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 1

三十年集自序 / 5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

兩道習題 / 10

一九八二～一九八五

中國古代對太陽位置的測定和推算 / 13

一九八六

中國10世紀前的性科學初探 / 23

一九八七

天文學史上的水晶球體繫 / 38

一九八八

試論清代“西學中源”說 / 48

一九八九

第谷天文體繫的先進性問題

 ——三方面的考察及有關討論 / 61

一九九〇

古代性學與氣功

 ——兼論評價內丹術的困難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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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發微

 ——對敦煌寫卷P2539之專題研究 / 88

一九九二

中國古籍中天狼星顏色之記載 / 101

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

托勒密傳 / 120

一九九五

高羅佩《秘戲圖考》與《房內考》之得失及有關問題 / 143

一九九六

《周髀算經》——中國古代的公理化嘗試 / 161

《周髀算經》蓋天宇宙結構考 / 171

一九九七

《周髀算經》與古代域外天學 / 180

一九九八

古代中國人的宇宙 / 189

一九九九

《國語》所載武王伐紂天像及其年代與日程 / 204

孔子誕前552年10月9日 / 220

二〇〇〇

二〇〇一

被中國人誤讀的李約瑟

 ——紀念李約瑟誕辰100周年 / 235

二〇〇二

對科學文化的若干認識

 ——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學術宣言 / 256

江曉原學術40年集.indd22020/4/1613:57:04

二〇〇三

當代“兩種文化”衝突的意義

 ——在科學與人文之間 / 262

二〇〇四

外星文明與時空旅行：在科學與幻想之間

 ——兼及一繫列科幻電影 / 273

二〇〇五

嶺樹重遮千裡目

 ——第四次科學文化會議備忘錄 / 288

二〇〇六

我們要虛假的學術繁榮干什麼呢？

 ——從唯科學主義到學術量化考核 / 298

二〇〇七

科幻三重境界：從悲觀的未來想像中得到教益

 ——2007年國際科幻大會主題報告（節選） / 305

為什麼人類還值得拯救？

 ——劉慈欣 VS 江曉原 / 311

二〇〇八

科學史上關於尋找地外文明的爭論

 ——人類應該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呼喊嗎？ / 320

什麼是未來世界的政治

 —戴蒙德《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序 / 334

二〇〇九

科學的三大誤導 / 341

二〇一〇

反人類、反科學的《阿凡達》

 ——再談“為什麼人類還值得拯救” / 354

那條“長尾”其實是虛幻的

 ——關於互聯網與文化之間關繫的思考之一 / 360

江曉原學術40年集.indd32020/4/1613:57:04

生也有涯，網也無涯：互聯網“無限選項”之害

 ——關於互聯網與文化之間關繫的思考之二 / 364

二〇一一

霍金的意義：上帝、外星人和世界的真實性 / 368

當代東西方科學技術交流中的權益利害與話語爭奪

 ——黃禹錫事件的後續發展與定性研究 / 379

二〇一二

科學與幻想：一種新科學史的可能性 / 393

二〇一三

《自然》（Nature）雜志科幻作品考

 ——Nature實證研究之一 / 412

二〇一四

中國轉基因主糧爭議的科學政治學分析 / 434

二〇一五

SCI和影響因子：學術評估與商業運作

 ——Nature實證研究之三 / 450

二〇一六

不公平遊戲：“兩棲”SCI刊物如何操弄影響因子

 ——Nature實證研究之四 / 472

二〇一七

反抗影響因子暴政的時刻來臨了嗎？

 ——加菲爾德百日祭 / 488

二〇一八

開放存取運動：科學出版烏托邦的背後

 ——Nature實證研究之六 / 499

出版學者的“三十年集”，原是復旦大學出版社賀聖遂社長的創意，非常有趣。今逢再版，三聯徐國強先生推而廣之，遂有“40年集”之議，欣然從之。

四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學天文繫念天體物理專業，整天做著無窮無盡的物理和數學習題，還沒有開始通常意義上的“寫文章”呢。編這個集子，倒是好好地回顧了一番自己四十年來的心路歷程，感慨良多。那些有點兒意思的具體事情，大都寫在各年的“紀事”中了，但從長時段來看自己的成長過程，亦稍有可得而言者。

