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日本詩經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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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2013年*人文社科規劃同題項目的成果。通過《詩經》在日本的傳播與流傳，進行以海外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向的《詩經》研究新探索。
對於《詩經》在日本的傳播，此前尚未有過繫統的專著或者專論。本書針對《詩經》傳入日本之後，在各個時代被引用、抄寫、刊刻及傳播之情形加以考察與整理，論證過程中結合文獻資料與考古新發現，對《詩經》在日本的具體傳播現像進行了梳理，還原了《詩經》在日本傳播的本貌。內容上，按照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順序，分析了日本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地域《詩經》傳播的特點，總結了《詩經》傳播由公家、禪家、儒家等“小眾”傳播到民間“大眾”演變的規律。對於傳播中的問題通過實證考辨，得出了若干新論。
本書的主要特色在於，是從傳播角度繫統探討《詩經》在日本流布、演變情況，這是文學研究新方法在新領域的探索和嘗試，對於豐富現代詩經學研究體繫也具有貢獻意義。論述基於存世文獻和考古資料，對於日本《詩經》傳播史上諸多問題進行了探討，並得出了若干新論，發現了很多新課題，為今後繼續研究打下了基礎。

內容簡介

本書針對《詩經》傳入日本之後，在各個時代被引用、抄寫、刊刻及傳播之情形加以考察與整理，論證過程中結合文獻資料與考古新發現，對《詩經》在日本的具體傳播現像進行了梳理，還原了《詩經》在日本傳播的本貌。

作者簡介

張永平，男，文學博士，現為湖州師範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漢學、中日文學比較研究。2006-2014年，任教於山東政法學院，被評為學校“青年521人纔教學骨干”“學校師德標兵”等，並獲得學校“授課大賽”二等獎等榮譽。主持*及校級科研課題多項，發表論文十餘篇，譯著1部。

序（二）大野圭介Ⅸ

緒論
節先行研究
第二節研究視角

章上代《詩經》傳播：學林初現
節《詩經》始來
第二節遣隋、遣唐使求書之旅
第三節奈良學制與《詩》教
第四節奈良時代與《詩》之宗經致用

第二章中古《詩經》傳播：翰林競艷
節《詩》傳寫本、木簡與訓點序（二）大野圭介Ⅸ

緒論
節先行研究
第二節研究視角

章上代《詩經》傳播：學林初現
節《詩經》始來
第二節遣隋、遣唐使求書之旅
第三節奈良學制與《詩》教
第四節奈良時代與《詩》之宗經致用

第二章中古《詩經》傳播：翰林競艷
節《詩》傳寫本、木簡與訓點
第二節國家大典與公卿活動講《詩》
第三節《詩經》與平安文學
第三章中世《詩經》傳播：禪林絕響
節五山禪僧與《詩》傳播
第二節公卿、博士家與中世《詩》傳播
第三節《閑吟集》與仿《詩》體例

