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蔡 翔
林凌要出新書了，希望我能寫幾句話，讀了他寄來的樣稿，我很為他高興，也引起了一些回憶。
林凌的本科和碩士階段，都是在上海大學度過的，那時的上海大學，百事待舉，雖然有點粗淺，但也朝氣蓬勃，吸引了老師，也吸引著學生。那時，我和林凌這些同學，一起讀書，一起討論，讀文學，也讀各種各樣的理論。那個時候，林凌便表現出對理論的濃厚興趣，希望通過理論理解世界，他不僅參加校外的各種研討班，也和永林、餘亮、張帆等同學一起研讀黑格爾，每周一次，風雨不斷。我猜想，那個時候的閱讀和討論，應該給林凌留下了比較深的印像，尤其是在西方當代理論風行一時的情況下，回到德國古典哲學，多少能夠打開另一種思考維度。這對理解本書，也可以提供一點幫助。
林凌碩士畢業之後，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陳子善教授。對他的選擇，我是支持的：一方面，子善寬容，能夠容納不同思考；另一方面，子善的學養和嚴謹，也彌補了我的不足。我在本性上，可能還是一個文學批評家，想像有餘，規範上就有些欠缺了。而子善的務實，以及對史料的重視，則可以規訓學生那些不著邊際的理論想像。華東師大的整體氛圍也是好的，林凌很幸運，在師從子善教授的同時，遇見了羅崗和倪文尖。羅崗的博識以及對理論的熟悉和洞見，對林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文尖的重視文本乃至細讀功夫，也深深影響著林凌後來的博士論文寫作。在這三位名師的指導下，林凌成長很快。
林凌畢業以後，沒有選擇進入高校工作，而是去了互聯網公司，其中緣由，他在書的後記中略有交代。起初我稍有詫異，不過也能理解。多年之後，林凌重返高校，私下裡，我倒覺得從事人文研究的，能在社會中磨煉數年，未必不是好事。不過，林凌的經歷，在當今的大學體制內，隻是個案，沒有什麼普遍性。
這本書，可以說是林凌重返高校的一些思考，這些思考，遠遠超出了他的文學專業，其中，也可以看出互聯網對他的影響痕跡。“文化治理”是這本書的關鍵詞，這固然和他供職單位的智庫性質有關，但也包含了他自身的某些思想傾向。同時，我多少覺得，和他們這一代人可能也有某些隱秘的關聯。“文化治理”多少和國家能力相關，和主流文化有關，國家意志總是試圖影響乃至滲透到文化的各個領域，進而構建一種公共文化的服務體繫。林凌這一代青年學人，和我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他們並不避諱談國家，也不避諱討論主流文化，相反，他們更願意積極介入國家能力乃至主流文化的建構之中。因此，他們對文化研究有極大的興趣，但又不局限在批評，而願意做更多的建設性意見思考。所謂“80後”，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作“互聯網一代”，他們有很強的民族自尊心，對共和國也有認同感，他們普遍英語較好，不僅了解西方歷史，也熟悉西方的各種理論，而互聯網給他們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臺。更重要的，可能是近二十年，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使他們對西方不再持有那種玫瑰色的夢幻想像，他們以更為現實主義的態度審視地緣政治，也以此思考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林凌這一代人的思考，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善意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離開國家，離開歷史語境，空談個人，並無多大意義（不能說毫無意義）；當然，離開人民，隻談國家，也會陷入另一種。我想，林凌這一代青年學人，對此應該也是有清醒思考的。所以，他們讀黑格爾的作品，也讀馬克思和的專著。當然，這一代人，固然有著務實的學術品格，但互聯網也容易讓他們形成高談闊論的習慣。可是，仔細想想，誰又不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的青年時代，不也照樣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位卑未敢忘憂國”，現在想來，卻是極好的青春寫照了。
這本書的、二、三篇都在正面討論所謂的“文化治理”，林凌不僅把文化治理和國家能力直接聯繫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在討論怎樣治理。比如，什麼是好的宣傳，這個論題，大概和他的媒體工作經歷有關。所謂“宣傳”，乃至林凌所謂的“文化治理”，所要尋求的，應該是同意，而不是的服從，這就需要宣傳的技藝。政治是一門藝術，文化治理也是這樣。文化治理的天敵，應該是官僚主義，宣傳更是如此。以強者的姿態進行所謂的宣傳，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宣傳者把自己放在弱勢的位置，反而更有可能全面把握局勢，推演博弈，爭取人心。技藝在反復的實踐實戰中纔可能逐漸提高，而其首要之處，也正如林凌所言，即重新引進“群眾路線”。群眾路線的背後，是文化自信、政治自信。因此，應該給群眾搭建發聲的平臺，讓人說話，天也塌不下來。相信群眾，纔會相信群眾間的辯論。近二十年來，為有聲有色的辯論，大概就發生於互聯網平臺，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學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些重要的文化議題，正是在互聯網的辯論中形成的。互聯網的觀者／閱讀者甚多，這是不同於傳統的街頭辯論的。這一特點，也決定了互聯網的辯論並不完全取決於戰勝對手，而是爭取圍觀／閱讀的群眾，這就需要技藝。林凌在這些文章中，都涉及文化治理的一些重要問題，有很多我並不懂，也難以判斷，隻能慢慢學習。
