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藍錫麟

兩百多萬字的《巴渝文獻總目》即將出版發行。它標志著經過六年多的精準設計、切實論證和辛勤推進，業已明確寫入《重慶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巴渝文庫》編纂出版工程，取得了個碩重的成果。它也預示著，依托這部前所未有的大書已摸清和呈顯的巴渝文獻的厚實家底，對於巴渝文化的挖掘、闡釋、傳承和弘揚，都有可能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巴渝文庫》是一套以發掘梳理、編纂出版巴渝文獻為主軸，對巴渝歷史、巴渝人文、巴渝風物等進行廣泛彙通、深入探究和當代解讀，以供今人和後人充分了解巴渝文化、準確認知巴渝文化，有利於存史、傳箴、資治、揚德、勵志、育纔的大型叢書。整套叢書都將遵循整理、研究、求實、適用的編纂方針，運用繫統、發展、開放、創新的文化理念，力求能如宋人張載所倡導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那樣，對釐清巴渝文化文脈，光大巴渝文化精華，作出當代文化視野所能達致的應有貢獻。

這其間有三個關鍵詞，亦即“巴渝”、“文化”和“巴渝文化”。

“巴渝”稱謂由來甚早。西漢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中，即有“巴渝宋蔡，淮南於遮”的表述，桓寬的《鹽鐵論·刺權篇》也有“鳴鼓巴渝，交作於堂下”的說法。西晉郭璞曾為《上林賦》作注，指認“巴西閬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從前後《漢書》至新舊《唐書》，以及《三巴記》、《華陽國志》等典籍中，都能見到“巴渝樂”、“巴渝舞”的記載。據之不難判定，“巴渝”是一個地域歷史概念，它泛指的是先秦巴國、秦漢巴郡轄境所及，中有渝水貫注的廣大區域。當今重慶市，即為其間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且堪稱主體部分。

關於“文化”的界說，古今中外逾百種，我們隻取在當今中國學界比較通用的一種。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指出：“動物隻生產自己本身，而人則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因此，“自然的人化”，亦即人類超越本能的、有意識地作用於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創造性活動及其物質、精神產品，就是廣義的文化。在廣義涵蘊上，文化與文明大體上相當。廣義文化的技術體繫和價值體繫建構兩極，兩極又經由語言和社會結構組成文化統一體。其中的價值體繫，即與特定族群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適應，構成以語言為符號傳播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通常被稱為觀念形態，就是狹義的文化。文字作為語言的主要記載符號，累代相積地記錄、傳播和保存人類文明的各種成果，則形成文獻。文獻直屬於狹義文化，具有知識性特征，但同時又是廣義文化的價值結晶。《巴渝文庫》的“文”即專指文獻，整部叢書都將遵循以上認知從文獻伸及文化。

將“巴渝”和“文化”兩個概念和合為一，標舉出“巴渝文化”特指概念，乃是二十世紀中後期發生的事。肇其端，《說文月刊》1941年10月在上海，1942年8月在重慶，先後發表了衛聚賢的《巴蜀文化》一文，並以“巴蜀文化專號”名義合計發表了25篇文章，破天荒揭櫫了巴蜀文化的基本內涵。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成渝兩地的學者群作為主體，也吸引了全國學界一些人的關注和參與，對巴蜀文化的創新探究逐步深化、豐富和拓展，並由“巴蜀文化”總體維度向“巴蜀文明”、“巴渝文化”兩個向度切分、提升和衍進。在此基礎上，以1989年11月重慶博物館編輯、重慶出版社出版輯《巴渝文化》首樹旗幟，經1993年秋在渝召開“首屆全國巴渝文化學術研討會”激揚波瀾，到1999年間第四輯《巴渝文化》結集面世，確證了“巴渝文化”這一地域歷史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距今已達三十多年，並已獲得全國學界的廣泛認同。黎小龍所撰《“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內涵的形成與嬗變》一文，對其沿革、流變及因果考鏡翔實，梳理通達，足可供而今而後一切關注巴渝文化的人溯源知流，辨偽識真。

從中不難看出，巴蜀文化與巴渝文化不是並列關繫，而是種屬關繫，彼此間有同有異，可合可分。用繫統論的觀點考察種屬，自古及今，巴蜀文化都是與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同一層級的長江流域的一大地域歷史文化，巴渝文化則是巴蜀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自先秦迄於兩漢，巴渝文化幾近巴文化的同義語，與蜀文化共融而成巴蜀文化。魏晉南北朝以降，跟巴渝相對應的行政區劃迭有變更，僅言巴渝漸次不能遍及巴，但是，在巴渝文化的核心區、主體圈和輻射面以內，巴文化與蜀文化的兼容性和互補性，或者一言以蔽之曰同質性，仍然不可移易地存在，任何時勢下都毋庸置疑。而與之同時，大自然的偉力所造就的巴渝山水地質地貌，又以不依任何人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超然勢能，對於生息其間的歷代住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施予重大影響，從而決定了巴人與蜀人的觀念取向和行為取向不盡一致，各有特色。再加上巴渝地區周邊四向，東之楚、南之黔、北之秦以及更廣遠的中原地區的文化都會與之相互交流、滲透和浸潤，巴渝文化之於巴蜀文化具有某些異質性，更加不可避免。既有同質性，又有異質性，就構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質性。以此為根基，在尊重巴蜀文化對巴渝文化的統攝地位的前提下，將巴渝文化切分出來重新觀照，合情合理，勢在必然。

