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緒論001
章 書院的興起與發展011
節 書院的起源及初期形態013
第二節 貴州書院的興起與發展025
小結033
章 明代貴州書院制度037
節 明代書院形成的條件與背景039
第二節 明代貴州書院制度的形成055
第三節 明代貴州書院概況062
第四節 明代貴州書院制度087
小結10
第三章 清代貴州書院及書院制度107
節 清代書院制度形成的條件與背景109
第二節 清代貴州書院概況123
第三節 清代貴州書院制度160
小結192
結論197
參考文獻209
後記219

緒論

一、本書研究的背景及研究意義
1.本書研究的背景
書院是中國古代社會一種特殊的教育機構，是中國古代培養人纔的一個重要場所，是古代社會數育體繫的審要組成部分。書院研究，對於了解中國古代教育制度以及人纔培養模式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可以說，書院在教育教學、科學研究以及學生管理等方面，都給當代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太多的方法與經驗。留下了眾多有益的啟示。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成熟都與書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儒學與道學、佛學、程朱理學、陽明心學、清代考據學都與書院有著莫大的關繫，如陽明心學直接產生於書院，更是在書院大範圍傳播，從而成為顯學。正如胡適先生所言：“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的行苜。國內的學府和思想的源源。唯書院是賴。”從中可見書院在教者體繫中的重要作用。書院早起於唐朝，本意是指藏書、修書的地方，當時並無教育教學和科研的功能。及至宋代。書院文化漸漸興起，各類書院開始建立。尤其宋代中後期，私人講學風氣以及理學興起。在這種背景下，書院逐漸成為民間教育家讀書和進學之所，教育教學的功能就此出現，書院的功能不僅限於藏書刻書。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各類私塾、官學、義學、府學也紛紛興起。書院逐漸成為有別於其他官學的教育機構和教育體繫。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書院的教育和教學方式對我國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各個地區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因素眾多，其中教育的影響不容小覷，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貴州地處邊陲之地，一直以來經濟和文化較為落後，和中原發展有著一定的差距，然而，貴州書院的興起和發展在當地社會充當著傳播儒學文化、促進文化趨同的重要角色與作用，推動著貴州文化的沉澱與積累。其中，王陽明在貴州的“龍場悟道”對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王陽明因事被貶謫到貴陽龍場驛擔任驛丞，在苦難的情況下，創辦了龍岡書院，之後又延聘講學於文明書院。此後，書院在貴州迅速發展起來，從而成為弘揚中華儒學傳統、推動貴州地區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清朝末年，隨著近代化的開啟，中國教育體制改變，書院轉為新式學堂，成為構建近現代貴州文化教育體繫的重要基礎。書院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和支持點，亦是貴州為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深入研究貴州書院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從而深入挖掘貴州書院與貴州地區教育的關繫、貴州文化的精神內涵，闡明其奧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貴州書院與貴州的文化體繫以及社會的聯繫；貴州書院是如何推動貴州社會的發展，影響貴州社會的進步；書院文化對當代高等教育形成的影響及作用；深入研究書院文化的歷史價值和當代的歷史意義，這些都是值得教育從業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2.本書的研究意義
在中國歷史上，書院作為教育體繫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對官學的補充，同時也有其獨特之處，可以說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書院存世的千餘年歷史裡，其對教育教學、學術研究、人纔培養、文化發展方面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從唐代至清末學制改革，書院一直持續發展，在貴州地區就有數百所，是貴州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深入研究貴州書院及書院制度的發展，準確把握貴州書院的發展歷程和學術流變，深入挖掘書院教育的文化內涵與文化精神，闡明奧義，對於加強區域文化的歷史認同感、歷史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同樣，對貴州書院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的研究和闡述，也是學術界必須要研究和回答的一個方面。
