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上篇理論篇

章公共文化面臨的背景——精神生活物質化及其超越 003

節精神生活及其本質 004

一、精神生活的內涵及其界定 004

二、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相對的特殊性 005

三、社會總體生活中的精神生活定位 006

四、精神生活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 009

第二節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物質化傾向及其原因分析 012

一、物化與精神生活的物質化 012

二、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物化傾向的表現 017

三、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物化傾向致因分析 023

小結 029

第二章文化資本與公共文化 030

節文化資本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032

第二節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文化產品和制度發展的關繫 036

一、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 036

二、文化資本與文化產品 040

三、文化資本與制度發展 041

第三章理性、工具理性與公共文化 047

節古希臘哲學中理性觀念的形成和發展 048

一、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薩哥拉邏各斯與努斯觀念的提出 048

二、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理性觀念發展的貢獻 052

三、亞裡士多德理性分裂的初步顯現 055

第二節近代西方理性主義的危機 058

一、笛卡爾主體性原則的確立 058

二、康德理性立法原則的確立 062

第三節韋伯的合理性理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批判 064

一、韋伯的合理性理論 065

二、啟蒙辯證法和工具理性批判 072

三、馬爾庫塞的工具理性批判 081

小結 088

下篇對策篇

章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研究 091

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理論探討 092

二、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的基礎——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 095

三、當前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成因 097

四、實施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的對策建議 099

第二章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改革研究 103

一、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的概念界定及理論來源 103

二、我國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的實踐探索及成效 113

三、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改革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20

四、其他國家和地區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的經驗及啟示 127

五、加強和完善我國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的對策建議 135

結語 146

第三章國有文化經濟的市場定位與戰略性調整研究 148

一、文化體制改革進程和國有文化經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分析   149

二、文化體制改革新階段與國有文化經濟戰略性調整 150

三、國有文化經濟的市場定位與發展方向 152

四、推動國有文化經濟戰略性調整的意義 155

五、國有文化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議 157

第四章國有文化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研究 162

一、國有文化企業發展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163

二、國有文化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意義 166

三、國有文化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的目標模式 168

四、政策建議 170

參考文獻 172

致謝 188

導言

人除了物質存在之外，還有精神存在。精神存在是人們對自身文化存在方式的確證，是人之為人所獨有的生命領域。國民是否擁有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是一個國家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人類文明史上次將精神和物質相分離的嘗試源於前蘇格拉底時代的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提出“努斯”（nous）的理念，該理念的提出標志著人類認識到精神世界可以置身於物質世界之外，思考、推動著世界秩序。努斯具有超越有限感性的能力，去追求無限和自由，代表著精神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自此人類文明發展的努力方向便是超越物質而指向精神和自由。

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資本邏輯向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滲透，人的精神生活物質化傾向日益凸顯，這一全球性的現像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突出問題，也是當前公共文化面臨的突出問題。精神生活的物質化，給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良序運轉以及國家的文明進步都造成了不利影響，超越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物質化傾向，成為公共文化的重要使命。

超越精神生活物質化的基礎是文化資本的積累，沒有對文化資本的尊重和積累，很難想像一個社會或者是公民個人能夠實現精神對物質的超越。文化資本積累在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即公民個人化的文化資本積累，以文化產品的供給（具體包括公共文化供給和文化產業供給）進行的文化資本積累，以及在文化制度方面的文化資本積累。文化資本積累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是推動文化資本積累化。文化資本積累對於經濟資本的積累也有著不可忽視的能動作用。

文化資本積累的不足和工具理性的泛濫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物質化傾向的深層次根源。由於受人文精神的浸潤和洗禮不足，導致社會文化更快速、更全面的落入了工具理性的陷阱，呈現出文化層面的非理性傾向。公共文化要超越工具理性，培育公民崇尚精神價值的文化追求，就要回到古希臘以來的偉大人文傳統中。

古希臘以來的人文傳統是理性的發展和超越的過程。早期的自然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等人提出邏各斯的概念，提出每個人的心中都存在一個的邏各斯，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也就是說人的活動要在理性的指導下進行。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的核心是要認識自己的靈魂，而靈魂是神聖的，因為它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認識你自己必須通過理性，理性是神聖的，靈魂隻有在理性中纔能認識自己。認識自己並不是認識自己的外表和身體，而是要認識自己的靈魂；認識自己的靈魂是認識靈魂的理性部分。通過理性，人能得到確定不移的知識。後來的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繼承了蘇格拉底的理念又有所發展。亞裡士多德區分了理性概念的不同方面，使得理性發生了分裂，後來的思想家沿著亞裡士多德的理論繼續探索，到康德終將理性的分裂固定下來，從而預示了工具理性理論的出現。

