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56通

致 李濟或兼致傅斯年3通（1935年，1939年）

致 梅貽琦（附梅貽琦、傅斯年、李濟復信。1936年4月）

致 李光宇（1936年7月）

致 胞姊（1936年9月）

致 傅斯年、 李濟22通（含致傅8通，致李3通，兼致傅、李11通，附閻文儒致傅信1通。1942年10月～1945年4月，西北考察時期）

致 傅斯年21通（1945年6月～1948年5月，西北考察結束後）

致 常書鴻（1944年10月）

致 李小緣2通（1947年8月）

致 胡適（1948年1月）

致 王重民（1948年8月）

致 王振鐸2通（1949年10月、11月）

中編153通

致 鄭振鐸、梁思永10通（含單致梁1通，附郭寶鈞致鄭、梁1通。1950年10月～1951年1月，輝縣發掘時期）

致 梁思永25通（1951年4月～7月，豫西調查時期；1951年10月～1952年1月，長沙發掘時期）

致 曾昭燏6通（1951年～1952年2月）

致 商承祚2通（1952年1月、3月）

致 劉節（1952年4月）

致 郭沫若7通（1953年11月～1972年11月）

致 安志敏11通（1955年11月～1956年7月，黃河三門峽水庫區調查時期）

致 北京大學歷史繫辦公室轉科學工作處（1956年11月）

致 陳夢家4通（1958年7月～1959年1月）

致 《文物參考資料》編輯部（1958年3月）

致 牛兆勛、靳尚謙（1958年10月）

致 王世民2通（1958年10月）

致 劉敦願（1960年6月）

致 徐森玉（1960年9月）

致 黃文弼3通（1961年8月，1964年7月）

致 李仰松（1964年7月）

致 馬得志（1964年8月）

致 方壯猷2通（附陳夢家致方信4通。1966年1月）

致 傅振倫（1973年12月）

致 李作智2通（1975年5月，1977年3月）

致 石興邦2通（1976年1月，1977年7月）

致 羅宗真4通（1977年1月～1981年6月）

致 楊錫璋2通（1978年1月、3月）

致 曹錦炎（1978年3月）

致 蘇秉琦（1978年8月）

致 穆舜英（1979年8月）

致 趙青芳3通（1981年3月～1984年8月）

致 高至喜3通（1981年9月～1982年5月）

致 趙振華、朱亮（1982年1月）

致 宮大中（1982年4月）

致 唐雲明3通（1983年10月、11月）

致 趙豐（1984年10月）

致 吳銘生（1984年11月）

致 張光直46通（1974年1月～1985年6月）

下編102通

致 遊壽（1951年6月）

致 沙孟海（1955年7月）

致 夏承燾或杭州大學2通（1962年2月，1963年3月）

致 梅冷生4通（1962年12月）

致 商務印書館《辭源》編輯部（1964年12月）

致 方介堪8通（1965年10月～1978年9月）

致 董樸垞3通（1972年5月～1980年7月）

致 王栻2通（1972年8月，1982年2月）

致 葉永烈9通（含致《科學愛好者》編輯部1通。1972年12月～1983年5月）

致 蔣猷龍（1974年10月）

致 俞天舒2通（1975年5月、6月）

致 柯俊2通（1977年4月，1978年5月）

致 湯像龍（1978年12月）

致 《中國史研究》編輯（1979年8月）

致 韓儒林5通（1979年9月～1980年11月）

致 蔡孔耀8通（1979年9月～1982年11月）

致 譚其驤6通（附譚其驤文2篇及復信2通。1979年10月～1984年11月）

致 胡道靜10通（1981年3月～1983年2月）

致 戴家祥6通（1981年10月～1985年3月）

致 《晉陽學刊》編輯部2通（1982年1月，1985年1月）

致 魏忠或校慶籌委會2通（1982年1月、7月）

致 《社會科學戰線》編輯（1982年3月）

致 陳宣崇（1982年11月）

致 楊仁愷2通（1982年12月，1983年1月）

致 羅慧生（1983年3月）

致 李德清2通（1983年5月、12月）

致 羅榮渠7通（1983年5月～1984年5月）

致 葉常青（1983年5月）

致 黃興龍（1983年8月）

致 王堯2通（1983年11月）

致 鄭德坤（1984年1月）

致 何丙郁（1984年1月）

致 林壽晉（1984年1月）

致 吳德鐸（1984年1月）

致 王利器（1984年7月）

致 張憲文2通（1984年11月，1985年1月）

