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月刊》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胡 波

20世紀初，香山僑商從澳洲回國，先後創辦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不僅開創了中國近代民族百貨業的先河，打破了外國百貨公司在中國尤其是上海的壟斷局面，而且在企業經營管理和企業文化建設諸多方面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並潛移默化地影響或改變了現代中國人特別是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雖然學術界對上海南京路上先後開張營業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的歷史有所關注，也曾出版了一些頗有思想深度具有較大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胡波：《商會與商道》，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永安公司與上海都市消費（1918-1956），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胡波：《走出伶仃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葛濤：《環球百貨光影録——上海先施公司盛衰》，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崔海霞、何品：《四大百貨公司上海灘風雲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12年版；胡波：《香山商幫》，灕江出版社2012年版；宋鑽友：《新新公司的前塵往事》，廣東經濟出版社2013年版；葛濤：《如日初升，以新制勝-上海大新公司的流金歲月》，廣東經濟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相對而言對四大百貨公司的企業經營史和文化史卻仍然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如對四大百貨公司的經營理念、管理哲學、行銷方式和品牌塑造，以及企業文化等的研究，就顯得過於粗略淺顯，缺乏細節的充實和重大事件的支撐，上海四大百貨公司的歷史因而顯得過於簡單和枯燥，沒有歷史本相的真實和豐滿。

《永安月刊》創刊於1939年5月有，至1949年3月停刊，共出版一萬一十八期，主編鄭留。《永安月刊》雖然是由永安公司獨家出資創辦的一份純文化藝術類月刊，但它反映的是那個時代國際國內、企業內外、家庭社會、我者他者的動態和風貌，呈現的是企業和社會的從傳統到現代過程中的傳承與創新，引導的是當下人們的生活觀念和消費時尚，傳播的是的科技成果和新生的知識，講述的是古今中外的名人軼事和民間掌故，其包涵的內容和承載的分量遠遠超過了同時代企業辦刊的水準，也跨越了企業與市場、產品與消費者、企業內部和公共空間的邊界，儼然成為一個時代一座城市的文化風向標和社會晴雨表。

• 十面埋伏處境下的企業突圍

在西方列強的鋼槍大炮、廉價商品、宗教文化等所謂現代文明成果的包圍和衝擊之下的近現代中國，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優勢，甚至淪為被動挨打的困境。曾經行之有效的宗法制度、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儒釋道互補的文化體繫，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和尖銳對立的矛盾衝突，幾乎全面崩潰。

尤其是民族工商業，在內憂外患的動盪年代和激烈國際市場競爭中，更是舉步維艱。早在19世紀中後期，當時就有人明確指出：“中國自通商以來，洋貨日銷，土貨日絀。洋紗洋布，歲銷五千三百萬。其餘鐘錶、機器、呢絨、氈毯、火油、食物，以至紐扣針線之細，皆窺我情形，探我玩好，務奪我小工小販一手一足之業者。而乃銷流日廣，始於商埠，蔓於內地，流於邊鄙。吾華靡貧靡富，靡長靡幼，日用之需，身體之間，靡不有洋式之物，舍此莫好，相習而忘。故歲耗萬萬，罔知底極。夫彼耗萬萬之資財者，耗於有形，猶可數計；而小工小販，因失業以坐失萬萬之資財者，實耗於無形，而不可以算。如以吾粵論，佛山針行，向稱大宗，傭工仰食以千萬計，自有洋針，而離散殆盡矣；鄉邑婦女，多借紡織以謀食，自有洋布，而土布無人過問矣；其餘紐扣線襪，向之著名專利者，亦冷落無趣，勢將坐食。吾粵如是，餘省可知矣。”（君樸：《十九世紀後半期幾種洋貨和土貨在國內市場上的競爭》，《經濟研究》1956年第2期。）正是看到西方列強的兵戰和商戰對中國工商等經濟命脈和民族命運的危害，著名的實業家和思想家鄭觀應反復告誡國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強調振興工商、發展實業、挽回利權、以濟民生。編：《鄭觀應集》上冊，第586-6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但是，誠如恩格斯所言：“由於機器勞動不斷降低工業品的價格，以前世界各國的手工工廠制度或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工業制度完全被摧毀。——這些國家開始購買比較便宜的英國商品，把本國和手工工廠工人置於死地。因此，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例如印度，都已經進行了完全的改革，甚至中國現在也正走向改革。事情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今天英國發明的新機器，一年以後就會奪去中國成百萬工人的飯碗。這樣，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繫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第21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中國被迫捲入世界市場的過程中，民族工商業既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又在前赴後繼中闖出了一條生路。

在澳洲謀生的香山僑商馬應彪“見英國人以商立國，臻於富強，概然以振興中華商業為己任”，率先攜資回國創業，創辦先施公司，經營商業，成為近代中國民族百貨業的先驅。永安公司的創辦人郭樂，在談到倡辦香港永安公司時，也曾坦誠地説：“予旅居雪梨（悉尼）十餘載，覺歐美貨物新奇，種類繁多，而外人之經營技術也殊有研究，反觀我國當時工業固未萌芽，則商業一途也隻小販方式，墨守陳法，孜孜然博蠅利而自足，既無規模組織，更茫然於商戰之形勢。餘思我國欲於外國人經濟侵略之危機而謀自救，非將外國商業藝術介紹於祖國，以提高國人對商業之認識，急起直追不可，是以1907年創設香港永安公司之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著：《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和改造》，第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從1907年在香港創辦永安百貨公司，到1918年上海永安公司開幕和1921年永安紡織公司投產，永安公司一直追逐著實業救國的夢想。

