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上海工人運動史大事記兩種（全二冊）

編輯推薦

《上海工人運動史大事記兩種（全二冊）》，包括《上海工人歷年鬥爭大事記》《上海工人運動歷史大事記》兩種。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在各級黨委和有關方面支持下，廣泛收集有關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工人生活和革命鬥爭事實的各種年鋻、報紙、雜志、書記中的資料，而彙編成此本大事記。本書就是這些大事記的整理與彙編，對於發掘和利用這些資料開展上海革命史、工運史研究，對於了解上海革命資料與文物的征集歷史，對於觀照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工作業績，皆有重要的文獻的價值。全書立意鮮明，資料獨特，而且數量較多，涉及工人生活、糾紛、怠工、罷工等活動的方方面面，對於上海史、上海工運史、上海租界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必將大有裨益。

內容簡介

本書繫“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全編”項目之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在各級黨委和有關方面支持下，廣泛收集有關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工人生活和革命鬥爭事實的各種年鋻、報紙、雜志、書記中的資料，而彙編成此本大事記。本書就是這些大事記的整理與彙編，對於發掘和利用這些資料開展上海革命史、工運史研究，對於了解上海革命資料與文物的征集歷史，對於觀照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工作業績，皆有重要的文獻的價值。

作者簡介

上海城市研究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傳統優勢項目。歷史研究所自1956年建立以來，一直將上海史列為全所研究重點，編寫出版了《上海史》、《上海通史》、《上海大辭典》等一大批專著與資料集、工具書。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上海學”理論概括和理論提升，形成富有上海特點的城市學研究。

