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對“文化外交”的一種研究，但它不是僅僅討論一般的文化外交，而是著重討論中國的文化外交。文化外交的根本任務，就是把本國文化對外傳播，因而本書研究文化傳播，但它不是討論一般的文化傳播，而是著重討論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策略。“文化外交”這一概念早由美國人提出。美國外交史學家拉爾夫?特納（Larf
Turner）在20世紀40年代先提出這一概念，另一位美國外交史專家弗蘭克?寧柯維奇加以繫統闡述和發展。文化外交可以說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外交傳統，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文化外交的實踐，都領先於中國。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很少走出國門去傳播自己的文化。漢時雖有昭君出塞，但其旨在和親；唐有玄奘西遊印度，但其意在取經；明有鄭和七下西洋，隻在施布天朝恩澤。而文化傳播隻是個副產品。反之，西方國家從三、四世紀便源源不斷地派傳教士到東方傳教，基督教三度入華，唐代景教代也裡可溫教是第二次，第三次在明代，以沙勿略為先驅，利瑪竇奠定傳教大業基礎。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更是到東方傳揚基督教，辦教會學校。美國由於建國時期較晚，因而到東方中國傳教的時間比英國等歐洲國家要晚一些，但是後來者居上。美國政府以教會的名義在華辦學，辦醫院，辦書局，辦報刊，並在1908年用中國人的庚子賠款資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1945年又以法律形式確立富布賴特項目，成為廣受國際贊譽的教育交流項目。這項美國官方的對外文化教育交流項目是國際文化外交史上的壯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中國唐朝鼎盛時期曾接待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留學生，其規模之大，並免費提供食宿，這一歷史上的文化外交的壯舉比起美國的富布賴特項目也難以望其項背，冷戰時代，美國的文化外交大展身手，終使東歐劇變，蘇聯瓦解，中國發生政治風波，在文化外交的實踐中，美國是國際社會的佼佼者，就連法國、德國和加拿大也對之敬畏有加，心懷防備之心。可以說，美國是文化外交實踐的大贏家。


至於中國，雖有博大精深的豐厚文化，但歷來並不主動走向世界傳播文化，而是以其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使四方來朝。中華文化之所以在古代東傳日本，朝鮮和越南傳播，主要是這些國家的人士主動到中國來學習的結果。中華文化之所以傳播到西歐，對西方的文藝復興，特別是對歐洲啟蒙運動產生影響，主要是西方傳教士的功勞。中國歷來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文化自信，采取的是“請君入甕，以文化之”的文化傳播策略，佛教來到中國，被漢化為禪宗，唐朝開國皇帝李世民原來鮮卑人，蒙古人入主中原，朝，滿族人入主中原，漢化為清朝。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後，滿朝皇帝也想以此道化之，不料有“禮儀之爭”，一直維持百年，後清朝政權以“閉關鎖國”來應對，鴉片戰爭打開了國門，也打破了漢文化的自大心理。在中華民族處於危機時刻，中國人反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缺陷，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已經落伍，西方文化纔是先進文化，因而一直努力向西方學習力圖追趕上西方社會。這樣一來，傳播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無從談起。建國以來，中國恰逢冷戰時期，此時中國政府也開展對外宣傳，但免不了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對抗戰，與對外文化傳播不可同日而語。與此同時，中國也正在探索一條振興中華的道路，經過三十年的曲折，終於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經過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國以其高速的發展在世界東方崛起，隨之而來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這意味著中國正在從文化大國走向文化強國。於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使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成為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成為中國文化復興的偉大戰略。黨的十七大已經提出了這一戰略設想，十七屆六中全會更加全面、深入、具體地完善這一戰略。


應該說，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課題，它意味著，中國人要主動向世界傳播本民族文化，這是一種時代的要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具體地說，，正如十七屆六中全會所說，“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第二，“創新對外宣傳方式方法，增強國際話語權，妥善響應外部關切，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基本國情、價值觀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的了解和認識，展現我國文明、民主、開放、進步的形像”。第三，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必然產生全球文化的交往，從而也造成了各民族文明的對抗和衝突，文化衝突，已成為全球交往中人類面臨的現實困境，為消除文化衝突，構建和諧世界，中國應負有責任讓中華文化走出去。