大體上說，直到1990年前後，我纔開始有“思想”，此前則是一個泥瓦匠——隻知道埋頭為那座名為“科學技術史”的大廈添磚加瓦，自己並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和想法。雖然我比較快就成為科學史界一個熟練的工匠（我原是工匠出身——17歲就進工廠做電工了），但我的性格

中一直潛藏著向往“創造性工作”的衝動，所以添磚加瓦之餘，經常在思考一些問題。也曾被前輩告誡，認為我當時思考某些問題“為時過早”。

這些思考大多是無果而有益的。無果是指它們沒有產生直接的成果，有益是指它們畢竟讓我保持著思想活躍的狀態，而且終還是間接帶來了成果。

到1990年，我放開手腳一氣呵成寫了《天學真原》一書，次嘗試將自己的一些思考化為成果。如果繼續沿用大廈和工匠的比喻，則《天學真原》之作，好比一個泥瓦匠在埋頭添磚加瓦數年之後，停下手中的活兒，開始對這座大廈發表評論了，甚至還認為這座大廈中有許多地方的設計、結構是錯誤的……這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是一個轉折。

《天學真原》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初版於1991年，1992年第二次印刷，此後多次再版或重印，有1995年新版、臺灣繁體字版（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2004年新版、2007年中國文庫版、2011年修訂版（譯林出版社）、2018年新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此書1992年獲中國圖書獎一等獎，算是某種“半官方”的榮譽，但二十年來更大的榮譽來自學術界的評價。例如，多年來《天學真原》一直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相關專業研究生“科學史經典選讀”課程中入選的中國人著作。

而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臺灣師範大學洪萬生教授，在他為淡江大學開設的“中國科技史課程”中，專為《天學真原》安排了一講，題為“推介《天學真原》兼論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與展望”；稱《天學真原》一書“開了天文學史研究”。

《天學真原》之所以在學術界略邀虛譽，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在其名著《科學的歷程》第二版中的評價，或許道出了部分原因：“中國科學史家寫作的關於中國科學技術的分科史、斷代史著作不勝枚舉，這裡隻提到江曉原的《天學真原》和《天學外史》，因為它們可能是社會史綱領在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中少有的成功範例。”而中國當代科學史界泰鬥、已故席澤宗院士則在《中國科學史通訊》上發表評價稱：“《天學真原》纔真正是‘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作者運用和分析資料的能力，尤其令人嘆服；由分析資料所得的結論，又是獨具慧眼，自成一家言。一改過去的考證分析方法，使人耳目一新。出版之後，引發了一繫列研究課題，並波及其他學科領域。”

在我後來的價值標準中，“有思想”當然是比較高的境界。不過“思想”這件事情，很多情況下隻能操練，經常沒有具體結果。適合表現思想成果的題目和機會，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在《天學真原》之後，我仍然干了不少工匠性質的活兒。例如，那個給我帶來不少社會知名度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武王伐紂”課題——後的總結性成果是《回天——武王伐紂與天文歷史年代學》一書，其實也沒有太多思想，隻是體現了工匠的嚴謹和一些技巧。

1999年，我從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調入上海交通大學，創建中國個科學史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繫。這是我學術生涯中的又一重要轉折，是年新華社三次播發了和我有關的全球通稿（參見本書1999年紀事）。

進入21世紀之後，學術上的“體力活兒”我漸漸干得少了，因為我身邊那些優秀的青年學者和我密切合作，更多地承擔了“體力活兒”。我開始更多地思考一些問題。在反對唯科學主義、提倡科學文化、倡導對科幻的科學史研究等方面，我發表了大量非學術文本——學術文本當然也發表了一些。在這些文本中，有價值的不再是添磚加瓦，而在於呈現、表達思想探索的過程和結果。