序二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 鄭慶聲
上冊

一、上海工人歷年鬥爭大事記（初稿）

二、上海工人運動歷史大事記·分冊（1919年—1927年4月）

三、上海工人運動歷史大事記·第二分冊（1927年4月—1937年8月）
下冊

四、上海工人運動歷史大事記·第三分冊（1937年8月—1945年8月）

五、上海工人運動歷史大事記·第四分冊（1945年8月—1949年5月）

前言

二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
鄭慶聲二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
鄭慶聲
人老了，總會忘記很多事情，有時對年青時候的事情倒記得不少，但對近發生在身邊的事反倒記不起來。不過也有例外，有時突然見到一些熟人，或者看到某一場景，或者聽人說起某人某事的時候，也能想起不少的人和事來。我今年已虛齡八十六，就屬於這種記憶狀態。1952年在上海總工會內成立一個“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機構，專門從事上海工人運動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到1958年這個機構結束，我一直在其中工作，並且此後始終從事工運史的研究工作，直到退休。退休以後，我還斷斷續續地從事這項工作，直到如今。1994年，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史研究室主任的崗位上退休時，就把保存在室內的從1952至1958年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全部資料和檔案都移交給當時在室工作的馬軍，並告訴他這些都是寶貝，要好好保存，仔細研究這些資料，可以寫出不少工運史方面的論文來。2016年春夏，通過馬軍的努力，他將這批上世紀五十年代收集整理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分類檢別後分批送交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聘我為這套資料的整理委員會總顧問，並邀我為這套資料寫篇序言。當時因為我的老伴臥病在床，需要我照料，隻能斷斷續續地想起一點就寫一點，寫了一萬字左右，取題《回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發表在《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冊首頁。我這次寫回憶錄完全是一件拍腦袋的事，因為我沒有一點材料依據，完全憑自己腦中的記憶，居然寫出了一萬多字，這是令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該年11月24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會議室舉行這批資料出版的首發式，由王健副所長主持，應邀出席會議的有四五十人，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我在會上首先發言，介紹了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從成立到結束，以及大量的工運史資料收集和整理的過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副主任江文君宣讀了正在日本訪學的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史”創新學科首席專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繫列成果整理委員會主任馬軍研究員的書面發言。時任上海書店出版社社長許仲毅介紹了首批資料影印出版情況。應邀出席會議的復旦大學餘子道教授、國防大學張雲教授、同濟大學唐培吉教授、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上海歷史博物館原館長潘君祥研究員、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研究員、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忻平教授、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周武研究員均在會上發言，認為出版這批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很有必要，它為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工人運動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對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唐培吉教授在會議發言時，還深情地回憶起當年在南昌路82號3樓和我面對面坐在寫字臺前辦公，一起研究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史料的情景，把我帶到了五十多年前我們共同度過的美好時光。餘子道教授在發言中還對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擔任領導和從事工運史料整理工作，後來又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工運史研究的瀋以行、姜沛南、鄭慶聲三人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人運動史》上下兩卷本作了很高的評價，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鼓舞。出席首發式的還有整理委員會的顧問張銓、羅蘇文、周永祥、張培德、王仰清，還有六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同事朱子儀、韓國富、徐多祿，其中徐多祿已是九十高齡了。