第四章近世《詩經》傳播：儒林繽紛
節《詩集傳》定於一尊
第二節江戶出版與《詩》傳播
第三節幕府與《詩經》教育
第四節從經學到文學

第五章近現代《詩經》傳播：士林超越
節傳統漢學解《詩》餘緒
第二節經筵《詩經》進講
第三節東京大學《詩》傳新氣像

餘論

附錄
日本《詩經》傳播史實年表
《韓詩》遺說在日藏漢籍中的保存
《韓詩》遺說在日本古籍中的保存與傳播

前言

永平的《日本詩經傳播研究》終於要付梓出版了，作為他的博士生導師，為此感到十分欣慰。永平的《日本詩經傳播研究》終於要付梓出版了，作為他的博士生導師，為此感到十分欣慰。
永平的本科讀的是日語專業，碩士階段又師從王培源先生攻讀中國古代文學先秦兩漢方向，酷愛上《詩經》；兩相結合，將“日本詩經學”作為研究課題是順理成章的選擇，碩士論文作的就是《日本明治詩經學史》，其間還專程赴日本富山大學交流培養一年，師從日本學界《詩經》研究專家大野圭介先生，無論是資料積累還是切身感受日本學術研究氛圍都收獲良多。在兩位先生的悉心指導下，永平的日本詩經學研究起步扎實，頗有成色。幾年後永平立志繼續深造，將日本詩經學史全部完成，於是仍然選擇先秦兩漢方向攻讀博士學位，成為我帶博士的開門弟子。博士課程、原典閱讀、資料搜集、問題思考都是圍繞著日本詩經學史的撰著進行的。然而就在博士開題的前幾日，永平得知王曉平先生耗費多年心血完成的大作《日本詩經學史》已由學苑出版社正式出版。王曉平先生是我熟知的曾長期執教於日本、專攻中日比較文學的專家學者，早在1993年參加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就曾見到過他，他發表在此次研討會論文集中的文章就是《伊籐仁齋父子的人情〈詩經〉說》，此後幾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他也都會帶來與日本詩經學有關的論文，第二屆是《朱熹勸善懲惡〈詩經〉說與詩歌論在日本的際遇》，第三屆是《〈詩經〉之於亞洲漢文學》，第四屆是《〈詩經〉的異文化變奏》等等，但他在撰寫《日本詩經學史》，我卻沒有得到絲毫信息。現在王先生的大著已經出版，以我對他常年從事日本詩經學研究的了解，相信這會是一部功力深厚的著作。雖然學術研究各有所長，同樣的題目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心得，但面對同樣的對像，以同一視角進行審視，材料重復、論斷重合是不可避免的。於是我們決定放棄原有論題，另闢蹊徑，轉向“日本《詩經》傳播研究”。
[][]日本詩經傳播研究[][][][][]序（一）[][][]“詩經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從廣義角度講，凡是與《詩經》有關的研究，都可以納入“詩經學”的範疇，《詩經》的傳播亦在其列；而從狹義角度講，“詩經學”特指對《詩經》的研究，“詩經學史”即《詩經》的研究史。在西方傳播學、接受美學輸入中國之前，或者還沒有全面發生影響之前，“詩經學”一般皆取狹義視角，王曉平先生在其《日本詩經學史》的《前言》中即明確交待自己這部著作的主旨，“首先我想搞清的是他們讀了什麼”，“其次，我想搞清他們是怎麼讀的”，“怎麼讀的”，即是對《詩經》的解讀和研究。其中諸如“明清詩經學與江戶時代的詩經研究”“諸學派的《詩經》研究”“江戶隨筆中的《詩經》研究”“《詩經》論”“近現代《詩經》研究的諸問題”“《詩經》文化學闡釋的得與失”等章節題目，也分明可見其《詩經》研究史的定位和著力點之所在。
“傳播學”視角則與之有異。“傳播學”興起於20世紀中葉的美國，以研究人類一切傳播（告知）行為和傳播過程發生、發展的規律以及傳播與人和社會的關繫為宗旨，具體考察誰（who）、說了什麼（say what）、通過什麼媒介（what channel）、給誰（to whom）、產生了什麼效果（what effect），即傳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而從傳播學角度看，完整的文學活動也是一個傳播過程，作家的創作、創作出來的作品、作品的發表和流傳、讀者的閱讀和反應，恰恰構成了一個文學傳播的“鏈條”，由此很自然被文學研究所借鋻。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出現文藝傳播學、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研究已至20世紀90年代，初較多集之後特別是明清時期的文學傳播，先秦兩漢等早期文學傳播的研究則較少涉獵，這與傳播學研究自身的特殊性不無關繫。一般學術研究史（諸如詩經學史、楚辭學史）的研究對像是傳世的闡釋著作，隻需悉心爬梳原著，或者再通過相關史料把握研究者的生平、思想及所處的語境和背景；傳播學研究的對像則是文學作品原生態的存在，所要借助的資料往往是傳世文本、著作、作家生平之外的關於作品傳者、受者以及演唱、誦讀、銘刻、傳抄、刻印等不屬於正史典籍記載的部分，散見於各種筆記、雜史當中。後代由於各方面條件，這類著述比較多見，隻需下大功夫，即有材料可依。先秦兩漢去今已遠，原本典籍材料缺乏，有關傳播方面的記載更是稀缺，所以困難更大。近年《詩經》的古代傳播研究漸有起色，而《詩經》在日本的傳播，由於國度間隔，具體材料更難尋覓，中日學界都尚未展開傳播學的專門研究實屬自然。這樣，將“日本詩經學史”轉為“日本《詩經》傳播研究”，的確是選擇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但也增加了相當的難度。