我自幼胸無大志，更沒有什麼對自己的“人生設計”，渾渾噩噩許多年，過著基本上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後來雖然做成了一些事情，但基本上都是隨緣而行、見機而作。自從我開始學術生涯之後，人生的大方向當然是治學——無非讀書、思考、寫作、講課、培養學生；但具體到每件事（比如創建科學史繫），每本書，甚至每篇文章，又都是隨緣而作的。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如果要說有什麼與通常的學者稍稍不同之處，我想有一點兒大概可以算：即我比較早就開始進行大眾閱讀文本的寫作，這些年我發表了大量書評、影評、文化評論等等，並在京滬等地的報紙雜志上長期撰寫個人專欄。事實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定期為雜志寫專欄文章了。不少人以為我寫作甚勤，其實，我常常感謝媒體朋友幫助我克服惰性——沒有這些約稿、組稿、催稿甚至逼稿，我的許多文章就不會寫出來。所以這類寫作中，實際上更加隨緣。文章編入此集時，凡發現當初發表時未及校正的誤植等，此次都作了修訂。

各文發表時，格式不盡相同，比如參考文獻有的是腳注，有的是尾注，以及標題的設置等等，基本上俱仍其舊，以存其真。本書中共收入文章46篇，署名根據如下原則：絕大部分是當初我個人單獨署名發表的文章，在本書中就不再署名；當初和他人共同署名發表的文章，在本書中保持原來的署名不變；有兩篇集體商議執筆、後由我定稿的文章，當初用了集體的筆名發表，在本書中也保持原來的署名不變。

江曉原

2019年3月20日

於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反抗影響因子暴政的時刻來臨了嗎？

——加菲爾德百日祭

2017年2月25日，筆者在上海“文彙講堂”做了題為《我們不能再跪拜影響因子了！》的學術報告，不料次日就傳來“影響因子之父”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去世的消息。江湖傳言，老先生是被筆者氣死的——這當然是有失恭敬的玩笑，事實上，隨著對有關歷史事件及背景的研究逐漸深入，以及近來國際期刊江湖的風雲變幻，筆者對加菲爾德的“批判性欣賞”正與日俱增。

影響因子之一統江湖

本來，辦學術雜志的目的，是幫助學者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辦普及雜志的目的，是將科學家研究的新成果以相對通俗的形式介紹給更多讀者。這就是辦雜志原初的動機，也可以謂之“初心”吧。至於一本雜志的優劣好壞，當然是看雜志上刊登的文章本身水準高不高，讀者口碑好不好，這樣的標準，數百年來也已成天經地義。

但是這一切，從1975年開始，逐漸被顛覆了。而近十年來，西方科學雜志的江湖更是進入了全新時代，辦雜志的“初心”，早已被許多雜志徹底拋棄。

為什麼是1975年？因為這一年加菲爾德的私人商業公司“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開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即JCR報告）。

出版這種報告，是為了發起一項名為“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的遊戲。

此前加菲爾德向世人兜售他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數據已經10年了。SCI收錄一定範圍數量的期刊——逐年增長，現今已達8856種，通過在期刊論文和論文參考文獻之間建立“引用索引”，可檢索學者的SCI論文發表數量和被引用次數。在理工領域，對學者學術水平的評判現今主要取決於這類數據。

1964年，ISI首次出版SCI報告，此後逐年出版，延續至今。ISI在1973、1978年相繼推出的“社會科學引用索引報告”（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和“藝術及人文科學引用索引報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完全套用了SCI的產品思路和模式。JCR報告則是SCI的衍生產品，它是基於對SCI（後來包括SSCI、A&HCI）“引用索引”數據進行整合處理後得到的結果，每年全球SCI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就在該報告中。這個排名遂成為科學界評判期刊優劣的權威指標。

影響因子遊戲徹底改變了世人對雜志的評價標準——現在，一份雜志的優劣，不再取決於它刊登的文章本身的水準，而是取決於它刊登的文章被別人引用的次數。

40多年影響因子遊戲玩下來，許多雜志已經主動或被迫忘記了“初心”——人們不再是為了交流學術或傳播知識而辦雜志了，現在他們隻是為了“影響因子”而辦雜志，隻是為了每年JCR報告中的那個排名而辦雜志了。