在這次首發式前後，我又重新回憶了當年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往事，發現遺漏了許多重要的內容，我覺得有必要再作些補充，現在記在下面：（1）大約在1952年鼕，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成立不久，由一位穿棉袍的老工人（可惜忘了他的名字）引領，時任史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的金若望和我一起來到江灣方家木橋原五卅公墓所在地，發現原來的五卅公墓已不見蹤影，在原地矗立了一個有四五層樓高的石碑，碑頂上有一隻麒麟模樣的銅雕塑像，已經發出了銅綠，看樣子已有很多年了。從附近的農民處獲悉，這是當年日本侵略軍在上海虹口公園閱兵時，有位朝鮮的愛國志士向主席臺投擲炸彈，炸死了當時在場的日本侵略軍白川義則大將。日本侵略者為了紀念白川，就把上海人民為紀念1925年遭到日本資本家槍殺的內外棉紗廠工人顧正紅，和該年5月30日在南京路上舉行抗議示威的工人、學生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開槍殺害的五卅烈士而建造的五卅烈士公墓炸掉，在公墓原地另建了這座白川紀念碑。知道了這一情況，我們對日本侵略者這種卑鄙行徑都十分氣憤。隨後我們就在附近訪問了一位農民，看到他家沿河塘取水洗衣的踏腳上有塊斷裂的石碑，我們把這塊石碑翻過來一看，原來是五卅公墓被炸後留下的一塊殘缺的斷碑，碑文還清晰可見。我記得這塊斷碑後來被“上海歷史與建設博物館”運去作為文物保存。在那天首發式上，我當場對上海歷史博物館原館長潘君祥說，“老潘，恐怕這塊殘碑還在你們博物館內吧”。會後隔了一天晚上，老潘來電對我說，他去查過了，確有一塊五卅公墓的殘碑保存在他們博物館的倉庫裡。這是日本侵略軍破壞五卅公墓的罪證。自然，這座白川紀念碑不久就被有關部門拆掉了。我記得當時我們在勘察現場拍了照，照片上穿了棉袍的那位老工人亦在場。1958年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結束後，所有人員和資料都劃到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1960年底瀋以行率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時，文物和照片都留下，這張照片應該還保存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當年五卅公墓的原樣是什麼樣子的呢？我記得在《商務印書館工會史》或商務印書館職工會編印的《職工會年刊》上刊登過五卅公墓的圖片，這兩本書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應該能夠找到。我還記得五卅公墓碑上有“來者勿忘”四個大字。上海解放後，市政府下屬的文物保管委員會僅在南京路泰康食品商店門牆上掛了一塊五卅烈士犧牲地的紀念牌，因為這裡原來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大門，租界巡捕正是在這裡向示威群眾開槍屠殺的。五卅慘案後，捕房的大門即移至貴州路的邊門。不知為什麼，有關部門始終沒有恢復重建原來的五卅公墓，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南京路人民公園內建了一座不鏽鋼制的五卅紀念塑像。（2）在1952年7月成立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時，決定將上海總工會研究室作為史料委員會辦公室的工作班子，記得後來調到上海總工會辦公室的瀋美潔、林國英當時還幫忙抄寫了一些報刊資料，在這些資料上都寫有查閱者和抄寫者的名字，現在均可查到。另外，當時史料委員會辦公室還有一位工作人員叫陳世萱，此人後來在1954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繫，結果在大鳴大放時被錯劃成右派，畢業後分配到羅店中學工作。1983年恢復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時，組織上設法又把他調回史委會，前些年已病故。我在2016年寫的《回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一文中，講到1953年史料委員會干事會成立後，曾借調了熟悉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和茅麗瑛烈士的蔣學傑（女）來工作，她是中國駐英代辦處商務參贊的夫人，但這位商務參贊的名字一時想不起來，近突然想起此人名叫“謝壽天”，是上海金融和保險業的地下黨領導骨干。（3）我在寫《回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時，曾在文中講到陸志仁[ 陸志仁（1910—1992年），浙江省上虞縣小越鎮人，1923年到上海先後就讀於英華書館、滬江大學，後在天祥洋行任職。抗戰爆發後，積極投身職業界的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上海黨的領導機關遭受重大破壞，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時，他接受所在黨組織的委托，參加了將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通訊》英文版上刊出的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譯成中文的工作，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上海的傳播作出了貢獻。1937年8月起他歷任中共上海職員工作委員會和中共江蘇省委職業界運動委員會書記。1947年9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和職員運動委員會書記，領導全市店職員配合人民解放軍，裡應外合解放上海，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歷任普陀區委書記、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1953年兼任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干事會總干事。