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靖 

1970年11月生。策展人，出版人，《碧山》雜志書主編。現居黟縣、北京和合肥。2002年參與創辦中國個三年展——中國藝術三年展（後更名為南京三年展）。2006年底創辦《當代藝術與投資》雜志。2011年和歐寧發起碧山共同體計劃，開始致力於鄉村建設。他曾擔任南視覺美術館（南京）執行館長、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藝術總監。作為藝術教育者，他在安徽大學教授紀錄片和當代藝術課程；作為獨立電影的推廣者，他曾擔任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和中國紀錄片交流周的策展人，並發起、創辦“藝術空間放映聯盟”（ISAAS）和“中國獨立影像檔案館”（CIFA）；他曾經策劃過很多當代藝術展覽，其中包括“未來考古學”第二屆中國藝術三年展、“詩意現實：對江南的再解讀”、“趣味的共同體”、 “在瓦倫西亞55天：中國當代藝術展” 、“我的大學：劉大鴻與雙百工作室”等，並為藝術家顏磊、王音、董文勝、高世強等策劃過個展。他曾應邀在奧地利、西班牙、智利、日本、巴西和挪威的一些藝術中心和博物館策劃展覽。他還曾主編《工作坊：藝術家是如何工作的》、《另類的表述者：他們的行為、舞蹈和錄像》、《紀錄何為：對大師與他們作品的凝視》等等。他目前的工作領域包括鄉村建設、獨立電影和當代藝術。

卷首語：如何永續 左靖

卷一 專題

逆流返鄉路 唐亮

青松米手札 賴青松

餐桌上的永續 常天樂

羊先生與他的新鄉村主義 王磉

參與式藝術激活鄉村的秘訣 王新衡

實物森林的築與住 凱若琳·史密斯 凱利道·波恩 王彥之 吳船

耕具與土壤 遲仁立 左淑珍

農事繫列 李超

消失組詩 匡國泰

中國CSA農場地圖

卷二 行動民藝

黟縣百工八 姜彩傑

卷三 傳承與表現

佞宋之風：宋體字的形成與發展 張彌迪 厲致謙

交通工具 白小剌

卷四 鄉土建築：教育與保護

滄海遺珠：一個小村落和它被遺忘的歷史 高婷

上梁的時刻：社區參與模式下的鄉村建築營造 張明珍 馬建忠

生水塘：鄉間匠事 劉妍

卷五 讀影

一場生命的邀約 郝冠輝

卷六 品書

理解中國的小農 溫鐵軍 程存旺 石嫣

在今天的漢語中，“永續”是一個深具魅力的正面詞語。令人悲哀的是，正是由於人類的經濟、社會、文化出現了越來越多不可持續的危險，作為一種自我修復，永續，以及如何永續被人們廣泛討論，並被作為一種“新知”與實踐，重新回到人間。

上個世紀初，美國土壤學家富蘭克林·H·金考察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三個東亞國家的農耕體繫。在那個時代，“永續”一詞在東亞似乎還沒有被發明。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農業已經開始面臨挑戰。一個並非完美的農耕環境，如何克服自身的劣勢，從而使自己龐大的民族得以“永續”，對這個答案的探尋成為這位土壤學家此行的目的。《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是他對東亞三國永續農耕繫統的由衷贊美。然而，隨著化學農業時代的到來，加之越來越嚴重的工業污染，農耕版圖上似乎已經沒有一片淨土（富蘭克林·H·金先前贊美的東亞三國也不例外）。如何永續，已經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問題。遙想當年化學農業的出現，也是為了人類的“永續”——補充並保持土壤的肥力，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到了今天，不可控的化學農業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快把人類帶入一個萬劫不復的境地。那麼，不同地域的人們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應對危機呢？

