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凡例

甲種竹簡圖版

乙種竹簡圖版

甲種竹簡集釋

一建除

二岡楺（剛柔）日

三生男女

四天干占盜

五絕天氣

六地支占盜

七禹須臾行日

八禹須臾所以見人日

九吏

一〇禹須臾行不得擇日

一一衣

一二窴（填）穴日

一三犬忌

一四田龍田

一五塞穴置（窒）鼠■（墍）囷日

乙種竹簡集釋

一建除

二直室門

三爲門忌日

四禹須臾行日

五禹須臾所以見人日

六吏

七王（往）見貴人

八築門良日

九天干占盜

一〇直（值）心

一一晝夜長短

一二地支占盜

一三五行

一四禹須臾行憙（喜）

一五塞穴置（窒）鼠■（墍）囷日

一六衣

一七牝牡月日

一八臽日及晝夜長短

一九岡楺（剛柔）日（一）

二〇日■（衝）

二一啻（帝）

二二令馬行

二三五音日占死

二四建除占死

二五岡（剛）柔日（二）

二六天干行忌

二七伐木忌（一）

二八地支行忌

二九遠行兇（兇）

三〇干支土忌

三一六甲孤虛

三二鼠占

三三行忌

三四反隻（支）

三五四時土忌

三六伐木忌（二）

三七土忌（一）

三八門戶

三九土忌（二）

四〇生男女

四一雜忌

四二毋毒之方

四三六十甲子圖

四四矦（候）歲

四五絕天氣

四六刑直（德）

四七五■（種）忌

四八禹須臾行不得擇日

四九伐木忌（三）

五〇犬忌

五一畾（雷）

五二司

五三五音（一）

五四六甲納音

五五律數（一）

五六日數

五七辰數

五八綫圖

五九時數（一）

六〇時數（二）

六一生律法（一）

六二律數（二）

六三生律法（二）

六四星分度

六五日辰時星

六六日辰星

六七節（即）有生者

六八夫妻之和

六九問病

七〇占疾

七一占病

七二占病祟除

七三占盜（一）

七四占盜（二）

七五占亡貨

七六占亡人

七七日爭勝

七八天降令

七九五音（二）

八〇黃鐘

八一五音（三）

八二參

八三貞在黃鐘

八四十二律吉兇

八五投黃鐘（一）

八六投黃鐘（二）

八七投黃鐘（三）

八八鍾律占死

八九陰陽鐘

九〇鐘音之數

九一數占

九二中數中律

九三丹

其他

主要參考文獻

簡影所在頁碼索引

前言

甘肅秦漢簡牘，是我國百年來出土文獻的大宗。我們將天水放馬灘秦簡、武威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和居延新簡重新拍攝、整理、校讀、注解，以求以往出土的甘肅簡牘在圖片的清晰度和釋文的準確性上有較大改觀，以方便學術界研究利用。

茲將上述簡牘的特點和我們所做的工作述之如下：

天水放馬灘秦簡在全國出土秦簡中佔有重要地位。一是由於發現較早，學術界關注度較強。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發現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使秦簡出土和秦史研究出現了一個新時代。時隔十年，放馬灘秦簡發現於北方的甘肅，南北相映，有了相互比照和參考的內容，自然成爲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二是數量較多，四百六十一枚，這在六次百枚以上成批的秦簡發現中，除湘西裡耶、雲夢睡虎地、江陵王家臺以外，位居第四。三是地理範圍，三分其一。迄今爲止，發現秦簡的地域範圍唯湖南、湖北和甘肅（四川青川木牘隻有兩枚）。湖南隻有湘西裡耶，湖北唯雲夢和荊州。天水放馬灘秦簡的出土與上述兩地，就出土地而言，三足鼎立。四是放馬灘秦簡的內容有其本身的特點。雖然甲乙兩種《日書》同睡虎地秦簡《日書》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諸如《星分度》、《黃鍾》、《志怪故事》之類完全不同的內容。再說，即令內容完全相同，出自不同地域的兩種本子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更何況還有很多差異，所以二者不能替代。總之，天水放馬灘秦簡在全部出土秦簡中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學術地位。

