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章 19世紀中國概述 
第二章 左宗棠的青壯年歲月 
第三章 太平天國的崛起 
第四章 長江流域的太平軍
第五章 左宗棠征戰江浙 
第六章 福建之戰及太平天國的覆滅
第七章 捻軍起義 
第八章 中國回民與回民運動之初 
第九章 鎮壓陝西和甘肅東部的回民運動  
第十章 平定甘肅 
第十一章 新疆、喀什噶爾與阿古柏  
第十二章 籌備新疆之戰 
第十三章 新疆之戰及收復伊犁河谷 
第十四章 晚年時光 
第十五章 生平總結 
參考書目 

左宗棠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危難時期。他出身低微，命途多舛，經過了許多磨難後自學成纔，到不惑之年纔踏上仕途。靠著自己的天賦與不懈努力，他在朝中步步擢升，後終於成為了清朝重臣，出任了清政府中漢人所能擔任的官職。在他所受的教育與早期訓練中，並沒有任何與從軍相關的內容，但他卻成了中國大名鼎鼎的一代武將。他不僅躋身於名將行列，還成為了一名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平定暴動方面功不可沒，又在大片備受戰火摧殘的國土上進行了戰後重建工作，同樣成效顯著。
左宗棠與外國人的接觸不多。他所從事的工作，幾乎都不在西方評論家的關注範圍之內。他在收復新疆之戰中立下了不朽功業，得到的關注卻寥寥無幾。19世紀晚期的中國出現了一個詞——“排外”，簡單的含義就是仇視外國人。而左宗棠據說就是一個“排外者”。這個定義更無助於外國人對左宗棠的生平展開研究。在他去世以後的25年之內，清朝迅速沒落，走向衰亡，於是他曾為大清帝國力挽狂瀾的巨大努力，也進一步被人忽略。舊政權衰亡以後，社會的關注點自然轉向當代的風雲變幻，而那些為前朝殫精竭慮卻回天乏術的名人，業已被人淡忘，因此左宗棠也幾乎被人遺忘。
時代浪潮滾滾向前，左宗棠的生平與功績被國人所忽視。他剛去世的那幾年，全國上下都在緬懷他的功績，然而隨著舊政權的消亡，這片土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隨後前朝的偉人就成為了眾矢之的，原因是他們曾經效力於滿人統治的王朝。那場推翻清朝統治的起義（指辛亥革命），某種程度上被中國人視為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延續。成功推翻了清朝統治的這一代人，不太可能去贊賞左宗棠這一類人的功績，因為正是他們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這一革命事業的起源。本世紀的辛亥革命，無疑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啟發，但兩者的理念和規模相去甚遠。太平天國運動隻是要改朝換代，並不是要推翻一種體制。正如托馬斯·米竇斯先生所言，太平天國運動隻是一場起義；而成功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不隻推翻了一個朝代，還摧毀了舊的體制，根據米竇斯的定義，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
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人開始用較為冷靜的眼光看待上一世紀的著名歷史人物。左宗棠、曾國藩等同一時代的名人，其生平和功績開始重新獲得人們的關注。左宗棠信奉儒學，畢生研習儒家理念，努力踐行儒家提倡的人生觀。與其說他效忠清政府，不如說他篤信忠君愛國的理念，並為此忠誠無私地奉獻著自我。中國儒學體繫的萌芽可追溯到孔子之前的時代，它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已滲入中國人的靈魂，對中國人的影響之深，任何其他國家的思想體繫對其國民的影響都無法與之匹敵。我們對未來的情況不能妄下論斷，但大致可以斷言的是，在過去，任何一個中國人，隻要他接受儒學的指導與鞭策，他一生的言行符合儒學理念，那麼他死後就不會長久地蒙受污名，終將獲得歷史的肯定。