永平的這部書稿，就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又經過精心打磨、補充、大幅修訂完成的。博士論文側重於史的角度，而這部書稿則進行了全方位、更深入的專題研究。現在看來，這一轉向是成功的，它的確從傳播學這一全新角度為日本《詩經》研究開闢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首先，這部著作雖然沒有過多理論闡述和使用專有術語，但對新興的“傳播學”視角把握比較到位，所論所述的確都是傳播角度應有之義。比如就《詩經》在日本的傳者而言，本書從初期的百濟五經博士、日本遣隋遣唐使、大陸移民，到中古時期的大學寮、文人、貴族，中世時期的五山禪僧、公卿、博士家，再到近世的儒者、武士、町人、學童，直到近現代的大學教授、漢學家，無不充分考察，其中絕大部分是“詩經學”無由論及的對像。就傳播媒介、渠道、場所等方面而言，本書論及了遣使、選派留學、奈良學制、釋奠禮、赴大陸學禪、江戶出版、幕府教育、經筵進講、大學授課等各種活動。就傳播載體而言，本書對《詩經》進入日本後的手抄本、木簡本、音讀本、印刷本等都詳加考察，一一呈現。就傳播信息而言，本書揭示了《詩經》在日本以《毛詩》為主、韓詩尚存及《毛詩正義》單行、《詩集傳》一尊的存在情況，另外還有《毛詩音義》《詩經世本古義》《毛詩名物圖說》《經典釋文》等《詩經》及相關書目的出版，以及近現代東京大學以清代考據學家胡承珙《毛詩後箋》為教材的案例。就傳播效果而言，本書論及了平安文學中的引《詩》用《詩》、《閑吟集》的仿《詩》體例、大學生的《詩經》學習、日本現代學者發表的《詩經》論文以及創刊於1974年的《詩經研究》，成立於1978年的詩經學會等等。
其次，這部書稿是對日本《詩經》傳播的繫統梳理。它不是單篇文章、單個論題的彙集，而是以史的線索，將《詩經》在日本的傳播分為“上代《詩經》傳播：學林初現”“中古《詩經》傳播：翰林競艷”“中世《詩經》傳播：禪林絕響”“近世《詩經》傳播：儒林繽紛”“近現代《詩經》傳播：士林超越”五個發展階段，在全面考察的基礎上對每個階段的突出特點做了深刻把握和精心概括，《詩經》傳入日本的起點、傳者受眾的變化、傳播的程度、發展的走向清晰可見，一目了然，完全可以以“傳播史”視之。
更值得稱道的是這部書稿對材料的搜集和運用材料論證問題的手段。上面已經提到，傳播研究的難度就在於它考察的對像往往是史料記述之外的原生態存在。尤其是若要按照史的線索，梳理來龍去脈，追根溯源，上古的傳播信息材料更是鳳毛麟角。這部書稿為呈現《詩經》在日本的存在可謂對各類材料竭澤而漁，搜羅殆盡。所引除中國的《史記》《漢書》《後漢書》《魏書》《三國志》《宋書》《梁書》《南齊書》《陳書》《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等史料著作外，還有韓國的《三國史記》、日本的《古事記》《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扶桑略記》等。除此之外，征引了大量史著之外的日本本土文獻，逸史、雜記、日記類諸如《日本靈異記》《神皇正統記》《宇多天皇御記》《實隆公記》《康富記》《臺記》《牧園茅山日記》等，文集類諸如《關晃著作集第三卷：古代的歸化人》《阿部隆一遺稿集》《籐原惺窩集》《荻生徂徠全集》等，文書、類書類等諸如《意見十二條》《令集解》《貞觀式》《官職秘抄》《秘府略》等，典籍及考古文物類諸如《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毛詩並毛詩正義大雅殘卷（紙背）》、日本兵庫縣出土毛傳《詩經》木簡等，書目類諸如《享保書籍目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證與研究》等，資料彙編類等諸如《日本史教育資料》《日本倫理彙編》《漢學者傳記集成》《本邦殘存典籍輯佚資料集成》《增補史料大成》《史料大成統編》《漢籍國字解全書 : 先哲遺著》《日本教育先哲叢書》等，文學類諸如詩文歌集《扶桑集》《新撰萬葉集》《古今和歌集》《五山文學全集》《正續本朝文粹》、故事集《今昔物語集》《伊勢物語》等。
本書正是注意從各種文獻材料中去尋找日本《詩經》傳播的痕跡。比如從上表中發現與讀《詩經》有關的情況。《宋書》中有順帝昇明二年（478）日本雄略天皇遣使的上表，其中提到“跋涉山川，不遑寧處”，“居在諒闇，不動兵甲”，“不遑寧處”即見於《詩經·殷其雷》毛序，由此可見“這篇表文作者不僅熟悉《詩經》，而且熟悉毛詩序，熟悉《毛詩》解詩體繫的核心與思想”。再比如從請求增加大學生膳食費用的《意見》中發現傳《詩》信息。“據平安中期學者三善清行在延喜十四年（914）向醍醐天皇提出的《意見十二條》第四條‘請增加大學生徒膳食費用’之中記載，‘朝家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於太平之代，右大臣吉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傳授。即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六道’”。《意見》中提到學生要“習五經”，而《詩經》正是“五經”之一，可見此時《詩經》已納入大學寮學生研習科目。如此已屬於間接論證，而本書中巧在間接論證的還有很多，比如論及《詩經》早經傳往朝鮮半島再中轉傳往日本的途徑，援用了《古事記》《日本書紀》關於《論語》《千字文》經由百濟傳到日本的記述。這裡雖未直接提及《詩經》傳播，但《論語》中“引《詩》、論《詩》達二十餘處”，《千字文》中也有出自《詩經》的詩句語典“18處，48個字”，這便間接證明了《詩經》已經借助某種文本載體傳入日本的事實。
正是經由如此勤勉、睿智的多方搜求、輾轉論證，使得一部相對完整、繫統的日本《詩經》傳播史即將呈現在讀者面前。當然，這裡更多的隻是篳路藍縷，有拓荒之功，初步開闢出一片新的園地，嚴格審視還稍嫌粗疏，深耕細耨，還要假以時日。期待永平接下來有更深入的研究，能收獲更多的成果。