甘肅是漢簡大省，數量多，發現早，研究歷史長，在海內外影響大。不僅全國百分之八十多的漢簡出自甘肅，而且由於天然的地理位置，甘肅所出漢簡自有其本身的諸多特點。

從國際視野看，甘肅漢簡的早期發現，每每都是國際性的學術事件。斯坦因本人是匈牙利人，後來入籍英國，服務於英印政府。他把一九○七年和一九一四年兩次掘獲的敦煌漢簡運往倫敦，先後交由法國人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馬伯樂（Henri Maspero）整理。不管是發掘者還是整理者都是當時屈指可數的世界級頂尖學者，他們的參與一開始就使甘肅漢簡的整理研究成爲一門世界性學問，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漢學世界。一九三○年居延漢簡的發現，更是八年西北科學考查團的重要成果，是大規模大範圍的國際性學術活動。

從國內情況看，甘肅漢簡一經發現，就被置於學術研究的焦點之上。幾代國學大師或者學界領袖都爲之傾注了力量，深深影響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術走向。一部《流沙墜簡》被視爲中國簡牘學的開山之作，至今被學界奉爲經典。而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海內外公認的清末民初的學術泰鬥，他們對甲骨文、金文、簡牘和古史的研究，被稱之爲“羅王之學”。魯迅先生說過：“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纔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纔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其後於一九三○年發現的居延漢簡，從保護、整理到研究，都自始至終貫穿了國內學術機構和頂級學術大師的關注和參與。初由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安排的整理釋讀人員：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法國學者伯希和以及北大教授馬衡和劉復。後來調整擴充的名單是：傅斯年、馬衡、徐森玉、瀋兼士、陳受頤、蒙文通、孟森、姚從吾以及向達、賀昌群、餘遜、勞榦等。僅從這個名單看，就幾乎囊括了當時學界的所有精英。這些前輩學者當時或者後來都先後成爲一代名師和碩學大儒。當然，抗戰八年，內戰三年，世事風雲，江山易主。上面所列很多人並未如願以償地參加實際工作，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中國學術界對居延漢簡重視程度的判斷。所以甘肅漢簡的整理研究在近百年中國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從時代背景看，甘肅漢簡的出土整理和收藏保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百年中國社會發展的起伏脈絡。一九○七年清朝末世，風雨飄揺，大廈將傾。清政府內外交困，自顧不暇。斯坦因車載馬馱，將莫高窟的卷子和敦煌漢塞的簡牘文物運往英國，成了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一九一四年，雖帝制結束，民國肇興，但列強援手，軍閥割據，斯坦因的“壯舉”又在民國的舞臺上重演一次。兩次掘獲的漢簡先藏於大英博物館，後大英圖書館落成，又將此移交給後者，成爲大英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一九三○年，居延漢簡運到北京，還未來得及全面整理就遭遇了炮火硝煙威脅，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前夕被匆忙轉移，經天津、青島，存到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又飄洋過海，由香港運往美國。在美國整整沉睡了二十五年，終於一九六五年年底回到臺北。現被收藏於臺北南港中研院史語所。隻有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甘肅出土的漢簡纔全部收藏在甘肅。時勢變遷，人事滄桑，甘肅出土的漢簡難逃時代所賦於它的命運。

從漢簡本身看，甘肅漢簡除武威漢簡出自墓葬外，其餘百分之九十九都出自河西邊塞烽隧遺址。邊塞有邊塞的特點：一是軍事屯戍文書居多，主要反映邊疆防禦、軍隊戍守、戍卒生活、後勤保障、武器配發、烽火警報、屯田水利、刑徒流放、農商民生等等；二是民族交往、和戰聚處。大凡月氏、烏孫、匈奴、羌人等古代民族的流遷駐牧、歸義反叛的事件都有較多記載。三是郵驛交通。驛置分佈、日常運轉、文書傳遞、使節來往、官員接待等內容佔有很大比重。四是同西域的關係。西域屯田、日逐王歸降、都護府設立以及西域三十多個國家來中原朝拜、通使、和親、商貿、學習、納貢等材料都有較詳細的保存。五是中西交通和絲路貿易。中亞、西亞、南亞等國遣使通好、商貿往來的材料亦極爲重要。

從漢簡文書的體裁形式看，甘肅漢簡大多屬於社會活動的實時記錄，檔案、簿冊、公文、書信、律令、詔條等等。除武威漢簡外，很少嚴整繫統的典籍文獻。內容豐富又缺乏繫統性，天文、地理、人文、社會等各個方面的材料無所不有。製作簡牘的材料主要是就地取材，松木、胡楊、紅柳。偶爾看到個別竹簡，也隻是來自產竹地區。乾旱少雨的戈壁雖然有利於漢簡的保存，但隨手丟落在烽隧綫上的古代遺物也飽受了風沙烈日之苦，斷殘較多，字跡深淺不一。