憑藉在澳洲經營商貿的經驗和膽識，也借助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際國內局勢變化帶來的機遇，上海永安公司獲得了快速發展，並成為那個年代上海摩登生活的宣導者和推動者。但是，好景不長，1932年一二·八抗戰爆發，5年後，上海又經歷了一次規模更大的激烈戰爭。從1932年至1949年，永安等四大百貨公司連遭風雨世變，經受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衝擊和戰爭陰霾的籠罩。1941年上海淪陷後，企業完全失去了自由經營的權力。

但是，面對挑戰，勇者勝；化解危機，智者贏。永安公司面對接二連三的戰火和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以及政治控制和行業競爭，並沒有退縮和消沉，而是主動應對和創新性發展。因此，從1918年到1949年，儘管處境艱難，但總體上看來，上海永安公司在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中，經營業績一直保持著領先地位。究其原因，固然可以找到許多因素，但若從企業經營角度分析，永安公司在夾縫中求得生存和發展，主要有三點：“以顧客為主，努力以優質服務贏得顧客信任，為商場培育穩定的購物群體；充分發揮大百貨公司資金雄厚的優勢，按照顧客需求從世界各國搜羅商品，滿足市民的各種物質需求，以薄利多銷為基本經營戰略，通過多種形式的廣告宣傳，促進銷售。”陳錦江：《商品銷售與新商業文化的促進：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1917—1939）》，高家龍主編：《創造南京路：上海的商業文化（1864—1949》。其中，於1939年5月創辦的《永安月刊》，就是永安公司在刀光劍影中求生存，在十面埋伏中找出路，在激烈競爭中謀發展的一項創新之舉。《永安月刊》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並長期堅守刊物宗旨，不僅樹立了永安公司光明守正引領時尚的良好形像，凝聚了永安公司的人心，提振了士氣，而且也為身處戰爭年代的上海人，甚至大多數城市的中國人帶來了生活的希望和心理上的安慰。誠如黃覺寺在《漫譚畫報——從“永安”百期想起》一文中所言：“八年抗戰，那種歲月是異常沉悶的，淪陷在上海的，尤其有窒息透不過氣的苦悶。‘永安’就在那樣的時期誕生。她的誕生，真像甘露那般的使掙扎在雙重痛苦的每一個市民，暫時得到慰安，暫時獲得一點清涼劑。發刊到現在，已整整八年餘，在她的百期誕生的今天，不禁使我聯想到：‘她的長成是不易的’。她一直能夠安全地成長，雖然一半的功，是保姆們維護的得力；但是在多難的環境下產生的寧馨，一定會比溫衣足食的‘金枝玉葉’來得強健，活潑。”時任上海市長吳國楨，在《永安月刊》百期紀念號的題詞中也説：“有言有物，繪影繪聲。旁搜遠紹，體大思精。琳瑯滿目，璣珠並陳。萬人傳誦，百世風行。”《永安月刊》雖曆九年有餘，出版一百一十八期，生於憂患，處於十面埋伏之中，然不改初衷，一往無前，可謂“真的猛士”。

• 戰火紛飛年代裡的文化守望

企業辦刊，在永安公司之前或之後，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早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一些著名的企業就已開始創辦刊物，甚至公開發行。如中和燈泡公司創辦了《中和燈泡》，國際飯店有《帆聲》，新新公司也曾創辦過《新都週刊》《家庭良友》。不過，這些工商企業創辦的刊物大都以行業知識傳播為主，閱讀對像也主要是同業員工，隻有少數兼顧普通市民的閱讀興趣。如《帆聲》，就是一本以大旅館服務人員為對像的刊物，刊登大量探討服務之道的文章，讀者面不限於本店職工。《中和燈泡》則以介紹燈泡製作技術及與電光源有關的知識為主，向市民傳播如何利用新潮電燈技術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並不失時機地向讀者普及新潮流電器，如收音機、唱機等方面的知識。但是，相對同時代的企業創辦的刊物而言，永安公司創辦的《永安月刊》，不僅長達約十年之久，而且無論其刊載的內容還是表現的形式，都應該是同類刊物中的佼佼者。

與眾不同的是，《永安月刊》一開始就沒有局限於企業宣傳或產品推介，而是將自己定位為融知識性、可讀性、趣味性於一體的綜合性的文化藝術類刊物。在《創刊小言》中，編者就道出了辦刊的初衷和宗旨，“方今國家多事，世亂正殷，處亂世而行，非治亂之道。從而創辦無關治亂之月刊，或將譏為不識時務不切實際者乎？曰，否。創辦《永安月刊》，蓋別有所見，茲請畢其詞：黎明在望，大地昏黑，時代之波洪，動盪不定，一般人士每感焦燥不安。若夫不安，則精神與行動均將交蒙其弊，擴而充之，足以影響百業前進之精神及社會秩序，進而至於動搖國本。為害之烈，概可想見。求安之道，衣食與娛樂僅得其表耳，未得其裡也。欲求表裡俱安，沉著鎮靜，則必有賴於文字；蓋藉文字之力，將寧靜其精神，鼓勵其振作，輔助其發展，裨益其身心，則《永安月刊》之創標的在是矣。”《創刊小言》《永安月刊》創刊號。可見，《永安月刊》雖然生於戰火紛飛的年代，但卻對未來充滿熱情和期待，並把“身心”和“精神”放在首位，説明其謀求的不僅僅是衣食娛樂方面的滿足，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提振和身心的愉悅，追求的不僅僅是社會的安定和物質的豐饒，更看重的是文化的傳承和創造。

從《永安月刊》的內容上看，也的確包含甚廣，“舉凡足以輔助商業家庭及個人之知識，與夫散文、小品、圖畫、攝影等，無不兼收博采。取材求富，選擇求精，務使手是冊者，有拆醒破睡之功，堪資玩味。”《創刊小言》《永安月刊》創刊號。《永安月刊》“自始即屬於綜合性，以求適合於大眾，對於采稿方面，但求佳作，不論名作家和新作家的作品，都一律歡迎，四年來漸漸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築成一條渺小的軌轍，甚願就此風格與軌轍以自勉，冀能發揚光大，勉盡一點灌溉文化之責。”陳其惠：《梅子黃時》，《永安月刊》第期第頁。

