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蔡 翔
林凌要出新書了,希望我能寫幾句話,讀了他寄來的樣稿,我很為他高興,也引起了一些回憶。
林凌的本科和碩士階段,都是在上海大學度過的,那時的上海大學,百事待舉,雖然有點粗淺,但也朝氣蓬勃,吸引了老師,也吸引著學生。那時,我和林凌這些同學,一起讀書,一起討論,讀文學,也讀各種各樣的理論。那個時候,林凌便表現出對理論的濃厚興趣,希望通過理論理解世界,他不僅參加校外的各種研討班,也和永林、餘亮、張帆等同學一起研讀黑格爾,每周一次,風雨不斷。我猜想,那個時候的閱讀和討論,應該給林凌留下了比較深的印像,尤其是在西方當代理論風行一時的情況下,回到德國古典哲學,多少能夠打開另一種思考維度。這對理解本書,也可以提供一點幫助。
林凌碩士畢業之後,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陳子善教授。對他的選擇,我是支持的:一方面,子善寬容,能夠容納不同思考;另一方面,子善的學養和嚴謹,也彌補了我的不足。我在本性上,可能還是一個文學批評家,想像有餘,規範上就有些欠缺了。而子善的務實,以及對史料的重視,則可以規訓學生那些不著邊際的理論想像。華東師大的整體氛圍也是好的,林凌很幸運,在師從子善教授的同時,遇見了羅崗和倪文尖。羅崗的博識以及對理論的熟悉和洞見,對林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文尖的重視文本乃至細讀功夫,也深深影響著林凌後來的博士論文寫作。在這三位名師的指導下,林凌成長很快。
林凌畢業以後,沒有選擇進入高校工作,而是去了互聯網公司,其中緣由,他在書的後記中略有交代。起初我稍有詫異,不過也能理解。多年之後,林凌重返高校,私下裡,我倒覺得從事人文研究的,能在社會中磨煉數年,未必不是好事。不過,林凌的經歷,在當今的大學體制內,隻是個案,沒有什麼普遍性。
這本書,可以說是林凌重返高校的一些思考,這些思考,遠遠超出了他的文學專業,其中,也可以看出互聯網對他的影響痕跡。“文化治理”是這本書的關鍵詞,這固然和他供職單位的智庫性質有關,但也包含了他自身的某些思想傾向。同時,我多少覺得,和他們這一代人可能也有某些隱秘的關聯。“文化治理”多少和國家能力相關,和主流文化有關,國家意志總是試圖影響乃至滲透到文化的各個領域,進而構建一種公共文化的服務體繫。林凌這一代青年學人,和我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他們並不避諱談國家,也不避諱討論主流文化,相反,他們更願意積極介入國家能力乃至主流文化的建構之中。因此,他們對文化研究有極大的興趣,但又不局限在批評,而願意做更多的建設性意見思考。所謂“80後”,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作“互聯網一代”,他們有很強的民族自尊心,對共和國也有認同感,他們普遍英語較好,不僅了解西方歷史,也熟悉西方的各種理論,而互聯網給他們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臺。更重要的,可能是近二十年,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使他們對西方不再持有那種玫瑰色的夢幻想像,他們以更為現實主義的態度審視地緣政治,也以此思考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林凌這一代人的思考,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善意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離開國家,離開歷史語境,空談個人,並無多大意義(不能說毫無意義);當然,離開人民,隻談國家,也會陷入另一種。我想,林凌這一代青年學人,對此應該也是有清醒思考的。所以,他們讀黑格爾的作品,也讀馬克思和的專著。當然,這一代人,固然有著務實的學術品格,但互聯網也容易讓他們形成高談闊論的習慣。可是,仔細想想,誰又不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的青年時代,不也照樣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位卑未敢忘憂國”,現在想來,卻是極好的青春寫照了。
這本書的、二、三篇都在正面討論所謂的“文化治理”,林凌不僅把文化治理和國家能力直接聯繫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在討論怎樣治理。比如,什麼是好的宣傳,這個論題,大概和他的媒體工作經歷有關。所謂“宣傳”,乃至林凌所謂的“文化治理”,所要尋求的,應該是同意,而不是的服從,這就需要宣傳的技藝。政治是一門藝術,文化治理也是這樣。文化治理的天敵,應該是官僚主義,宣傳更是如此。以強者的姿態進行所謂的宣傳,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宣傳者把自己放在弱勢的位置,反而更有可能全面把握局勢,推演博弈,爭取人心。技藝在反復的實踐實戰中纔可能逐漸提高,而其首要之處,也正如林凌所言,即重新引進“群眾路線”。群眾路線的背後,是文化自信、政治自信。因此,應該給群眾搭建發聲的平臺,讓人說話,天也塌不下來。相信群眾,纔會相信群眾間的辯論。近二十年來,為有聲有色的辯論,大概就發生於互聯網平臺,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學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些重要的文化議題,正是在互聯網的辯論中形成的。互聯網的觀者/閱讀者甚多,這是不同於傳統的街頭辯論的。這一特點,也決定了互聯網的辯論並不完全取決於戰勝對手,而是爭取圍觀/閱讀的群眾,這就需要技藝。林凌在這些文章中,都涉及文化治理的一些重要問題,有很多我並不懂,也難以判斷,隻能慢慢學習。