研究貴州書院制度還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對貴州書院和書院制度的形成、發展以及其自身文化及內涵在當地傳播的深入研究和探討，可以明確“大區域”和“小區域”、“地方性文化”與“全國性文化”等在不同歷史演進過程中的特點與其所扮演的角色，從而能夠深入探討書院制度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與貴州區域文化的形成之間的關繫與聯繫，並總結出中國書院發展的區域性特點、區域文化特色，對細化和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亦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本書相關的研究綜述
長期以來，學者似乎並不重視對於貴州書院的研究，因此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較少。所幸，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日益重視對貴州書院的研究，逐漸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著者現對貴州書院研究之現狀梳理如下：
1.貴州書院的相關著作研究
書院研究興起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伴隨著近代教育制度的興起而展開，是新學制下，學者開始反思中國的學校教育所帶來的一種思想。此後，書院研究和教育制度研究一樣，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與重視。據統計，20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與書院研究相關的論文共計發表136篇，專著、論文集等計有幾十部之多。關於書院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不豐碩，但略顯遺憾的是，這些成果多集中於對中國古代書院整體方面的研究，對貴州書院及書院制度的研究並無太多涉及，更無專著出版。相關研究成果多散見於相關著作和論文之中。如《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中國書院史》等相關著作。
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學術界對書院文化的日益關注，出現了大量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在此背景下，有關貴州書院的研究就此展開，湧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貴州各地的書院得以陸續展現出來。現將主要研究成果總結如下：
相關論著方面：鄧洪波先生的《中國書院章程》對貴州黎陽書院建立的背景、過程及意義，做了較為詳細的考證。鄧洪波、彭愛學主編的《中國書院攬勝》對貴州龍崗書院、紫陽書院、蓮花書院的建築布局、風格，教育，教學等內容進行了介紹，其中重點介紹了龍岡書院以及王陽明的學術思想。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兵的《書院與科舉關繫研究》、王炳照的《中國古代書院》、鄧洪波的《中國書院史》、肖永明的《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江堤的《中國書院小史》等。以上這些著述都對貴州書院及書院制度進行了或多或少的論述，主要內容多圍繞王陽明創辦的龍岡書院及講學於文明書院，還有陽明心學理論在貴州書院發展而展開研究。
進入21世紀後，專門論述貴州書院的著作和論文相繼出現。貴州師範大學的張羽瓊教授對貴州各地教育史做了大量細致的考察後，結合貴州各地區的地方志，經過多年潛心研究，於2003年出版專著《貴州古代教育》，專門闢章節介紹了貴州地區書院及書院制度的興起、發展情況。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重點介紹了明代書院的發展特點和貴州書院的教學管理以及學術研究、學術交流的情況，同時也考察了清代貴州書院及書院制度完善的過程，清代貴州書院迅速發展的原因、清代書院在時間和空間發展的特點等。同時，孔令中主編的《貴州教育史》也另闢專章論述了貴州書院及書院制度的建立情況，重點對貴州著名的書院的形成、發展情況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比如草庭書院、文明書院、龍崗書院、鶴樓書院、南皋書院等貴州著名書院。不僅如此，這本著述在介紹貴州書院的同時，還列舉了貴州書院的數量、創辦人、書院建立的時間及書院地址，之後對書院的教學、管理等情況進行了探討。這是迄今目力所及、相對全面反映貴州書院概況的兩本著作。但略顯些遺憾的是，這兩本著作均以考察貴州教育發展史為主線，書院隻是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且作為貴州教育發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予以探討，對貴州書院制度的研究還有眾多空白之處。