翻開一百一十八期《永安月刊》，就會發現每一期內有小説、散文、隨筆、小品、評論、日記、文壇軼事、攝影、美術、書法等文學藝術類的作品，其中尤以創作的小説故事為主。刊載的小説大多反映都市家庭與婚姻，以及新時代的男女戀情，如《愛情的遊移》《理想夫人》《藝苑奇葩》《情仇》《娶了媳婦的兒子》《同居》《一夜妻》《一個可怖的接吻》等，就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都市與鄉村、社會精英和普羅大眾在新時代裡的人生遭遇和心理狀態。作者陳其惠在《梅子黃時》裡就有這樣的表述：“蕙蓀常常在畫幅中，找尋他底美麗的幻夢；但人生的幻夢並不是和他畫幅一般的美。他在畫室中找尋了若干年，他的人生觀沒有改變，幻夢沒有現實，他已是兩鬢斑斑了”。在作者看來，“藝術家有一種不修邊幅的個性，超逸的理想，或一種不和諧Incongyuity的情懷，原不合人生處世廣泛的邏輯，因此便做成了人們的冷譏和恥笑，蕙蓀是這樣頹唐地過了他底寂寞的中年。他始終是一個積極的幻想的實行者，這色彩原在他的言吐行動中無論哪一方面都可看得出來。他説：人隻是熱衷於虛榮欲的追求，到底都是爭訌、傾軋。冷觀地説，那一個人不是悲劇中的主角，但是虛榮的反面不就是空虛，人生原不過是空虛。唯其如是，所以拼命的尋歡作樂，滿足一部分的欲，這就是把握現實，還是離不了男女間性的尋求。在每一個人面前，他會大膽地説出令人掩耳的猥褻不堪性的模擬，這是蕙蓀晚年來的變態的心理。”（9）顯然，蕙蓀的經歷和心理不是一個簡單的個案，更不是文人的虛構和想像，而是特定時期大眾社會心理和情感生活的真實寫照。

難能可貴的是，一大批活躍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化藝術和學術領域裡的名家大家，都成了《永安月刊》的作者和讀者，有的甚至是《永安月刊》的專欄作家，如李伯琦、周瘦鵑、陸丹林、鄭逸梅、張若谷、黃覺寺、溫肇桐、趙景深、陳從周、邵洵美、丁君匋等人講述的文壇掌故和名人軼事，就充滿文化和人文的氣息，更反映了新舊時代變遷中的文化矛盾和文化調和。能體現《永安月刊》文化取向的是其漫畫和攝影以及封面人物。《永安月刊》每期都編發數頁漫畫作品，甚至有漫畫月輯，目的是借漫畫針砭時弊，啟人心智，催人奮發，尤其是像陸丹林、張若谷、周瘦鷗、鄭逸梅、溫肇桐、黃覺寺、李伯琦、張肖傖等名人的藝術評論和文藝隨筆，內容不僅縱橫古今，融合東西，而且涉及到不少文化名家和藝壇新秀，如徐志摩、關良、徐悲鴻、劉海粟、夏丐尊、郁達夫、王映霞、關紫蘭、林語堂、郭沫若、周樹人、馬相伯、泰戈爾、蕭伯納、熊希齡、譚富英、馬連良、梅蘭芳、程硯秋、陳衡哲、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培等民國時期具有影響的文化名家和藝術大師，都成為《永安月刊》評説和推介的物件。他們不僅本身就是新舊文化交融下的文化弄潮兒，更是社會大變革文化大轉型過程中的文化傳承人。

值得稱道的是，《永安月刊》不是單純地借名人名家名作招徠讀者和消費者，而是更注意文化觀念和消費現代性的導入，鑒賞能力和審美趣味的培養，以及新科學新技術新知識的傳播。如每期刊載的中外繪畫名作，尤其是西方的作品，配上精緻、優美、簡潔的説明文字，對讀者迅速提高繪畫攝影藝術的鑒賞力十分有效。精通繪畫史的溫肇桐，撰寫的介紹現代中國美術名家的文章，《關良的畫》《憶薰琴》《女畫家關紫蘭》《我所認識的倪貽德》，都頗有知識性和學術味。在評述關良的畫作中，作者指出：“關良的繪畫，同一般畫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並不專事吸取一些外來的技巧，確能夠不忘記自己是中國人，把固有藝術的風格，尤其是文人畫獨特的精神，滲透到油畫裡頭去，同時把歐洲現代繪畫的單純、明快、變形、稚拙諸特質，融洽到自己的作品中間”，在強調“中國繪畫自宋以降，崇尚高簡，嘗於藝術之中，流露恬靜、澹泊、灑脫、超逸的至高的人格。歐洲現代繪畫，自後期印像主義以迄於當代，往往不注意繪畫主題的選擇，而以畫家自我意之表現為依歸”，認為關良的作品，“面積並不十分大，題材隻是些風景，人物、靜物，構圖又不宏偉，筆觸潑辣，可是在平凡簡單的物件上，能夠表現出一種輕快的旋律，把捉住自然的情緒，像低矮的屋子、小樹、斜的電杆、花果，少女的臉從他純熟而樸素的筆下，抒寫出一種潛在而豐富的詩意，這種詩意不是文學上的，又不是哲學或社會科學等題材要求關係上所引起的所謂詩意，他的詩意，隻在藝術本身，也就是純然的繪畫的技巧上流露出來的”。後作者指出：“關氏，在國內是一個前輩的畫家，在新藝術的園地中，又是一個開墾的園丁，他有著寡言沉著的藝術家的風格，很早就在日本研習繪畫，回國後，便相繼擔任上海、廣州、武昌諸地美術學生裡的教授，照例，他應該在所謂‘藝壇’上要占到一個相當的地位，名聲應該婦孺鹹知。可是，他現在是隻過一點清苦的教授生活，原因在於他的不會逢迎貴顯，不會遷就他人，隻會他自己的人品與藝術風格的修煉。”溫肇桐：《關良的畫》，《永安月刊》第期第頁。類似溫肇桐這樣的評論文章，在《永安月刊》中並不少見，其在評述作品和作家的風格、人品以及進行藝術教育的同時，也在不經意中向人們傳遞了世俗社會的人間冷暖和社會變革時的文化心態。

