄弟來看她時，隻能跟她在門房會面。我父親他們從來沒有稱呼過自己的舅舅，也沒有見過母親其他的“娘家人”。我見過爺爺和奶奶的照片，爺爺顯得很威嚴，正襟危坐，一派“老爺”模樣；奶奶長得很端莊，沒有脂粉氣。聽說大太太隻許兩個姨太太穿質料和式樣一模一樣的衣服，我奶奶的“時髦”表現在她腳上穿的黑皮鞋上，這大概是大太太管不了的。這個細節讓我對奶奶更加好奇。現在沒有一家親戚保留有爺爺奶奶的照片了，可見“文革”中銷毀照片的不隻我們一家，但是我至今仍然記得照片上爺爺奶奶的面孔，這就是血緣的力量吧。
由於母親們在家中的地位，我父親和他的兄弟姐妹們雖然是少爺小姐，也感受到了壓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時說起我奶奶臨終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聲。後來我父親的兄弟中有三個人在“紅軍時期’’（1937年“七七事變”前）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個伯父說，像他們這樣的富裕家庭，會冒出這麼多跟著共產黨走的孩子，是和他們母親們的境遇大有關繫的。
我父親和他的兄弟們政治上左傾，也和他們後來的教育經歷有關繫。他們都是上的南開中學。南開當年是天津好的學校，辦得很有特色，真正的德智體全面發展。我爺爺是個新舊參半的人物，他讓兒子們受的教育也是中西結合。小時候讓他們在家裡讀私塾，到了上中學的年齡纔出去上學。我爺爺希望兒子們將來搞科學技術，當工程師。他經營的工廠裡技術人員是德國人，他希望兒子們能取代這些外國人。我幾個伯伯中學畢業後上的不是清華就是燕京。我爺爺死得早，他不會想到後來他隻有一個兒子從事科學研究（我七伯伯葉篤正，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他的兒子日後生涯都多少和政治沾了邊兒，其中有兩個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
現在回頭看，南開對我父親他們後來走的道路影響非常大。我的一個伯伯說，上南開前他隻知道有家，上了南開纔知道有國。而那個時候，中國已經國將不國了。我爸爸上中學的時候，日本人已經占了東三省，正在一步步向華北進逼。南開中學離日本兵營很近，在課堂裡就能聽見日本人演習打炮的動靜。用當時的話講，真是“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很多青年學生都認為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對日本人太軟弱，隻顧打內戰消滅共產黨，是個腐敗無能的政府。我爸爸在南開開始接觸左傾學生，看左翼書籍，有一次在電車上看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還被憲兵盯上了，被抓進憲兵隊，保釋後纔放出來。“一二九運動”波及天津，他也參加了。後來他到北平（今北京）上大學，又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跟著共產黨抗戰，我想這對他是個自然的選擇。很多知識青年都是在那個時候參加的共產黨。
共產黨裡管抗戰初期參加中共的一代人叫“三八式”，我母親也是這代人。對我媽媽的家庭我知道的太少了，到我想知道的時候，我媽媽因為老年痴獃癥已經糊塗，沒法告訴我了。
馬：咱們都有這個遺憾，到咱們想知道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葉：真是遺憾。我媽媽家鄉在河北薊縣，現在屬天津管轄。我隱約知道她的祖上是跟著清朝入關的旗人，在一帶跑馬圈地，占了不少出產水果的山林。她的家庭在當地應該算個大地主了。我媽媽提起“老家”總是充滿感情，常跟我們講過年時在老家喫什麼，穿什麼，我對中國民間習俗有一點兒溫馨的感覺是媽媽給的。直到現在大年初一我一定得穿紅衣服，因為這是從小過年媽媽就讓穿的。我媽媽從來沒跟我們講過階級剝削什麼的，弄得我沒有“階級觀念”，上小學時寫作文還把我姥爺寫成勞動模範。我小時候姥爺還活著，和我三舅住在一起，我隻記得他穿著長棉袍，不愛說話。他是我見過的祖輩。
