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建國時刻”，上起1776年，下至1863年，歷時87年之久，在美國的內，不可謂不漫長。

1776年7月4日，“時間開始了”。歷史見證，這一日，北美的大陸會議向全世界發出《獨立宣言》，宣告原英屬北美的13個殖民地脫離帝國母體，從此成為了“自由和獨立的諸邦”。追根溯源，這是一個民族的誕生之初，7月4日也因此被定為美國的國慶日。

破而後立，這個新生的共同體自此上下求索。1787年之夏，在費城會議上，革命者以“我們人民”之名，不僅為自己，也為子孫後代，制定了一部成文憲法。新的聯邦政府在1789年開始運轉，“黨爭”此起彼伏，建國者們摸著“憲法”過河，探索國家的長治久安之道，他們為之奮鬥的，是要讓這個立憲共和國延續下去，傳諸後世。

作為一段具體的歷史進程，“漫長的建國時刻”結束於1863年。選擇這個時間節點作為建國的完成時，是為了向林肯致敬，最大程度地釋放葛底斯堡演說的憲制意義。1863 年11 月19 日，在葛底斯堡的戰場上，林肯總統作完這篇隻有272 個單詞的演說，用時不過兩分鐘，而這短短的兩分鐘之所以名垂青史，並非因為這是一篇演講與口纔的範文，而是因為林肯於演說中指出了美國歷史前行的方向。進入美國憲法史的脈絡，葛底斯堡演說可謂關於建國以來憲法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終結了一個舊時代，新的憲制秩序也奠基於其中。

故此，“漫長的建國時刻”在美國歷史的坐標繫中，對應的就是建國87 年來的進程。用這個概念為美國憲法史分期斷代，並不是我們今天拍腦袋的發明，而是尊重並忠誠於既成歷史的結論，它所根據的，首先是林肯對美國憲制大事因緣的判斷，是林肯對其所繼承的憲制秩序的闡釋。在葛底斯堡演說開篇，林肯追溯建國往事，革命先輩創建新國，距“今”正是“八十又七年之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在此意義上，“漫長的”，亦即前後長達87 年的歷史跨度，包含著一個林肯視角，一段從華盛頓到林肯的憲制往事也蜷

曲於其中。

“漫長的”，作為一種憲制史觀的提出，所要批判的是費城奇跡論。費城會議縱然建國兄弟雲集，回到歷史現場，一部憲法的誕生在當時也堪稱“奇跡”。但美國的建國大業絕不是畢其功於費城一役的。說起立憲政治，“1787 年之夏”隻是一個開端而已，如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所言，代表們拿出的隻是一部憲法的草案，而這部憲法的命運究竟如何，連同費城故事應該怎麼講，尚且要聽歷史的下回分解。

數年前坊間流行過一部推銷民主的“他山之石”：《民主的奇跡：美國憲法制定的127天》。作為一本講述費城制憲的故事書，這本書不可謂不動人，在美國屬於影響數代人的大眾經典，但譯介到國內時，原書名Miracle at Philadelphia（《費城奇跡》）卻被改為《民主的奇跡》。這一處調整，微言大義：似乎隻要有了“民主”，127天就能生長出奇跡。我們緊扣“漫長的”這一時間尺度，就是反對上述“短平快”的127天奇跡說。就定義而言，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有憲制，首先要衡量其政治生活中是否形成了輕易不可變的根本規範，這也就意味著任何憲制的確立都要經過時間的歷練，也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大國憲制，要做於一體，更是不可能速成。故此，要理解美國憲制，隻講述費城那些事，隻讀《聯邦黨人文集》，是遠遠不夠的。從華盛頓到林肯，從建國到重建，從1776年到1863年，美國的早期憲法發展構成一個整體的歷史視野—若是沒有總攬全局的歷史感，研究者貪戀一域，探索就很容易變成盲人摸像。

為過往分期，為人事斷代，這是我們進入歷史的方法。在這前後長達87年的歷史進程中，憲法搭臺，黨爭唱戲，以政治家的代際輪替和交接為線索，我們可以區分前後相繼的三代人，也可以由代際之別來劃分三個歷史階段。在這裡略作交代。

第一代就是宣布“時間開始了”的“建國兄弟們”（Founding Brothers），他們是美國革命的親歷者，也是林肯口中的“我們的先輩”（our fathers）—距其87年之前創造新國的國父們。就革命建國的軍功而論，第一代的領導核心非華盛頓莫屬，而單就起草憲法這一偉業而言，總設計師則是麥迪遜。建國之道，亦武亦文，看過《華盛頓渡河》這幅油畫我們就能知道，將軍站立船頭，革命軍人雄赳赳，氣昂昂，戰爭結束後就是立憲，在費城會議的舞臺上，真正的操盤手是來自弗吉尼亞的小個子麥迪遜，1787 年，他隻有36 歲，但歷史卻步入了“麥迪遜的時刻”。這就是第一代，他們發起了一場革命，制定了一部憲法，創造了一個國家，革命者、制憲者、建國者在他們身上是三位一體的。