在對現實的文化治理的討論中,林凌也引進了歷史的維度,“文化治理視野下的新中國文藝實踐再思考”原來在刊物上發表的時候,是一篇書評。林凌通過對朱羽《社會主義與“自然”:1950—1960年代中國美學論爭與文藝實踐研究》一書的討論表達了自己對一些相關問題的思考,比如對朱羽“政教”概念的仔細辯證。新中國的文藝實踐是值得討論和反省的,尤其所謂的“政教”體制,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朱羽一書的“自然”概念也同時引起了林凌的興趣,林凌對此也有出色的發揮。朱羽的“自然”有點接近“道”的範疇,當然,也不完全是,其中也有形而下的一面,是政治的延伸,也是政治的依據。而在新中國的文藝實踐中,這一“自然”滲透在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理”的再建。這一“理”,是法理,更是接近傳統範疇的“天理”,在當時的文化結構中,是根本。當然,光有“理”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情”,有“情”的支持,政治纔能情感化,纔能進入人心,並自然化。同樣,沒有“理”,情也是不可靠的。理和情的辯證統一,終纔能制度化,所謂“天理、人情、國法”,缺一不可;社會主義,終也並沒有完全跳出歷史的範疇。從這樣的角度反觀歷史,當時的社會主義文化,即有理、情、法的統一,這是經驗,也存在情理的衝突、悖論、疏離乃至後的斷裂。當然,在這一“理、情、法”的文化結構中,還有一個相對不太穩定但始終活躍著的因素,即所謂的本能或欲望。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而這一反思,應該建立在艱苦的學術工作之上。我也希望林凌今後能在這方面繼續用力。
討論文化治理,大概很難撇開文藝。文藝,是林凌的本業,大概也是林凌的興趣所在。本書有兩篇是討論大眾文藝的,一篇是“改造‘爽文’”,談工業黨;一篇是“為什麼應該支持‘谷阿莫’”,講速食電影。文化治理和大眾文藝,這是一個好題目。所謂“純文藝”,是相對大眾文藝而言,換句話說,也就是“小眾文藝”。小眾文藝有其存在理由,重視個體、強調批評,作新聲、發異議,思考是深刻的。這樣的思考,重在探索未來和革故鼎新,對主流文化起到的是監督和矯正的作用,是應該重視的。同樣,大眾文藝的作用也不可小覷。某種意義上,林凌所言的文化治理,更合適的文藝載體大概是大眾文藝。因其大眾,也就更適合國家意志的傳播,而大眾文藝慣有的重復、類型等修辭方式,也更容易強化、深化國家意志並由此建構主流文化。當然,大眾文藝需要改造,否則極易商業化,這大概也是林凌強調的“改造”一詞的意義所在。
不過,林凌並沒有放棄小眾文藝(純文學),這本書也有兩篇文章討論這方面的內容,一篇是講汪曾祺的,另一篇討論路內。不過,林凌討論的路徑有點特別,討論汪曾祺,是講他的文化政治想像;談路內,則討論他和主流文學體制的關繫。按照現在的某種劃分,這些大概都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不過,我覺得也不盡然。所謂的小眾文藝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脫離社會,不食人間煙火。相反,小眾文藝作家更能表達一種社會變革的征兆,同時在文本深處隱藏著的,是某種社會無意識。在這一意義上,討論文化治理,是不能脫離小眾文藝的,它是社會文化結構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林凌的思路非常活躍,在某種意義上,林凌也是一個文藝青年。文藝青年有很多定義,根本的,我以為則是“不安分”,不甘於墨守成規,因此,時時會有對成規的叛逆和對其進行挑戰的衝動;而另一面,就是一種向道之心了,永遠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現在,林凌重回學院,大學的職能之一,就是規訓文藝青年。不能說這種規訓完全沒有合理之處,但過度的規訓,也很容易把學術從“志業”變更為“職業”。
以上,是我閱讀林凌這本書的一些拉拉雜雜的想法。這些想法,不一定對,也不一定符合林凌的原意。坦率說,我有點跟不上林凌這一代人的思想,畢竟,這一代青年開始成熟起來,有他們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和理解。如果我有說得不對的地方,還請林凌批評。
2021年4月
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