迄今為止，涉及貴州書院制度的學術專著不少，但尚未有一本真正意義上專門研究貴州書院制度的專著。這種狀況很不利於貴州書院史研究的繫統化和深入化。
2.貴州書院的相關論文研究
張羽瓊的《淺談書院在貴州的早期發展》是近年來專門時期貴州書院的論文。該論文對南宋時期的鑾塘代的文明書院進行了嚴密的考證，史論結合，從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鑾塘書院出現在黔東北的時間與緣由，並代文明書院創建的歷史背景。略顯遺憾的是，論文僅探討了貴州地區的兩所書院，且著重考察書院創建的背景，對其發展過程、講學活動等並未做詳細論述。
何靜梧、楊經琦的《明清兩代的貴州書院》以專題方式，對明清時期的貴州書院進行了介紹，作者查閱了大量明清時期貴州地區的地方志，主要從建制、教學和經費三方面切入，按年代先後梳理了明清兩代貴州各地主要書院建立的過程、院址的考證。論文偏重於貴州書院史料的考證，論述的成分較少。歐多恆、王正賢的《明清時期的貴州教育》論述了貴州書院的發展歷程，認為明清兩代貴州書院對貴州的經濟、文化、人纔培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傅宏的《明清兩代貴陽書院的流變》主要探討了明清兩代貴陽的書院發展的背景、歷程以及給社會帶來的變化。方寧在《教育文化論壇》發表的《明代貴州書院的發展和特點》《明代貴州書院的基本特征及其歷史文化價值》兩文中認為，明代貴州書院呈現出三個特征：書院區域分布不均衡；書院教育具有向社會大眾轉移的傾向；書院教育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融合。作者觀點鮮明、邏輯清晰，亦對本書的書寫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張羽瓊教授的《論明代貴州書院的發展》一文，主要探討了明代貴州境內的書院的發展情況，並在查閱大量明代地方志的基礎上，對當時貴州書院的數量進行了考證，並進行了詳細的列舉。值得一提的是，張羽瓊指導的碩士學位論文《論明代貴州書院發展及對貴州區域文化的影響》，對書院教育在貴州的興起和發展、明代貴州書院教育及其特點亦進行了詳盡的介紹，並探討了書院對明代貴州區域文化的影響。
關於清代貴州書院的研究：禹玉環的《論清代貴州書院的特征》觀點鮮明，認為清代貴州書院無論是在數量、規模、教學質量上，抑或是書院管理水平上，清代都遠超明代。禹玉環、羅進的《論清代貴州書院的影響》一文指出，貴州書院在培養人纔、推動當地文化教育事業、改變文風等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鄧德生的《清代貴陽書院管窺》對清代貴陽地區書院的興衰過程進行了考證，並對這些書院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關於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書院的論文研究：鐘德宏的《清代大定府屬書院初探》，主要考察了大定府（今大方縣）書院的發展情況，包括書院選址，書院的組織與管理、經費管理、科學研究與學術交流等方面內容。王雨容的《論明清時期清水江流域黎平地區的書院教育》考述了貴州黎平府書院的發展概況，並探討了書院的管理、組織、教育與教學工作，從多方面考查了黎平地區的書院。吳軍的《清代侗族地區的書院教育》深入探討了侗族地區的書院發展情況、教學與科研、書院各項管理制度等內容。劉淑紅的《試論明代少數民族地區的書院研究》對明代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書院的發展情況進行了介紹。
關於王陽明與貴州書院的研究、田曉鼕的《理學的變臉與學人的變身——王陽明與書院綜論》，從宋明理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了王陽明思想的轉變原因及過程，主要論述了其在貴州創辦的龍岡書院及王學在書院中的傳播。賀秋菊的《論明代書院心學化》，主要考察王陽明在貴州創辦龍岡書院後，陽明心學對貴州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宋榮凱的《論王陽明創建龍岡書院的動因及條件》，對王陽明創建龍岡書院的原因及背景進行了討論，基本展示了王陽明被貶滴到修文縣龍場驛的全過程，龍場悟道並創立“陽明心學”的過程。並重點論述王陽明對貴州書院及貴州教育發展所做的重要貢獻。宋榮凱、朱慧敏的《論王導仁對明代書院教育的貢獻》，對王陽明創律龍岡書院、延聘到文明書院進行主講的史實進行了考證和論述，並認為王陽明開啟了明代書院與明代教化之風，為黔中王學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於書院功能與書院特點的研究：張明的《明代貴州的書院講學運動》論述了王陽明在文明書院的講學活動，考察了明代貴州書院講學及其對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貢獻；《王陽明與黔中王門的書院講學運動》主要以王陽明創辦龍岡書院、講學於文明書院為討論主題，探討了在他的影響之下，黔中王學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通過這些來具體考察明代貴州書院的整體情況。同樣，陸永勝的《王陽明龍崗書院講學考論》也考察了王陽明在龍岡書院講學的過程及教學的特點。雷成耀的《清代貴州書院藏書考略》是少有的對貴州書院藏書及刻書情況進行介紹的論文，該文探討了清代貴州各地書院的藏書情況、藏書來源、圖書的管理制度等。