廖群
2018年5月於山東大學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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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作為中國部詩歌總集，《詩經》從先秦時代走來，以“經學”與“文學”的雙重身份，彙入中華民族思想史、文學史的長河，成為歷代傳承的不朽經典之一。如果計入《詩經》創作、整理、編輯、零星評述的歷史，《詩經》在中國傳播已經有3000年左右。“三百篇”的“詩教”觀、“詩言志”傳統、“風雅”精神、“比興”手法、四言句式等均在中國文學、文化、政治、教育、社會諸多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經》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作為世界文學的“葩經”，《詩經》很早就走出國門，在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東亞漢文化圈廣為傳播，受到不同時代、不同地域讀者的喜愛。
在東亞漢文化圈之中，日本是《詩經》傳播為典型的代表之一。早在1600多年前，渡海而來的百濟五經博士、大陸移民便留下了傳《詩》用《詩》的痕跡。奈良、平安以降，直至現代，《詩經》在日本文學、教育、文化、社會、語言、政治、歷史等多個領域都留下了投影。當然，不同領域的投影有大有小，作為不斷融入日本社會體繫的一分子，伴隨日本歷史的興衰演變，《詩經》傳播也呈現波峰、波谷交替起伏的形態。《詩經》是中國的，而傳入日本以後的《詩經》，則是另一種語境下的產物，經歷了萌芽、生長、繁衍、開花結果的過程。“漢風”與“和韻”的交流踫撞，產生了許多頗具特色的《詩經》現像。日本詩經學所蘊藏的寶藏，值得我們去深入關注和發掘。
節先行研究
本書的命題——《日本詩經傳播研究》，是日本詩經學的題中之義，同時也屬於文學傳播學研究的範疇。
首先，就日本詩經學的研究而言，在中日兩國學者的不斷努力下，已經取得豐碩成果。緒論
作為中國部詩歌總集，《詩經》從先秦時代走來，以“經學”與“文學”的雙重身份，彙入中華民族思想史、文學史的長河，成為歷代傳承的不朽經典之一。如果計入《詩經》創作、整理、編輯、零星評述的歷史，《詩經》在中國傳播已經有3000年左右。“三百篇”的“詩教”觀、“詩言志”傳統、“風雅”精神、“比興”手法、四言句式等均在中國文學、文化、政治、教育、社會諸多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經》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作為世界文學的“葩經”，《詩經》很早就走出國門，在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東亞漢文化圈廣為傳播，受到不同時代、不同地域讀者的喜愛。
在東亞漢文化圈之中，日本是《詩經》傳播為典型的代表之一。早在1600多年前，渡海而來的百濟五經博士、大陸移民便留下了傳《詩》用《詩》的痕跡。奈良、平安以降，直至現代，《詩經》在日本文學、教育、文化、社會、語言、政治、歷史等多個領域都留下了投影。當然，不同領域的投影有大有小，作為不斷融入日本社會體繫的一分子，伴隨日本歷史的興衰演變，《詩經》傳播也呈現波峰、波谷交替起伏的形態。《詩經》是中國的，而傳入日本以後的《詩經》，則是另一種語境下的產物，經歷了萌芽、生長、繁衍、開花結果的過程。“漢風”與“和韻”的交流踫撞，產生了許多頗具特色的《詩經》現像。日本詩經學所蘊藏的寶藏，值得我們去深入關注和發掘。
節先行研究
本書的命題——《日本詩經傳播研究》，是日本詩經學的題中之義，同時也屬於文學傳播學研究的範疇。
首先，就日本詩經學的研究而言，在中日兩國學者的不斷努力下，已經取得豐碩成果。
大陸學者對於日本詩經學的研究，在歷史學、文字學、語言學、民俗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多個學科，全面開花，成果豐厚。李慶先生論文《日本近代的〈詩經〉研究：以〈十月之交〉為中心》李慶：《日本近代的〈詩經〉研究：以〈十月之交〉為中心》，見楊儒賓、張寶三：《日本漢學研究初探》，17～47頁，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分析了《詩經》單篇作品在近代日本學界的研究情況。張思齊先生的《日本詩經學的歷史發展及其基本特征》、夏傳纔先生的《略述國外〈詩經〉研究的發展》張思齊：《日本詩經學的歷史發展及其基本特征》，載《大連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1～10頁；夏傳纔：《略述國外〈詩經〉研究的發展》，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74～81頁。勾勒了《詩經》在日本傳入及在不同歷史階段發展的概況。王曉平先生繫列論文《朱熹勸善懲惡〈詩經〉說在日本的際遇》王曉平：《朱熹勸善懲惡〈詩經〉說在日本的際遇》，載《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69～74頁。