周邊四向其他文化與巴渝文化交相作用，影響之大首推蜀文化自不待言，但對楚文化也不容忽視。《華陽國志·巴志》有言：“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厚。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正是這種交互性的生動寫照。就地緣結構和族群淵源而言，理當毫不含糊地說，巴渝文化地域恰是巴蜀文化圈與荊楚文化圈的邊緣交叉地域。既邊緣，又交叉，正負兩端效應都有。正面的效應，主要體現在有利於生成巴渝文化的開放、包、多樣上。而負面的效應，則集中反映在距離兩大文化圈的核心地區比較遠，無論在廣義層面，還是在狹義層面，巴渝文化的演進發展都難免於相對滯後。負面效應貫穿先秦以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直至唐宋纔有根本的改觀。

地域歷史的客觀進程即是巴渝文化的理論基石。當第四輯《巴渝文化》出版面世時，全國學界已對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內涵取得不少積極的研究成果，認為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慶為中心，輻射川東、鄂西、湘西這一廣大地區內，從夏商直至明清時期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已然成為趨近共識的地域歷史文化界說。《巴渝文庫》自設計伊始，便認同這一界說，並將其貫徹編纂全過程。但在時空界線上略有調整，編纂出版的主要內容已確認為，從有文物佐證和文字記載的上古時期開始，直至1949年9月30日為止，舉凡曾對今重慶市以及周邊相關的歷代巴渝地區的歷史進程產生過影響，具備文獻價值，能夠體現巴渝文化的基本內涵的各種信息記錄，尤其是得到自古及今廣泛認同的代表性著述，都在盡可能搜集、錄入和整理、推介之列，當今學人對於巴渝歷史、巴渝人文、巴渝風物等的研究性著述也將與之相輔相成。一定意義上，它也可以叫《重慶文庫》，然而不忘文化初始，不忘文化由來，還是《巴渝文庫》體現順理成章。

須當明確指出，《巴渝文庫》矚目的歷代文獻，並非一概出自巴渝本籍人士的手筆。因為一切文化得以生成和發展，注定都是在其滋生的熱土上曾經生息過的所有人，有所發現、有所創造的共生結果，決不應該分本籍或外籍。對巴渝文化而言，珍重和恪守這一理念尤關緊要。唐宋時期和民國年間，無疑是巴渝文化輝煌的兩大時段，非巴渝籍人士在這兩大時段確曾有的發現和創造，明顯超過了巴渝本籍人士，排斥他們便會自損巴渝文化。所以我們對於文獻的收取原則，是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尊重歷史，敬畏前賢。隻不過，有懲於諸多發抉限制，時下文本還做不到應收盡收，隻能做到盡可能收。拾遺補闕之功，容當俟諸後昆。

還需要強調一點，那就是作為觀念形態的狹義的文化，在其生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一定時空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尤其是後者中的經濟、政治等廣義文化要素的多層多樣性的制約和支配。無論是共時態還是歷時態，都因之而決定，不同的地域文化會存在不平衡性和可變動性。但文化並不是經濟和政治的單相式僕從，它也有自身的構成品質和運行規律。一方面，文化的發展與經濟、政治的發展並不一定同步，通常呈現出相對滯後性和相對穩定性，而在特定的社會異動中又有可能凸顯超前。另一方面，不管處於哪種狀態下，文化都對經濟、政治等等具有能動性的反作用，特別是反映優秀傳統或先進理念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對整個社會多維度的，廣場域的滲透影響十分巨大。除此而外，任何文化強勢區域的產生和延續，決然都離不開文化賢良和學術精英的引領開拓。這一切，在巴渝文化的演進流程中都有長足的映現，而巴渝文獻正是巴渝文化行進路線圖的歷史風貌長卷。

從這一長卷可以清晰地指認，巴渝文獻為形，巴渝文化為神，從先秦迄於民國三千多年以來，歷代先人所創造的巴渝地域歷史文化，的確是源遠流長，根深葉茂，絢麗多姿，歷久彌新。盡管文獻並不能夠代替文物、風俗之類對於文化也具有的載記功能和傳揚作用，但它作為重要的傳承形態，如今荟萃於一體，分明已經展示出了巴渝文化的四個行進階段。

