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 年，從藏經洞現世到“數字敦煌”
周舒

時至今日，世人恐怕再難想見，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被打開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樣的情形。
面對著道士王圓那張留存至今的照片——寬大的道袍裹著一副瘦小的身軀，干枯褶皺的臉上掛著樸實的笑容，人們也隻能揣測：他在將那些珍貴的敦煌遺書賣給外國探險家們時，到底懷著怎樣的心態？
據說，這位道號法真的出家人次登上三危山眺望敦煌千佛洞的時候，虔誠地發出了“西方極樂世界，其在斯乎”的驚嘆。一如1400多年前，拄杖西遊的樂和尚在茫茫的鳴沙山上望見了千佛顯現的幻影。為此，法真道人王圓留在了敦煌，留在了莫高窟。他日夜清理著洞窟中的流沙，隻盼著能早日將其中一處佛殿修繕成他的道場——太清宮。而1900年6月22日夏至這一天，王圓孜孜不倦的功德終於得到了上天的回應。
當那座如今編號為第16號窟的洞中的流沙被清理殆盡時，窟壁因失去了積沙的壅護，發生了輕微的傾斜和開裂。一同打掃洞窟的貧士楊果無意中的一次輕擊，竟使牆壁後回蕩起空洞的聲音。那天夜裡，王圓和楊果敲碎了外層的牆壁，發現了一扇高不足容一人、完全被泥塊封塞的小門。當這扇門被打開時，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驚現人間。
然而，迎接這滿窟經卷帛畫的，卻是個混亂的世界。
對於王圓來說，他希望用這些經卷換取功德錢的願望是真誠的，可清廷官員對敦煌遺書的輕視和竊取，又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困惑。王圓似乎知道這些經卷有一定的價值，但很顯然，他也沒能用它們換到期望中的功德錢。而這些，都為後來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國探險家買走敦煌遺書埋下了伏筆。
1907年5月，英國人斯坦因走進了莫高窟。他用一套渴望追尋玄奘腳步的說辭以及將經卷完全用於考察研究的保證，打動了小心謹慎的王圓。終，王圓以40錠馬蹄銀的價格，賣出了所有被斯坦因選中的經卷和帛畫，那都是莫高窟的無價之寶。
一年後的1908年3月，法國人伯希和也成功地進入了被稱為“至聖所”的莫高窟藏經洞，他帶走了7000餘件敦煌文獻，以及200多幅唐代繪畫、幡幢、織物、木制品等。
這些西方探險考察者對敦煌遺書的盜竊和掠奪固然令人心痛，但也驚醒了百年前的中國學界，國人關於歷史學的概念從此發生了轉變。自20世紀2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前往敦煌展開考察。在艱難的歲月裡，這些前輩學者為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其中常書鴻先生的故事已經成為傳奇。
1904年出生於杭州西湖邊的常書鴻自幼痴迷繪畫。24歲時，他遠赴法國留學，先後進入裡昂美術專科學校、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深造。因為作品一再獲獎，常書鴻逐步躋身知名美術家行列，當選為巴黎美術家協會會員，是首位進入該協會的中國藝術家。那時的他，可謂如魚得水，他甚至在寓所裡成立了“中國留法藝術家學會”，徐悲鴻和蔣碧薇也曾登門造訪。
但這一切，都因為塞納河畔舊書攤上的一部名為《敦煌石窟》的畫冊而改變了。
這部《敦煌石窟》正是伯希和回國後出版的關於敦煌石窟的圖錄。翻開圖錄的那一刻，一直為西方藝術所傾倒的常書鴻驚覺：中國竟有這樣一座藝術的寶庫，而自己對祖國如此燦爛悠久的文化竟然毫無所知！於是，常書鴻毅然放棄了法國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回到了戰火紛飛的中國。
1942年，幾經波折，常書鴻終於走進了敦煌，走進了莫高窟。看著那些被流沙掩埋的洞窟，仰望著窟頂上斑駁的壁畫，他的心被深深刺痛。雖然隻能居住在空無一物的破舊寺廟裡，雖然每日都是以面條拌鹽果腹，可常書鴻守護莫高窟的心意從未消退。他一面展開對石窟建築及文物古跡的調查，一面修築土牆、清理沙土，他要保護這些沉睡於荒蕪戈壁上的千年瑰寶，以免使其再遭掠奪和破壞。
1944年2月，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為任所長，此時，保護莫高窟的工作仍舊步履維艱。當時的國民政府*撥給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經費少得可憐，一年多後甚至撤銷了研究所。莫高窟保護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和問題無法得到解決，許多工作人員都離開了，甚至連常書鴻二十年的發妻都棄他而去。滿懷愴然的常書鴻，依然在艱苦與寂寞中守望著莫高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設立文物局，開始了對全國文物、博物館、圖書館事業的指導管理。次年，部由國家制定的文物保護法規——《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正式頒布。由此，莫高窟的保護工作漸露曙光。
