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學培養了中國民俗學之父鐘敬文,鐘敬文與日本學者結成師生關繫或學術友好,通過發表著述,開展學術對話,促進了中日現代人文科學的發展。這是一筆歷史遺產,它在一二戰之間的和平時期發生,在中、日與周圍亞洲國家的綿長文化交流史中建設,從日本文化史學、民族學、民俗學和文學等多學科成果中吸收理論與方法,同時參照西方先進學說,開展跨學科研究;它將方法論與社會功能結合,使學術國際化的過程對參與學者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起作用,對理論創建與學術社團的社會運動都起作用,也對攜帶愛國主義與擺脫狹隘的民族優越感都起作用,讓一種富有現代文化史理解意義上的文化認同得到加強,為中國民俗學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到1936年,中日學者已在狼煙中讀書和批評戰爭,但我們仍能從他們當年的學術活動的融入性思維、平等的概方法的研究中,找到我們今天所要的跨文化研究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