日本在1992年發布“新的食物·農業·農村政策方向”，開始致力於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推進，而組織制度創新方面則有在戰前就成立的綜合農協。作為復合性的鄉村復興力量，從2000年開始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並不直接與農耕相關，但它構建了農民與世界溝通交流的橋梁，並以設計計劃、粉絲俱樂部、梯田銀行等綜合方法，激發農民和社會參與的熱情，以直觀的大地藝術的形式，復蘇並振興了衰敗的農業和農村，從而達到廣泛的社會共識。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與嬉皮士運動相關的返土歸田運動在歐美等地展開。與上一輪的運動相比，在全球化無遠弗屆的今天，一群人在法國鄉村進行的新鄉村主義則是充分考慮到土地與農業的現狀。他們通過各種民間機構的聯結，重組農村的工作結構和社會結構，打破單一壟斷的大型資本控制社會經濟的模式，創造與價社會相匹配的多樣化經濟形式，重塑人與土地、人與環境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繫。

同樣是為了回應快速擴張而高破壞性的工業化農業，澳大利亞人在20世紀70年代發明了永續設計（Permaculture）一詞。在《食物森林的築與住》一文中，同是澳大利亞人的一對夫婦就如何實踐自己的樸門永續設計展開了詳細的論述……

再來看看中國。

2000年以來興起的鄉村建設迄今已經有15年了，返鄉青年在今天也是一個熱門話題。就我參與的碧山計劃而言，在農耕方面幾乎是個空白，這是因為農耕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加之農村土地問題的復雜性，使我們對農耕望而卻步。就這一兩年碧山返鄉青年的返鄉意願來看，從事農耕也並非他們的選擇。但是，離開農耕的鄉村建設還是鄉村建設嗎？這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本輯的、二篇文章講的是兩位返鄉青年的故事，並且，他們終都選擇了農耕：四川的唐亮經過了“小毛驢市民農園”和“分享收獲”兩個歷練階段，終回到自己的家鄉從事生態農耕，為扭轉“不用農藥、化肥就種不出東西來”的慣性思維，唐亮與從事“傳統”化學農業的父親以及鄉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博弈﹄。賴青松的經歷則要復雜得多，《青松米手札》記敘了他從中學時代步入中年的心路歷程。從從事環境教育、生態調查、共同購買、日文翻譯，直到專職務農成立谷東俱樂部，讓城鄉聯結實現互助，賴青松不但在農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還為臺灣農村帶來了新的農事風潮。

本輯《碧山》提及的還有愛農會、沃土工坊、綠心田、農夫市集等民間力量，他們的工作和全國各地的實踐一起，開啟了永續農耕在今天的可能性。在農業的生產價值之外，讓我們重新發現農業的生態價值、生活價值，從而體會到農業更深層的價值：生命的價值。正如沃土工坊發起人郝冠輝在《一場生命的邀約》裡寫到的那樣，農業的職業屬性決定了農人是和大自然一起工作的，在和大自然的工作中，體現出順應自然、敬畏天地生命的特質——這就是永續農耕的可能所在。

2015年9月16日於貴州堂安村

從少年時代關心環境議題，青年時期參與社會運動，直到邁入中年回歸田園生活，這一路走來，雖稱不上千回百轉，個中滋味卻也足夠刻骨銘心。

在30歲那年，我選擇離開作為臺灣政經中心的臺北市，回到雪山山脈另一頭的農鄉宜蘭時，心中對那曾讓我熱血奔騰、費心計較的社會議題，有一種再也努力不下去的疲憊與挫折感。“不如歸去”是當時心底真實的吶喊！誰知道，汨汨的湧泉與肥沃的土壤，卻為一顆傷痕累累的種子，帶來未曾有過卻又似曾相識的撫慰與滋潤，讓生命獲得落地生根的勇氣。

“農” 的出現

對於兒時就定居都市的我來說，節歲返鄉的生活形態，留下的是帶著某種疏離卻又熟悉的農家印像。

“你阿爸的工廠倒了，趕緊上車走吧！” 直到家裡發生了經濟變故，一家大小被迫離開城市，回到臺中鄉下時，我纔真正學著拿起鋤頭，牽起牛繩，過起鄉下孩子的田野生活。在那短短不過一年的光陰裡，映照在一個11歲孩兒眼中的真實農村生活，與年節偶爾返鄉的輕快情調及玩樂氣氛自然大不相同了。