粉碎“四人幫”後，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委副書記，兼任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黨委書記，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委員兼辦公室主任，1985年任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副主任。]和瀋以行兩位正副總干事在上海總工會313室辦公，其他幾位干事會干事和我在314室辦公，兩個辦公室之間隻隔了一座板壁，中間有扇木門，可隨意進出。這座板壁有一人多高，但沒有高到頂。此文印出後我看了一遍，發現這座板壁成了“半人多高”，顯然有誤，特此更正。（4）1955年，周恩來總理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去印尼萬隆參加亞非會議，隨同采訪的有一批記者。當時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干事會的干事趙自正在整理編寫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的工運史料，突然接到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通知，調他以《工人日報》記者名義（其實他並不是《工人日報》的記者，而是上海《勞動報》的編輯部副主任，借調在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工作）隨中國代表團去萬隆采訪，瀋以行隻好同意放行。亞非會議期間，趙自發表了好幾篇報道。會議結束後，趙自回國，仍繼續在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工作。我們都很有興趣地聽他講述國外的見聞。當時乘坐飛機都有級別限制，且要有單位證明，是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像現在坐飛機很方便。我們問他坐飛機的感覺怎麼樣？他說飛機上天時感覺還算平穩，就是下降時是分段下降，即先降多少米，然後再平飛，再降多少米，又再平飛，這樣反復多次，很不舒服。到了萬隆，住進賓館後，為了防止敵人竊聽，同行的記者開會交談，都到室外空曠地帶進行，在室內談話，亦把浴室的水龍頭打開，發出噪音，使敵人無法竊聽。趙自是南通紡織學院畢業的，懂一些英語和俄語，但這次在國外還鬧了個笑話，他住進賓館後想洗澡，但“洗澡”這個外語單詞，他一時怎麼也想不起來，隻能用手勢向賓館服務員比劃，服務員根據他的手勢講出了“洗澡”這一單詞，他纔連說：“對，對！”可見學習外語一定要常用，否則到時會想不起來，無法與人溝通。趙自回到史料委員會後，仍繼續從事上海電力公司工人運動史料的編寫工作，其時接觸了許多關於王孝和烈士的資料。本來上海解放後他和柯藍兩人具名在《勞動報》上連載了王孝和烈士英勇事跡的文章，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這時他充實了一些材料，仍以柯藍和趙自兩人具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不死的王孝和》一書，當時他拿到新書後分贈了我們史料委員會的部分同事，我也拿到了一本。趙自是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解放前，他曾幫助黨領導的四區機器業工會編印過小報。他的夫人黃以群解放後在上海牛奶公司工作，我們幾個年青人曾在一個星期天騎了自行車去她負責的一個奶牛場參觀過。1955年下半年，在我患病住進市委療養院後不久，趙自即調到上海作家協會，成了一名專業作家。他有一子一女，“文革”期間，他的名叫“千山”的兒子響應號召去東北農村插隊落戶，在那裡突發急病，急需用盤尼西林（即青霉素）治療，但當地沒有這種藥。趙自獲悉後，急急忙忙在上海買了藥趕著送去，可惜太晚了，等他到達醫院，千山已經病故了。這對趙自是個很大的打擊，他非常傷心，我們也都為他難過。我想如果千山在上海的話，不會病故的，類似這種情況在當時千千萬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恐怕也為數不少。在工會機關干部中，很多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大學生是屈指可數。記得當時劉長勝的秘書浦俠是個大學生，劉長勝很尊重他，叫他“浦秘書”。浦俠還喜歡和人開玩笑，他常到我們辦公室來，和金若望聊天。劉長勝去世界工聯工作後，他就調至北京中央三機部工作，八十年代時他曾從北京給金若望寫過信，信中提到過我。趙自也是一名大學生，有點知識分子的“傲氣”。史料委員會有位抗戰期間參加婦女運動的老同志，平時有些自負，趙自就給她起了一個外號“蔣老茄”（即賣老資格，說話老三老四的意思）。八十年代，張偉強從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崗位上退下來以後，曾邀請原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老人們聚會，趙自亦來參加過一次，那時他已移居美國中部芝加哥附近的一個城市，和他的女兒一家共同生活。記得那次聚會後，他寄了一本他的新作，《一個中國作家眼中的美國》，在書的扉頁題字簽名，給我和我的夫人瀋美潔作為紀念。趙自勤於寫作，記得他曾對我說過，他寫過的書稿如果放在籮筐裡，要用扁擔纔能挑得起來。他的這些話對我鼓勵很大，至今不忘。（5）關於本次印出的兩種上海工人運動歷史大事記，我想作一些說明。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是在1952年7月間成立的。這本32開的《上海工人歷年鬥爭大事記（初稿）》是在該年的9月30日出版的。前後相隔僅一兩個月，可見是在很短時間內倉促完成出版的。這對於有幾十年鬥爭歷史的上海工人運動來說，顯得過於簡略亦是可以理解的。這本《上海工人歷年鬥爭大事記（初稿）》開頭的“幾點說明”中講明了“我們編寫此《大事記》的目的，是為了起草搜集上海工人鬥爭史料的提綱作準備”，“我們的資料，絕大多數選自國民黨統治時期出刊的各種年鋻、報紙、雜志、書籍中（如勞動年鋻、申報年鋻、上海市年鋻、中華年鋻、東方雜志、新聞報、國民黨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出版的上海工人運動史、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的上海罷工停業糾紛的統計材料等），僅一小部分取自鄧中夏同志所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和遠東出版社的《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從上述的說明中，我們就能知道這本大事記中絕大部分的資料來源在圖書館和檔案館均可找到，但其內容，有的過於簡略，有的由於政治立場不同，其真實性和可靠性亦會有問題。