《〈詩經〉之於日本江戶文藝》王曉平：《〈詩經〉之於日本江戶文藝》，載《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44～50頁。《敦煌〈詩經〉殘卷與日本〈詩經〉古抄本互校舉隅》王曉平：《敦煌〈詩經〉殘卷與日本〈詩經〉古抄本互校舉隅》，載《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86～91頁。，分專題論述了《詩集傳》在日本的接受、《詩經》對江戶文藝的影響、《詩經》日藏古文獻的價值，為深入研究日本詩經學提供了新思路。顧偉列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國外傳播與研究》顧偉列：《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國外傳播與研究》，5～6、14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此外，比較集中收錄現代日本學者《詩經》研究成果的有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第三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天馬圖書公司，1998；《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等。一書，對現代日本學者白川靜、松本雅明、家井真、赤塚忠、鈴木修次、村山吉廣、田中和夫、大野圭介、西口智也、栗原圭介、石川三佐男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概述。
[][]日本詩經傳播研究[][][][][]緒論[][][]值得關注的是，王曉平先生耗費30年心血完成的大作《日本詩經學史》王曉平：《日本詩經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立足於學術本位與文化觀照，在日本詩經學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該書闡述了江戶前、江戶時期、明治至近現代日本詩經學的演變，對日本《詩經》接受過程中的寫本文化、博士家家學淵源、文人隨筆中的《詩經》條目、文藝批評中的《詩經》論、文學作品對《詩經》的引用與戲仿、訓點翻譯等《詩經》現像進行了解讀，縱論古今，多方位考索，是日本詩經學研究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著作。其另一部專著《日本詩經學文獻考釋》，“利用日本所藏古本來對《詩經》進行新的考證與比較研究，正是延續國際《詩經》文化的嘗試”王曉平：《日本詩經學文獻考釋》，6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對日本《詩經》古寫本、印本內容與意義進行了具體考釋，客觀地展現了這些資料的價值。山西大學張小敏博士論文《日本江戶時代詩經學研究》張小敏：《日本江戶時代〈詩經〉學研究》，山西大學，博士論文，2013。，是斷代史專論，通過對江戶時代詩經學著作、流派考索，分析了《詩經》在日本近世文化構建與變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臺灣地區學者在日本詩經學研究領域的代表者為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張文朝先生，在其專著《日本詩經學史》張文朝：《日本における詩経學史》，臺北，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一書中，按照古代、中世、近世、近現代順序介紹了日本詩經學的基本情況。該書以實地調查見長，對於《詩經》字句征引、研究者流派與分布、著作出版情況等進行了詳細統計，按照歷史順序展現了《詩經》學在日本發展與演變的大致脈絡。
日本學者於20世紀70年代組成了詩經學會，並定期出版《詩經研究》會刊。江口尚純的日本文部科學省科研費課題《江戶時期〈詩經〉解釋學史的基礎研究——〈詩經〉相關書目及解題與解釋學史考》日文名為《江戸期における詩経解釈學史の基礎的研究——詩経関係書目及び解題作成と解釈學史の考》，2002年4月。《江戶時期〈詩經〉解釋學史之考察》日文名為《江戸期における詩経解釈學史の考察》，2007年4月。，對江戶時期《詩經》解釋學和研究文獻情況進行了梳理。據其統計，這一時期的《詩經》相關著作達到了460多種。張小敏調查，發現有260多種是可以證實存在的，能夠見到的有150種左右。張小敏：《日本江戶時代詩經學研究》，4頁。家井真在《二松學社人文論叢》第44輯中對近年來日本《詩經》研究情況進行了概述。［日］家井真：《〈詩経〉研究の近況と課題》，載《二松學舍大學人文論叢》第44輯，159～171頁，1990年3月。
以上先行研究，為我們進一步深入開展日本詩經學研究奠定了基礎，為進一步考辨中日《詩經》傳播的源流演變、闡幽發微提供了線索。