思想發展到近代，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確定了主體性原則，樹立了理性的標杆地位，康德以其三大批判確立了理性至上的原則，直至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等人提出工具理性的概念並加以批判。工具理性的本質是在祛魅前提下用一種技術化的精於計算的方式來追求利益化。而價值理性則與工具理性不同，它強調的是某種目的或行動無條件的價值，強調的不是結果的利益化，而是出發點、動機的純正，和選擇正義的手段去實現自己的目的。簡明地說，工具理性，是行動者純粹從利益化的角度考慮的，很大程度上漠視了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價值理性，是行動者從動機和出發點的正義、正確與否的角度考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不管行動的結果如何。工具理性在個人“理性”的基礎上，導致了集體非理性，終也必然導致個人的非理性，工具理性的本質是非理性。

理性是人類追求知識和智慧的方式，可是一旦淪為工具理性就喪失了理性初的本質，一味地任由工具理性膨脹，就會造成很多困境和危機：在公民個人層面，出現精神生活物質化帶來的內心焦慮，個人價值感失落、幸福感的缺失等；在人際關繫層面，出現信任危機，戾氣沉重、道德滑坡等現像；在人與自然的關繫層面，為追求經濟利益而對資源過度開采和浪費，造成環境污染；在人與歷史層面，出現漠視歷史遺跡和歷史記憶，為追求城市發展盲目拆遷歷史建築和老城區的現像等。社會在追求GDP的同時，對人的精神層面和道德層面的關注不夠，對於文化以及文化對人內心、道德乃至幸福生活的塑造重視不夠，結果導致經濟發展對社會人文精神產生大量負外部性。這些都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失衡的結果。

為回應這樣的失衡，必須重視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為公民提供健康的文化生活，提升公民的文化資本，創造有精神價值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要明確公共文化的方向是全社會精神和人文價值的建設，目的和價值是超越工具理性，平衡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終培育公民崇尚精神價值的文化追求，實現國家和社會文化資本的化積累。

從歷史到現實的角度上看，自周秦之變後中國文化所經歷的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就是現代中國之變，到今天為止並沒有結束，中華文明發展方向相信是在持續的文明對話中不斷地超越自身以及西方文明，指向更具普遍意義的世界文明，這是中華文明面對歷史、當代世界以及未來的尊嚴所在。實現這一超越的根本在於文化資本的積累，這是一種源於布爾迪阨而又超越於布爾迪阨意義上的文化資本積累。這樣一種文化資本積累，不僅具有文化意義，而且具有經濟和社會意義，它可以抵御經濟增長率逐漸下滑以及潛在的經濟周期的威脅，同時又有利於社會資本的積累。

文化體制和制度的供給是文化資本積累的重要方面。公共文化的發展呼喚改革的同時，需要制度建設和體制機制的保障。本書的下篇——對策篇，針對當前公共文化改革與發展領域的重大問題——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以及國有文化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文化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進行了專題研究並提出了對策性的政策建議。

章公共文化面臨的背景

——精神生活物質化及其超越

人除了物質存在之外，還有精神存在。精神存在是人們對自身文化存在方式的確證，是人之為人所獨有的生命領域。擁有一種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是一個國家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資本邏輯向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滲透，人的精神生活物質化問題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突出問題，也是當前公共文化面臨的突出問題。精神生活的物質化，給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良序運轉以及國家的文明進步都造成了不利影響，超越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物質化傾向，成為公共文化的重要使命。

現代人將自己的希望賦予機械的、技術的、工業的文明之中，不再需要那些把握自身，並將自身奉獻於善的自由的智慧，因為他們認為自由來源於外部科技的發展，而不是來源於哪怕一點點的苦行僧式的對自我的內在擁有，現代人不能從形而上的角度去真正理解什麼是人類生活的標準，他們不可避免地將自己賦予那些功能日益強大的機械！機械的規律，也就是物質的規律，將統治人類。

——馬裡坦（JacquesMaritain）

節精神生活及其本質

一、精神生活的內涵及其界定

對“精神生活”是什麼做出本質概括，這是本章理論邏輯展開的起點。人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精神生產基礎上的高於物質生活、體現人作為一種精神性存在的思想觀念活動和生活方式。

精神生活就人類作為主體而言，是指以物質生產為基礎，以精神生產為前提，以精神產品賦予人的生命以意義和價值，為人的生存提供終極關懷，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確立，理想的追求和道德品質的修養等，從而滿足人的精神家園建構需要和引導人的精神生活健康發展的總體過程和狀況。

精神生活指向人的精神家園，是一種與物質的實體生活不同的以符號、形像等像征物存在的觀念世界、意向世界、價值世界、意義世界。健康的精神生活因價值自足而使人們心向往之，成為人類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說精神生活是在對終極存在或終極價值的信仰基礎上的體驗和追求。

二、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相對的特殊性

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精神生活，需要對精神生活的特征加以把握。人的精神生活主要體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一）精神生活的批判性本性