過去公佈的上述資料由於技術設備條件和釋讀研究水平的限制，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隨著數字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照相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紅外綫用於簡文的認讀，出版技術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對簡文的釋讀能力和研究水準也有了很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利用上述條件，重新照排、釋讀、整理以及出版發表新的簡牘資料，也是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設定的目標一是原簡圖片的清晰度和欣賞性，二是簡牘文字釋讀的原始性和準確性，三是版式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四是簡文內容的研究性和集成性。

在原簡圖片的清晰度方面，本書的貢獻是公佈發表了清晰的紅外綫掃描圖片，這在出土文獻整理尤其在竹木簡牘的整理方面是一次革命。過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簡牘變色污暗和文字筆劃輕重難以辨認的地方，在紅外圖片上即可一目瞭然。研究觀覽者有此一冊，日月乾坤盡在書中，不必千裡來訪察看原簡。有些分冊尚未提供紅外照片者，或是由於簡面褪色、簡質損壞，紅外照片難以收到上述效果；或是由於固化在玻璃管裏一時難以操作。但這一部分數量較少，且我們從各個時期留下的照片中選用了爲清晰者作爲補充，不影響正常釋讀。除了紅外照片外，本書同時出版了彩色圖片，原簡原色原大，實現了對簡牘使用的那個遙遠年代各類文書的直觀性和欣賞性。

所謂簡文釋讀的原始性，主要指的是依照原簡文字照錄原字，各種異寫異構不以現行通行字代替。如此，有利於異體字通假字的研究，有利於書寫習慣和字形變化的觀察。當然，對有些簡文原字照錄可能會引起誤解者，我們也采取了變通處理，如“眀”與“明”，不以前者爲準。至於釋文的準確性，主要指書中釋文部分比過去的釋文有了很大提高，有相當部分的內容和文字有改釋、新釋和補釋。一方面，初的釋文發表後經學術界研究發現並指出了不少錯誤，對這部分內容我們盡加吸納；另一方面，根據紅外綫圖片，我們也發現了過去釋文中不少錯釋、漏釋的地方，前後對比，有的相差千裡。當然，準確性是相對的。還有很多難釋、錯釋和未釋之字，有待學術界共同努力。

在編排方面，過去發表的圖片爲照顧拼版方便，儘量依照簡形的長短大小依形排出，然後再編索引附在書後。若要檢索原簡圖片，先看簡號，再查索引，然後纔能查到圖片。輾轉之勞，不勝其煩。加之簡書厚重，有的一本書重達數公斤，幾個回合下來，年長的學者已覺體力不支。此次排版，所有原簡圖片不管長短、大小、寬窄一例按照原簡編號順序排出（天水放馬灘秦簡例外）。另外，不管是紅外圖片還是彩色圖片，隨簡錄出釋文，觀覽圖片時可同時閱讀釋文，閱讀釋文可同時查核圖片。簡、文相配，相得益彰。在領會簡文內容的同時，一併觀摩文書形態，改變了那種隻見釋文而不見原物的單薄感。

在簡文的釋讀方面，通過校記、集釋、說明等形式對文字內容進行解讀。對先前幾個不同版本的釋文以校記的形式錄出，對簡文中的難解詞語、干支時日、重要地名、職官人物、專門術語等作出注解。除簡要表述編著者自己的意見外，同時列出學界對該問題研究的不同觀點，爲讀者提供較爲詳細的研究信息。對一些相關問題諸如簡牘的特殊形制、書寫格式以及冊書的連綴等，都作了盡可能的說明。