我媽媽很小就離開家鄉去城裡念書，先是在薊縣縣城讀小學，後來又到北京讀中學。我姥姥做主讓家裡的女孩子出去念書。我小時候常聽我媽媽說起我姥姥，總說她“開明”。我姥姥信佛，心地善良，愛幫助人。她去世的時候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大舅二舅都已經死在日本人手裡了，我三舅和我母親不在家鄉，當地很多老百姓主動來給她出殯。這又不符合後來的階級分析思路了。
讓女孩子受教育，這在當時即使不算驚世駭俗，也是需要膽魄的。你看我爺爺，雖然他給兒子們提供了好的教育，可是不讓我的姑姑們出去讀書，隻給她們在家裡請人教識字和繡花，讀的是《女兒經》，學的是“三從四德”。我姑姑們小的時候爺爺還強迫她們裹腳、梳辮子，那時已經是20世紀20年代了。我三姑有反抗精神，她當著父母的面把辮子剪掉，然後放足。天津是個西化的大城市，我爺爺是個“資產階級”，可是在女兒教育的問題上還這麼守舊，就更顯出我姥姥有見識了。其實要是看我姥姥的照片，她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北方農村老太太，自己也裹著小腳。我媽媽卻沒有纏足，而那個時候在河北農村纏足還十分普遍。有意思的是我姥爺由著我姥姥在這些事情上做主。
我媽媽在北平上學的這一段我知道得很少，隻知道她上的女二中很難考取。“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媽媽跟我說，如果不是因為抗戰她會去學醫。當時我正在農村插隊，把這話理解成我媽媽希望我能繼續上學，學得一技之長。後來我再琢磨，就想媽媽是遺憾她沒去學醫嗎？她對自己一生走的道路到底怎麼看？可惜我永遠無法知道了。
我媽媽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據說表現得很勇敢，還挨了軍警的刀砍。之後她也參加了“民先”。“七七事變”爆發後，我媽媽對和她一起在北平念書的姪女說：“你去結婚，我去抗戰。”這倒很像我媽媽的語言，簡潔、明快。我媽媽這個姪女是我大舅的女兒，年齡比我媽媽還大一點兒。她管我媽媽叫“老姑”，我管她叫“大表姐”。大表姐後來果然去結婚，嫁給了一個國民黨軍官，1949年去了臺灣。我80年代在美國見到她的時候，她看起來至少比我媽媽年輕十幾歲，保養得很好，給我看她們一家人去歐洲旅遊的照片。提起當年，她說：“老姑是優秀青年。”結果我媽媽這個“優秀青年”在抗戰中幾乎把身體毀掉，瘸了一條腿，成了“殘廢”。比較我媽媽和大表姐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有說不清楚的感慨。
馬：你媽媽在戰場上負傷了？
葉：不是，是因為生孩子。我過去確實對人說過我媽媽腿瘸是因為打仗，覺得說“生孩子”不那麼光彩。現在我開始明白女人在戰爭中有多麼不易。
我大姐姐出生在1941年初，是抗戰艱苦的時候。當時我爸爸媽媽在山西晉西北興縣的抗戰學院工作。我媽媽快臨產的時候，正趕上日本鬼子殘酷的大掃蕩。後來我看到一個材料，說那次掃蕩光在興縣縣城日本人就殺死了1000多人，牲口損失、房屋燒毀無數。我媽媽不能留在興縣，得撤到後方去。所謂後方，就是和興縣隔著一道黃河的陝西神木，那邊就是陝甘寧邊區了，有賀龍120師的部隊。我爸爸不可能陪著老婆去生孩子，他得留下來參加反掃蕩。我媽媽帶著九個月的身孕，一個人上路。
40多天後反掃蕩結束，我爸爸過黃河去找我媽媽。當時他心裡就有不好的預感。見到我媽時，她躺在一間窯洞的涼炕上，數九嚴寒，炕洞都結了冰。人還活著，但神志已經不清醒了，說著胡話。因為嚴重的產褥熱，她已經連續發了很多天高燒，頭發上的虱子都結成了蛋蛋。我姐姐人瘦得像隻小貓，沒有母奶，就喝老鄉送來的用黑豆磨成的豆漿，我爸爸到了以後沒過幾天她就死了。我姐姐叫“黑豆”，這名字是出生以前就取好的，因為我媽媽懷孕的時候喫了很多黑豆。光喫黑豆不消化，總放屁。我在山西插過隊，知道黑豆是喂牲口的，人不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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