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導人，他所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其內容自然是可靠的，但他敘述的內容僅限於1920—1926年。《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一書是由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編寫，於1939年出版的，也局限於1939年前的情況。據在1937年至1949年5月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的張祺在該書1982年再版的“前言”中說，“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黨中央派劉曉、劉長勝兩位同志先後從延安來到上海，組成中共江蘇省委，加強了上海地區職工運動的領導。中央對上海黨的工作十分關心。1938年10月，劉長勝同志傳達了中央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深入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各主要產業部門的經濟情況、職工運動的歷史以及職工的生活、思想和抗日活動狀況，以利於進一步團結教育群眾，堅持對敵鬥爭，發展黨的力量，於是經工委劉寧一、馬純古、張祺等同志分頭負責，以各產業方面的黨員為主，著手收集編寫有關棉紡、絲織、卷煙、電力、市政、交通、郵政、印刷、機器等二十二個產業以及各業職工的基本狀況，歷時半年，即告完成。然後在劉長勝同志指導下，由顧準同志整理編成本書。為了迷惑敵人，乃用遠東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名義，編者三人亦屬假名。本書初版共印二千冊，其中五十冊由省委設法送往延安，供黨中央參考，其餘都在本市南京路、福州路一帶書店公開出售，一銷而空”。據我知道，這本書中“上海郵政事業”一章繫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委員兼干事會副總干事的瀋以行[ 瀋以行（1914—1994年），江蘇省蘇州市陳墓鎮人，1930年考入上海郵局，為郵務佐。抗戰爆發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1月經劉寧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孤島”時期，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人運動委員會張祺領導下，主編工人刊物《朋友》《勞動》《生活通訊》。1941年調到南京郵局，仍為郵務佐。1946年1月任中共南京郵局支部書記。南京解放後任南京市總工會文教部長，與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和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的石西民和陳其五熟識，在石、陳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後，瀋以行亦調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華東辦事處文教部副部長、辦公室主任、副秘書長，兼任《勞動報》總編輯。1953年7月至1958年10月任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干事會副總干事。1958年11月任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主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局黨委常委。1960年11月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並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黨組副書記。粉碎“四人幫”後，歷任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黨組副書記、黨委副書記等職，1983年至1988年兼任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副主任。1985年改任歷史研究所顧問，1990年離休。]所寫。該書對於當時指導各行各業工人運動和店職員運動的領導人，以及積累資料供從事中共黨史、工人運動史和社會史研究的人來說無疑是件大好事，但是書內所述內容是1939年以前的情況，而且是在國民黨軍隊撤退後，日本軍隊占領租界以外地區，上海淪為“孤島”的條件下出版的。日本帝國主義時時刻刻窺視著英、法租界內的抗日運動和工人運動，他們的情報機構嗅覺特別靈敏，該書一出版，他們就在租界的書店內大量收購，往往一次就買三十本或五十本，分發給其有關部門研究，後他們得出結論，該書是中共地下黨編寫的，其中哪一章寫得詳細，就說明哪一個產業或單位的地下黨力量強，以此研究對策，來對付工人的抗日活動。因此它對於工人運動的開展來說，也有不利的一面。1952年初，黨中央在全國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我被臨時借調到上海總工會機關“三反”辦公室工作，運動後期“三反”辦公室又改為第28人民法庭，審判工會繫統的貪污犯案件，我又擔任書記員。雖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成立大會以及有的重要會議我也參加了，但我沒有直接參加編寫過這本《上海工人歷年鬥爭大事記（初稿）》的工作，據我記憶，參加這本大事記編寫的是原上海總工會研究室副主任金若望和編輯出版科科長張偉強，以及糜仁、徐同甫、陳世萱、李伯毅等同志，他們都是剛從研究室轉到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辦公室的。