天水放馬灘秦簡一九八六年出土於天水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一號秦墓。主要內容是甲乙兩種《日書》，總共四百六十一簡。這是秦簡出土方面繼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發現。一九八九年《文物》第二期發表了考古簡報，隨後披露了甲種《日書》的相關內容並陸續發表過研究文章。二○○九年八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全部圖版、釋文和考古報告得以公佈。由於放馬灘秦簡的原簡在水中浸泡時間過長，簡牘質地和文字清晰度遠不如當初。後來雖採取了脫水脫色等保護措施，但圖片品質仍然不盡理想。所以《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的圖版未以紅外和彩色兩種形式同時刊出，而隻是在不同時期照片中選擇爲清晰者編入其中。雖不盡人意，但比起以前刊發的照片要好。在編排順序上，依據作者的研究結果對原來順序進行了必要調整，但保留原號以求簡號的始終一致。放馬灘秦簡內容複雜，格式多樣，不僅簡與簡之間的聯繫原不是當初的編排順序，就是簡上每一欄內容也要橫向或跨簡纔能連綴到一起。還有，初以爲殘斷爲兩截並將其連接爲一枚者，現在看來是張冠李戴而需要重新拼接。如此，既要與原號保持一致又要體現新的編聯結果並使讀者直觀易讀，就增加了編排的難度。在釋文方面，首先是內容的歸類分篇已與初的面貌完全不同，其次是在具體字詞的考釋認讀和理解方面，也有很多新內容。

《武威漢簡集釋》包括武威《儀禮》簡、王杖十簡、王杖詔令冊、武威醫藥簡等。武威《儀禮》簡一九五九年七月出土於武威市新華鄉纔山村磨嘴子六號漢墓。按其形制、質地和內容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本有三百九十八簡，七個篇目。其中隻有《士相見》一篇保存完整，其餘六篇均有缺失，約缺二十四簡。乙種本隻有《服傳》一篇，三十七簡，且內容完全與甲本《服傳》相同，隻是木簡短而窄，字體小而密。丙種爲竹簡，記《喪服》一篇，三十四簡。甲、乙、丙三種《儀禮》九篇，四百六十九簡，存字二萬七千四百餘字。另有日忌雜占簡十一枚，共四百八十簡。王杖十簡亦爲上述地點十八號漢墓所出。一九六○年《考古》第五、八、九期早報告了出土情況，一九六四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漢簡》一書，收錄全部黑白照片、摹本和釋文，還有陳夢家先生的整理研究文章。半個多世紀以來，學界對武威《儀禮》簡和王杖十簡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武威柏樹鄉下五畦村旱灘坡發現東漢醫藥簡九十二枚，其中木簡七十八枚，木牘十四枚。內容包括三十多個醫方和一百多種藥物。一九七五年十月，文物出版社出版《武威漢代醫簡》一書，發表了這批醫簡的全部材料，有圖版、摹本、釋文、注釋及相關的研究文章。《王杖詔書令》木簡二十六枚，一九八一年九月武威縣文管會在調查重點文物時收集，與《王杖十簡》同出一處墓地。《武威漢簡集釋》將此四種文獻匯爲一冊，以新拍的彩色照片取代舊的黑白圖版。雖然前三種原簡爲保護起見被封裝於玻璃管內而未能掃得紅外照片，但武威簡出自墓葬，大都字跡清晰，墨色如新，釋讀方面較少窒礙。

敦煌漢簡自一九○七年英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敦煌漢塞發現批漢簡以來，已有多批次發現。《甘肅秦漢簡牘集釋》選擇敦煌馬圈灣所出一千二百一十七枚漢簡作了重新拍照和整理，無論彩色、紅外兩種圖片的清晰度以及文字內容的釋讀，都將超邁前人，有大幅度提高。一九九一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而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漢簡》一書，將一九七九年敦煌馬圈灣漢簡發現以前的所有敦煌簡收錄其中。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者九百四十七枚，一九四九年以後發現者一千五百三十八簡（除馬圈灣漢簡一千二百一十七簡外，還有其他十三次零星發現的三百二十一簡）。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的敦煌漢簡大多流存海外，存放在大英圖書館，如果重新拍攝掃描，還需日後交涉。其他零星發現的三百二十多簡以及近些年新近在敦煌玉門關附近發現的三百多簡，我們將搜羅齊備，另編新冊，奉獻給讀者。至於懸泉漢簡雖也屬敦煌漢簡的範疇，但因數量較大，集中出土，習慣上看作單獨，我們將依照《肩水金關漢簡》的出版規格陸續發表。