《永安月刊》在同類刊物中，其品質得到廣泛好評，除了擁有豐富多彩而又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大眾的樸實內容外，還與其高品質的版式設計，嚴謹的欄目編排，精美的包裝印刷和低價格的銷售等經營理念和行銷藝術有關。而所有的這些，應與《永安月刊》的創辦人郭琳爽的支持有關。他不希望刊物的商業氣息太重，主張追求一定的文化品位。有讀者在百期華誕時，就感歎地説：“圖文並茂，一期有一期的精彩，一期有一期的進步，特別使我感到滿意的是：印刷的不馬虎，三色同版的精絕，尤其在創刊號和前半個階段，所有金屬版都是銅版紙或重磅的米色道林紙印刷，清晰美麗，猶其餘事，而數量很多，範圍包括：中西繪畫、書法、金石、藝術攝影、漫畫等等，每期的分量，支配得很合適，這是值得一提的。”黃覺寺：《漫潭畫報——從“永安”百期想起》，《永安月刊》第期第頁。正因為《永安月刊》有著“超然獨特的風格”，“充滿了文藝和美術的氣息”“含蓄著一種高雅宜人的作風”和“永遠不與世俗共浮沉”的個性，所以《永安月刊》保持的不僅僅是自己刊物的風格，更重要的是其始終在堅守和創新中對文化發展充滿著自信和期待。

• 動盪不安時期內的家國情懷

《永安月刊》在創刊小言中，開宗明義地表示：“方今國家多事，世亂正殷，處亂世而行，非治亂之道。從而創辦無關治亂之月刊，或將譏為不識時務不切實際者乎？曰，否。”因為“黎明在望，大地昏黑，時代之波洪，動盪不定，一般人士每感焦躁不安。若夫不安，則精神與行動均交將蒙其弊。擴而充之，足以影響百業前進之精神及社會之秩序，進而至於動搖國本。”《創刊小言》，《永安月刊》創刊號。因此，《永安月刊》想“藉文字之力，將寧靜其精神，鼓勵其振作，輔助其發展，裨益其身心。”《創刊小言》，《永安月刊》創刊號。也就是説，在國運式微、民生凋敝、文化衰敗、人心頹廢的年代，《永安月刊》希望借文字和藝術之力，提振民族精神，健全國民人格，傳承先進文化，再造現代文明。他們相信“任何刊物，欲求健全與成就，必先考求刊物的本身與讀者間如何發生精神的聯繫，深信為由雙方的精神發生聯繫，刊物始有出版的價值”，編者：《四周年紀念致詞》，《永安月刊》第四十八期。體現了《永安月刊》創辦者和編輯者勇於擔當，力挽民族危機和文化衰敗的決心，更體現了《永安月刊》的創辦者和編輯者的家國情懷。

強烈的使命感和深重的危機感，驅使《永安月刊》同人歷經千辛萬苦、全心全意、精益求精地將《永安月刊》辦得越來越精彩。在周年紀念的編輯感言和作者讀者的紀念文字裡，我們便能真切地感受到《永安月刊》編輯出版的艱難和編輯者出版者們的不易。還在《永安月刊》四周年的紀念時，編者就透露了他們的艱難：“同人孳孳不息，相約努力從事，及後世情幻變，時局不寧，舉凡足以阻礙文化工作之事情，不一而足，在驚濤駭浪中，同人等極力撐持，總算度過了一段相當悠長而偉大動盪的四年歲月，到現在本刊依然健在，依然不改當時的面目，繼續向既定的目標前進，同人等回顧當日和本刊同時出版的刊物，幾於蕩焉無存，從這點看來，同人等實足以私自慶倖，並且認為今天是有意義的紀念。”編者：《四周年紀念致詞》，《永安月刊》第四十八期。的確，如《永安月刊》的編者所言：“中國的純粹文化事業，尤其是定期刊物，向來障礙多而輔助少，因此形成不健全的病態，加以近數年來，物資日短，貨價日高，對於文化事業的威脅與打擊，既深且鉅，一般刊物，欲求延長壽命，已感不易，更遑論要依期出版，同人深知，其中艱難，飽受各種痛苦，所以從萬難中堅持從不脫期的紀録，以求本刊與讀者間的精神聯繫，得以日益堅強。”編者：《四周年紀念致詞》，《永安月刊》第四十八期。在當時，“出版定期刊物，一困於言路狹隘，再困於物力艱難，欲賡續保持一種風格，使之歷久不替，誠屬不易，本刊文藝為經，美術為緯，雖感物價一再飛漲，備受深刻之打擊，然同人等猶堅抱盡萃文化之觀點，排除萬難，悉力以赴，五年來承各地讀者之熱誠愛護，諸同文之惠寄佳作，乃能眾木成林，如百川之匯海。”編者：《創刊五年紀念詞》，《永安月刊》第期第頁。子佩在《百期小頌》中也不無自得地説：“《永安》發行到現在，從沒有脫過期，這在我國出版物中，已經難能可貴。而《永安》在敵偽時期，能巧妙地逃出了魔獸的蹂躪，始終保持清白，尤其值得欽佩。所以勝利來臨，光明重現之日，能夠繼續出版的，也隻有《永安》一種。這足以充分顯示《永安》的風格與過去的光榮。”（子佩：《百期小頌》，《永安月刊》○○期第二九頁。）