40多年後，影響因子遊戲早已風靡全球，加菲爾德本人則在世人的頂禮膜拜和一片贊譽聲中，在他的SCI數據和JCR報告以及其它信息產品所帶來的驚人財富中，悠然駕鶴西去了。在他身後留下的，卻是被影響因子遊戲極度惡化了的全球學術生態。

江湖遊戲之黑水深潭

筆者近年每談及影響因子，必稱之為“遊戲”，這不是故意要對它出語輕薄，而是別有深意。要知道，發起任何“排名”遊戲，都是極富江湖色彩的行為（舊社會黃色小報發起“花榜”就是典型例證），而影響因子遊戲，當時就是一個無名之輩發起的對全球科學期刊的排名遊戲，這是何等的視野和氣度？當真是“兒撫一世豪傑”！

還在加菲爾德正式發起影響因子遊戲的前夜，他的多年老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在1973年出版的經典論著《科學社會學》中，就犀利而又極富先見之明地表達了對這個已經預熱數年的遊戲的擔憂：

自從科學引證索引（SCI）發明以來,引證研究已獲得了如此迅速的發展,以致於有失控的危險。在對其經常的無批判的應用中，人們忽視了許多方法論問題。此外，SCI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引證分析（甚至用於幫助決定科學家的任命和擢升這類事情），有可能導致……它們作為研究質量的衡量標準將受到損害或完全失去效力。

默頓擔憂的情形如今早已全部變成現實，SCI和影響因子已經從評判手段本末倒置變成學者極力追求的目標。

至於這個遊戲本身在規則方面的一些問題，比如兩年期限的合理性等等，學界從它發起之初就一直質疑不斷，不過這些技術性的細枝末節，在我們此刻的“江湖大視野”中就忽略不計了。這裡我們隻需注意兩個主要的操弄影響因子的手法，以見此江湖遊戲黑水深潭之一斑即可。這兩個手法，筆者在《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2017年第4期的論文中，已分別深入剖析，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個手法，是利用影響因子計算公式——這個公式幾經修改別有玄機——中所暗藏的方便之門。這個公式的終形式是：

國內許多人士，甚至包括專業人士，普遍忽略了這個公式中，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是指期刊上的所有文章，而分母中的“引用項”僅指學術文本。所以隻要將期刊“兩棲化”，即刊登大量大眾文本吸引更多讀者，同時大幅減少學術文本，這樣影響因子計算公式中的分母就會很小，影響因子值就會很大。

第二個手法比較簡單，就是辦綜述期刊，或在期刊上盡量多刊登綜述文章。因為人們很早就發現，綜述（review）文章天然具有高引用優勢。

放眼當今全球影響因子遊戲的玩家，排名前20的期刊，一半主打個手法，著名的Nature、Science、Lancet都是如此；另一半則主打第二個手法，例如在2017年6月新鮮出爐的一輪影響因子排名中，前20家期刊中就有9家是綜述期刊。這兩種手法堪稱平分秋色。

黑水深潭的影響因子江湖遊戲，在白手起家的英雄幫主加菲爾德主持下，很快進入有序而穩定的階段。大家努力爭取讓自己的雜志進入SCI，進入之後努力爭取讓自己的影響因子排名往上升，而影響因子的玩家們則長期盤踞在前20名的虎皮交椅上。

全球8856種SCI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當然是金字塔型的，對大批期刊來說，能將影響因子搞到2或3，就要彈冠相慶了；上一輪排名中，有一家中國的英文期刊影響因子達到了14.8，那在國內就牛逼得不行了。而盤踞在虎皮交椅上的玩家，影響因子值都在30以上，比如一輪的排名中，Nature是40.1、Science是37.2、Lancet是47.8，而那份長踞榜首的“神刊”《臨床醫師癌癥雜志》（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這次更創造了影響因子遊戲史無前例的新高度——187！

群雄並起之三大叛軍

這樣一個格局長期穩定，又能“有序競爭”的江湖，本來似乎也還不算太黑暗。幫主加菲爾德則成了“把情報王國建立在腳注上的大富翁”，非但坐享滾滾財源，還有“科學計量學家”的學術名聲，以及科學界圈子中人的頂禮膜拜。