第二代起始於1825 年，這一年，看似平淡無奇，無大事可記，但在“漫長的建國時刻”的視野內，卻是至為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的3 月4 日，來自南方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門羅如期卸任總統，接替他的，是北方馬薩諸塞州的約翰·昆西·亞當斯。門羅是親歷革命的第一代，回首獨立戰爭的歲月，他曾侍從華盛頓鞍前馬後；而小亞當斯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第二代”，不僅在憲制意義上，從血統來論也是—親歷革命的，是他的父親、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如是說，以1825 年為時間節點，美利堅民族進入了憲制的新時期—第二代政治家登上憲法舞臺，成為國家的掌舵人。

在代際輪替的脈絡中，第二代有這一代的專屬：回首過去，他們是生而為美國人的第一代。這一代的弄潮兒基本都出生在1776 年之後，他們是星條旗下的蛋，這一點前無古人；展望未來，再有一年就是獨立五十年慶，第二代的登場，與第一代的退場是交錯而行的。在此意義上，第二代在憲法舞臺上的任務可以一言蔽之：建國者已逝，作為接班人該怎麼辦？這是後無來者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第二代在屬於他們的歷史關頭如何選擇，這一代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將決定美國建國憲法的未來。亨利·克萊、約翰·卡爾霍恩、丹尼爾·韋伯斯特，史稱第二代的“偉大三傑”（the Great Triumvirate），在立憲政治的譜繫內，他們也被稱為“建國者的繼承人”（Heirs of the Founders）。在“漫長的建國時刻”，第二代所做的，就是繼往開來。

第二代登場之初，正是告別的歲月。《獨立宣言》半個世紀後，建國一代的兄弟們早已走到人生邊上。考諸美國國史，真正奇跡的時刻不在1787年之夏，而是1826年的7月4日—這一日，是美國獨立五十年慶典的大日子，就是在這一日，托馬斯·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先後辭世。1831年7月4日，又是一個國慶日，詹姆斯·門羅去世—至此，美國前五位總統，竟有三位都在國慶日告別人間，一而再，再而三，死得何其光榮！將建國一代人最終送上神壇的，不是人生在世時所建立的豐功偉業，令他們不朽的，是他們的告別！也許，世人此時已將目光投向弗吉尼亞的老麥迪遜，從1828年開始，他就是唯一還活著的費城會議代表—別的人都死了，他還活著。如他自己在信中感嘆：我“活得比我自己還要長”。最終，1836年6月28日，還差一周就能等到獨立六十年，麥迪遜見傑斐遜去了—此時已到新一代軍功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執政的末尾。

也是在這個繼往開來的階段，林肯來了—等到1861年，美國憲法將步入林肯時刻。但此時，林肯還隻是西部鄉野的一個年輕人，剛開始律師執業，志在四方卻一無所有。這個粗鄙的邊疆青年，高個子、大耳朵、滿頭凌亂黑發，連正規學校都沒讀過幾天，沒有人會想到他纔是共和國命運的天選之子（Founder’s Son）。但隻要打通“漫長的建國時刻”87年的歷史，就能發現，林肯並不是在1861 年纔從天而降，然後天降大任，擔負起可以比肩華盛頓的歷史任務。他在美國歷史上的登場，應提前至第二代春秋正盛的1838 年。林肯當時尚且不滿而立之年，但一出道即光芒四射。

在一篇題名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永世長存”的演說中，林肯講出了他們19 世紀新一輩所肩負的使命：革命那代人是“一片橡樹林”，曾“高聳入雲”，但“無聲的時光”卻消耗了他們，“颶風過後……終於倒下去，化為烏有”，在建國者“與世長辭，深受哀悼”的歷史階段，“我們的任務僅僅是，要將國土和政治大廈傳諸千秋萬代”。如是觀，林肯在政治上生而偉大，未及而立之年就捕捉到美國立憲政治所面對的根本問題，在此意義上，直到葛底斯堡演說，總統先生還是在和年輕時的自己對話。演說所追問的，是由我們的先輩所創設的、地不分南北的立憲共和國能否長存，而最終，他也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此解決並回答了這一貫穿87年的憲制問題。回到“漫長的建國時刻”的脈絡，生於1809年的林肯代表著第三代。

概括前述的三代劃分：第一代（1776 年至1825 年）、第二代（1825 年至1852 年，亦即第二代的“偉大三傑”人生全部謝幕時）、第三代（1852 年至1863 年或者1865 年林肯遇刺）。嚴格來說，這三代的劃分談不上工整，暫時也沒有考慮代際必然存在的交疊，目前的思路—如果還有思路可言的話—仍是以林肯為背景。在前述的1838 年演說中，青年林肯提出了立憲共和國必定都要面對的政治難題：距離建國時刻越遙遠，關於革命的歷史記憶就會越淡薄。林肯撫今追昔，上述三代的代際之別隱藏著林肯對建國的歷史敘述，這一敘述是根據每一代同革命時刻的距離等差而劃定的：第一代，獨立戰爭曾是革命者之“所見”；第二代，在革命者逝去後，那場戰爭對當下的人就變成了“所聞”；第三代，這些“所聞”還會進一步淡化，在後來者那裡成為“所傳聞”。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上述三代的人和事，共同構成了這“漫長的”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