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相續
非斷非常
———寫在前面
世紀之交，教育領域又開始了新一輪國家範圍的課程改革。怎樣改革纔是有效的，可持續的，這是廣大教育工作者至為關注的問題。
其實就語文學科講，自２０ 世紀， 國文獨立設科以來，國文教育工作者，不管處在多麼艱難困苦的環境裡———即使戰火紛飛的年代，也從沒有停止過實踐與探索。他們所貢獻的———或經驗，或教訓都彌足珍貴。這筆財富，我們不應漠視它，舍棄它。為了總結我國國文教育的歷史經驗，我陸續瀏覽了２０
世紀前期與國文教育相關的資料，邊閱讀，邊發掘，邊鋻別，邊梳理，選取其中一些文章按主題編撰，終成了這幾個小冊子。
梁漱溟先生認為，“ 相似相續，非斷非常” 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他在«晩年口述» 中說: “ ‘相似相續’，它是連續的，相似就是了，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很相似，已經不同了，隻是相似。嚴格地講，前一個時間的我跟現在時間的我已經不同了，一個人從一個小孩長大，像我八十多歲，時時刻刻在變化，時時刻刻在不同。這個不同一方面簡單地講，他自己身體就不同了嘛，頭腦就不同了，外面給他的影響也早已不同了，所以都是在不同之中，但不同之中也有一定的相似，所以叫
‘相似相續’。‘
非斷非常’ ，‘ 非常’ 就是不是常恆如故， 中國人本來是 ‘ 常’ 跟 ‘ 恆’ 連著的， 也可以說 ‘ 恆常’， 也可以說 ‘ 常恆’ 。‘ 非斷非常’， 不是常恆的， 可又不斷，‘非常’ 就是現在的我跟剛纔的我不是一回事了， 可是也沒有斷， 仍然還是相續的。 ”
費孝通先生更把 “ 事物” 看作是不同時間上變化的集合體。 他在 «暮年自述» 中也說: “ 從 ‘ 今天’ 是可以推測 ‘ 昨天’ 的， 因為歷史並沒有 ‘走’， 它還包含在 ‘ 現在’ 裡。 人們一般不去關心這個時間概念———我們說昨天已經過去了， 如果仔細想想， 你會覺得 ‘昨天’ 並沒有走， 今天有昨天的 ‘ 成分’ 在； 就像昨天的‘我’ 還留在今天的 ‘ 我’ 裡。 可是今天的 ‘ 我’ 已經有了變化，又不同於昨天的 ‘我’ 了。 ”
季羨林先生又認為，我們今天的任務主要還是立， 還是繼承。他在 «自述» 中說: “ 幾千年傳下來的東西， 必有其優異之處， 可傳之處， 否則早已被淘汰掉了。 現在有一些先生總是強調批判， 而忽視繼承。 我認為， 與其說什麼 ‘破字當頭 立在其中矣’， 為什麼不能說 ‘立字當頭 破在其中矣’ 呢? 破立次序之差， 表現了人們對批判與繼承的看法。 我絕不是說， 過去的什麼東西都是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任何東西都逃脫不了時代的局限性。 雖然破立必須結合， 不能不結合； 但我們今天的任務主要還是立， 還是繼承， 而不僅僅是破， 不僅僅是批判 。”
本著以上三位先生的思路， 我們可以也應當把 “ 語文教育” 看作 “不同時間上變化的集合體”， 其變化是循著 “ 相似相續 ，非斷非常” 的軌跡， 其改革的任務 “ 主要還是立， 還是繼承”。 反觀百餘年來的我國語文教育， “ 改革” 也好， “ 革命” 也罷， 幾乎從未停歇， 但收效卻不盡如人意。 這就牽涉到能否認真對待批判與繼承的問題。
為此， 十年來， 我反復翻閱２０ 世紀前期相關的國內中文期刊。在教育方面， 有清年 (１９０９ 年) 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教育雜志» 年 (１９１２ 年) 由上海中華書局創辦的 « 中華教育界» ，五四運動當年 (１９１９ 年) 由新教育共進社創辦的 « 新教育» ，以培先生為創刊號
(１９３５ 年) 作序的南京 « 教與學月刊» 。這些期刊， 大多產生於歷史的關鍵階段， 其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它們或以 “研究教育、 改革學務” 為宗旨， 或意在廣泛探討新的教育思想、 教育內容、 教育政策、 教育設施和教學方法等， 對歐美教育思想及實踐也有不少介紹。
綜合性刊物有１９３０ 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創辦的以中學生為對像的月刊 «中學生» 。以向中學生提供多種趣味與知識，
解答疑問， 指導前途為宗旨， 雖為多科性雜志， 但它對國文教學尤為重視。 特別是前期在夏丏尊先生的主持， 更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寶貴資料。