然而，近幾年江湖上風雲突變，竟已隱隱有群雄並起之勢，企圖挑戰影響因子一統江湖的反叛者層出不窮，各方勢力已經提出了十來種宣稱可以並且應該用以取代影響因子的指標，其中有三路叛軍聲勢尤為浩大。

路是Altmetric，初是幾個網絡草莽搞起來的，現在由國際科學出版巨頭麥克米倫（Macmillan）資助，數年之間已經迅速坐大，居然連Nature雜志及其旗下子刊都已“提供自2012年以來的基於論文的指標和Altmetric數據”。他們主張，影響因子隻考慮SCI期刊的引用，忽視了文章的“社會影響”，所以Altmetric將統計引用的範圍大大擴展，包括了新聞、博客、論壇、推特、谷歌、Facebook，甚至包括新浪微博。

第二路是CiteScore，這是另一國際科學出版巨頭愛思唯爾（Elsevier）推出的明目張膽向影響因子挑戰的指標。2017年6月2日正式開始發布“年度期刊引用分數榜”——完全相當於加菲爾德的JCR報告。所不同的是如下幾點：一、JCR報告目前隻涵蓋8856種期刊，而CiteScore涵蓋了22618種。二、影響因子計算的引用時間區間是兩年，CiteScore改為三年。三、CiteScore將影響因子計算公式中的分母改為期刊所有文章的篇數。

第三點的改動影響巨大，在6月2日發布的份CiteScore榜中，操弄筆者在本文上一小節中所說種手法的玩家紛紛鎩羽：Nature降到了第67名，Science降為第54名；愛思唯爾自己旗下的Lancet（《柳葉刀》）是操弄種手法的老手，在影響因子排名中常年高踞前五，在這份CiteScore榜中竟然下降為第315名。

然而，雖然現在CiteScore被一些媒體吹噓成“影響因子的重量級對手”，其實它對計算公式分母所作的改動，根本不是什麼創新，而隻是加菲爾德40多年前的唾餘——他早期的影響因子計算公式分母就是如此。

第三路是Nature Index（NI），仿佛富家公子翩然臨世，是Nature自己傾情推介的新指標。NI選定了全球68份權威期刊，統計全球大學和科研機構在該68份期刊上發表論文的篇數，一篇文章計為1分，有合作者則人均分享，計入各自所屬單位。

Nature認為該指標簡捷易行，客觀公正。但明眼人很快會追問：這68份期刊名單是怎麼產生的？對不起，Nature隻告訴大家，這是他們從全球2800位科學家的問卷中選出來的，甄選標準則無可奉告，不過這68份期刊中Nature和它的子刊就占了11份。

那麼這全球2800位科學家是怎麼來的？Nature告訴大家，是他們發放10萬分問卷後收到的2800份有效答卷。從這個數據中筆者讀到的是：全球97.2%科學家都沒有搭理Nature企圖自立標準的遊戲請求，那NI還有多少代表性呢？

順便說一句，目前這些叛軍產品都是免費的，而加菲爾德老幫主的SCI和JCR報告可都是要錢的！什麼叫“一統江湖”？唯有他能夠坐地收錢，這就是一統江湖。

為何直到老幫主垂暮之年纔群起反叛？

40多年來，對影響因子一統江湖心懷不滿或嫉妒眼紅的人久已有之，但除了學術探討之外，幾乎沒有人在行動上挑戰加菲爾德幫主的事業。為什麼直到近來老幫主垂暮之年，纔有人躍躍欲試直至揭竿而起？老幫主今年2月26日剛剛仙逝，尸骨未寒，愛思唯爾就在6月2日推出“影響因子的重量級對手”CiteScore榜單，這種時間上的巧合也耐人尋味。莫非老幫主健在之日，真的能“鎮住”潛在的商業對手？