我偶然翻閱到一些有關中國西北和新疆的資料，開始對左宗棠其人產生了興趣。他在農閑時率軍作戰，每次進軍之前，都留下足夠的時間進行耕作與收獲，讓部隊自給自足。通過這種方式，他為大清帝國收復了西北諸省。然而，關於左宗棠這種新奇的作戰方式，能夠找到的英文文獻實在寥寥無幾，中文文獻中纔能找到較為詳盡的有關資料。本書部分初稿是我提交給學校的論文，是為申請學位所提交的部分研究成果，標題為《左宗棠與鎮壓回民起義》。
論文研究了左宗棠在西北的征戰，簡略介紹了他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事情及當時的大致背景。本書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內容，對他早期的征戰及一些特定的人生階段做了更為細致的研究。書中新增了一章，用以概述19世紀中國的政府機構、考試制度、財政體繫及軍事力量。又增加了另外幾個章節，介紹太平天國運動的初期、中國的回民及阿古柏的王國。此外，還豐富了左宗棠鎮壓回民起義的那部分內容。謹以此書作為紀念，獻給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左宗棠。
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本書都是一份詳盡的研究資料。有關左宗棠的生平、他參與的事件以及當時的一般背景，這方面的中文資料浩如煙海，需要多年的時間纔能全部通讀。本書實質上是對左宗棠年譜的摘要解讀，《左文襄公全集·年譜》（以下簡稱《年譜》）選自《左文襄公全集》，文集裡搜集了有關左宗棠的文獻資料。文集由楊書霖花了四年的時間編纂而成。《年譜》共十卷，從左宗棠1812年出生至1885年逝世，逐年逐月地記述了左宗棠的生平。本書在《年譜》的基礎上，根據清朝晚期典史館編纂的官方左宗棠傳記做了增補，並節錄了其他中文資料以及一些外國人的有關著述，其出處一並錄於本書的參考書目中。
威廉·詹姆斯·黑爾的傑作《曾國藩與太平天國》，讓本書在創意、構思和取材方面都深受啟發。由於主題所限，黑爾博士在他的著作中隻是附帶提到左宗棠的生平，本書展開了這一方面的評述，希望對此項研究有所增益。對於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到1860年之前我都記述得較為簡略。從1860年到該運動消亡，我著重描述了左宗棠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如此處理對這場運動中的其他各種因素難免有忽略，因為我隻是強調局部，無法綜觀全局。這樣失於片面也許是傳記作品無法避免的。大多數有關太平天國運動的英文文獻，都是討論該運動中某
些特定的階段，或者研究某些在運動中出名的人物。一些外國人在1860年之後涉足了太平天國運動，而早期的英文研究資料幾乎全是關注這些外國人，記述他們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對於這些外國人在平定暴動方面所起的作用，這些研究都有誇大之嫌。近來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記述，似乎開始關注中國人本身所起的作用，但要恰當評價他們鎮壓太平軍的作用，還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左宗棠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功不可沒。對這場運動的研究越是深入，就越能看出左宗棠的重要性之所在。在太平天國運動早期，曾國藩所組建的湘軍，倘若沒有湖南官府的大力援助，將很難發展壯大。而那些年，在地方衙門裡充當幕僚的左宗棠，成為了湖南省有影響力的人物。正是他不遺餘力地支持了湘軍的發展。
本書摘錄了左宗棠的部分奏章和書信，並翻譯成英文，借以反映他的個性、脾氣以及他如何把握中國當時紛繁復雜的局面。據我所知，這些資料都是首次被翻譯成英文。我采用的翻譯方式較為隨意，但我相信譯文非常貼近原文的意思。在這本研究著述中，所有中文資料都是由我本人譯成英文的，其中的任何錯誤都由我負責。李秀成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記述，1865年由雷先生譯為“Autobiography of Chung Wang”（《忠王自述》）。這個譯本如今非常罕見，我尚無法覓得。本書中有關太平天國運動初期的摘錄都是我根據中文文本譯成英文的。