“這裡居然沒有衛生紙？”面對著眼前的茅坑，以及擺放在一旁不知名的米白色細木棍，還有永遠不曾減少的、漫天飛舞的蒼蠅，這大概是回到鄉下生活的堂課。“煤氣爐在哪裡？”原來鄉下的晚餐得從燒柴取火開始，雖然這樣省了煤氣費，卻日日見到大伯母劈柴、結草引火種的忙碌身影。有個愛種菜的阿嬤，孫兒們便成了現成的除草工、挑糞工；而雙手靈巧的阿公，總是能用屋邊的各類竹叢變出簸箕、竹籮等生活用品，有如神奇的魔術師。

然而諸如此類代代相傳的鄉村生活技術，卻在現代化的今天逐漸失傳。直到旗美社區大學注1標舉“農村是一所學校”，陸續開辦暑期的“農村工作坊”，纔見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並促進城鄉之間的技術與文化交流。

另外讓都市孩子印像深刻的，要數農村裡的集體勞動文化。住在都市裡，生計是專屬於父母親的工作，然而鄉村卻是一個不分男女老少的生活共同體，所有人喫一口飯，便需要有一份勞動，生活就是一連串勞動的連續。而我也在各種農活勞動中，養成了借由參與勞動來融入新團體的習慣，說得誇張些，袖手站在汗水涔涔的勞動者身旁，便足以感到局促不安。

總是聽人家說，鄉下是人情味濃厚的所在，然而，當自己真正在鄉村生活過之後纔知道，綿密的人情味背後，卻是復雜而沉重的鄉裡關繫。當大多數親友質疑或反對讓我們一家大小回到鄉間依靠種田的阿公時，年已花甲的老人卻說出這麼一句話；“難道咱家裡差這幾雙碗筷嗎？”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孫兒，加重了自己肩上的重擔。

走在鄉間的小徑上，與都市巷弄截然不同，遇到的幾乎都是熟識的人，也因此一舉一動都會成為眾人的話題。自己常以為，或許是鄉間有限的土地與資源使得所有人的權益緊緊相依，也因此有時到了斤斤計較的地步。即使是親友之間的友善饋贈，也難免帶著期待回報或鞏固彼此關繫的隱約意涵。這樣的氛圍讓年少氣盛的心難以折服，直到離開鄉村到都市生活，纔發現鄰裡不相聞問的疏離更令人難受。我從後來在日本生活俱樂部生協注2和中國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注3的工作經驗中發現，積極參與合作社活動、樂於承擔各項勞務者，通常都是鄉村出身。反思己身，似乎多年來自己也在一路摸索人與人之間綿密與沉重之間適當的距離。

“我長大的志願是開動物園！”這樣的文字雖未出現在兒時的作文本上，卻是始終難忘的初心。打從有記憶開始，各種形態的奇妙生命總能吸引我的目光。生物課是我的愛；上菜市場喜歡的是賣活魚蝦的海鮮攤；下課返家途中，兩旁零星的菜園溝渠便是的自然觀察教室。

回到鄉下生活之後，與自然界的接觸更是有了一幅新的景像，仿若一堂活生生的實用生物課。年輕力壯的母牛是主要耕作勞動力；豬圈裡肥得臃腫的母豬除了能喫餿水，每年生出的小豬仔可是重要的現金收入；成群的雞鴨則是逢年過節請客稱頭的上等料理。出了家門外，溝裡的河蜆隨時可以成為晚餐飯桌上的佳肴，果園中在枯葉下躲藏的鍬形蟲則是男孩子們捉奪的寵物，春日的翩翩舞蝶到盛夏的唧唧鳴蟬，轉眼便成為野孩子的囊中物。還有那成群躲藏在相思樹上的巨大毛蟲（大灰枯葉蛾幼蟲）軍團，轉眼就成為泥丸炮彈連環攻擊的目標。