老幫主當年空手套白狼，起家創業，頗異常人。他一生勤奮高產，對他傾力打造的各類商業信息產品，進行學術推廣和相關寫作不遺餘力。下面是筆者統計的一些驚人數據：

從1950年代至2012年，加菲爾德在各類期刊上發表相關文章400餘篇，其中不少發表在Nature、Science這類知名高端期刊上。

1986年他自己創辦《科學家》（The Scientist）雜志，至2002年歇筆，他又在該刊共發表評論文章141篇。

更為驚人的是，他自1962年起開始在ISI的出版物上撰寫專欄文章。開頭幾年還是不定期發表，從1969年起每周發表一篇，此後再未間斷，一直持續至1993年，總計發表專欄文章1122篇。

自1977年起， ISI出版社將加菲爾的專欄文章結集出版，煌煌15卷之多，取名《情報學家作品集》（Essays of an Information Scientist）。這個加菲爾德的個人作品集還有一個相當引人注目之處，是他每卷邀請一位學界名人作序，陣容極度豪華，主要由科學家和科學史學者組成，除三位諾獎獲得者，還有“避孕藥之父”傑拉西（C. Djerassi）這樣的科學界重量級人物，以及普賴斯（D. J. de S. Price）、默頓（R. K. Merton）、霍爾頓（G. Holton）等科學史界名流。

這一方面凸顯加菲爾德交遊廣泛，另一方面也通過這種方式給世人一種印像：ISI的信息產品得到了科學界乃至學術界很大程度的認同。事實上，加菲爾德與科學史界的一些知名人物長期過從甚密，名頭的三位就是普賴斯、默頓和貝爾納（J. D. Bernal）。加菲爾德還熱衷於參加學術研討會，產生的效果可謂一舉兩得，既可提升自身學術形像，又能將學術期刊和會議當成ISI產品的推廣平臺。

加菲爾德這個持續長達31年的個人專欄，發揮了類似今天一些大公司“官網”或“官博”的功能，主要著力打造ISI公司“服務學術”的品牌形像，將其作為推廣SCI和影響因子的主陣地，不定期發布各類新產品的預告，對公司主要團隊人物進行介紹。除此之外，專欄文章也還涉獵加菲爾德個人感興趣的一些話題，如科學評論、科學獎勵、科學評審、科學寫作、科學政策、諾貝爾獎、科學中的女性等等。

想想看，如此“神一樣的存在”，是能隨便挑戰的嗎？所以加菲爾德老幫主一統江湖40餘年，非偶然也。但是，他終究也要衰老的。

Nature雜志與影響因子曾經的蜜月

在這場對影響因子一統江湖的反叛中，有些在影響因子遊戲中獲利的雜志，出來力挺影響因子，這當然是正常的反應。但Nature雜志的反應卻出人意表。要知道，Nature雜志受加菲爾德老幫主發起的影響因子遊戲的恩惠，可不是一星半點！

40多年前，影響因子遊戲從技術上看確實大有名利雙收的潛質，一直不忘與時俱進的Nature雜志“慧眼識珠”，立刻與加菲爾德展開了一段迄今尚未被人關注的合作。這段合作是如此的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不啻一曲流暢動聽的四手聯彈。

加利菲爾德與Nature、Science兩家期刊的共謀合作，明顯的莫過於他多次修改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

1955年，加菲爾德初將影響因子定義為“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數”。

1963年，加菲爾德將影響因子定義修改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數”。

1972年，加菲爾德將某年度的影響因子定義再次修改為“期刊前兩年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除以期刊前兩年發表的所有文章篇數”——分母恰好就是愛思唯爾剛剛推出的CiteScore所用的定義，但是這樣的定義對於Nature、Science、Lancet、《美國醫學會雜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等刊物都非常不利，它們的影響因子排名全都落在40名之後。

1975年，在首次發布的JCR報告中，加菲爾德再次修改影響因子定義，形成了現今仍在使用的計算公式（見上文）。

這次的定義修改使得Nature、Science、Lancet和《美國醫學會雜志》等雜志的影響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國醫學會雜志》驚人地提升了100位。