在各種英文資料中，中國的人名與地名都是翻譯成羅馬拼音文字，且存在著大量不同譯法。對於人名，我試圖使用近北京方言的拼音，或稱普通話發音。對於地名，我大致遵循丁格爾所編纂的《中國新地圖與地名辭典集》中的拼法。在中文的姓名中，寫法總是姓在前、名在後。姓後的名字通常都由兩個漢字組成，譯成英文時我通常都處理成一個詞。中文裡並不使用我們的羅馬拼音。
借此機會，我要對中文研究學院的院長W.B.佩特斯博士表示感謝，他慷慨相助，一直對我的研究工作給予鼓勵。我還要感謝學院的圖書館職員與中文教師，他們的協助對我的研究很有價值。此外，我要特別感謝中文研究學院的圖書館長F.D.舒爾特海斯博士以及美軍上校約瑟夫·W.史迪威先生。F.D.舒爾特海斯博士審讀了我的手稿，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批評意見；約瑟夫·W.史迪威上校對這部作品深感興趣，激勵著我開展研究工作，他對中國這片土地及其人民有著深入的了解，不斷向我提供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建議。
對於我的老師、中文研究學院的王楚明先生，我的感激之情難以言表。王楚明先生極富個人魅力，對我循循善誘，他通曉祖國的歷史，並以一腔熱情引導人們了解它，欣賞它的偉大之處。他指導我讀完了進行這項研究所必需的中文資料，為此付出了極大的耐心與熱忱，並一直不遺餘力地鼓勵著我。這本書若有任何價值，都要歸功於王先生。不過，由於他完全不熟悉英文，此書存在的諸多不足都不由他承擔責任。
左宗棠生活的時代，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正在蘇醒，正處於走向近代的急劇轉型時期。隨著時間向前推移，人們對左宗棠的生平與功績有了越來越深的了解，就更能體會到他的偉大之處。他的性情植根於中國傳統，而他的人生觀則歷久彌新。一代王朝“盛極必衰”，而他頑強地與這一規律做鬥爭，試圖阻止王朝的衰亡。他的成功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雖然在時空上有其局限性，但卻是不容忽視的。或許用其他的社會發展規律，站在別的角度審視左宗棠的一生，觀點就會有所不同。就如同左宗棠一生都在效仿的對像——諸葛亮，他所建立的功業，同樣有著時空上的局限性，而諸葛亮卻成為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像征。以儒家的標準來衡量，隻有盡忠職守纔能建立功業，盡忠盡責就是發揮了的人生價值。我希望這份初步的研究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幫助其他更優秀的後來者深入地鑽研豐富的歷史資料，更清晰地展示這個偉大人物的一生。

章 19世紀中國概述 
一、概況 
19世紀初葉的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繁榮昌盛的帝國。而到了19世紀末期，這個帝國業已衰落，搖搖欲墜。這樣的場景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前2世紀末期的歷史時，就曾從歷史中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盛極必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從古至今，這種情形一再重演。另一位中國名人歐陽修，在11世紀曾發出感嘆：“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19世紀的中國正處在這樣的衰落過程之中，清朝的統治還未全面崩潰，仍在垂死掙扎。這是個充滿悲劇性的時代，而一代王朝解體時總是如此。在這樣的時代裡，人性中丑惡的一面顯露無遺，公義蕩然無存，到處充斥著不公的現像和不幸與絕望的氣氛。中國的後一個朝代還在苟延殘喘。令人驚訝的是，它竟然熬過了整個19世紀。這個奇跡主要得歸功於一些偉大的人物，是他們力挽狂瀾的結果，這些人物中就有此書的主人公左宗棠。 