至於專科型刊物， 則有被譽為國文教學研究 “雙璧” 的４０ 年代創刊的 «國文月刊» 和 « 國文雜志» ( 桂林)， 前者偏於 “ 教”， 後者重在 “學”。 其影響所及， 以至於今。
我閱讀上述文獻資料的過程， 也是與新的課程改革相互比較、踫撞、 互補、 汲取、 提煉的過程。 在我的案頭， 同時放有世紀之交課改以來的 «語文建設» « 中學語文» « 中學語文教學» « 中學語文教學參考» «語文教學通訊» 等雜志， 以及 «語文學習» « 課程· 教材· 教法» 的相關復印件， 它們是我長期跟蹤新一輪語文課改的理念與實踐的資料， 我從中整理出若干思路， 作為叢書選文的參照。
於是， 就將本叢書分為 “總論” “ 論爭” “ 閱讀” “ 寫作” “ 選讀” 等五冊。 “總論” 和 “論爭” 部分繫概述， “ 閱讀” 和 “ 寫作”部分為分述， 而 “ 選讀” 部分則服務於 “ 讀、 寫”。 五冊書， 合則為一整體， 分則相對自成繫統。
“總論” 的要點:
新的國文課程是為培養善於運用國文這一工具來應對現代生活的普通公民服務的。
作為一國的國民，
對本國語言文字必須有限度的修養，
達到基本的水準。
對國文課程的性質、
目的的認識與課程的內容和方法的選擇是緊密相關的。
回顧自 “ 五四” 運動前夕到４０ 年代末， 國文課程革新的重心和發展的軌跡， 將有助於我們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益。
“論爭” 的要點:
一是有關二三十年代國文課程標準的討論。 ２０ 年代新學制課程標準的討論帶有綱領性、 結構性， 因而富有建設性， 為以後課程標準的構建和改造打下基礎。 二是３０ 年代前期關於 “ 中學生國文程度” 和４０ 年代初關於 “搶救國文” 的討論， 其實質是關於 “ 文白”之爭。 這時期的論爭， 為我們揭示了相對正確的思維方式方法。
“閱讀” 的要點:
閱讀教學在國文學科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閱讀教學要放在國文學科中作通盤思考； 閱讀與閱讀教學的內在聯繫； 教師的一般指導與學生個性化閱讀的密切關繫； 閱讀教學過程中 “ 獲得思想”與 “運用工具” 的有機結合； 默讀與朗讀相輔相成； 要注意中小學不同階段閱讀教學的特點。
“寫作” 的要點:
文章的標準是要真， 真是善和美的基礎； 國文學科寫作教學遵循 “習作” 而不是 “創作” 的原則， 旨在養成學生良好的寫作習慣； 訓練思想、 培育思想和注重技術、 發展技術的有機結合； 充分發揮 “個體” 與 “集體” 的互動作用； 從指導和習作關繫的變化區分不同學段的內涵。
“選讀” 的要點:
作品既包括 “詩文” 又涵蓋 “ 古今”； 理論指導與閱讀體驗的關繫； 文學作品的理解與鋻賞的關繫； 選本選編原則與教學的關繫語體文教學與文言文教學思路的異同；範文閱讀與寫作教學的結合。
當我們接觸以上各冊中的寶貴史料時， 研讀、 理解、 體驗、 消化、 吸收， 應力求貫徹顧準先生繫統闡明的 “ 科學精神”， 即 “ 承認人對自然、 人類、 社會的認識永無止境；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類知識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 這些知識， 沒有尊卑貴賤之分， 研究化糞池的人和研究國際關繫、 軍事戰略的人具有同樣的崇高性， 清潔工和科學家、 將軍也一樣； 每一門知識的每一個進步， 都是由小到大， 由片面到全面的過程， 前一時期的不完備的知識Ａ， 被後一個時期較完備的知識Ｂ所代替， 第三個時期的更完備的知識Ｃ， 可以從Ａ 的根子發展起來的， 所以正確和錯誤的區分，永遠不過是相對的； 每一門類的知識技術，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統治的權威性的學說或工藝制度，
但大家必須無條件地承認，
唯有違反或超過這種權威的探索和研究，
纔能保證繼續進步。
所以，權威是不可以沒有的，
權威主義則必須批倒。
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
權威主義是和科學精神是水火不相容，
民主纔是必須采用的方法
。”