20世紀60年代初，在國家遭遇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撥發了100用於莫高窟南區危崖和洞窟的搶險加固工程，使莫高窟擺脫了瀕臨崩塌的險境，當時的加固工程至今仍然發揮著保護作用。
改革開放後，莫高窟的保護工作進入了新的時期。盡管國家不斷加大對敦煌石窟的保護力度，大幅增加經費投入，但自然侵蝕造成的壁畫病害、岩體坍塌和迅速攀升的遊客人數都給莫高窟及周邊環境的保護帶來嚴峻的挑戰。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不但增加了編制，彙聚了人纔，更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學習引進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方式，初步建立了預防性保護科學技術體繫。從那時起，莫高窟的文物保護從過去的搶救性保護轉變為科學保護，往昔滿目瘡痍的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變。
20世紀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出差，讓後來成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的樊錦詩先生找到了莫高窟保護工作的新方向。在接觸到計算機數字化儲存的概念後，樊錦詩“腦洞大開”，提出了“數字敦煌”的概念。
此後二十餘年間，敦煌研究院通過國內外合作，探索文物數字化技術，自主制定了文物數字化保護的標準體繫，建立了敦煌石窟數字化檔案，使莫高窟的珍貴價值和歷史信息得到永久保存和永續利用。
當初，常書鴻先生帶領下屬日夜工作：臨摹、修復莫高窟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舉辦各種展覽、講座，為的是讓世人看到敦煌，看到莫高窟的美。如今，數字化技術不僅實現了全球在線共享30個洞窟的高清圖像，讓莫高窟真正地活了起來，更有效地解決了兼顧莫高窟文物保護與旅遊開放的難題。
莫高窟的命運一直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發端於漢代的絲綢之路，在一千年的繁榮興盛中促進了古代東西文明的交流，催生了敦煌莫高窟這座文化藝術寶庫。而隨著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莫高窟曾在四五百年間處於無人管理、風沙侵襲、任人偷盜的境地。一百多年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官員的守土失責、國民的愚昧無知，導致了莫高窟藏經洞文物遭人盜賣的劫難，造成了我國文物主權喪失的巨大恥辱。
今天，強大的祖國成為我們堅強的後盾，一代代堅守大漠的莫高窟人，從篳路藍縷到開拓創新，讓在時光中模糊的莫高窟壁畫華彩重現，更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局面。
1994年，常書鴻先生逝世於北京。根據其遺囑，他的一半骨灰被帶回敦煌安葬。宕泉河畔那方面對著莫高窟九層樓的黑色花崗岩墓碑上，隻鐫刻著簡簡單單的七個字：常書鴻同志之墓。而在先生墳茔周圍，還長眠著史葦湘、段文傑等二十多位將一生光陰奉獻給莫高窟的前輩學人。
陳寅恪先生曾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但得遇常書鴻這樣的守護人，卻不能不說是敦煌之大幸，中國藝術之大幸。七十餘載的光陰，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薪火相傳，樹立了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他們一生隻為一件事：守護敦煌，守護莫高窟，守護中華文明的寶藏。
莫高窟藏經洞被道士王圓打開的那一刻，作為20世紀顯學之一的“敦煌學”就此開啟。百餘年間，莫高窟經歷了迅疾而深刻的變化。如今，當我們回溯這段歷史，試圖探尋莫高窟的過去與未來時，又該以何種方式，重新打開那扇“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