居延漢簡三萬餘枚，大致分三個部分。一是一九三○年西北科學考查團在今甘肅金塔縣和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大約三十個地點發現的一萬八百多枚漢簡，習慣上統稱爲居延漢簡；二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在額濟納旗甲渠候官遺址和第四隧出土的八千多簡，圖版釋文已全部公佈，一九九四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居延新簡》一書；三是肩水金關漢簡，一九七三年出土於甘肅金塔縣金關遺址，一萬一千多枚。三部分中《肩水金關漢簡》後出轉精，原簡紅外照片和彩色照片同時刊出，釋文隨簡照錄，極便利用。目前正由上海中西書局陸續出版，分出五冊，二○一五年全部出齊。此次《甘肅秦漢簡牘集釋》主要選擇了《居延新簡》部分，重新公佈紅外圖片和彩色照片，釋文也作了校改注解，是叢書的重點部分。至於現藏於臺北中研院史語所的一九三○年所出居延舊簡，據史語所同人透露，亦有仿《肩水金關漢簡》之方式，以紅外圖版爲主重新整理出版之設想。如此，則海峽兩岸珠聯璧合，居延漢簡圖版釋文水準的整體改觀望之有日矣。除上述三部分外，居延漢簡還包括一九九九至二○○二年內蒙古考古所在上述地區發掘的五百多枚和一九八六年甘肅文博部門在金塔地灣肩水候官遺址發掘的七百多枚，前者已於二○○五年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額濟納漢簡》一書刊佈，並有孫家洲等人的《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二○○七年）；後者我們也將儘快整理發表，公之於世。

總之，選擇天水放馬灘秦簡、武威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和居延新簡四個部分作爲重點，重新整理發表，將盡可能清晰的圖片、準確的釋文、大致的研究狀況以及科學的編排印製奉獻給讀者，彌補過去整理工作所留下的遺憾，是我們編寫此書的初衷。

雖然我們有編寫此書的上述目標，但目標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著無法消除的距離。書中錯謬之處，還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編輯出版《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的初動議和選題是由甘肅文化出版社編輯部主任原彥平同志提出的。他精心設計，多方協調，得到社長謝國西、總編輯管衛中等同志的全力支持。他們慧眼獨具，敢於擔當，以弘揚特色文化爲職志，傾力支援學術發展，讓我們既有了一次精誠愉快的合作，又得到了學習提高的機會，深致謝忱。

張德芳

二○一三年二月五日於蘭州

概述

放馬灘秦簡出土於甘肅省天水市北道區（今麥積區）黨川鄉境內的一處秦漢墓群。一九八六年四月，該地林場職工在維修房舍時發現此墓，從中取出部分竹簡、木牘，上交區文化館。七至九月，考古人員又從該墓中清理出若干殘餘簡牘。共得竹簡四百六十一枚、木牘四方，全部收入《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

竹簡可按形制分爲甲、乙兩種。甲種簡有七十三枚，長二十七至二十七點五釐米，保存狀況較好，可辨識字數近二千三百字；乙種簡有三百八十八枚，長二十三至二十三點五釐米，保存狀況較差，部分簡字跡漫漶不清甚至完全脫落，可辨識字數一萬零六百餘字。從書體來看，乙種簡與睡虎地秦簡乙種《日書》十分相像，運筆粗細均勻，是較爲典型的秦隸；而甲種簡起筆粗重，收筆輕細，多圓弧筆劃，書法與其他秦簡不同。二者風格迥異，當非同一人手筆。兩種竹簡右側均可見三個契口，呈三角形，間距等長，留有編痕，上、下契口距兩端零點五至一釐米。簡文或通欄抄寫，或分欄抄寫，分欄多以墨丁、墨塊或編繩爲標識。［一］

從抄寫情況來看，甲、乙兩種竹簡皆包含若干簡冊，不似同時抄出。如甲種《建除》篇與《岡楺日》、《生男女》等篇抄寫在同一簡冊上，《建除》篇先在壹欄抄寫，至“成日”條已到冊尾，後文轉至貳欄抄寫。若全部甲種簡係同一簡冊，則可將《建除》篇全文抄寫於壹欄，沒有必要將後三條內容抄至貳欄。此類情況在兩種竹簡中皆為常見。乙種簡中與剛柔日、晝夜長短相關的內容皆有重復抄錄，與占盜、占病、伐木有關的篇目皆有多種，所據原理又不盡相同。以上情況說明此批簡或是抄寫者在較長時期內分別從不同母本輯錄而成，其創作者亦非止一人。