之所以能在惡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仍然將《永安月刊》持續地辦下來，不僅僅因為他們具有非凡的毅力和恆心，更因為他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有中國人堅韌的特性，‘多難興邦’，人人知道的有不少前例；‘以柔克強’，由抗戰更可加以説明，中國國運的盛衰，和文化事業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他們相信“我們的國家總有辦法，那就隨而相信文化事業總會復興”。他們長期筆耕和出版《永安月刊》，所換來的是“不撥不移的信心，清白自持的氣節，和同甘共苦的精神”。編者：《耕者之職》，《永安月刊》第期第頁的確，在敵偽惡勢力下，他們“秉著筆直，仗著正議，不為利祿所誘，不為威武所屈，任你怎樣的白報紙恐慌，卻絕對不受敵偽報紙的配給，硬著頭皮幹著，耐著心兒待著”，簡直當得起“鐵骨錚錚”四字的褒語。不過，他們內心也有刺骨的疼痛，“抗戰時期，淪陷區民所受的痛苦，凡沒有跑脫的人都嘗透了滋味，尤其是忝為文化界的我們，想説的不能説，吞下肚子裡幾乎要爆炸出來，有時看到悲憤不堪的情景，真是比死還要難過”。儘管如此，《永安月刊》的同人們心裡清楚，他們“挑的擔子裡面，都是我們國家民族的珠寶，那就快樂由心裡生出來，力量由身上發出來了！”

創辦於孤島時期的《永安月刊》，為了自身的生存和企業的發展，也可以完全按照市場的規則和大眾消費的特點去做一些不問家國大事，隻需迎合大眾趣味的文章就行了。但是，《永安月刊》的同人們，還是辛苦地堅守著刊物的優秀品質和正確的文化導向，胸懷家國，放眼全球，有悲天憫人之心，有厚德載物之志，有危難之際的挺身而出，有責任道義上的敢於擔當。一方面，他們眼光向下，用平等眼光審視動盪不安年代裡的卑微的人群和貧窮的弱者，用文字和書畫鞭撻現實，用知識、智慧、愛心溫暖民生。在《永安月刊》裡，我們看到多的是對家庭和社會、愛情和婚姻、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的高度關注，如紫生的《家書》，念華的《會診記》，楊劍花的《幸福》，陳其惠的《白蘭花》，喬存的《福生的家信》，自在的《生命之花》，張葉舟的《殺生養生記：一個公務員的血淚故事》等等，説的雖是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或情感經歷，但體現的是《永安月刊》的人間情懷和良好的願望。另一方面，他們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有天下為公的胸懷和濟世達人的志向，有開放包容的氣度和與時俱進的精神，有面對戰爭和正視邪惡的勇氣，有不畏強暴的鬥志和擁抱和平的熱情，借《永安月刊》這個新知識、新思想、新技術傳播的平臺，傳遞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資訊，輸送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獨立、自主、和平、民主的正能量。面對國人對國內外戰局的關切，《永安月刊》發表了大量國際時事類的文章，如《西歐烽火話芬蘭》《葡萄牙的領袖》《動盪中的土耳其》《希特勒需要猶太人》《漫談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歐洲大戰的回顧與前瞻》《饑饉威脅下的歐洲》《轟炸中的倫敦》《空襲威脅下的倫敦市民》《英德空戰年》《烽火中的國聯與其將來》《世界兩大政治壁壘之主持人》《太平洋英美戰略的形勢》《日本在太平洋的戰略形勢》《真正的民主國土哥斯達裡加》等文章，就在評述國際政治動態，分析歐戰和中國抗日戰爭之走向的同時，既滿足了民眾對國際局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切之心，又表明了作者和編者的思想傾向。

有意思的是，一份純文化藝術類的《永安月刊》，還連續發表了一些介紹國際上的武器和軍事實力以及政治人物的生平小傳。如《轟炸機》《美日海軍現勢》《關於潛水艇的種種知識》《雷達在空戰中的神奇功用》《新加坡軍港》《美國傘兵》《蘇聯軍事實備現狀》《世界的轟炸機》《美國三十一位總統的剖析》《甘地小史》《史達林》《羅斯福別傳》等，既向國人介紹了世界新近發明的武器和大國的軍備，又暗示了戰爭與武器裝備和領袖人物之間的內在聯繫。在客觀上減輕了人們對戰爭的恐懼，增強了戰勝強權和殘暴的信心與勇氣。

• 困頓曲折過程中的精神操練

在時局動盪、物價飛漲、人心不安的年代，《永安月刊》仍能在眾多商業性文化期刊中一枝獨秀，已令人欽佩不已，而其始終追求“身心”和“精神”的健康和愉悅，一以貫之地將文化品質堅持到底，則更令人為之感動。