除了這些動物之外，阿公親手栽種的各類果樹更為我的童年帶來甜蜜的滋味。門口隨時結果的土芭樂注4樹、溝渠邊高大的蓮霧樹、鴨舍中挺立的楊桃樹、牛寮旁的櫻桃樹、處處可見的土桑葚，還有夏日裡孩子們期待的荔枝，以及暑假中仿佛永遠喫不完的龍眼……那種放學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爬到樹上飽食整串紅荔枝的豪氣，似乎隻屬於那段年少輕狂的青春。在那樣一段與自然相伴的歲月裡，年紀稍長的堂兄是我們的自然老師。每個不同的季節裡，隻要一早見到他神秘的表情，就知道這天又將有趟神奇的探險，或許是翻尋蓊郁綠蔭下野生的木耳，或許是溯溪上行探覓傳說中鱸鰻的蹤影……即使多年之後，那份稚氣未脫的興奮與緊張仍仿若昨日。

我有時會開玩笑說，選擇當個農夫是另一種完成兒時夢想的方式，因為在友善耕作的稻田中，慢慢地，又能見到那些兒時記憶中的小生命，這也是我當初選擇帶著兒女返回妻子家鄉定居的一大動力，隻是鄉居經驗短暫的自己無法扮演當年堂兄孩子王的角色，這確實讓兒女們的鄉居生活失色不少，另一方面，農地重劃後的水泥化溝渠也早已失去大部分的生機。

“農” 的反思

在我中學二年級時，一家人又返回臺北都會圈生活。應該這麼說：當自己經歷了農村生活，又離開了農村，“農”的反思纔真正開始，農村纔真正進入思考的視野。

具體來說，回到臺北之後，自己纔次離開土地生活。大約20多坪注5的狹窄公寓樓上，擺上一架縫紉機，便成為工作的場地，擺上一大張木板床，便是歇息的臥房，再扣除必要的廚房及衛浴，所剩無幾的纔是讀書消遣等作息空間。這跟農村的生活環境大不相同。農村的生活場景是一連串空間的連續：大清早離家上學，從柴香撲鼻的廚房帶上便當，走出曬谷的稻埕，迎著早晨特有的迷蒙霧氣，步上坎坷不平的田埂路，穿越門前芭樂樹下的綠意，跨過潺潺溪水奔流的竹橋，橋下是孩子們經常摸蜆的場所，再過去是水牛避暑戲水的石階坡……對於孩子們來說，家坐落在四面水田的中央，在四季裡幾乎有無數種回家的途徑，端看當日哪棵樹上開了花、結了果，或是哪片田裡熟了瓜，哪條溪裡有魚遊。

漸漸地，自己開始學著關注環境的議題，知道了慣行農業使用的農藥和化肥對環境的貽害，纔回想起在鄉下幫阿公噴灑農藥的情景。循著這條脈絡，我進入大學的環境工程繫就讀，來到臺灣為廣袤的嘉南平原。那時正值1987年戒嚴令解除，臺灣反公害運動開始進入潮，高雄市後勁注6地區居民反對第五輕油煉解場的抗爭運動現場，成為我修習社會學分的前線。