夏鼐書信集的資料積累和整理編纂，經過較長時間。早是在1997年，我正編輯《夏鼐文集》三冊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時，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為籌備建所七十周年紀念活動，約請石興邦先生撰寫關於夏鼐與史語所的文章，向他提供該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歷史檔案中夏鼐致傅斯年、李濟書信的復印件。事後，石先生將這批復印件轉贈給我（後來我三次訪問史語所，承邢義田等先生好意做了補充）。不久，我與夏鼐先生子女一道著手整理夏先生日記，剛接觸1936年日記，便發現抄錄在日記本末為懇求清華大學準予延長留學年限致梅貽琦校長的長信，以及粘貼在日記本中的致胞姊信。從此我便開始有意識地收集夏鼐先生致友朋書信。

廣泛收集夏鼐致友朋書信頗為不易，數十年前的許多書信沒有保存下來。據《夏鼐日記》記載，他在燕京、清華大學讀書時和留學倫敦大學學院時，寫給父、兄和友朋的信是很多的，這些早已無處尋覓。二十多年以來，我未能遍訪有關單位。許多學者由於歷史的原因，未能將所存夏鼐書信保存下來。有的學者雖存有較多夏鼐書信，由於年事已高，難於從所存大量資料中找出。但有許多人主動提供復印件或原信，如譚維四、高至喜、吳銘生、李德清、楊錫璋、曹錦炎、趙豐、朱亮等。南京大學歷史繫陳得芝教授代為懇請韓朔睽教授，提供了致韓儒林信復印件。提供復印件的還有葛劍雄（致譚其驤）、韓汝玢（致柯俊）、葉永烈（致其本人），以及上海新聞出版博物館藏品部（致胡道靜）和溫州市圖書館盧禮陽（致溫籍人士多人）。更為難得的是，我本人查獲或王興、裴世東等青年朋友轉發，若干舊書網上拍賣的夏鼐書信，例如1935年10月夏鼐剛到倫敦尚待入學時寫給傅斯年、李濟的信（這類拍品偶或羼雜個別贗品，須注意剔除），是本書收錄年代早的書信之一，彌足珍貴。另外，夏正炎先生提供了夏鼐自存部分信的原稿、生前友好親屬存信的復印件。至於致美籍人士張光直信46通，承主要編者陳星燦同意，全部從《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一書中轉錄。特別應該提到的是，今年2月，本人致函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貞德所長，懇求獲得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檔案中44通夏鼐書信的出版授權，迅速得到慨允，並承核校。近日更提供其中李38-4-1號檔致傅斯年函的彩色圖檔用於出版。凡此，我深表感謝!

值得慶幸的是，湯超女士在2021年9月以後，參加編輯《夏鼐書信集》後階段的各項工作。其中包括：她在整理考古所學術檔案資料時，發掘出1950～1951年夏鼐致鄭振鐸、梁思永和致梁思永的36通書信；細心參與對後獲書信的補行錄入、全部書信的核對原件，以及全部書稿的復校等，進一步保證了本集文稿的質量。

本書共計收錄夏鼐致友朋書信311通，另附他人致信11通，合計322通。現將這些書信分為三編。上編收錄1935～1949年書信，即留學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和在中研院史語所任職至離去，主要是從事西北考察和代理所務一年。其中，西北考察時期全部書信，與《夏鼐西北考察日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一書相表裡，生動地反映西北考察的艱苦經歷和重要貢獻；代理所務一年選錄有代表性的幾通書信，則反映了當時夏鼐的遠見卓識和辦事能力。中編收錄1950～1985年的書信，即從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任副所長，到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所名譽所長時期。除收錄致直接與考古所和考古研究相關人士的書信外，將1974～1985年致張光直的46通信置於中編末尾，體現了夏鼐對新中國考古工作的卓越貢獻，謹嚴、謙遜的工作作風，以及考古學上的中美學術交流情況。下編收錄1950～1985年致其他方面人士的書信，涉及語言學、科技史、歷史地理、中外關繫等多種學科，以及鄉土人文情況，體現了夏鼐博學多能、交遊廣泛、一絲不苟的風範。

編輯《夏鼐書信集》，始終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先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首席編輯周麗女士的關懷和支持。責任編輯李淼先生，精心打造本書，付出了巨大的勞動。本書書名，集錄夏鼐生前友好顧廷龍先生手跡。書中失誤、不足之處，概由本人負責。

王世民

2022年8月5日校後記述

時年八十又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