1644年，中國大地分崩離析，處於動亂之中，滿族人通過謀略和武力打敗了積貧積弱的明朝，建立了大清帝國。清朝初期的幾位統治者精力充沛、富有纔干，得益於此，中國再次富強起來，到了乾隆統治時期，清朝的國力達到了。乾隆1736年登基，1796年為避免在位時期超過他著名的祖父——康熙皇帝，乾隆宣布退位。他的兒子嘉慶繼位，但事實上仍由乾隆手握大權，直至他1799年去世。乾隆統治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真正的“太平盛世”，其去世標志著這一時期的結束。乾隆積極進取，富有治國之纔，使大清成為了強大的帝國；而他的繼任者都缺乏這種能力。征服者在被其征服的土地上逐漸喪失活力，這一衰落過程似乎無法避免，如今結局已經注定。隨後的清朝皇帝從乾隆和其他傑出的祖先那兒繼承了皇位，卻沒有繼承他們的天賦和纔干。 
乾隆去世時，中國的疆域範圍達到了歷史的。它包括了我們如今在地 
圖上所見的所有地區：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在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裡江東部之間，有一大片比滿洲面積更大的土地，也是屬於中國的。新疆向西擴張至巴爾喀什湖，當時的浩罕汗國或費爾干納對中國俯首稱臣，承認其霸主地位。尼泊爾、緬甸、安南（今越南部分地區）、暹羅（今泰國）和朝鮮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不過清政府在亞洲西南部和朝鮮事務上發揮的影響力，更多是名義上的而非實質上的。這個強大的帝國大致呈一個等邊三角形的形狀，三角形的底邊從印度支那沿岸一直延伸至鄂霍次克海，位於中亞的浩罕汗國。這是當時世界上國土面積、人口稠密、經濟富裕的大帝國。 
嘉慶皇帝繼位時，這片土地正處於相對和平的時期。內陸的某些邊遠地區存在分離現像，一些位於四川、貴州、雲南和廣西的原始部落甚至從未處於清政府的有效管轄之內，但對於一個面積如此遼闊、人口如此龐大的帝國而言，總體來說還是大致和平安寧的。雖然乾隆發起了一繫列征服邊疆的戰爭，但國庫仍然充盈，沒有欠下外債。中國人的物質財富空前繁榮，健康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遠遠超越了歷史同期的各個國家。19世紀初期的清政府組織嚴密，政府機構高效運作，在世界各國享有盛名。 
這個中華帝國聲名遠播。在歐洲，人們對中國贊不絕口，其印像與半個世 
紀以後大相徑庭。歐洲人從早期的天主教傳教士的筆下，逐漸熟悉了中華文明。這些傳教士對中國人所取得的成就印像深刻，隨著他們的作品在18世紀盛行，中國的商品在歐洲大受歡迎，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世紀初。這些早期的作家受過良好的訓練，他們善於記錄中華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質，並用本國的語言表達出來。在物質文明方面，那時的歐洲基本無法與中國相比。工業時代的繁榮時期尚未到來，無論是生產效率還是軍事力量，歐洲與中國之間還未產生巨大的差距。而隨著歐洲與中國在19世紀的接觸越來越頻繁，兩種文明之間的差異越來越明顯。此時來中國的觀察者與之前不同，那就是，這些觀察者是博學的耶穌會信徒。這些人從事商業貿易，頭腦清醒，講求實際，對這個國家的描述，展現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像。在1800年，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軍事實力雖有差距，但並不能說此時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有能力悍然對中國宣戰。不過，當時的西方各國發展迅速，特別是在工業機械生產方面，各種創新層出不窮，而中國人仍然滿足於現狀，裹足不前。因此，在那些在戰爭中起關鍵作用的軍事工業領域，西方各國的發展很快超越了中國。隨著中國與西方接觸得越頻繁，情形不免變得對中國越不利。中華帝國的實力開始迅速衰落，這其中有西方的影響，也有其他因素的刺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過於驕傲自滿，拒絕承認其國家實力正在下降。 