關於放馬灘秦簡的抄寫年代，學界存在較大爭議。何雙全先生根據《墓主記》（本書改題爲《丹》）中的紀年提出此墓的下葬年代當在秦王政八前二三九年）鼕或九年初，［二］不少學者以此認定竹簡的抄寫年代爲戰國晚期。程少軒先生根據《貞在黃鐘》篇中兩處將“民”字改爲“黔首”的情況指出竹簡的抄寫年代當在秦統一之後，亦不排除晚至漢初的可能性。［三］海老根量介先生則根據甲、乙兩種抄本中“罪”、“黔首”、“殹”等秦代特有字詞的使用情況認定竹簡是秦統一後抄寫的，不大可能晚至漢代。［四］前文已指出，此批竹簡不似同時抄出，故其抄寫年代不好一概而論。海老根先生將甲種簡定爲秦代抄本當無問題，但乙種簡中部分篇目用字較古，或爲秦統一前的抄本。海老根先生已指出：“到目前爲止，在先秦出土文獻中，表示犯罪意的‘罪’字確實沒有出現，而都用‘辠’字；秦統一後的出土文獻一般用‘罪’字，‘辠’字則用得很少。”他亦注意到：“《日書》乙種也使用‘辠’字。‘罪’與‘辠’之所以同時出現在同一批出土文獻中，當是因爲雖然秦代統治者已下令用‘罪’字來代替‘辠’字，但抄寫者寫‘辠’字的習慣一時改不過來，有時不小心寫爲‘辠’字。”這種推測不無道理，但眾所周知，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曾推出過不少“標準名號”頒令天下嚴格實行。裡耶秦牘八-四五五號就是當時遷陵縣一基層官吏所抄錄的“名號更替表”，說明這些政令在實際生活中已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乙種簡中出現九處“辠”字但無一例“罪”字，［五］當非抄寫者一時疏忽，或正好說明這些篇目抄寫於秦統一之前。乙種簡亦出現多處“黔首”及“殹”字，據瀧川資言先生及大西可也先生考證，此二詞（字）皆是秦統一前已有的用詞（字），［六］或是後來纔被始皇帝定爲標準用詞（字）推行全國的，與我們的判斷並不矛盾。何雙全先生曾指出乙種簡抄自甲種，［七］但從上述情況來看，乙種簡似早出，而甲種簡或係乙種之摘錄。

放馬灘秦簡中各篇的成書時代或前後不一，但個別篇目所透露的年代信息可爲我們提供一個大致坐標。程少軒先生已考得《星分度》篇中二十八宿古度的初觀測年前五百年前後，則此篇成書較早。《丹》篇中兩次提及犀武這一歷史人物，《戰國策魏策》：“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事在周赧王二十二前二九三年），則該篇成書年代較晚。其餘各篇成書年代難以詳考。

關於放馬灘秦簡的性質，學界也有不同意見。何雙全先生初將本批竹簡分爲《日書》及紀年文書（《墓主記》）兩類，［八］李學勤先生認爲後者所述故事具有明顯的志怪性質，可視爲六朝志怪小說之濫觴。［九］後《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據此改題爲《志怪故事》，但仍認爲“丹”其人與墓主有一定聯繫。［一○］不少論者亦將此篇直接定性爲文學作品。［一一］我們認爲該篇雖有一定的文學色彩，但其主旨並不是講述“丹”的傳奇經歷，而是借“丹”之口告訴人們祭祀鬼神時應該注意的一些事項。聯繫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來看，此篇當是數術家的作品，應歸入乙種日書。程少軒先生又認爲放馬灘秦簡中部分與天文、鍾律、式圖等相關的簡文實際上是一篇自成繫統的、可獨立於乙種日書之外的式占文獻。［一二］我們認爲此部分內容中並無“式圖”或“式占”的明確證據，而《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將其歸入日書並無不妥。以下略加申說：