本書是對“文化外交”的一種研究，但它不是僅僅討論一般的文化外交，而是著重討論中國的文化外交。文化外交的根本任務，就是把本國文化對外傳播，因而本書研究文化傳播，但它不是討論一般的文化傳播，而是著重討論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策略。“文化外交”這一概念早由美國人提出。美國外交史學家拉爾夫?特納（Larf
Turner）在20世紀40年代先提出這一概念，另一位美國外交史專家弗蘭克?寧柯維奇加以繫統闡述和發展。文化外交可以說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外交傳統，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文化外交的實踐，都領先於中國。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很少走出國門去傳播自己的文化。漢時雖有昭君出塞，但其旨在和親；唐有玄奘西遊印度，但其意在取經；明有鄭和七下西洋，隻在施布天朝恩澤。而文化傳播隻是個副產品。反之，西方國家從三、四世紀便源源不斷地派傳教士到東方傳教，基督教三度入華，唐代景教代也裡可溫教是第二次，第三次在明代，以沙勿略為先驅，利瑪竇奠定傳教大業基礎。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更是到東方傳揚基督教，辦教會學校。美國由於建國時期較晚，因而到東方中國傳教的時間比英國等歐洲國家要晚一些，但是後來者居上。美國政府以教會的名義在華辦學，辦醫院，辦書局，辦報刊，並在1908年用中國人的庚子賠款資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1945年又以法律形式確立富布賴特項目，成為廣受國際贊譽的教育交流項目。這項美國官方的對外文化教育交流項目是國際文化外交史上的壯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中國唐朝鼎盛時期曾接待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留學生，其規模之大，並免費提供食宿，這一歷史上的文化外交的壯舉比起美國的富布賴特項目也難以望其項背，冷戰時代，美國的文化外交大展身手，終使東歐劇變，蘇聯瓦解，中國發生政治風波，在文化外交的實踐中，美國是國際社會的佼佼者，就連法國、德國和加拿大也對之敬畏有加，心懷防備之心。可以說，美國是文化外交實踐的大贏家。


至於中國，雖有博大精深的豐厚文化，但歷來並不主動走向世界傳播文化，而是以其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使四方來朝。中華文化之所以在古代東傳日本，朝鮮和越南傳播，主要是這些國家的人士主動到中國來學習的結果。中華文化之所以傳播到西歐，對西方的文藝復興，特別是對歐洲啟蒙運動產生影響，主要是西方傳教士的功勞。中國歷來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文化自信，采取的是“請君入甕，以文化之”的文化傳播策略，佛教來到中國，被漢化為禪宗，唐朝開國皇帝李世民原來鮮卑人，蒙古人入主中原，朝，滿族人入主中原，漢化為清朝。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後，滿朝皇帝也想以此道化之，不料有“禮儀之爭”，一直維持百年，後清朝政權以“閉關鎖國”來應對，鴉片戰爭打開了國門，也打破了漢文化的自大心理。在中華民族處於危機時刻，中國人反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缺陷，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已經落伍，西方文化纔是先進文化，因而一直努力向西方學習力圖追趕上西方社會。這樣一來，傳播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無從談起。建國以來，中國恰逢冷戰時期，此時中國政府也開展對外宣傳，但免不了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對抗戰，與對外文化傳播不可同日而語。與此同時，中國也正在探索一條振興中華的道路，經過三十年的曲折，終於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經過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國以其高速的發展在世界東方崛起，隨之而來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這意味著中國正在從文化大國走向文化強國。於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使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成為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成為中國文化復興的偉大戰略。黨的十七大已經提出了這一戰略設想，十七屆六中全會更加全面、深入、具體地完善這一戰略。


應該說，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課題，它意味著，中國人要主動向世界傳播本民族文化，這是一種時代的要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具體地說，，正如十七屆六中全會所說，“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第二，“創新對外宣傳方式方法，增強國際話語權，妥善響應外部關切，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基本國情、價值觀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的了解和認識，展現我國文明、民主、開放、進步的形像”。第三，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必然產生全球文化的交往，從而也造成了各民族文明的對抗和衝突，文化衝突，已成為全球交往中人類面臨的現實困境，為消除文化衝突，構建和諧世界，中國應負有責任讓中華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