在對現實的文化治理的討論中，林凌也引進了歷史的維度，“文化治理視野下的新中國文藝實踐再思考”原來在刊物上發表的時候，是一篇書評。林凌通過對朱羽《社會主義與“自然”：1950—1960年代中國美學論爭與文藝實踐研究》一書的討論表達了自己對一些相關問題的思考，比如對朱羽“政教”概念的仔細辯證。新中國的文藝實踐是值得討論和反省的，尤其所謂的“政教”體制，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朱羽一書的“自然”概念也同時引起了林凌的興趣，林凌對此也有出色的發揮。朱羽的“自然”有點接近“道”的範疇，當然，也不完全是，其中也有形而下的一面，是政治的延伸，也是政治的依據。而在新中國的文藝實踐中，這一“自然”滲透在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理”的再建。這一“理”，是法理，更是接近傳統範疇的“天理”，在當時的文化結構中，是根本。當然，光有“理”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情”，有“情”的支持，政治纔能情感化，纔能進入人心，並自然化。同樣，沒有“理”，情也是不可靠的。理和情的辯證統一，終纔能制度化，所謂“天理、人情、國法”，缺一不可；社會主義，終也並沒有完全跳出歷史的範疇。從這樣的角度反觀歷史，當時的社會主義文化，即有理、情、法的統一，這是經驗，也存在情理的衝突、悖論、疏離乃至後的斷裂。當然，在這一“理、情、法”的文化結構中，還有一個相對不太穩定但始終活躍著的因素，即所謂的本能或欲望。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而這一反思，應該建立在艱苦的學術工作之上。我也希望林凌今後能在這方面繼續用力。
討論文化治理，大概很難撇開文藝。文藝，是林凌的本業，大概也是林凌的興趣所在。本書有兩篇是討論大眾文藝的，一篇是“改造‘爽文’”，談工業黨；一篇是“為什麼應該支持‘谷阿莫’”，講速食電影。文化治理和大眾文藝，這是一個好題目。所謂“純文藝”，是相對大眾文藝而言，換句話說，也就是“小眾文藝”。小眾文藝有其存在理由，重視個體、強調批評，作新聲、發異議，思考是深刻的。這樣的思考，重在探索未來和革故鼎新，對主流文化起到的是監督和矯正的作用，是應該重視的。同樣，大眾文藝的作用也不可小覷。某種意義上，林凌所言的文化治理，更合適的文藝載體大概是大眾文藝。因其大眾，也就更適合國家意志的傳播，而大眾文藝慣有的重復、類型等修辭方式，也更容易強化、深化國家意志並由此建構主流文化。當然，大眾文藝需要改造，否則極易商業化，這大概也是林凌強調的“改造”一詞的意義所在。
不過，林凌並沒有放棄小眾文藝（純文學），這本書也有兩篇文章討論這方面的內容，一篇是講汪曾祺的，另一篇討論路內。不過，林凌討論的路徑有點特別，討論汪曾祺，是講他的文化政治想像；談路內，則討論他和主流文學體制的關繫。按照現在的某種劃分，這些大概都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不過，我覺得也不盡然。所謂的小眾文藝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脫離社會，不食人間煙火。相反，小眾文藝作家更能表達一種社會變革的征兆，同時在文本深處隱藏著的，是某種社會無意識。在這一意義上，討論文化治理，是不能脫離小眾文藝的，它是社會文化結構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林凌的思路非常活躍，在某種意義上，林凌也是一個文藝青年。文藝青年有很多定義，根本的，我以為則是“不安分”，不甘於墨守成規，因此，時時會有對成規的叛逆和對其進行挑戰的衝動；而另一面，就是一種向道之心了，永遠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現在，林凌重回學院，大學的職能之一，就是規訓文藝青年。不能說這種規訓完全沒有合理之處，但過度的規訓，也很容易把學術從“志業”變更為“職業”。
以上，是我閱讀林凌這本書的一些拉拉雜雜的想法。這些想法，不一定對，也不一定符合林凌的原意。坦率說，我有點跟不上林凌這一代人的思想，畢竟，這一代青年開始成熟起來，有他們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和理解。如果我有說得不對的地方，還請林凌批評。
2021年4月
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