首先，《永安月刊》張揚的始終是一種民族情調的人文精神。通常，企業辦刊，理所當然地要為企業的發展、行銷和利益服務，但是，《永安月刊》一開始就特別注意店員職業的訓練和個人修養的引導。有不少人羨慕永安公司，説他們多虧有了“永安”這個吉利的名字，郭琳爽不同意這個看法，認為“店名隻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永安公司辦得好，在於備貨足，品種多，花色齊，式樣新，品質上乘，信譽卓著，還有售貨員訓練有素，服務周到，有問必答，這些恐怕是永安公司營業額穩居全市首位，歷久不衰的主要原因。”桂國強、餘之主編：《百年永安》，第41頁，文匯出版社2009年版。永安公司成立之初，創辦人郭樂就認為顧客是“衣食父母”，要“歡容款接，善為招待”，“使客至如歸”，務須“令其滿意”。在《經驗之談》中，創始人之一的郭泉就説：“吾人立身處世，有必須具備之要件：待人接物，不可損人，隻可救濟人，不可嫉妒人。營商處事，修身治家，事同一理，至於其中利病，以數十年來之經歷，頗有體驗，爰舉其要，略述於後；嚴稽核……重招徠……禮顧客……樹模範……任人材……善採辦……慎出納……絕投機……勵儲蓄……肅家政……”桂國強、餘之主編：《百年永安》，第49—52頁，文匯出版社2009年版。重視企業文化建設和提高個體綜合素質，可謂永安公司成功的秘訣之一，也是《永安月刊》的精神所在。

誠如一位叫王皎我的作者在《永安月刊》中撰文所言：“百貨公司若是不僅把它當做一個賣東西的地方時，一定會令人當做博物館、展覽會，或是民眾教育館看。”實際上“百貨公司”在今日的中國是“應負起教育民眾的責任；因為民眾對於‘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對於民眾所生的影響太多太大了”。各大百貨公司“若果都能徹實利用本身的特長和便利，去做一些教育民眾的工作，一定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國家民族亦可蒙受很多的福利”。王皎我：《百貨公司與教育》，《永安月刊》第二期。事實亦是如此，永安公司一直把公司作為教育民眾和推進社會教育的良好場所，而且《永安月刊》也始終把職業美德、個人道德和社會公德作為修身根本和精神歷練的要義。先後刊登了不少關於職員修養、店員藝術、職業青年、家庭美德、男女修養等方面的文章，如《愛的講座》《人生小語》《譚美》《做人漫談》《論做人藝術》《生活漫譚》《丈夫的藝術》《丈夫的檢討》《男女之間的檢討》《怎樣做一位丈夫滿意的妻子》《微笑的勝利》《職員的修養》《店員的藝術》《恆心與恆業》《貢獻給職業青年》《理想夫人》《三十自懺》《文章與心境》等就是教人修身養性的絕妙好文。

尤其是《人生小語》，內容涉及夫妻之道、交友之道、處事之道、生活之道和修身修心之道，這些對於普通讀者來説，也許不易上心，但對於長期堅持訂閱《永安月刊》的有心之士來説，這些簡短深刻的“人生小語”，可能就是人生的指路明燈。就是今天我們看來，其中就有許多頗能令人心動的話語。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把人世間一切道德問題包括在內，國與國之間，行之必無爭，人與人之間，行之必無怨，這句話並且適合各種宗教的涵義。他的反面就是‘己之所欲，可施諸人’，意深理顯，行本不難，獨惜世人多認為迂腐。做一件事，四分靠腦力，三分靠魄力，三分靠毅力，三力俱到，共成十分，事必成功，奈何人多舍本身所有的三力不求，卻付諸僥倖，未免可惜”。湘花：《人生小語》，《永安月刊》第三十期，第九頁。還有“以冷靜的頭腦看來，人生各種過程的處境，實含有無窮的滋味，無論悲歡離合，甚至生老病死苦，以至於七情六欲，都具有獨特的滋味蘊藏其中，尤其是過後思量，所發生的感慨，更有無限的詩意，若能體味到各種滋味，對於人生可以減少許多詛咒。以花喻美人，可知美人有榮枯之日，以月喻世事，可知世事有圓缺之時，以時序喻人情，可知人情有冷暖之變，以江潮喻財富，可知財富有消長之理，處世能隨時以自然變化喻人生，則心境當可感覺泰然”。湘花：《人生小語》，《永安月刊》第三十二期，第八頁。有的充滿哲理，發人深省，如“物極必反，雖為自然之理，但如果能夠隨時隨地注意留一退步，務使其不至於極，便可防避其反，此點對於人生過程中的應世、處事、交友及家庭等等方面，都可適用。多數人在失意時，容易發生消極的感覺，此實一種不良的心理，須知消極阻礙勇氣，當失意後，應有勇毅精神，改正錯誤，再迎頭趕上，方可達到美滿結果，況人生失意事委實太多了，苟每次失意便起消極，必致消沉意氣，畏縮不前，永遠處於失敗的地位”湘花：《人生小語》，《永安月刊》第二十九期，第二二頁。，“人與人之間，所能維繫者賴有感情，所能互相尊重者賴有人格，所能彼此信賴者賴有信用，假使一個人，沒有感情，人格和信用，相信他終身孤立，永遠找不著一個朋友。許多人專門向長壽方面打算，其實人生壽命幾何，固然和他的先後天環境營養和性情等等有關，不過人生的真意，是要把握著有意義的生活，做成有價值的生命，在有知覺的時候，仔細地做人，那壽命縱不長，也不算虛度一生，假使懵懵然的過活，即使活上一百歲，也是徒然”。湘花：《人生小語》，《永安月刊》第二十八期，六頁。“品格兩字，詳細分析起來很複雜，籠統説起來很簡單，因為品格是綜合的，包涵了性情、知識，以及仁義禮智信等等美德的結晶，所以論人的好壞，全在品格上分別。以精神享受未估計人生，則人生確有無限的價值，反之以物質享受來估量人生，則人生未免太空虛了，精神享受，隨處可得，並且取之不竭，物質享受，首須抑賴金錢，金錢是無法保障的，所以精神享受，受益多而無須代價，物質享受，代價重而煩惱多。”湘花：《人生小語》，《永安月刊》第三十期，第四四頁。人處危難或險境時，往往缺乏賴心、冷靜和理性。《永安月刊》的《人生小語》雖然篇幅不長，但十分精煉，富有哲理，充滿溫情，準確地把握了人生的要義，無論是在其時還是當下，都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提振人們的精神。