個階段，起自先秦，結於魏晉南北朝。這一階段長達千餘年，前大半段恰為上古巴國、兩漢巴郡的存在時期，因而正是巴渝文化的初始時期；後小半段則為三國蜀漢以降，多族群的十幾個紛爭政權先後交替分治時期，因而從文化看隻是初始時期的遲緩延伸。巴國雖曾強盛過，卻如《華陽國志·巴志》所記，在魯哀公十八年（前477）以後，“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希”，淪落為一個無足道的僻遠弱國。政治上的邊緣化，加之經濟上的山林漁獵文明、山地農耕文明相交錯，生產力低下，嚴重地桎梏了文化的根苗茁壯生長。其間的亮點，在於巴、楚共建而成的巫、神、辭、謠相融合的三峽文化，澤被後世，長久不衰。兩漢四百年大致延其續，在史志、詩文等層面上時見蹤影，但表現得相當零散，遠不及以成都為中心的蜀文化在辭賦、史傳等領域都蔚為大觀。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社會大動蕩，生產大倒退，文化生態極為惡劣，反倒陷入了裹足不前之狀。較之西向蜀文化和東向楚文化，這一階段的巴渝文化，明顯地處於後發展態勢。

第二個階段，涵蓋了隋唐、五代、兩宋，近七百年。其中的前三百餘年國家統一，帶動了巴渝地區經濟社會恢復性的良動發展，後三百多年雖然重現政治上的分合爭鬥，但文化驅動空前自覺，合起來都給巴渝文化注入了生機。特別是科舉、仕宦、貶謫、遊歷諸多因素，促成了包括李白、“三蘇”在內，尤其是杜甫、白居易、劉禹錫、黃庭堅、陸遊、範成大等文學巨擘寓跡巴渝，直接催生出兩大輝煌。一是形成了以“夔州詩”為品牌的詩歌勝境，流譽峽江，彪炳汗青，進入了唐宋兩代中華詩歌殿堂。二是發掘出了巴渝本土始於齊梁的民歌“竹枝詞”，創造性轉化為文人“竹枝詞”，由唐宋至於明清，不僅傳播到全中國的眾多民族，而且傳播到全球五大洲。與之相仿佛，宋代理學大師周敦頤、程頤先後流寓巴渝，也將經學、理學以及興學施教之風傳播到巴渝，迄及明清仍見光揚。在這兩大場域內，中華詩歌界和哲學界，漸次有了巴渝本土文人如李遠、馮時行、度正、陽枋等的身影和行跡。盡管隻是局部範圍的異軍突起，卓爾不群，但這種文化突破，卻比1189年重慶升府得名，進而將原先隻有行政、軍事功能的本城建成一座兼具行政、軍事、經濟、文化、交通等多功能的城市要早得多。盡有理由說，這個階段顯示著巴渝文化振起突升。

第三個階段明清，六百多年。在這一時期，中華民族國家的族群結構和版圖結構終底定，四川省內成渝之間的統屬格局趨於穩固，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的裡程，巴渝文化也因之而拓寬領域沉穩地成長。特別是明清兩代大量移民進入巴渝地區，晚清重慶開埠，帶來新技術和新思想，對促進經濟和文化繁榮起了大作用。本地區文化名人前驅後繼，文學如鄒智、張佳胤、傅作楫、周煌、李惺、李士棻、鐘雲舫，史學如張森楷，經學如來知德，佛學如破山海明，書畫如龔晴皋，成就和影響都超越了一時一地，鄒容宣傳民主主義革命思想更是領異於時代。外籍的文化名人，諸如楊慎、曹學佺、王士禎、王爾鋻、張問陶、趙熙等，亦有多向的不俗建樹。盡管除鄒容一響絕塵之外，缺少了足以與唐宋高標相比並的全國一流性高峰，但認定這一階段巴渝文化構築起了有如地理學上所謂中山水準的文化高地，還是並不過分的。

第四個階段，從1912年民國成立開始，到1949年11月30日國共易幟為止，不足四十年。雖然極短暫，社會歷史的風雲激蕩卻是亙古無二，重慶在抗日戰爭時期成為全中國的戰時首都更是。由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重慶的思想、政治精英已經站在全川前列，家國情懷、革命意識已經在巴渝地區強勢賁張。至抗戰首都期間，數不勝數的全國一流的文化賢良和學術精英彙聚到了當時重慶和周邊地區，勢所必至地全方位、大縱深推動文化迅猛突進，就將重慶打造成了那個時期全中國的的文化高地，其間還聳出不少全國性的文化高峰。其先其中其後，巴渝本籍的文化先進也競相奮起，各展風騷，如盧作孚、任鴻雋、劉雪庵就在他們所致力的文化領域高揚過旗幟，潘大逵、楊庶堪、吳芳吉、張錫疇、何其芳、李壽民等也聲逾夔門，成就不凡。毫無疑問，這是巴渝文化凸顯鼎盛、為輝煌的一個階段，前無古人，後世也難以企及。包括大量文獻在內，它所留下的極其豐厚的思想、價值和精神遺產，永遠都是巴渝文化珍貴的富集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