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三十日，序近仲夏，時已黃昏，京師西北 郊的圓明園湖光柳影，在夕暉映照下更見清幽。道光帝旻寧正與一眾樞機 大員在勤政殿議事，記載缺略，今天已無法知曉那場御前會議之具體情形。 而據次日所頒諭旨，可知研究了杭州灣與長江防御等重大軍情，以六百裡 急遞分別寄發，當無暇顧及外間的景致。
旻寧素稱簡樸，既不像皇祖弘歷熱衷於南北巡幸，也不學皇父颙琰堅 持木蘭秋狝，卻像他們一樣地喜歡圓明園，每年有大量時間於此問理朝政。 英艦由浙東漸移向吳淞口外洋面，長江告急，道光憂心忡忡，連日與臣僚 商討對策，當天更是一撥撥召見臣工，再與樞機重臣問對定議。勤政殿， 全稱勤政親賢殿，後楹額曰“為君難”，出自雍正手筆；東西兩壁懸掛《創 業守成難易說》和《為君難跋》二文，為乾隆撰作。應是在最近幾年，他 纔愈益感受到其意蘊之深郁，再看看眼前的幾位樞臣，也是一個個面色凝重。 就這樣，君臣議至華燈初上，再至夜靜更深。
本書的主人公，身兼東閣大學士和軍機大臣的王鼎，因為恩賜病休， 不在勤政殿中，卻也身穿朝服來園，默坐於不遠處的昨齋庭，像是在等待 首樞穆彰阿，又像是等候皇帝召見。王鼎是在下午略晚時分到的，軍機大 臣都不在，小章京告以去了皇上那裡，引他到昨齋庭稍做等候。該庭自成 小小院落，與軍機直房略有距離，被稱作軍機處別院，可供樞閣大員飲啜 小憩，甚為安靜。已是左副都御史、“仍留直”的陳孚恩聞訊趕來，其是“穆 黨”中堅，生性明敏，早瞥見王鼎身邊案上的大紅封套，知有緊要奏疏， 也不多問，陪聊了幾句，見王鼎神色淡然，也就借故離去。待穆彰阿、潘世恩等人終於退直，聞知後連忙到茶房與王鼎晤面，駭然見他掛於房梁之上，已是自縊身亡。
王鼎是來上疏的，大紅封套中裝的即其長篇奏疏。他要等穆彰阿等人說話，還是要等待皇上召見？真的很難說清。由上一次陛見時的交鋒，王鼎更清楚地意識到：穆彰阿就是琦善等議和派的後臺，皇上也已坐到他們一邊。數日來，他從焦灼憤慨中漸漸平靜下來，或沉思冥想，或奮筆疾書，將心中要說的話彙成最後一折，再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呈獻給皇上。這就是“尸諫”，陳尸以諫，一死以向皇上諫諍……
一位樞閣大臣的暴亡，且自縊在軍機處別院，帶來的震驚是可以推想的。逝者當能預想到這種震驚，要的也正是其震撼效果，卻難以想像事態的走向——
有人連忙解下王鼎，安放在輿車上，錦被遮蓋，送往其園邸“救治”；
有人飛騎往城內，要王鼎唯一的兒子、翰林院庶吉士王沆火速趕來；
有的速召朝中幾位王鼎的陝西同鄉，前來料理喪事；
更為重要的是要另外造作一份“王鼎遺疏”，還要由其子王沆親筆謄寫……
是誰指揮調度著這些？雖無記載，亦可推想為穆彰阿。一切都在嚴密封鎖消息的狀況下運作，軍機處之外，包括不在現場的軍機處人員，皆被瞞過。經過一個不眠之夜，待次日向皇上奏報王鼎病重去世，呈上“王鼎遺疏”，一切都顯得順理成章。大紅封套還是那個，文字則已重新調整，王鼎本人所寫的主要內容，據說約有三千餘言，魏源詩中稱為萬言，已被焚為灰燼，飄向浩渺夜空。
聞聽此訊，道光帝也覺驚愕。幾天前，這位老臣還在御前激切言事，爭持嘶喊，怎會一下子就沒了呢？他派近侍去弔唁慰問，希望了解到真實情況，然而一切早被遮掩得停停妥妥，就是一個久病而逝。偽作的“王鼎遺疏”詞意摯切，訴說對先皇和皇上的感恩戴德，訴說久治不愈的病況，大有君恩難舍之義。旻寧讀後感傷，諭令加贈太子太保，賞給陀羅經被，派成郡王載銳帶領十名御前侍衛前往祭悼，復派軍機大臣何汝霖“代朕賜奠”。
王鼎長逝矣，東南沿海的形勢更加惡化。
僅僅幾天後，五月初八日，英軍悍然發動新一波侵華攻勢，吳淞之戰打響，江南提督陳化成戰死，兩江總督牛鋻倉皇逃命，長江門戶大開。再兩個多月，欽差大臣耆英等在炮艦脅迫下，接受英方的全部苛刻條款，簽署《南京條約》。耆英是奉旨行事，時人記述旻寧之復雜心境：年已花甲的他，在殿外平臺上徘徊竟夜，不斷地唉聲嘆氣，至東方熹微始回至御案前，提筆在條約上批朱，並囑近侍直接交給穆彰阿，不要讓祁寯藻看到。王鼎雖死，軍機大臣中仍有反對議和之人。
不管是活著還是死去，王鼎都左右不了，甚至影響不了國家大局。天朝獨尊的觀念，閉關鎖國的政策，庸人行政的局限，從上到下的貪腐，致使清朝的軍事實力已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踫撞和挨打是必然的。而強盜在家門口耀武揚威，四處燒殺擄掠，殘破城闕，毀損田廬，安能觍顏事敵、不加抵抗！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有文武官員為國獻身，如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如定海三總兵，如金華協副將朱貴和江南提督陳化成，皆能率眾擊敵，戰死沙場。然水陸清軍，更多的是一觸即潰，乃至望風而逃。人民將銘記為國捐軀的英雄，也不會忘卻那些臨陣脫逃的敗類。陳化成壯烈犧牲後，當地百姓為之繪制遺像，幾乎家家供奉，有一首流傳甚廣的《題陳軍門遺像詩》：