另一方面，《日本詩經傳播研究》，是以傳播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詩經》在日本不同歷史時期的傳播者、媒介、受眾、效果、特點等內容，屬於文學傳播學的範疇。
文學傳播學研究始於20世紀90年代，是文學研究的新方向、新方法之一。這一研究至今方興未艾，對像涵蓋歷朝歷代的文學作品，涉及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不同體裁。以文學傳播為主題的論文或著作每年均有百餘篇（部）問世，呈現遞增的趨勢。同時，就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研究而言，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但在研究對像上，側重各有不同，大致呈現以下四個特點。
1. 小說多，詩歌少。側重探討小說、戲劇在海外的傳播研究較多，如閔寬東《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之傳播》、李明清小說戲劇的翻譯傳播》等。詩歌類傳播研究相對較少，如李恆春《中國文化傳播中的唐詩翻譯問題》等。閔寬東：《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之傳播》，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李玉明清小說戲劇的翻譯傳播》，載《學術研究》，2000年第3期，112～117頁。李恆春：《中國文化傳播中的唐詩翻譯問題》，載《東南亞研究》,1996年第2期，60～62頁。
2. 總論多，專題少。論述從宏觀出發，易於把握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概貌，但單篇或單部文學作品考論相對較少。如王麗娜的《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名著在海外》王麗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名著在海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宋柏年的《中國古典文學在海外》宋柏年：《中國古典文學在海外》，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嚴紹璗的《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嚴紹璗等著《中國文學在日本》，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嚴紹璗、王曉平：《中國文學在日本》，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李慶的《日本漢學史》李慶：《日本漢學史（全五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李銳清、王勇的《日本見藏中國叢書目初編》李銳清、王勇：《日本見藏中國叢書目初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大庭的《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日］大庭著，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與《江戶時代中國文化受容研究》［日］大庭：《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舎出版，1986。。在個案考察研究之中，孫玉明先生的《日本紅學史稿》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論述了日本學人對《紅樓夢》翻譯、注釋、研究及評論的歷史情況，是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傳播個案研究較早的專論之一，為我們探討中國文學個案作品在海外的傳播提供了較好的範例。
3. 唐代及以後作品多，唐前作品少。從研究對像來看，已經遍及唐詩、雜劇、明清小說等經典文體。注重文學經典，固然可以突出研究的學術價值與典範意義，但又難免使得研究對像相對狹隘：一是一代雖有一代的經典，但經典之外，亦存在其他文學體裁，隻重經典未免偏頗；二是研究以唐代及以後的作品為主，而對於唐前文學傳播情況用力甚少，如唐代雖為古代詩歌興盛的，而前時段的唐前詩歌，則孕育了古詩的各種題材類別與表現手法，兩者各有千秋，皆有深入研究的意義；三是在同一文體上，選擇的經典作品也極為有限，無法體現文學傳播的廣泛性。限於研究對像的單一，從而無法全景、全面和深入地展示中國文學傳播的本貌。
4. 傳播方式與媒介研究多，其他傳播要素研究少。不可否認，傳播媒介在文學傳播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連接作者與讀者的橋梁。文學作品不經口頭或書面的載體，就無法進入讀者接受的範圍，從而無法實現文學作品的價值。但是，傳播要素又不僅僅局限於此。在文學傳播研究中，對於傳播者、受眾、效果的研究總體上關注不夠。
