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賢”，這一古老的稱呼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很久了。

黨的十八大以來，鄉賢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中共中央、國務院2015年頒布的《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文件裡提到鄉賢和鄉賢文化，這應該是首次，它表明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鄉賢文化，既是傳承鄉村文明的重要內容，也是新時期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但是，由於鄉賢和鄉賢文化淡出人們視線已久，在這一概念重新被提出來的時候，許多人並不明白什麼是鄉賢，什麼是鄉賢文化，更不知道如何傳承和弘揚鄉賢文化。鋻於此，有必要對鄉賢稱謂、鄉賢之說的起源、鄉賢對中國鄉村的作用與意義、鄉賢文化包含哪些內容等，作簡要回答。

何謂鄉賢？按照通常的解釋，鄉賢是指那些道德品行高尚同時又對鄉村建設有過貢獻的人。這裡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道德品行高尚，二是對家鄉建設作出過貢獻。但如果僅僅是道德品行高尚，滿足於個人修身齊家、獨善己身、潔身自好，很少關心鄉裡鄉親，很少對鄉梓作出過貢獻，那麼，這樣的人隻能稱為鄉隱，而不能稱為鄉賢。鄉賢既應是道德為人敬仰、行為堪稱模範的人，更應是為家鄉作出過一定貢獻的人。不論是教書育人、傳承文化、制定鄉約、調解鄰裡矛盾，還是樂善好施、修橋鋪路、接濟鄉人，舉凡一切有益於鄉裡鄉親的事情，他們總是滿腔熱情，樂做善為。對鄉村建設的貢獻，是鄉賢的條件。如果對家鄉父老沒有什麼貢獻可言，何以成為鄉賢？看一看漢魏六朝出現的一些記述各地鄉賢的著作，如《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襄陽耆舊記》《魯國先賢傳》《楚國先賢傳》等，其中記載的各地鄉賢，不僅在道德、學問、修養、名望等方面為人稱頌，成為時人敬仰的楷模，而且都是對家鄉作出過貢獻的人。他們能入各種鄉賢傳，絕非浪得虛名。

鄉賢之說起源於何時？鄉賢很早就存在於中國的鄉村，但鄉賢之說卻是在東漢中後期纔逐漸流行起來的。東漢中後期，隨著一些世家大族的崛起，各個郡國都熱衷於撰寫鄉賢傳記，表彰那些曾經為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作出過貢獻的賢人雅士。東漢以後，世家大族成為維持中國鄉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湧現出許多被後人稱為鄉賢的人物，他們對當時的社會，乃至對中國歷史文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鄉村精英的鄉賢，在鄉村治理、鄉村教育等方面可補政府治理之不足，發揮了政府無法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些人看到了鄉賢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把所屬郡國那些有影響的人物事跡記錄下來，於是出現了所謂的“郡書”。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談到這類著作時說：“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劉知幾：《史通》卷十《內篇·雜述》）劉知幾是較早關注到鄉賢類著作的史學家，他認為，鄉賢類著作都是“矜其鄉賢，美其邦族”，因而在當地比較流行，而到了其他地方，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在談到東漢史書繁盛的原因時，劉知幾再次提到了鄉賢：“降及東京，作者彌眾。至如名邦大都，地富纔良，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采，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劉知幾：《史通》卷九《內篇·煩省》）劉知幾雖然沒有對鄉賢作出解釋，但他把“邑老鄉賢”與“高門甲族”相提並論，表明他已經把“邑老鄉賢”與“高門甲族”放在同一個層級上，充分肯定了“邑老鄉賢”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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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們組織編纂了這套“鄉賢文化叢書”，把自東漢以來的歷代鄉賢進行梳理，繫統展示鄉賢、鄉賢文化的歷史風貌和文化價值，以期讓廣大讀者對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鄉賢和鄉賢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對鄉賢文化的歷史作用和當代價值有更多的認知，共同為創新鄉賢文化、建設新鄉賢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鄉賢文化叢書”輯，我們精選了10位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定影響的各地鄉賢，他們不論在教書育人、修身齊家，還是在鄉村治理、鄉村建設、慈善賑濟等方面均作出了一定貢獻，成為人們傳頌的典範楷模。在本輯編寫過程中，每位作者均對自己承擔的人物有一定研究，但因作者較多，行文風格各異，難免會出現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不妥之處，尚祈讀者批評。

衛紹生 廉 樸

2018年5月20日

二、寄人籬下的日子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宋太年（990年），範墉突然撒手塵寰，卒於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任上，那時範仲淹剛剛兩歲，還在襁褓之中。範墉官職低微，本非素封之家，一旦棄世，孤兒寡母馬上陷入了衣食不繼的窘境。