嘉慶皇帝完全沒有繼承他父親的卓越纔干。他身體羸弱，耽於宮內的各種娛樂享受，而且心胸狹窄，把精力都集中在懲治那些得罪他的官員上，卻沒有正正經經地管理一個帝國。不久，全國各地就紛紛出現了動亂。漢族人雖處於滿族人的統治之下，卻有許多方面與其格格不入。隨著人口激增，整個形勢進一步復雜。1736年乾隆登基，當時中國的人口是1.25億；而到了1812年，就增至了3.62億。雖說這個數據不太精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時期中國的人口增長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中國並未如上個世紀歐洲的工業國家那樣開展工業革命，彌補人口激增所帶來的巨大需求；也沒有任何新的行業，能滿足增長的這一部分人口的生計。人口對既有的物質條件造成了壓力，這逐漸演變成整個國家和平穩定的威脅，且影響一直持續。 
可耕種的土地面積有限，增長的人口對其生產力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莊左宗棠傳稼收成每年不同，在中國的部分地區造成了供不應求的局面，甚至出現了饑荒的情況。這導致各地強盜和土匪猖獗，動亂搶掠事件層出不窮。當時中國還是農業社會，各地大興治水工程，而盜匪猖獗的狀況對治水工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其中一些治水工程是由朝廷直接掌控的，比如黃河水利工程。其他的則由地方官府負責，而無數的小工程隻是由當地人合作完成。這些工程用於防止洪水泛濫、排干洪澇地區和灌溉良田。幾千年來，整個國家的治水工程一步步發展，各種細節不斷完善，目的是讓農民盡可能自如地應對降水情況的變化。隻有和平的環境之下，農民纔能正常工作；而隻有農民正常工作的情況下，纔能為眾多的人口生產足夠的糧食。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維持內部和平安定的基本因素，同時這也可能讓中國人認為，若有眾多自然災害為人民帶來饑荒和不幸，就必須由他們的統治者負責。 
當時，中國人非常熱衷於秘密結社。這些會黨異常繁榮，有時還帶有反政府的特色，這在世界其他國家都是罕見的。如乾隆這樣精力旺盛的統治者，能有效管制這些團體，讓朝廷與其相安無事，但到了嘉慶統治年間，這些團體就紛紛開始起義。有個團體兩次試圖刺殺皇上。其中一次就在守衛森嚴的紫禁城內，幸好嘉慶的兒子及時趕到，用獵槍射殺了為首的刺客。這種直取皇上項上人頭的舉動相信是一些地下會黨所為，他們在與皇帝御前侍衛的對抗中能占上風，可見其勢力不容小覷。嘉慶去世於1820年，此時帝國的領土尚算完整，然而整個國家已頻頻顯露出衰落的跡像，清政府的威望漸失。 
嘉慶的繼任者是道光皇帝。道光有一定的纔干，但並不足以讓清政府恢復乾隆時期的力量。之前蠢蠢欲動的謀反活動，如今風起雲湧，席卷了中華大地。一連串暴動足以說明，當時的人們普遍漠視皇權，整個社會動蕩不安。1820年，道光皇帝登基，廣西發生了暴動——這個地方成了一個起義的中心，即便到了近代也是如此。山西省在1822年和1835年出現了暴動；貴州是1836年；雲南、臺灣是1826年和1830年；江西是1831年；湖北和江蘇是1832年；四川是1834年；廣東東部是1836年；湖南是1836年；在1832年至1836年，廣西、湖南和廣東三省交界的地方也發生了嚴重的暴動，起義軍的頭目放肆地穿戴皇帝專用的明黃色，自稱為“金龍王”。 