張羽瓊教授的《淺談明清時期貴州書院的祭祀》專門研究了貴州書院祭祀方面的內容，該文史料豐富，觀點明確，具體探討了書院的祭祀規制、祭祀典禮、祭祀對像、祭祀意義。同樣，王勝軍的《明清時期西南書院祭祀與儒學傳播》也對明清時期貴州書院的祭祀制度進行論述與探討。
由前述可知，迄今為止，關干貴州書院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推進了學界對這一領域的研究，無論是探討的廣度和還是深度，都為後續的相關研究指引了方向。既往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研究範圍較廣，應該關注的書院研究領域都有涉及，但研究領域尚不全面，還有待深入探討；其二，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探討的主題不集中，缺乏繫統性與整體性；其三，近年學術界開始關注貴州書院及其制度研究，並開始借鋻並運用跨學科的比較法進行多視角考察。
通過以上梳理，著者認為應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改進和深入研究：
，研究內容應重視整體性、繫統性。貴州書院起源於南宋時期，明代貴州建省後，書院開始興起，特別是王陽明被貶謫至貴州後，書院得以迅速發展，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規模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至清代，貴州書院進入繁榮的發展時期，各項制度趨於完善。因此，在研究時，理應進行整體、全面、繫統地考察，方能完整呈現貴州書院及其制度發展的軌跡。
第二，研究的視野和方法應不斷突破。現有的研究大都集中於歷史學領域，應該嘗試運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從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視角切入，如此纔能使貴州書院制度的研究更加全面。另外，還可以嘗試運用邊疆學、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將貴州書院的發展置於古代社會發展歷程中進行考察。同時，還要注意貴州書院與中原地區書院的互動與聯繫，突顯其獨特性。如此，將有助於立體呈現貴州書院制度的興起、發展、完善的全過程，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中國書院史的研究。
三、本書研究的基本思路及重點難點
1.本書研究的基本思路
本書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早期貴州書院的發展歷史。介紹了唐宋時期貴州書院發展的歷程。宏觀方面，通過考察唐宋時期隨著經濟社會重心南移、人口流動、交通驛遞發展給貴州文化教育帶來的深刻影響，探究貴州書院興起和早期發展的背景與條件；微觀方面，通過考查貴州歷史地理環境、貴州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貶謫至貴州的文人情況，具體探討貴州書院興起的原因以及這些因素對貴州區域文化發展路徑的影響。
二是明清時期貴州書院的特點與貴州書院制度的研究。主要研究明清時期貴州書院建立的背景，書院發展的歷程，書院的組織結構，書院的時空分布，書院的祭祀制度，書院的教育教學、書院的學術交流，書院的藏書與刻書，書院與當地官員、士紳、士司之間的關繫。通過對明清書院的歷史發展及其制約因素全方位、多層次的透視和分析，將貴州書院與鄰近地區書院的發展進行比較，總結二者的異同點，從而揭示貴州書院的區域社會性與歷史發展性。
三是清末書院改制與近代貴州教育的興起。主要研究書院與貴州教育近代化發展歷程的關繫，從貴州書院與清末學制的改革出發，具體總結出貴州書院在清末學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通過對貴州省各大書院演變的歷程對近代文化教育的影響的研究，探討貴州書院的人文精神對當地教育發展的歷史影響，彰顯了書院精神對當今貴州教育的繼承與發展所起到的巨大影響力。
2. 本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
本書的重點：一是貴州書院及貴州書院制度發展歷程的梳理。貴州書院早期是如何形成和發展，到了明清時期貴州書院開始迅速發展的影響因素，貴州書院從初萌芽、發展、逐漸完善、後走向成熟的過程，清末晚期隨著教育制度的改革，書院及書院制度對近代教育的影響。二是貴州書院、貴州書院制度與貴州社會的關繫。貴州書院與當地官學、義學、民族學之間的關繫；貴州書院與當地官員和士紳之間的關繫；貴州書院及書院制度對貴州地區產生的影響，等等。