綜上，由於語言、資料等因素限制，對《詩經》在日本傳播的深入而繫統的綜合研究相對較少，學界對於《詩經》在日本的傳播狀況比較模糊；對於相關著作的譯介、翻譯工作都相對薄弱，尚缺乏與海外漢學直接溝通的話語權和能力，這使得深入研究《詩經》在日本的傳播情況就顯得比較迫切。
第二節研究視角
如果用源與流的關繫來形容《詩經》與日本文學的關繫，那麼《詩經》就是“源”，這一承載中華文化思想與文學的經典之河，傳入日本之後，又繁衍出許多頗具特色的支流。考察《詩經》在日本的傳播與演變的規律，是了解《詩經》異文化變奏的絕好參照。這也將為國內的文學傳播研究、《詩》學史研究、語言學、民俗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參考。有利於我們以一種他者的角度，來審視文學經典的形成、演變的歷程。
追溯《詩經》在日本的傳承演變，也是尋找日本文學源頭的工作之一。日本文學體裁眾多，漢詩、漢文、和歌、俳句、物語、隨筆……在這些文學作品之中，大多都或多或少可找到《詩經》流播的影子。《詩經》是部詩歌總集，入漢以後成為“五經”之一。這一承載著詩篇、詩論、注疏的厚重文學經典，是怎樣融入日本文學史，又是怎樣被解讀、傳播，又誕生了哪些與《詩經》有關的傳世之作？這些均是研究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另一方面，本書不隻關注《詩經》在文學領域的傳播情況，文學之外的政治、文化、社會、教育、歷史、藝術、宗教，這些都是《日本詩經傳播研究》討論所涉及的範圍。這也是與《詩經》文學、經學的雙重身份相吻合的。
本研究也即基於“文學繫統論”的日本《詩經》傳播研究。
一、文學繫統研究
“文藝繫統論”是用繫統論的原理來研究文藝現像的新方法，興起於20世紀40年代的歐洲。就文藝表現形式之一的文學作品來說，它將文學作品不再視為單一的文本，而是將其納入人類復雜活動中的一環，通過社會體繫、社會結構、社會背景繫統解讀文學的各種現像。20世紀，在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思潮興盛之際，繫統論研究方法論顯得相對冷清。不過，自20世紀80年代起，情況又有改變，繫統論在德國又開始得到重視。德國經驗主義文論集大成者施密特（S.J.Schmidt），在其《經驗主義文學研究概要》一書中，繫統總結了“文學繫統論”，理論要點如下：
文學是某種信息行為。文學作品的文本是讀者基於個人喜好、需求及價值觀進行主體體驗的素材。審美觀、文學觀因人而異，因此文學文本也呈現不同的接受樣態。立足審美觀、文學觀，社會中的個體或者群體通過處理文本而展開文學活動。具體的文學活動依次有如下四個範式：
1. 作詩或者寫小說等文學創作行為。
2. 出版或者書籍流通等文學傳播行為。
3. 閱讀、觀賞等文學文本接受行為。
4. 文學批評、翻譯、改寫等文學再加工行為。
以上四種行為通過各種形式互相關聯，相互統合，組成一個大的文學繫統，而成為社會活動的特殊領域之一。［德］施密特：《經驗主義文學研究概要》（Schmidt.S.J，Grundriβder Empiri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Braun\\|schweig/Wiesbaden），1980。
以文學作為出發點，探討文學創作、出版、閱讀、批評等多種現像，並不是新論。但將文學納為整個社會活動的一環，超越文本至上的文學觀，結合人在社會中的活動——受眾的接受體驗探討文學現像，《經驗主義文學研究概要》有它的啟示意義。文學是人類社會活動全景圖之一，涵蓋了創作、傳播、接受、再加工多個環節，所以不僅文學本身，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出版學、政治學、文化學、民俗學、心理學等均可作為文學活動的相關領域而進行探討，這可以為古典文學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文學是某種信息行為，傳播是文學諸種行為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這也為從傳播學視野關注文學現像提供了新啟迪。“文學繫統理論”提出之後，受到學界矚目，並直接促進了西方文學社會史、傳播史研究理論的形成，在文藝學發展史上理論貢獻意義巨大。
在中國近現代《詩經》研究史上，雖沒有見到《詩經》“文學繫統”研究方法的理論構建，但學人的研究實踐卻是與這一理論相契合的。歷史方面，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十批判書》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奴隸制時代》郭沫若：《奴隸制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等書中均利用了《詩經》等先秦典籍，考證了古代社會構造、社會關繫、儀禮與風俗、周王朝物質文化發展之特點。總論方面，高亨先生的《詩經引論》高亨：《詩經引論》，載《文史哲》，1956年第5期，7～17頁。一文，從《詩經》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階級入手，分析了“詩三百”產生的階層和階級，強調了詩篇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文化方面，廖群先生的《詩經與中國文化》廖群：《詩經與中國文化》，香港，東方紅書社，1997。，王洲明先生的《先秦兩漢文化與文學》王洲明：《先秦兩漢文化與文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以中國文化為依托、為背景，將詩篇傳播接受與不同歷史階段民族文化品格、受眾思維方式相關聯而進行分析解讀，從方法上為筆者研究的開展提供了借鋻。