回首20世紀80年代的臺灣，如果要為這個時代做注記的話，稱為“反公害/環保啟蒙的十年”絕不為過。或許是臺灣進入經濟快速增長的階段後，一切行為仿佛隻為了一個目的﹕向“錢”看。這導致各式各樣的工廠污染事件層出不窮，例如焚燒廢電纜所引發的戴奧辛空污事件（高雄茄定）、高銀化工鎘米污染事件（桃園觀音）、三晃農藥廠公害事件（臺中大裡，民眾抗爭終關廠）、李長榮化工廠污染事件（新竹市，教授參與抗爭終停工），乃至高雄後勁的反五輕運動，都是民間在長久積怨之後自發的自力救濟抗爭行動。此外，1979年爆發的米糠油多氯聯苯事件（臺中彰化）為臺灣的食品安全問題拉開了序幕，接下來1986年的西南沿海因溪水污染引發的養殖綠牡蠣事件，更在媒體上掀起軒然大波；1988年的農田鎘米外流事件（桃園觀音），再加上1993年發現的核二廠秘雕魚事件（臺北金山，變形魚事件），乃至媒體對農藥污染以及化肥濫用的環境傷害等報道，都讓臺灣民眾開始對食品的安全深感不安。

這樣不穩定的社會環境，催生出了諸如中國臺灣消費者保護基金會、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主婦聯盟環保基金會以及臺灣環境保護聯盟等環保團體。我也利用大學課業之餘與寒暑假的空檔積極參與臺灣環保聯盟的各項活動，並在一次又一次的營隊與田野訪調中認識到，臺灣的土地已經為經濟的發展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這其中，又以桃園觀音所發生的鎘米污染事件，以及核電廠的核廢處理與核安全問題讓我難以釋懷，畢竟這些不可逆的嚴重污染相當於即刻宣判土地的死刑。天地生萬物以養人，人類有何權力傷害自然環境至此地步？受到這股內在驅力的鼓動，我覺得上街遊行、靜坐示威的現場遠比空洞的教室有吸引力多了。但也正是在與行政當局一次次的正面衝突中，我感覺到了內在的無奈與恐懼。

在農村的傳統生活文化中，特殊而鮮明的應屬信仰與祭祀的風俗。即使是離鄉進城的遊子，也多會保留祭祀祖先或初一、十五祭天地敬神鬼的習慣。猶記少時回鄉寄居他人籬下的時候，面對生疏卻緊湊的勞動生活節奏，心中難免時時緊繃，唯有到了農歷初一或十五，門埕上難得點亮的暈黃燈光，一桌素品供奉，加上作為背景音樂的誦經梵唱，在這樣異於平常的氣氛下，一切平日的俗務與煩憂似乎都得以暫時忘懷。多年後回想起來，感覺好像每個月四次周末仍是工商業社會的產物，而每個月兩次敬奉天地的祭拜，纔是真正屬於農民放松的假日。

進入大學生活後來到南臺灣，纔發覺比起屢經外來政權統治的臺北，南部早期漢人開墾的農村與城鎮明顯保留了更多傳統素，甚至還可見到尚未徹底漢化的平埔人習俗。

也在同一時期，在“反對公害、保衛環境”的社會運動浪潮下，開始有人（如臺原出版社）重新反思並肯定傳統庶民生活文化的價值，進行全島農漁村的信仰習俗調查。我也是在那時纔知道，鄉間流行的八家將陣頭並非對主流價值抱有偏見的不良分子集團，而是先民將春夏秋鼕日月星鬥的變化，與四肢動作及鬼神信仰相結合，而產生的身體記憶型農民實用藝術。

直到後勁反五輕事件中，當地居民首次在反對行列中出動了神轎與宋江陣，也曾抬出假棺木為臺灣“中國石油公司”進行逼真的送葬儀式，甚至還創造了逼迫警力撤退的成果。還有一次，在臺灣首次進行地方公民投票決定五輕案存廢的前夕，後勁信仰中心的廟宇出現發爐注7的異像，讓不斷進行籠絡與分化的“中油”公司意外喫下公投否決的苦果。有人認為這不僅是地方居民拒絕統治精英的價值觀的表現，而且是將民間的儀式文化力

量加諸政府權力之上。

這樣的片刻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底，以至於後來在谷東俱樂部注8時，我也采取了儀式性的插秧祭、收獲祭及鼕聚，並且在插秧前與收割前聚眾到廟裡拜祭，讓都市消費者也有機會間接感受農民與天地之間的真實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