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與儒學研究大繫”是燕山大學出版社策劃出版的一套思想文化類叢書。

回眸中國歷史，西漢建立了廣袤疆域上的龐大帝國，征戰方歇，經過初期的休養生息，新的社會矛盾要求朝廷不得不從初期秉持的黃老學說“無為而治”中解脫出來，以適應治理國家的需要。王朝需要用什麼樣的文化傳統、思想體繫、道德禮儀來統領大國人心、齊一天下，這個緊迫的問題成為當時的時代之問。變革的社會現實召喚著思想巨人。

董仲舒用“天人三策”，回答了漢武帝的治世之需。他用天人合一論、天人感應論，占據天道的制高點，既闡釋了漢王朝君臨天下的合法性，又設計出一套相當完整嚴密的方針政策，使西漢政權的統治方略由黃老政治轉向新儒家德刑並用，宣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由此構建出以儒家禮制為基礎、以天子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的政治模式，這一制度設計被采納並付諸運用，成為中國封建王朝政權運作的核心模式，自此延續兩千多年，深遠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如果說，四百年的漢朝奠定了中華帝國真正的基礎，那麼董仲舒的制度設計，無疑是構成這個基礎重要的文化政治部分。

正因如此，董仲舒的身後聲名經歷了復雜多變的評價和爭議。在古代社會，上自帝王，下至臣民百姓、士人學子，無不尊他“為世儒宗”，“道濟天下之溺”，“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盡管董子本人從未執宰拜相，但他培養的學生人丁興旺，憑借纔能平步青雲者眾，加之後世董學分化流派眾多，體繫大成，董仲舒儼然被奉為中國傳統社會正統觀念的思想教父。他的人格和學問都受到推崇，《史記》和《漢書》都說他“為人廉直”，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名言，成為千百年來中國人的道德旨歸。

然而到了近代，國家大亂，中國傳統社會結構風雨飄搖，中西文化劇烈衝突，知識分子激烈論戰，董仲舒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隨著中國傳統社會價值體繫的崩壞而降至低谷，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更是陪著孔夫子一起被打倒，成了國家落後衰敗的出氣筒。他“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名言，被看作形而上學思想的像征，阻礙變革的保守思想源頭，指責他將儒學神學化變為儒教，是一個熱衷於設計帝王操縱術的功利性人物。

歷史走到今天，學術界看待歷史人物及其學說的理論和方法，都大大豐富了，對待董仲舒和儒學的態度也客觀了許多。今天可以看到這樣的觀點：董仲舒援天道以證人事，吸收了先秦唯物主義天道觀的成分；他以“究天人之際”的名義，規範等級名倫體制的構思，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有利於糾正社會內部、王朝與周邊民族之間的社會失序，由亂達治，實現穩定；董仲舒強調“君為國之本”，將尊君觀念推到新的高度，但同時也強調君主必須“法天而立道”“上奉天施而下正人”，制約君主的權力；他主張打破血緣宗親集團的壟斷，從知識階層選賢任能，君臣各敬其事；他倡導具體實在的道德教化，讓儒家學說實際應用於治世，真正走向了民間，等等。

編纂“董仲舒與儒學研究大繫”叢書，我們需要思考兩個問題：

一是，在當今中國，董仲舒與儒家文化傳統是否還有意義？

今天以血緣、地緣、宗法、倫理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基礎結構正在發生劇烈轉型，國民相當程度上正在由人倫性族群向契約化群體轉型，因而，作為整體意識形態的儒家價值觀在現實社會顯然已不適應，總體來看，屬於社會體繫結構性的不適應，因此做不到如董仲舒當時那樣將傳統學說脫胎換骨，變成現代的東西了，這是對於國家治理的普世性層面而言。

然則，儒家文化傳統對國民修養而言，仍大有可用。今日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是大變局中的大變量之一。這變局很大程度上在於社會道德的改變。物質欲望膨脹、消費主義、娛樂至上一度喧囂，而當物質欲望得到滿足之後，人們又變得空虛迷茫，不知以何立世，何以為家，陷入精神的混沌狀態。概而言之，在人的精神生命與世俗物質生活的衝突之中尚未尋得超越之道。