大約在1952年10月，第28人民法庭工作基本結束，我纔回到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辦公室工作，那時這本大事記已經出版了。本次出版的第二種《上海工人運動歷史大事記（草稿）》，大約在1957年由姜沛南、徐同甫、李伯毅和我分工編寫，瀋以行後審定的。這本大事記的內容比起前一本來說，是大大豐富了，篇幅也大大增加了，原因是有大量的資料作基礎。經過多年的積累，我們擁有了從1912至1949年5月上海的《申報》《民國日報》《時事新報》《新聞報》上抄錄下來的有關上海工人運動的報道，又有1953—1955年，“大約在兩年時間裡，我們從七個產業方面收集和整理工運史料，共開座談會274次，參加者940人，訪問44人次，執筆者百餘人，成稿刊印者有27種，160餘萬字。後來若干產業和工廠寫廠史，都是以此為藍本。曾記得1939年時我們編印過《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成為時代的記錄，現在這27種160萬字，可以說是解放後的又一次的時代的記錄”。[ 《三十年工運史研究者的坎坷道路》，載瀋以行著《工運史鳴辯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頁。]正是由於有比較繫統的收集和整理，纔使這後一種大事記具有更豐富和充實的資料基礎，內容也比較詳盡。完成這樣一份大事記，還有其特殊的背景。1955年我因病住進市委療養院，半年後病愈出院，回到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上班，已沒有過去的熱鬧景像。趙自去了上海作家協會當專業作家，蘇博[ 蘇博，原湖北漢陽兵工廠工人，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他隨同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在上海思南路的辦事處（對外稱“周公館”）工作，直接領導人為華崗。國共談判破裂後中共代表團撤退回延安，他留在上海，組織關繫轉至上海地下黨工人運動委員會，任中共上海四區機器業黨委書記。解放後任中共上海江寧區區委書記，1953年“新三反”運動後，調任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干事會干事。]調到勞動局，譚治[ 譚治（1921—2011年），上海解放前參加“小教聯”，組織小學教師反抗國民黨政府的鬥爭，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任上海教育工會秘書處主任，1953年調入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負責教師運動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到上海總工會宣傳部，瀋以行帶了張偉強[ 張偉強（1924—2010年），女，山東臨胊人，原名李英廉，受小學老師的影響參加革命，1940年入黨，在山東《大眾日報》工作，據她自稱寫過一些“報屁股”的文章。南下上海後，任上海總工會研究室編輯出版科科長，1952年參加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工作，1953年任干事會干事，1956年後任上海市總工會宣傳部副部長、部長，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徐同甫等人去了中蘇友好大廈辦工業技術革新展覽會。展覽會結束後，張偉強也調到上海總工會宣傳部，史料委員會的幾位骨干都走了，隻剩瀋以行來撐場面，他也無可奈何地對我說：“現在我們隻能小本經營了。”在這“小本經營”時代居然完成了這份大事記，現在想來真是不容易啊。但大事記完成之後，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就此結束，大事記的草稿就帶至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1960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調瀋以行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隨後又調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四人到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史研究組工作，這份大事記草稿就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時期積累的其他大量工運史料一起帶到歷史研究所。之後幾年，瀋以行、徐同甫、姜沛南、倪慧英和我又對草稿進行了若干增訂。粉碎“四人幫”後，我在上海市總工會辦公室工運史研究組工作，名義上這個研究組設在辦公室下，但辦公室主任楊聚興從來不過問。我曾經請示過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王關昶，我們研究組的工作是否要向辦公室領導彙報？王說：“不用彙報，你們的日常工作由張祺同志直接領導，你們也可以用工運史研究組的名義對外發開會通知。”研究組先後來了楊寬海、胡錦蓉和孫貞樑（原上海國貨公司職員、地下黨員，反右時被打成右派，當時到市總工會申請平反）等老同志來幫助工作，後又調來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繫畢業生周紅燕和王立銘。工運史研究組幾乎是白手起家，沒有多少工運史料，特別是兩位大學生從來沒有接觸過工運史，於是我就想起了1957年編寫的那份大事記，可供大家學習參考。就與時任歷史所副所長的瀋以行商量，建議把大事記打印出來。瀋以行對我說，要打印這份大事記，歷史研究所拿不出這筆錢。我說，稿子你借給我，錢由總工會出，他答應了。正好有一天，總工會副主席張偉強來找我，她也是我五十年代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工作時的領導，她說老金（金若望）想到你負責工運史研究組工作。我一口答應。金若望是1938年入黨的，長期在潘漢年領導下搞情報工作。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