其次，《永安月刊》始終洋溢著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雖然《永安月刊》是永安公司的一份企業月刊，但她從其誕生起就超越了企業的局限，始終立足現實，緊跟時代的步伐，反映時代的風貌，彰顯時代的精神。中國全面抗日戰爭時期，《永安月刊》身處淪陷後的上海孤島，倍受日偽政府的監控，但仍然通過反映國際軍事和軍力以及時局等的圖文向讀者傳遞資訊，避免閉目塞聽，堅定正義必勝的信心。尤其是對史達林、羅斯福和希特勒等的圖文介紹，以及對歐洲戰事的評述，既滿足了讀者的好奇心，又起到了正面引導，提振精神的作用。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出版人和作者編者的命運掌控在統治者的手裡，刊物內容的審查固不待言，就是作者和編者的身份、言行也處處受限。鄭逸梅在《寫幾句在七周年紀念刊上》中也説：“我們編輯群眾的鄭留先生，他是勇敢的一個，當在敵偽時期，輯著這種正義的刊物，心裡總不免有些惴惴，深恐被那面目猙獰的木屐兒抓了去，又恐物資不能接濟，勉強出了這期，下期難乎為繼，鄭留先生卻拍著胸，説不要緊，幹著再説，快要天亮了，天亮就有辦法了。在這將天亮未亮之際，為難過，我們咬緊牙關等天亮吧。”鄭逸梅：《寫幾句在七周年紀念刊上》，《永安月刊》第期第頁。就是抗戰勝利後，《永安月刊》仍然關注著國際國內的局勢，仍然敢於發出時代的強音。《永安月刊》的編者在《百期紀念的自勉》中就坦言：“勝利之後，有識之士，都在大聲疾呼，促進國人注意未來的‘危機’，他們説八年打光的不是人民財產，而是國民教育，教育落後，一切都不安定了。這真是至理名言，別的且不談，單論與教育有直接關係的出版物吧，能夠暢銷的不是‘色情’的就是‘投機’的，簡直沒有正當刊物立足的餘地，本來我國文化事業的根基已經使脆弱不堪，到如今可謂連苗芽也將要撥盡了。本刊不敢以‘眾醉獨醒’來罔自矜誇，但是我們有一顆向上的心，至少要做到‘雖不能有益，也必不為害’的境地。”編者：《百期紀念的自勉》，《永安月刊》○○期，第二頁。如《永安月刊》第九十二期，就分別刊登了呂思勉的《論英國助我練兵事宜暫緩》一文，對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時國民政府請美國幫助練兵公開表示異議，認為“居今之日而言練兵，不亦可危乎？此非一二人之咎，社會之風氣實為之。賢者固貴轉移風氣，然其遲速亦有定率，勞民傷財，圖造強軍，而終於一無所用者多矣。段祺瑞之定國軍，張作霖之兵工廠，皆其前車之鑒。與其急於練兵，不如先事轉移之為得。非不欲速也，欲速則不達，將反遲也。此中消息，外人不易知之，否則不可以不自知也”。呂思勉：《論美國助我練兵事宜暫緩》，《永安月刊》第九十二期，三頁。丁健行也在同期發表《自強年》，認為前年是勝利年，去年是貪污年，今年應是自強年，並指出：“敵偽禍我中華八年（指全面抗戰爆發——編者），暗無天日，是窮極窮透，去年是舊日的瘡傷未愈，新瘡潰爛得很厲害，可稱是變化很快的一段時代，表面上，勝利來臨，因此取消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各地所有的租借，我們中華民國的地位，亦獲得了獨立自由，列為五強之一，實際上，國內千孔百瘡，經濟崩潰，外貨傾銷，工商垂危，谷賤傷農，農村破產。……我國以農立國，民以食為天，所以政府對於民眾，有治法，無治人，往往一件極好的事情，不知怎樣一來，弄得怨聲載道，但是變和通的過程，逃不出這個公式，譬如炮脫殼、蠶成繭，經過種種痛苦，是不能免的，我想中國往後必定通亨，但自強為通之本，我主張今年為自強年。”丁健行：《自強年》，《永安月刊》第九十二期，四頁。這也是《永安月刊》對國計民生的現狀和國際國內時局變化的一種觀察，一種體現，更是對中華民族在新時期應有的樂觀而務實的時代精神的一種真誠期待。

後，《永安月刊》始終保持著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始終樂觀自信，展現出中華民族剛健有為的進取精神。118期《永安月刊》的封面人物肖像，不僅美麗優雅，時尚健康，而且熱情奔放，充滿陽光，給人美感和向上的力量。從1939年5月創刊號到1945年8月，一直以女性攝影肖像為封面，除個別女童肖像外，大多數為著名影星、女界名流，其中多為半身照，隻有面部特寫的肖像不多。半身肖像大多以現代居室予以襯托，如落地檯燈、西式沙發、插花瓷瓶、電燈電話、新式門窗桌椅等。名人名星所穿服裝絕大部分為旗袍，面料無一雷同，色彩濃淡相宜，圖案五彩繽紛，現代氣息中蘊藏著古典的意蘊，時尚奢華中不失簡約謹慎。從封面肖像中可以領略到居家裝飾和日常生活的新動向，也可以感受得到身處戰亂和動盪環境下的現代中國人的那種淡定、自信、樂觀、奮進的精神氣質。