範墉先後娶了兩個妻子，前妻陳氏生有四子：仲溫、，另外兩子早年天亡，沒有名字。繼娶謝氏，即範仲淹的生母。葉落歸根，狐死首丘，範仲淹之母謝氏隻得含淚扶柩把範墉安葬於蘇州吳縣。範墉自隨錢傲歸朝的10餘年間先後在河北、四川、江蘇徐州做官，從未回過家鄉，和族人已經生疏；範墉歸朝11年之後纔生仲淹，可知謝氏是北方人，如是南方人，斷無結縭10餘年纔生子之理。又，範墉官職低微，俸入微薄，似不可能同時有妻妾並存，謝氏當是原配陳氏死後的續弦。

範仲淹裔孫、清朝人範能濬寫的《宋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文正公傳》說：“周國公（即範墉）卒時，時中舍（即範仲溫）長，方六歲。次镃，亦不過四五齡。考宋官制，掌書記秩列三班之末。周國從錢氏歸朝，十餘年間，自冀而蜀而徐，匍匐以就微祿。一旦捐館（死亡），去鄉千裡，三稚幼弱，此太夫人所以貧而無依也。厥後中舍二兄歸吳，而文正未離襁褓，遂隨育於朱氏。”這段話印證了以上的分析：範墉在朝任職10餘年，未回過家鄉，他所任的掌書記是級的官員，俸祿甚少，但為養家糊口，也隻得就職，因此說“匍匐以就微祿”。範墉去世時，長子範仲溫6歲，次子範鉉四五歲，三子範仲淹2歲。原配陳氏已辭世，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全由繼室謝氏鞠育。

範墉去世，謝氏母子四人失去了生活來源，而徐州離蘇州有千裡之遙，因此說“去鄉千裡，三稚幼弱，此太夫人所以貧而無依也”。謝氏母子均是次回到蘇州家鄉，人地生疏，就算有範氏家族的扶持，但是他們都不富裕，要養活四口人，似乎力不從心。茕茕孑立，炊煙不舉，就成了謝氏母子生活的真實寫照。為了撫孤成立，無奈，謝氏隻有別抱琵琶，另嫁他人了。好在當時婦女再嫁並不受人歧視，主張“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程顥、程頤兄弟還未降生。謝氏為夫服喪期滿後，經人說合，便嫁給了已經喪偶、時任平江府（治今江蘇蘇州）推官的淄州長山縣（今山東鄒平縣）人朱文翰。推官是唐代節度使、觀察使及州、府的屬官，官階不高，俸入微薄，驟然接納謝氏母子四人，經濟上未免捉襟見肘。同時朱文翰前妻生有兩個兒子，如果再加上謝氏帶來的三個兒子，朱文翰更是無力負擔，謝氏隻得把範仲溫、範镃寄養在蘇州，帶著隻有4歲的範仲淹改嫁給朱文翰。

範仲淹既然有了繼父，自然要隨改姓朱，朱文翰為他取名朱說（yue）。說者悅也，寓意是範仲淹高高興興地來到朱家。朱文翰不愧是進士出身，為孩子起名也詼諧有趣，寓意深長。謝氏既嫁朱文翰，便結束了漂泊無定的生活，她與朱文翰琴瑟和諧，這給範仲淹帶來了安定的生活環境。朱文翰對他也視如己出，與親生子一視同仁，這種襟抱對範仲淹的成纔產生了深遠影響。

山東鄒平縣《長山朱氏族譜》在記載朱文翰的履歷時說：“端拱二年（989年）進士，江南平江府推官，召試館職，授秘閣校理。真宗即位，拜戶部郎中，景德初出為淄州長史。”細數朱文翰所任的推官、秘閣校理、戶部郎中、長史，均非顯赫官職。推官是幕僚；秘閣校理是管理史館、昭文館、集賢院三館珍本書籍及書畫的機構，官階是正八品；郎中雖然名義上是尚書省及所屬各部的高級官員，但官階隻是從六品；長史是宋代州、府的屬官，也稱上佐官，沒有實際職掌，有時以犯有過失的官員充任，是個聊勝於無的官職，品階不高，俸祿自然低微。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範仲淹在讀書期間受了那麼多苦，並非受了朱家的歧視與虐待，而是朱文翰囊中羞澀，拿不出那麼多錢來供他讀書，如此而已。

朱文翰從平江府推官任上到京城任職，無論是秘閣校理，或是戶部郎中，但京城米珠薪桂，他帶不起家眷，隻能孑然一人，獨居京城，而家中還有年邁的高堂需要侍奉，謝氏隻能帶著範仲淹來到長山與公婆一起度日，自然還得照拂朱文翰前妻所生之子。夫妻兩人勞燕分飛，天各一方，直到朱文翰調任淄州長史，這纔一家重新團聚。

宋朝人樓鑰寫的《範文正公年譜》是研究範仲淹生平的重要資料，但範仲淹21歲前的歷史卻未著一字，個中原因可能是未搜集到有關資料。樓鑰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距範仲淹逝世的皇祐四年（1052年）隻有80餘年。他於孝宗隆興年間考中進士，是個博學淹通之人，他為範仲淹作年譜留下的這一段空白，給了後人馳騁想像的空間，於是便有了範仲淹跟隨繼父在澧州安鄉（今湖南安鄉）和池州青陽（今安徽青陽）讀書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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