我們悠久的文化傳統本應從私德和公德兩個方面給出解決方案。

早在五四時期，梁啟超就曾反思數千年傳統道德逐漸不能用於當世的狀況，他說：“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這不失為一個洞見，儒學確實重私德，注重“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倡導人們在相處中從人性中發展出好的東西，“人皆可以為堯舜”。作為百代正脈的儒家思想被傳承了兩千五百年、八十餘代，正是因為它與中國人遵循的倫理生活和古老傳統相匹配。美國漢學家牟復禮在《中國思想之淵源》中說，“儒家希望恢復的隻是一個殷實太平的堯舜之世，一個屬於人的文明時代”，因此儒學的首義是人通過踐行，去追求有德行的良善的生活。儒家政治思想就是要在亂世中尋找秩序，秩序在哪裡？在乎人心。因此說儒家重私德是恰切的。儒家文化如涓涓細流，潤物無聲，勸誡人們追求立於天地之間的個人修養，將品格高尚的大儒比如董仲舒，敬稱為“純儒”，一個“純”字道出了超撥的境界，超越世俗物欲的精神層次，這樣的人無論順逆方圓，皆進退有度，畢生追求人格的完善。儒家的修身之學，是中國文化獨有的，與現代世界真善美的人性追求完全契合。

但如果說儒家思想缺乏公共性，又不盡然。董仲舒一生體現的儒家思想傳統中，就有著一種執著的乃至偏激的愛國熱情、獻身情懷，有時顯得不可思議，他的作為顯示了儒家追求私德是為了什麼，格物致知是為了誠意正心，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與中國“天下思想”的文化意味高度一致，鋪墊著中國人“家國同構”的文化基因。董仲舒代表的智識階層，將“為王者師”作為自己天生的職業，思考的重點向來是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這非公共性而何？就如懷抱道義不被當政者接納的東林黨理學君子顧憲成所說，他們這群人不僅有“好善癖”，還患上了“憂世癖”。儒家思想形成社會規範的約束力，激勵民眾的家國情懷、舍生取義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源，血脈相傳，今天國之大任還是要擁有這種精神的人民來擔當。

二是，在國際學術視域下，董仲舒的儒家學說是否還值得進行學術研究？

19世紀以來，中國內部衍文化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打擊，中國成了世界思想潮流的容器。今天中國思想和文化上很多因素都是外來的，這是回避不了的，這可能是一個參照研究的基礎條件，有利於在世界性、歷史性的層面上對中國文化思想的獨特性進行學術思考，獲得世界性的意義。

然而，如果僅以西方為參照繫，脫離中國去尋找一種普遍性的規範，在現代性中看不到自己的主體性和歷史性，那麼中國正在進行的艱巨探索無法獲得歷史的力量和獨特的文化自覺。面對西方學術界一些人“消解中國”的姿態，國內外思想深?的學者提醒，一方面全球化似乎消解了所有特殊的文化認同，但另一方面這種消解本身恰恰又導致普遍的認同危機和文化焦慮，從而醞釀著文明衝突的危險。我們必須在當今的文化時局中重新考慮中國文化的政治主體性。即使不設置參照繫，對文明延續數千年的中國而言，它的文化核心問題，它的思想史如何在文化政治的意義上理論化，都是極其值得開展繫統研究的。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盡管董仲舒倡導的獨尊儒術在歷史上不免鉗制了先秦諸子學說在後世的傳揚衍化，但其儒學造詣瞻之在前，總歸是深入認識中國思想文化史總體脈絡的一個具體的著力點，也是思考中國思想史上學術和現實的問題意識的交彙點。

作為思想家、學問家的董仲舒著述的《春秋繁露》猶如漢代今文經學的百科全書，對當時所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試圖從理論上加以解釋和概括，對於研究漢代學術史和整個儒學發展史都是極為重要的。董子為漢儒宗，他對中國歷史典籍《春秋》公羊學的研究，獨尊於兩漢，至清中葉而再興，其於中國社會、政治之影響巨大。所以漢代儒學以董為不祧之宗，何況他的思想兼具關注現實的、積極用世的實踐價值。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前800前200年稱作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那個時代橫貫東西，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先知、釋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他們創立各自的思想體繫，共同構成人類文明的精神基礎，是人類歷史長河中在知識、哲學、宗教上的輝煌、有創造力的時代，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董仲舒是這個黃金時代尾聲中的後一位中國思想巨匠。

基於上述，燕山大學出版社編纂出版這套圖書就是為了給董仲舒與儒學闢出一塊學術研究的出版田地。

這套圖書的作者多來自董仲舒的故裡，西漢時的廣川，即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作者們“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研究董子其人、他所處的歷史時期、他的思想，闡發他的微言大義，擴展至他的教化思想、人學思想以及自然觀等，多有成果輯印或發表。這套圖書此次輯選了研究董仲舒及儒學的知名學者的成果，內容涉及先秦漢代儒學研究、儒家核心價值觀念研究、董學史研究、董仲舒哲學思想研究、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董仲舒倫理思想研究等多個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研究領域的新進展，具有較大的學術影響力和出版價值。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祈願這套圖書的出版傳播，對於當代和後世的人們加深對整個中國思想發展史、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認識有所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