語文課程的實施與研究就是科學， 必須本著科學的態度， 體現科學的精神， 選用科學的方法。 語文獨立設科以來， 上世紀的前半葉， 怎樣科學地解決 “ 為什麼學” 的問題， 是課程的根本性問題，因為 “學什麼” “ 怎樣學” 是由 “ 為什麼學” 衍生出來的。 我們的老一輩教育工作者為此作了深入與廣泛的科學研究。 當時 « 教育雜志» 編輯部主任周予同在編制國文課程標準之前， 就提出我國的中學校不能當成狹義的職業學校， 又不能與大學文科相混。 我們的中學生， 在學問上是預備升學， 在社會上要使之成為 “完全的人” 。為此， 周氏擬得的國文理想目標， 應是 “ 人人能用國語或淺近文言，自由而敏捷地發表思想感情， 或紀述事實”； “ 人人能懂得中國文學和學術的大概”。 而１９３２ 年所擬定的 « 國語課程綱要» 提出， 要使學生 “有自由發表思想的能力， 能看平易的古書， 養成研究中國文學的興趣”。 這一表述與周氏見解相比較， 就可以看出它的片面性。１９２９ 年部頒的 « 中學國文暫行課程標準» 轉而 １９３２ 年正式頒行１９４０ 年又加以調整與修正。 兩年後， 葉聖陶又在 « 論中學國文課程的改訂» 一文中， 有重點地作了商榷。 如 “ 了解固有文化” 就國文課程而言， 文學名著是其中的一部分， 要加以了解， 要使學生解讀它， 欣賞它 對 “從本國語言文字上 了解固有文化” 做了具體明確的解讀。 再如關於 “ 語體” 問題， 葉聖陶指出， 訓練思想， 就學校課程方面說， 是各科共同的任務； 可是把思想語言文字一貫訓練， 卻是國文的專責， 這就從一般到特殊區分了國文科的目的， 科學地確定了課程的特殊性。 再過兩年， 著有 « 中學國文的道路» 一書的李廣田經過詳細全面比較之後， 在 « 中學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補救辦法» 一文中說: “我看部定標準經多年來一再修整，
實在說， 為了改進中學國文程度， 還不年校令施行細則第三條更適用些， 那一條是: ‘國文要旨， 在通解普通語言文字， 能自由發表思想， 並使略解高深文字， 涵養文學之興趣， 兼以啟發智德 。’”
李廣田對 “那一條” 作了當時力所能及的解釋: 首先 “ 通讀”是中學國文教學的主要目標， 然後再把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分為 “普通語言文字” 和 “ 高深文字” 兩層， 即 “ 白話” 和 “ 文言”。 其要求是 “ 通解” 和 “ 略解” 所讀所寫都是白話， 不僅要“通解” ，而且使年青人也能借此以 “ 自由” 發表思想 ( 表現感情在內)； 高深文字， 說的是文言文， 而且是近代的、 平易的， 隻求 “ 略解”。 中學國文應以 “ 涵養文學趣味” 為主， 兼以啟發智德， 指的是寓 “智德” 於文學之中。
從以上周予同對 « 新制國文課程» 的合理預測， 葉聖陶對此後一再修訂的 «國文課程標準» 的深入剖析， 以及李廣田在年校令第三條的比較解讀中， 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斷探求的嚴謹的科學精神。
當然， 歷史是 “ 相似相續， 非斷非常” 的。 以往的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同時代的局限性， 但我們要探討的是， 前輩給我們留下的， 我們都 “ 揚” 了什麼， “ 棄”了什麼———保存了哪些， 又更新了哪些； 增添了多少， 又剔除了多少。 無論是保存、 更新 還是增添、 剔除， 其理由又是什麼。 這些必須要科學地思索和考量， 纔能做到心中有數。 在我們今後的試驗和探索中一步一步更加穩健地逼近 ( 而不是背離) 語文課程自身發展規律，
逐漸改變百餘年來語文教學質量不盡如人意的局面。
後， 我還要補上一筆: １０ 年來， 在瀏覽、 收集、 挑選、 編撰中， 時時刻刻受到感動與震撼的， 有當時的語文教師、 研究專家，也有雜志編輯乃至印行人員。 讀者朋友們， 尤其當你讀到１９４５ 年４月２０ 日發行的 «國文雜志 (桂林)» 的 “啟事” 時， 我想你一定會和我一樣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這一期的本志 上年九月初已經在桂林印好， 準備發行了。 那時敵人逼近桂境， 桂林緊急疏散， 本志全數放在桂林北站， 預備起運， 到貴陽或重慶去寄發， 但敵人來得太快， 竟未能運出。 現在將原有紙型澆版重印， 此後本志在重慶繼續發行， 並且要盡一切的努力。 使它不致常常脫期 本志同人在這次湘桂和黔南的戰役中， 倉皇撤退， 千裡跋涉， 艱苦備嘗， 現在還能夠重整旗鼓和讀者見面，真有說不出的喜悅。 希望讀者諸君， 多多給我們以支持和鼓勵， 並祝諸君健康、 進步 。”
是的， 語文界的前輩們留給我們的不僅是珍貴的資料， 寶貴的經驗， 科學的態度， 還留給我們百折不撓的精神， 這些將滋養我們，使新一輪的課程改革健康前行。
饒傑騰
２０１５ 年初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