尤其是《永安月刊》對美容和保健類的知識的普及，既為女性的美麗送來了法寶，又為男性的健康發出了警戒。愛美是女人的天性，但什麼是美，如何纔美，則並非人人知曉。《永安月刊》雖然也為化妝品做推介，但推介的方式方法本身是善的、美的、真的。在推介化妝品時，也告訴了消費者為什麼要美容，怎樣科學使用化妝品。《永安月刊》經常刊登具有學術性、知識性、趣味性的美容方面的文章，如《譚美》《女性與裝飾》《漫談皮膚維他命》《夏季的皮膚健美法》《頭髮的衛生》《肌膚美和化妝美》《從女人的嘴唇説起》《婦女化妝講座》等文章，在當時對於女性的自我修養和自我保護，均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與此同時，《永安月刊》也刊載了一些保健方面的廣告和文章，尤其是對常見病的防治知識和保健知識的普及格外用心賣力。在近現代中國，“東亞病夫”一直是血性中國人的一個心病，“強種強國”也就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普遍認可的信條。尤其是中國因貧弱而被動挨打的現實更催人奮進。因此，《永安月刊》在推介保健藥品和保健知識方面可謂不遺餘力。儘管為各種新鮮出爐的保健品大做廣告有行銷獲利之嫌，但對於身處多災多難的近現代中國民眾來説，從保健知識的普及和對保健品推介和正確認識，體弱心虛的缺點和科學地對待強身健骨的做法，也許與近代以來嚴複、梁啟超等一直呼籲的“鼓民力”“開民智”“興民德”和革命黨人宣導的“鼓民氣”“結民力”“立國魂”的做法如出一轍，甚至更接地氣更得人心。因此，《永安月刊》對女性美的提倡和對男性健康的呼籲，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企業產品行銷的手段，而應深刻地領會這些文章和圖畫揭示的時代主題和所期待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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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月刊》編後記

早接觸《永安月刊》的時間應該是我在籌建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的時候。記得2001年年初，中山市文化局邀請我負責香山民俗博物館的策劃和陳列大綱的撰稿。接到任務後，便先後赴香港、澳門和廣州等地參觀考察當地的博物館和文化館。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我提議改為香山商業博物館。這一建議很快得到中山市新聞出版廣電局局長鄭集思及市有關領導的高度認同和大力支持，並由我負責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陳列大綱的策劃和撰寫等具體工作。在隨後的幾年時間內，我和市博物館的幾位工作人員先後到上海、天津、北京、廣州等地查閱資料和收集實物。在上海等地，我們驚喜地看到了些《永安月刊》的原件，當時複印並拍攝了相關內容。回到中山後，市古陶瓷專家餘乃剛先生又提供了《永安月刊》的部分原件，並贈送給市博物館。在這個過程中，《永安月刊》精美的裝幀設計和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2013年我從市文聯轉崗到市社科聯工作，餘乃剛先生又再次告知他有《永安月刊》的影印本，於是便與他協商，由社科聯和他合作出版。得到他的影印本後，與廣東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柏峰商榷出版事宜。但是，沒想到餘乃剛先生提供的文本影印件很多不清晰，無法再次掃描影印出版。經與廣東人民出版社和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單位協商，決定由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負責提供《永安月刊》部分收藏底本，中山市社科聯負責策劃和經費支援，廣東人民出版社負責編印出版等工作。經過近四年的通力合作，纔有了這套《永安月刊》的影印出版。

在這裡，應該要特別感謝的是餘乃剛先生和中山市博物館的吳春甯先生，他們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永安月刊》初的部分樣本和底本，也無私奉獻了他們的熱情和智慧。還應感謝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副館長倪俊明及同仁榮子菡、蒙碧玉等，他們提供了除中山市商業博物館提供的部分底本外的大部分底本，並承擔了文獻的徵集、掃描及校對工作，並在此感謝國家圖書館的底本支持。廣東人民出版社的陳其偉先生做了前期的聯絡工作，柏峰、張賢明二位負責對稿件的做圖、排版和缺漏內容的審查和整理等工作，尤其是張賢明先生負責了全部目錄的整理和檢查等具體細緻的工作，中山市社科聯盧曙光、周武和韓延星等也做了大量協調和服務工作。中山市南區黨工委書記梁志軍先生，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郭淵先生，黨工委副書記曾慶文先生，黨工委委員王小龍先生，永安酒店郭瑞楚先生等也為《永安月刊》的出版提供了許多幫助，中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方維廷先生，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方炳焯先生，也給予了不少的支持和鼓勵。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熱情支援和大力推動，就不可能有《永安月刊》的再生。

後要說明的是，這套《永安月刊》經過長時間的收集整理和編目，已有了不少新的花樣：其一，新的目錄將期刊裡的三大塊--圖畫、文字、廣告，均視為《永安月刊》的內容，所以將各期刊物裡的圖畫、文字、廣告均列出目錄，以方便讀者和研究者使用。其二，圖畫、文字部分，由於期刊原來的目錄與正文的題目多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整理新的目錄時，以期刊內容的標題作為列出目錄的依據。其三，廣告部分，由於《永安月刊》刊登各個廣告時，在不同的期數中，完全相同的廣告頁面，在《廣告索引》中呈現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名字--或者僅是廣告頁中的產品，或者是廣告頁中的工廠或公司，甚至是廣告頁中的代理機構，所以在重新製作目錄時，我們完全按照《廣告索引》中的字樣開列目錄。其四，對原刊的其他內容，如原刊物的版權頁、啟事、獎券等，也一併列入目錄，有極少一部分原刊物目錄沒有的，我們則自行擬定了新的目錄，以方便檢索使用。因此，這套《永安月刊》既全面又完整，既方便查閱又格外美觀，比過去的月刊單行本更加精美更加厚重，也更加方便使用。

作為始作俑者的我和中山市社科聯，這套《永安月刊》的整理出版，應特別感謝廣東人民出版社的柏峰副總編輯和張賢明先生，是他們的執著和堅守，纔堅定了我們的信心，也是他們的敬業樂業和精益求精的精神，纔有了這套精美而又厚重的《永安月刊》在新時代的“新生”。

中山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胡波

2017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