二、傳播視域研究
在《詩經》涉及的多個社會環節之中，本書重點關注傳播在《詩經》東傳日本這一過程中的作用。
首先，與中國相比，傳播這一要素對於《詩經》在日本的流傳更為重要。在交通遠不發達的古代，《毛詩鄭箋》《毛詩正義》《詩集傳》等版本怎樣傳入日本？《詩經》的不同注本傳入日本之後，又是怎樣被傳播？與中國不同，日本在傳播《詩經》時，還面臨字詞、音義的問題。在日本，《詩經》首先是一部外國文學作品，要傳播，讀懂讀通是要義。從中國到日本，從古代到近代，《詩經》不同注本的傳來，既要突破空間界限，登陸於扶桑；又要跨越歷史長河，流播於後世。《詩經》隻有經過傳播，到達日本，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纔有了實現的可能。作為渡海而來的文學作品，傳播對於《詩經》的意義尤其重大。沒有傳播，就沒有日本詩經學的存在，也沒有諸種《詩經》異文化現像的產生，所以《詩經》在日本的存在和影響依傳播而來，依傳播而展開。
其次，作為文學價值實現的社會中介，傳播是維繫《詩經》的接受、再加工行為的橋梁和紐帶，傳播諸要素無處不在，存在於創作、傳播、接受、再加工這四種文學行為的全過程之中。《詩經》依托於各種傳播媒介而存在，木簡、寫本、印本是《詩經》傳播的載體。在不同歷史時期，《詩經》又分別借助宮廷、學校、官邸、私宅、寺廟、書庫等傳播機構進入講授、教學、售賣、閱讀、鋻賞、娛樂等過程，隻有依托傳播，《詩經》的意義和價值纔能終得以體現。進入接受環節，讀者首先面對的不是義理、辭章、思想等深刻內容，而是具體的傳播媒介形式，刀工墨筆的木簡、個性書寫的寫本、整齊劃一的印本，會帶給讀者不同的直感。
《詩經》再加工行為，本身是《詩經》傳播接受的衍生物，而日本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在迥異於中國的社會文化、政治體制、教育機構等繫統環境中，對《詩經》文本進行再加工（如文學批評、俳諧化、戲作、翻譯），所產生的新文本又形成文學行為的個環節，當其進入傳播、接受、再加工行為的再循環時，勢必會對《詩經》的傳播和接受產生間接的影響。例如文學批評作為《詩經》再加工的特殊形式，依靠文學批評家、受眾群、傳播媒介的互動，通過講授、寫本、筆記、著作、冊子等形式，對《詩經》字詞解讀、文學欣賞、注本演變、“美善”詩教等進行評價。雖然這種批評多為一家之言，帶有濃厚的個人特點，但文藝理論批評家所擁有的權威話語權，對《詩經》的點評或研究依托不同載體，將《詩經》的審美期待、文化信息、修養作用等意識傳播到社會各個領域。文學批評雖然發源於文本解讀與闡釋，但經過不同媒介而廣為傳播，從而影響到《詩經》在日本社會的傳播。
具體研究中，關注《詩經》在日本的傳播主體、環境、媒介、受眾、效果五個層面，也即哈羅德·拉斯韋爾所言的“5W”：Who（誰）、To whom（對誰）、What channel（通過何種渠道）、What（說什麼）、What effect（取得什麼效果）。［美］哈羅德·拉斯韋爾：《新聞學與傳播學經典譯叢·大師繫列：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這是本課題主要的研究對像。另外，王兆鵬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的六個層面》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要追問傳播主體、傳播環境、傳播方式、傳播內容、傳播對像、傳播效果六個層面的內容，王兆鵬：《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的六個層面》，載《江漢論壇》，2006年第5期。《詩經》在日本傳播的歷時與共時的傳播內容變化，也是課題需要解決的問題。
據此，本書擬以傳播視角為切入點，按照歷史演變順序，針對《詩經》東傳日本之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領域的傳播情況，予以實證性考索與剖析，對其傳播接受情況做一鉤沉，一是總結《詩經》傳播行為在日本社會活動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所彰顯的存在價值；二是還原異域風情中《詩經》的歷史本貌，繫統地梳理日本《詩經》傳播演變進程；三是歸納日本《詩經》傳播特點，總結傳播規律。按照這樣的思路，分為上代、中古、中世、近世、近現代五章進行解讀。
章為“上代《詩經》傳播：學林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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