本書的難點：相關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工作，以及相關研究成果不足。關於貴州書院的相關史料全部零散於地方志、文集、私人筆記、歷史檔案中，而相關的研究成果也較為缺乏，隻有三本著作，即張羽瓊教授的《貴州書院史》《貴州古代教育》孔令中主編的《貴州教育史》。三部著作中均提及了貴州書院與貴州書院制度的內容，其他著作隻是稍有涉及，相關學術論文也不夠深入。
四、本書的研究方法
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占有翔實史料，在對史料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圍繞提出的主要問題進行細致的研究與充分的論證。
對文獻的搜集與考證是進行歷史研究基本的方法。本書除利用傳統的文獻之外，同時加強了對地方文獻尤其是地方志史書、檔案資料，非官方材料如黔宦的私人筆記、遊記、少數民族文獻、口述史料、貴州人士與外籍學者的文集等文獻的梳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力爭做到所使用的資料相對客觀。
以歷史文獻為依據，用事實說話，對所論述的問題不妄下結論，史論結合，確保所得出的結論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據。
在書寫本書的過程中，著者還借鋻了社會史學、民族學，特別是統計學的方法，使本書的論證更為充分有力，所得到的認識更為客觀。
五、本書研究的創新之處
，本書是關於貴州書院整體性、繫統性、完整性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於某一地區或某一方面而進行個案研究、零散碎片式研究。
第二，視角新。本書將貴州書院放在貴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進行研究，探究書院及書院制度的興衰歷史，並與全國其他地區的書院進行對比研究。
第三，以史為鋻，本書的研究所得對當今貴州教育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二、書院的發展
兩宋時代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代。“承上”是指唐代教育體繫基本形成後，在宋代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啟下”是指封建社會特別是教育體繫成熟穩定後，其各項制度和教育方針、教育思想被之後的王朝所繼承發展，不再進行較大的調整。因此。宋代的教育體繫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基本的教育模式。宋代以後，中國書院進入高速發展的階段，數量高達720所。北宋時期更出現了“天下四大書院”。這時的書院已具備完整的教學功能，和學校的教學、管理模式基本一致，並出現官學化的傾向；以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為代表創立的“南宋四大書院”成為這一時期書院的代表。在這之後，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交流成為書院的重要職能，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材。正如馬臨端在《文獻通考》中提道的：“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鄉黨之學，賢大夫留意斯文所見也，故前歸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賜，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皆欲仿四書院雲。”
兩宋書院的繁榮與發展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均有重要的關繫，同時也與唐以降的科舉制度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北宋初期，書院經歷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期，曾一度出現像白鹿洞、嶽麓、應天府、嵩陽這樣的著名書院。其主要原因如下：
，官學長期低迷不振，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經過唐末五代十國的政局變亂，教育制度衰微，發展至宋代，地方官學已遭破壞，僅殘存一些破舊孔廟，多流於形式，隻能進行像征性的孔廟祭祀，無法開展教育教學活動。宋代初年，統治者曾下令新律郡縣官學，但並未得到認真的執行，官學規模較小，既無師資。又無學產，根本不具備開展常規教學活動的條件。士子求學，苦無其所，學者講學，苦無教學之地。在這種背景下，那些具有家國情懷、高度責任感的士人知識分子開始承擔起為國家培養人纔、振興教育的職責，書院由此而繁榮。