1995年，影響因子定義再次微調，分母中的“引用項”進一步縮小，隻包括“原創研究論文”和“綜述評論”。

Nature、Science當然也“投桃報李”，它們提供版面作為發布平臺，積極為影響因子遊戲造勢：1955年，“影響因子”首次作為專門術語出現在Science上；1972年，Science刊登了初的年度期刊影響因子報告；1976年，Nature刊登了JCR報告的縮減版——考慮到JCR報告1975年纔首次出版，這幾乎等於在幫它進行市場預熱和產品推廣了。當時這兩份期刊上，沒有出現任何對影響因子質疑或商榷的文章。

如今世人但凡說到Nature、Science、Lancet等雜志，必頂禮膜拜，譽之為“國際科學期刊”。但理由何在呢？幾乎隻有一條——就是它們的影響因子高。因為它們多年來一直在影響因子遊戲中高踞前20名甚至前10名之內，比如在一輪全球8856種SCI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中，Lancet踞第5，Nature踞第10。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影響因子遊戲，就沒有Nature雜志的今天。

Nature雜志為何如此忘恩負義？

然而，Nature雜志盡管多年來在影響因子遊戲中大獲其利，得以長踞影響因子排名前10的虎皮交椅，成為世人眼中的“國際科學期刊”，如今卻悍然加入反叛影響因子一統江湖的陣營。

在輿論上，它多次刊登文章，號召“反抗影響因子暴政”——回想一下它當年多次刊登加菲爾德提倡影響因子文章的光景，簡直恍如隔世！

在行動上，它不僅向別的叛軍投懷送抱，在自己雜志上提供文章的Altmetric指標，而且自組叛軍直接加入叛亂，乘機推出自己的NI指標。

2017年4月27日，也就是加菲爾德老幫主去世後兩個月，Nature雜志簽署了《舊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該宣言“建議科研資助機構、研究機構等有關各方，在資助、任命和晉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於期刊的指標，如期刊影響因子，評估要基於研究本身的價值而不是發表該研究的期刊。”Nature雜志現任主編坎貝爾（Sir Philip Campbell）稱：“我希望我們的行動能給這些管理者傳遞一個明確的信息。他們有必要改變規則，以更加精細和適當的標準來評估科學家，……在‘高影響力’的期刊發表論文就給獎金的做法應當停止了。”

簽署該宣言的還包括Nature雜志旗下的大批期刊，計有：

所有冠名Nature的研究期刊；

所有冠名Nature的綜述期刊；

所有Nature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s）；

《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

《科學數據》（Scientific Date）。

如此赤裸裸的忘恩負義，以怨報德，在江湖上實屬罕見。但Nature雜志的行動很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Nature雜志是一家非常奇特的刊物，它一方面是“國際科學期刊”，通常認為隻有牛逼人物可以在上面發文章；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依賴科學界芸芸眾生的頂禮膜拜，纔能夠維持廣泛關注和知名度的。

而在影響因子的一統江湖中，科學界如何分層？大體上，少數上層人物，發高影響因子刊物很容易；廣大中下層芸芸眾生，則是“影響因子暴政”的受害者。屁股決定腦袋，那對影響因子的一統江湖，必然是上層安享其利，下層聞亂則喜。

所以Nature雜志現今的策略屬於兩頭下注，是江湖梟雄常用的策略。它鼓吹叛亂，可以迎合芸芸眾生，而隻要影響因子還一統江湖，它就依舊高踞神壇；萬一叛亂成功，那它即使未能如願分一杯羹，至少也是叛亂的鼓吹者和參與者，“首義”之功仍不可沒。打個比方，Nature雜志之鼓吹“反抗影響因子暴政”，有點像特朗普身為大房地產商卻在競選中為下層藍領代言。

後，筆者冷眼旁觀，稍可告慰加菲爾德老幫主的是：也許反抗“影響因子暴政”的時刻是來臨了，但是推翻影響因子的時刻還未來臨。更重要的是，如果推翻影響因子之後，隻是由三大叛軍中某一家取而代之，那隻是以暴易暴；如果終形成幾家平分秋色之局，那更是群魔亂舞，都隻會使這個江湖更加混亂無序，銅臭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