然而，真正讓大清威望盡失的是和英國之間的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英國人動用了一支並不強大的軍隊，竟一次次地打敗了中國人召集起來的大軍，逼迫他們用錢贖回全國人口稠密的城市；封鎖沿海地區；切斷京杭大運河，使糧食無法運送至首都北京；並迫使大清皇帝簽訂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條約。在這以前，暴動基本上隻發生在局部地區；而次鴉片戰爭的屈辱結果刺激了中國的內亂。1850年道光皇帝逝世，全國紛紛掀起了暴動的風潮，規模之大是中國四千多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農民運動中規模的一次被稱為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年），這是中國學生為耳熟能詳的起義運動。歐洲多國與美國都和此次運動有緊密關聯，並在對其的鎮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56年至1873年，雲南的回民起義，連年戰亂使整個雲南地區幾乎到了荒無人煙的境地。1853至1868年捻軍起義，在山東、安徽、河南、直隸大肆劫掠，羽翼漸豐，起義軍初見雛形。西北的回民起義從1861年持續至1877年，使陝西、甘肅、新疆和蒙古的相當一部分地區遭到了極大的破壞。這一連串的暴動使生靈塗炭、財產損失嚴重，中國在短短的25年之內所遭受的破壞，為整個世界歷史所罕見。有人估計，太平天國運動使中國減少了1億人口，這個數據很可能是有些誇張了。然而，如果我們把1850年至1875年間的所有暴動考慮在內，這個數據倒也與實際出入不大。在這四分之一個世紀，清朝所經歷的一連串暴動是空前的。除了要應對這些國內的麻煩，清政府還要對付外患：1856年至1860年，中國與英國及法國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清朝的每個角落都在逐漸土崩瓦解，隻有一樣東西除外，那就是他們強烈的自傲，盡管面臨毀滅，仍然優越感十足。兩次鴉片戰爭的結果，讓中國人震驚，讓這種閉塞的自我優越感受到了打擊。中國人認為國家之間並無平等可言，全世界沒有一個君王，比得上他們的“天子”尊貴。這種觀點並非滿族人的發明，它在中國根深蒂固。清朝從明朝手中奪取天下時，就繼承了這種觀點。晚清的責任在於其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未能繼續支撐中國人的這種優越感。在清政府與西方國家對抗期間，是漢族官員頑固地堅持這種觀點。實際上有足夠的資料顯示，早在中外衝突之初，不少滿族高官對西方國家的實力，比他們的漢族同僚有更為清醒的認識。任何一個能奪得“龍位”的朝廷，若要處理與西方列強的關繫，其立場將與清朝別無二致。即使終的結果有所不同，其影響也非常有限，中國人可能也是用其來支撐他們的優越感。中國人這種古老的世界觀並沒有什麼不對。他們的問題在於不能審時度勢，根據自身的力量正確評估自己，從容做出調整。畢竟，一個4億人口的大國，卻沒有制定任何的對外關繫法則，這實在說不過去。而制定法則的隻能是那些手握大權之人，因此有何罪責也應是他們承擔。 
在整個國家富庶、人口多的地區，起義軍風起雲湧，國外勢力頻頻進 
犯。任何一個如此岌岌可危的政府，都不免遭受領土損失。回顧那個世紀，中國總共失去的領土面積是個驚人的數字。中國首先失去的是浩罕汗國，它在1812年終止向朝廷進貢。中國在1858年、1860年和1881年與俄國簽訂條約，割讓了伊犁河谷下遊的全部地區、中亞伊斯庫爾湖的臨近區域、黑龍江以北以及烏蘇裡江以東，包括海參崴。尼泊爾和暹羅在1882年停止向朝廷進貢。1885年割讓安南，1886年割讓緬甸，1894年失去朝鮮和臺灣。中國被迫打開國門通商貿易，允許傳教活動和外國人居住；允許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其海關稅收落入外國人之手；來自各西方列強的外國人在中國都享有特權。在連年內亂之後，中國仍勉強維持對內的統治，但在對外戰爭中卻屢喫敗仗，先是與英國交戰失敗，然後成了英法聯軍的手下敗將，又被法國和日本聯手打敗。清政府仍能維持統治，一方面是由於一些歐洲列強的支持，一方面是因為漢族官員的忠誠效力。19世紀末期，大暴動很快卷土重來，不出幾年，滿族人的大清帝國就氣數已盡，完全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