一戰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三戰乃及金陵城，江濤寂靜噤不聲。陳將軍後誰敢兵？君不見走者棄諸市，死者長如生，長如生，尸祝遍我東南氓。
鎮海之戰，兩江總督裕謙殉國，浙江提督餘步雲畏怯逃走；吳淞之戰，江 南提督陳化成死戰不退，兩江總督牛鋻倉皇而逃；而當大批英艦開至金陵 城外江面，則一派風平浪靜，沒有人死戰和戰死，也沒有人逃走。
昔齊人欲侵魯國，孔子對弟子說：“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二三子者，君子之謂，仁人志士之謂也。孔夫子命弟子於家國危難時挺身而出，是儒學精神和道德的呈現。清朝豈無 慷慨赴國難之士？有。如林則徐、鄧廷楨，如姚瑩、達洪阿，此時皆已流 遣邊荒。舉朝喑畏啊，王鼎奮身而起，以衰病之軀，以七十五歲之高齡， 以樞臣閣老之尊，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為喚醒庸碌怯懦的君王和同僚， 毅然就死，以尸相諫！
不管怎樣掩飾遮蔽，王鼎之死的真相還是很快傳播開來。人們痛惜之 餘，將王鼎比作衛國大夫史魚，比作楚大夫屈原和晉上卿範燮，他們都是 諍諫不從、以死報國的古大臣，是弘毅篤實、擔當道義的典範。秦漢以來， 職位高峻優崇如王鼎者，因事誅戮、爭權奪利而亡的可謂多矣，若說到為 國家民族甘願捐軀，以死諍諫，真也找不到幾人。
康熙之後，歷代清朝帝王，包括道光，對儒家學說浸潤頗深，經筵日講， 朝乾夕惕，奉為立身治國之圭臬，豈不知城下之盟的恥辱，而以憂患交並， 影響到皇權穩定，所不顧也。穆彰阿、潘世恩等重臣皆出身翰林，飽讀聖 賢書，兼上書房總師傅和庶常館總教習，豈不知禮義廉恥，以大富大貴在茲， 所不顧也。王鼎起身寒素，位極人臣，在京有一個美滿溫馨的家庭，在故鄉有眾多仰仗資助的族人親友，豈不知愛惜身家性命，以大節大義在上， 所不顧也！吳宓先生論顧炎武，提出“殉情殉道” 一說，極有見地。其所 說的道，即中華傳統的道德義理、儒家統緒。王鼎是中華文化的殉道者， 平靜從容地選擇了死，一死以警醒世人，以報國殉國。
本書本來是要以“王鼎大傳”作為書名的，改擬今名，實由於寫作重 點的稍稍轉移。王鼎形像，隻有在與同時大吏的比較中，纔更能凸顯其價值。 與傳主的決絕赴死相映襯的，是更多位高權重者的弄權營私和尸位素餐， 他們都是“國之大臣”。大臣，國家之棟梁也，既指官職之尊崇，亦內蘊 著道德品行的要求，關乎體和用、守與為。《左傳·年》曰：
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
乃今知較早對於大臣品節的論述，意為君主對大臣要尊重禮遇，取其品性 纔具等大端。寵祿：寵幸和富貴。大節：既指品德操守，指臨難不苟之精神， 又指國家安危存亡的大局。而在敉平南疆之亂後，道光帝曾為王鼎親撰像贊， 亦以“國之大臣，重在品行”開首，重點則在“言謹事敬”，見出與前者 的明顯差異。從乾隆以迄道光，常可見清帝訓諭中有“二三大臣”，以及“得大臣之體”“失大臣之體”等字樣，期望甚殷，要求多不外“言謹事敬”。 其也是大臣的應有之義，卻非大節。
清代，凡三品以上官員皆可稱大臣，出諸皇帝之口，主要指樞閣等貴 近重臣。嘉道兩朝，國家由盛而衰，內憂外患，其間的萬般滋味，近侍大 臣應先行感知，表現又因人而殊，清正與貪酷，明練與愚鈍，耿介與圓滑， 勤勉與怠惰，謹畏與恣妄，共同構成一幅墨分五色的政治畫卷。本書以王鼎為引線，以軍國大事為節點，帶寫出一些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或全須 全尾，或數筆點染，著力處在於信仰和擔當，品概與節操。
古今中外的政壇，從來不缺少聰明睿智之大員，嘉道兩朝亦然。如曹 振鏞、潘世恩和穆彰阿，如琦善與伊裡布，都富於官場智慧，精擅趨避平 衡之術，也還算不得權奸佞幸。唯聰明纔智一旦與私欲相混合，便生圓滑 巧詐，先賢書中倡導的人生準則便被銷蝕。“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數語雖出於魏晉時嵇康之口，亦堪為嘉道兩朝寫照。然而有中華文化經典的存在，有二三讀書種子和清正大員的存在，華夏道統就不會泯滅斷絕，風骨、信仰與氣節就會因時激撞，愈抑愈強。
王鼎就是一個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