程先生認爲此部分內容中“含有式圖，且式圖周圍的文字可納入式圖，共同編繪成一個具有繫統性的式盤。”［一三］我們看到此圖（本書稱爲《綫圖》）主體部分爲“勾繩圖”，八方之位有“一天”、“二地”等文字說明，陳偉先生已指出此圖與《占病祟除》篇關係密切，似是用一至八數來占卜病祟的。［一四］我們也懷疑此圖並非專門的“式圖”［一五］。而此圖周圍的文字爲“日數”、“辰數”、“時數”、“律數”等，當與後文多個篇目中以這些“數”進行占卜的內容相關，不好納入此圖。再從目前所見各種早期式盤實物來看，王家臺秦“式盤”尚未成型，漢以下式盤亦遠不及程先生所繪“假想式圖”複雜。［一六］因此，此類圖可否直接稱爲式圖，程先生所設想的式圖是否真實存在，還有待深入研究。程先生又認爲此部分內容中“多次提到‘式’這一術語，簡文明確說是以‘式’占卜”，其中“占卜方法，有些與後世式占很類似”。［一七］我們看到他所列舉的簡文中有兩處提到“以某辰爲式”、一處提到“投得其式”，［一八］所指皆與“辰數”有關，而不似式圖或式盤。若是式圖或式盤，我們就不好理解其中的“爲”字和“投”字。程先生所舉五處“與後世式占很類似”的占卜方法亦以日、辰、時的“數”爲占卜依據，［一九］且多加以運算，聯想到同墓所出器物中還有二十一枚算籌，我們更傾向於其中所用占法爲蓍占。

日書爲日者所操之工具書，這是學界的一致看法。《史記日者列傳》裴骃集解：“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司馬貞索隱：“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後注將日者所職限定在占卜時日吉兇一項，已與前注相去甚遠。究竟何者爲是，需從《日者列傳》本身去尋找答案。該傳記述宋忠、賈誼二人遊於卜肆中，遇到日者司馬季主正與弟子“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兇之本”。是天文之學乃日者占測吉兇的本源，亦是他們知識結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在其後的一段對話中，宋、賈說道：“夫卜者多……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是日者亦以卜算祿命、禳解災禍、崇祀鬼神爲職。由此可以看出，日者所“占候卜筮”的對像其實十分廣泛，非僅時日吉兇。驗之於自題爲《日書》的睡虎地秦簡乙種，［二○］亦非純粹選擇時日吉兇之書，其中還夾雜了厭禳術的內容，如“人有惡夢”一段。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中《相宅》、《直室門》、《馬禖祝》、《詰咎》等大量篇幅也不是擇日術。可見秦漢時期“日書”是一個較爲寬泛的概念，凡與百姓生活相關的占卜術、厭禳術、祝由術及其他數術皆可歸入其中，若僅從字面上將“日書”理解爲擇日之書，恐怕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符。因此之故，我們傾向於將全部放馬灘秦簡歸入日書。

經我們整理研究，放馬灘秦簡甲種可分爲十五篇，乙種大致可分爲九十二篇。甲種除《窴穴日》、《田龍田》兩篇外，其餘各篇均見之於乙種，僅個別文字有出入。若按《漢書藝文志》的劃分，大部分篇目可歸入數術類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各家，亦有少量篇目屬於兵書類及方技類。作爲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放馬灘秦簡在多個學科領域內皆有重要研究價值。試分述之：

，戰國秦漢時期，數術之學十分發達，僅《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數術類書籍就有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魏晉以後，其書散亡殆盡。近數十年來，隨著各地秦漢日書的大量出土，今人纔得以親睹這一學問的廬山面目。而放馬灘秦簡中許多數術皆不見於其他日書，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秦漢數術文化的認識，尤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第二，傳統史籍所關注的主要是王朝興衰及上層社會生活，對一般民眾生活則注意不夠。而秦漢日書作爲一種廣泛流行的占卜工具書，對當時民眾生活的各個方面均有直接或間接反映，爲社會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通過放馬灘秦簡及其他日書，我們可以多角度地探視數術文化對於民眾生活的影響和滲透，從而較爲準確地勾勒出當時民眾精神生活及現實生活的基本風貌。

第三，該批材料中的《星分度》篇爲我們提供了占經》所引劉向《洪範傳》及安徽阜陽汝陰侯漢墓所出“二十八宿盤”所載兩種古度繫統之外的另一套古度數值，是研究古代天文學的珍貴史料。《新唐書曆志》載：“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晨，心八度中。”其中心宿距度與傳統距度五度不合，但與該篇十一、十二度契合，說明該篇中的古度繫統可能應用於秦代顓頊曆中。這一點或有助於利用古籍所載天像的觀測年代來解決歷史年代學中的若干關鍵性問題。［二一］