精神的作用不僅僅是反映和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批判和改造世界，使人的生活趨向於更好。精神生活是能夠超越人類生活外在性限度的一種生活方式，它使人得到內在的滿足和超越。人首先是一種自然生物性存在，無法擺脫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制約。但同時人又是一種精神性存在，向往自由、追求理想之境是人的形而上學本性，精神使人能夠不斷超越現實、不斷超越自我。這種精神生活的追求既包括對精神生命的追求，也包括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兩者之間的融合，使得精神生活更加完整。物質生活是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礎，它對精神生活具有決定性作用，制約著精神生活的發展與進步。而精神生活所以能夠存在，就體現在它對物質生活狀態的超越性維度，它塑造了一種超離自然生命的更高追求，寄托了人們對理想存在的向往。這也是為什麼精神生活來源於物質生活，同時又高於物質生活的原因。

（二）精神生活的自覺自由特征

人是自由的，這種自由表現為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統一。人都有對自由的向往，這也是人類與動物的主要區別之一，自由在人的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使人的生命力量得以實現。精神生活將自由作為人類發展的價值所在，而這個目標是否能夠實現，關鍵在於人類能否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地做出選擇。

（三）精神生活是具有創新精神的，構建美好世界的“精神導演”

人類總是不滿足於現狀而追求更好，精神生活包含著人們基於現實與改造現實基礎上的無限美好願景，恰恰是這種觀念上對現實的不斷超越引導著人類的實踐方向，改變著世界，提升著人類的生存質量。動物的生命活動與自然是同一的，完全由自然決定，其生命活動的水平與周期是不斷重復進行的。與動物不同的是，人是具有創造性的生物，這也是人類智慧的體現。人的精神生命賦予了人類偉大的創造性，人的生命活動不是周期性地重復，而是開創性地不斷提升。為了更好地激發出智慧在精神生活中的創造性，人們需要參與到各種有意義的創造性活動中去。

三、社會總體生活中的精神生活定位

物質生活在人的生活中處於基礎地位，為保持人類生存提供物質基礎，而精神生活是以物質生活為基礎又超出物質生活之上的一種更高追求。精神生活不能夠單獨存在，隻能在物質基礎上來確證自身的存在，沒有物質基礎的精神生活隻能是一種想像。精神生活又是能動的，它能夠影響物質生活，反作用於物質生活。由於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在其各自的領域裡發揮著自身的能動性，往往會造成二者之間不平衡狀態的產生。

精神生活決定於物質生活。物質生活是決定精神生活能否展開的基礎，精神生活能否存在和發展取決於物質生活質量和狀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隻有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質生存需要得到滿足以後，纔能進行更高層次的精神塑造。物質生活在人類活動中發揮著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如果沒有物質生活提供基本的物質資料，精神生活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不會得到發展。隻有在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得到滿足以後，人們纔會進行精神生產和精神創造。此外，物質生活水平的高低，也決定著人們精神生活的質量與水平。一般來說，具有雄厚物質力量支撐的精神生活會比物質力量薄弱的精神生活更加精彩、更為豐富。

精神生活具有相對獨立性。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的“錯位”關繫。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並不總是相輔相成和共同進步的。首先，精神生活能夠超越物質生活水平，即使在較低的物質生活水平上也能實現精神上的富足，發揮其能動性，從而使人達到更高層次的生命狀態。這主要取決於人們的內心世界是否充盈、是否對美好生活有所向往和積極追求。如果人積極進取、自強不息，就能夠克服物質困難達到更高的精神生活境界。其次，高水準的物質生活也不一定會帶來同樣層次的精神生活。很多人在獲得豐富的物質財富後，便滋生了享樂主義思想，在獲取更多物質財富的功利欲望的趨使下，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物質生活追求上來，把對物質享受的追求凌駕於精神追求之上，從而忽視精神生活的建構。近年來，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一些人便衍生出了一切向“錢”看的物化心理，把對物質生活享受的追求作為人生目標，片面地在物質生活的滿足與幸福之間劃上等號，諸如“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等流行語正是這種物化心態的表達，仿佛物質生活水平已經成為衡量幸福指數的標準。實際上，人生是否幸福不僅僅是由物質財富來衡量的，生活質量的真正提高必須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共同進步、相得益彰。人們在物質生活需要得到一定滿足以後，更應致力於精神生活的創造和精神成長，隻有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纔能得到全面發展。

相對獨立性還突出表現為精神生活對物質生活具有反作用。當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達到一定程度，便開始精神生活的塑造。精神生活不會對物質生活進行簡單地復寫，而是一種富於超越性與創造性的呈現。精神生活對物質生活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種作用可以是積極的，當精神生活訴求滿足和適應物質進步的需要、代表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就會促進物質生活的進步，引導物質生活向著更高的方向去發展。精神生活的作用也可以是消極的，當其價值訴求迎合腐朽落後的物質生活需求時，就會對物質生活的進步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

此外，精神生活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的結構包含三個因素，即文化、社會和個人，整個生活世界就是文化的共同性、社會統一性和個體社會化的有機統一。生活世界的再生產就是文化的更新、社會的整合和個人的社會化過程。精神生活既屬於個人，也屬於社會和文化。個人的精神生活受到社會化過程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具有較強的社會性和公共性，同時也是文化及其更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文化是一種集體的精神生活，對個體的精神生活有著引領和潛移默化的作用，對社會整合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