他們捐資建立書院、聚徒講學，彌補了地方官學辦學的不足，為廣大士子提供了讀書入仕的機會。如南宋學者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寫道：
“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第二，民間書院興起的同時，北宋政府也開始重視文化教育的發展。宋代統治者借鋻唐末五代以武力奪天下的教訓，對武官大加壓制，開始大規模地發展科舉制度，增加科舉取士的名額，但百廢待興的客觀形勢導致國家一時無法顧及教育事業而造成官學人纔培養能力相對不足，書院得以迅速發展。而書院的興起既滿足了廣大士子讀書求學的願望。又緩解了朝廷崇尚文治而數力不足的矛盾，為政府培養了大批文治人纔，因而朝廷對書院給予了多方面的表彰和贊助。正如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所說：“祖宗尊佑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匾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表彰的方式主要有賜書、賜匾額。宋代的著名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和嵩陽書院，都曾先後得到朝廷的賜書、賜額、賜田封官等一繫列嘉獎。
賜書。宋初的統治者對書院的發展頗為重視，賜書也較為頻繁。著名的書院皆得到過統治者頒賜的典籍。如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潭州知府擴建嶽麓書院，賜書“諸經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於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賜嶽麓書院儒家典籍，同時召見嶽麓書院山掌周式，拜國子監主簿。
賜匾額。宋真宗大年，為商丘應天書院書匾額。同時賜長沙嶽麓書院“因舊名賜額”。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詔應天府新建書院，以曹誠為助教，令戚舜賓主之，賜匾額。“應天府民曹誠，以貲募工，就咸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千餘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上嘉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為寧波桃源書院賜匾額。
賜田。書院的創建與正常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基礎，其中學田尤為重要。“書院不可無田，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以廢，如講道何哉？”統治者往往通過賜田的方式支持書院的發展。如景祐一年（1035年）。西定重修大空書院，詔以嵩陽書院為額，賜田一頃。賜衡陽石鼓書院院額及年（1038年），賜登封太室書院田十頃。
總之，北宋統治者對書院的大力扶持政策，使書院之名“聲聞於天下，風化於天下”，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很快成為官學之外的又一教育組織。
第三，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和應用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基礎。宋代書院不同於唐代，其職能主要以教育和教學為主，但仍留存了唐代書院的一些功能，如藏書和印書。而宋代的書院之所以能夠迅速地發展起來，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雕版印刷術的普及應用，這為書院的藏書、讀書以及教學活動提供了便利。
北宋中期，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的原因，出現了“書院至崇寧末乃廢止”的局面。主要是由於北宋三次興學運動，官學迅速發展，眾多書院或因頹毀不修而衰落，或與官方結合，成為官學的一部分。而讀書士子隻熱衷於官學的科舉考試，不願意過躬耕筆讀。隱居山林潛心為學的生活。書降的光環在士子眼中逐漸淡去，慢慢走向衰落。直到南宋時期開始振興，並隨著理學的發展而達到鼎盛，迎來了繼宋初之後宋代書院發展的又一高潮。書院分布區域廣泛，數量更是達到442所，是北宋書院數量的6倍。在南宋書院發展過程中，書院與理學逐漸融為一體，其自身的體制與內部的規制更加完備，書院的教育、講學、管理、組織、藏書功能也更加健全，各理學大師皆至書院聚徒講學，社會影響力愈來愈大，表明書院已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正如苗春德、趙國權在《南宋教育中》中所道：“南宋時期的書院，無論是發展規模還是管理水平都處於鼎盛階段，顯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在中國書院及其學術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