第四，該批材料中有關“律數”及“生律法”的多個篇目集中反映了秦代乃至先秦時期音律學方面的巨大成就。其中表述較《呂氏春秋音律》等典籍中的相關記載更爲明確，爲我們終解決長期以來困擾學界的早期音律學中生律次序究竟爲“先益後損”還是“先損後益”等關鍵性問題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第五，該批材料中的《丹》篇雖繫數術家的作品，但其中死而復生的故事卻是後世志怪小說的母題，對於文學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過去學界多以爲此類志怪小說乃是佛教生死輪回觀念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但從此篇來看，其文化本源當在中土。

木牘出土時共有六塊，綴合後實爲四方，保存狀況較好，材質均爲松木，表面刨平，大致呈長方形。內容爲早期地圖，除二號牘單面繪圖外，其餘皆兩面繪圖，共有地圖七幅（其中一幅未完成）。皆以墨綫繪就，並標有水繫、山谷、鄉裡、道路、關隘、物產等方面文字注記，是國內迄今所見早的地圖實物。此部分內容本書不予涉及。

注 釋

［一］以上對放馬灘秦簡一般情況的介紹主要依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二期）、何雙全《簡牘》（敦煌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等三種文獻，其中互相抵牾之處皆據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所藏簡牘整理檔案加以訂正。其他情況爲本書撰著者目驗原簡所得。

［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二期。此後學界對這一紀年進行過不少討論，詳在本書《丹》篇注釋。

［三］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二〇一一年，第八頁。指導教師：裘錫圭教授。

［四］海老根量介：《放馬灘秦簡的鈔寫年代蠡測》，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五］此九處“辠”字分別見於本書《建除》、《天降令》、《五音（二）》、《貞在黃鐘》、《投黃鐘（一）》、《數占》等篇及“其他”。

［六］詳見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注及大西可也《“殹”“也”之交替》（李學勤、謝桂華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兩文。

［七］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十頁。

［八］何雙全：《放馬灘秦簡綜述》，《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九］李學勤：《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文物》一九九〇年第四期。

［一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天水放馬灘秦簡》，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二七頁。

［一一］如瀋頌金《出土簡帛與文學史研究》，《齊魯學刊》二〇〇四年第六期；魏曉虹、姚曉黎《中國古代文學中死而複生故事的主題學分析》，《山西大學學報》二〇〇六年第六期等。

［一二］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二〇一一年，頁。指導教師：裘錫圭教授。

［一三］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二〇一一年，八九頁。指導教師：裘錫圭教授。

［一四］陳偉：《放馬灘秦簡日書〈占病祟除〉與投擲式選擇》，《文物》二零一一年第五期。

［一五］周家臺秦簡《綫圖》及孔家坡漢簡、北大漢簡兩種《日廷圖》的基本構圖皆與此圖相同，唯占卜內容不同。其中“勾繩圖”隻是式圖的一個構成要件，但不可與式圖同日而語。

［一六］據黃儒宣統計，迄今各地所出式盤共有十一種。詳見黃儒宣《〈日書〉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二〇一〇年，第六十二至九十六頁。指導教師：周鳳五博士。

［一七］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二〇一一年，九二頁。指導教師：裘錫圭教授。

［一八］此三處涉及“式”的內容分別見於本書《占盜（二）》及《鍾律占死》篇。陳偉先生《放馬灘秦簡日書〈占病祟除〉與投擲式選擇》一文曾指出此處“投得其式”之“式”字可作“標的”解，占卜者持一較小物品投向某種圖案，根據命中的位置作出判斷。這是一種很好的解釋，但綜合其它類似篇目，我們更傾向於這種占法是先根據日、辰、時、星“數”的某種運算得到某個數值，再看這一數值是否與某個作爲“標的”的數相合，後根據這兩個數值的接近程度判斷吉兇。

［一九］此五處涉及占卜方法的內容分別見於本書《占盜（二）》、《占亡貨》、《占疾》、《問病》、《占病》等篇。

［二〇］據報導，北大漢簡中亦有《日書》題名，但其材料尚未公佈，姑置不論。迄今爲止各地所出日書不下二十批，自題《日書》者僅此二種。

［二一］過去學界曾通過推定古籍所載天像的觀測年代來解決歷史年代學中的若干關鍵性問題，如利用《尚書堯典》“四仲中星”的記載來確定夏代紀年等。這些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它們都毫無例外地使用今度爲座標，而忽視了先秦時期還存在著古度繫統的座標。前文業已指出，有跡像表明先秦曆法所用的距度繫統爲古度而非今度，因此如果利用古度繫統座標來解決這些年代學問題可能更接近於古史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