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文化研究第22輯（2015年·春）

內容簡介

本輯分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城市文化研究”“電視劇研究”三個專題。專題一從文化角度切入，具體闡述新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化實踐的重要內容——英雄形像和新女性形像的塑造；專題二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分析城市空間的動態變化和復雜構成，解讀城市文化的創造與意義；專題三聚焦於當下電視劇，分析了“紅劇”、青劇和國共劇三種重要電視劇種類與主流價值的關繫，當下電視劇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癥結，以及電視劇中民族主義情緒。

作者簡介

陶東風，男，1959年生於浙江。199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首席專家，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中心兼職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兼職博士生導師，中南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文化研究》叢刊主編。主要從事文藝學、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
周憲，男，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1954年生於江蘇南京。1982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學士；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繫美學專業，獲哲學碩士；1988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戲劇學專業，文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校長助理，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藝術學院院長。*中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學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美學學會會長，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主要學術興趣集中在美學、文藝學和文化研究等方面。曾赴韓國、新加坡等國講學，赴意大利合作研究。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理事，*文科研究基地“文藝學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學術委員。主要學術興趣集中在文化研究，美學和文藝學研究等方面。陶東風，男，1959年生於浙江。199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首席專家，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中心兼職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兼職博士生導師，中南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文化研究》叢刊主編。主要從事文藝學、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

周憲，男，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1954年生於江蘇南京。1982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學士；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繫美學專業，獲哲學碩士；1988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戲劇學專業，文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校長助理，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藝術學院院長。*中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學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美學學會會長，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主要學術興趣集中在美學、文藝學和文化研究等方面。曾赴韓國、新加坡等國講學，赴意大利合作研究。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理事，*文科研究基地“文藝學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學術委員。主要學術興趣集中在文化研究，美學和文藝學研究等方面。

胡疆鋒，男，1973年7月生於新疆。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先後在新疆喀什師範學院、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學習，文藝學博士，曾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2009年6月被聘為副教授，2009年7月至今在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工作，2010年1月被評為碩士生導師。

周計武，男，1977年3月生，江蘇睢寧人。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1999年畢業於徐州師範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學士；2002年畢業於徐州師範大學中文繫文藝學專業，獲文學碩士；2005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繫文藝學專業，獲文學博士。主要學術興趣集中在西方美學、文藝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985工程”人文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預研項目等課題三項。

專題一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
將否定進行到底：1949～1959年文學中英雄形像建構的方法【吳娛玉】
革命變雌雄：中國社會主義電影的性別政治【韓琛】
歷史的缺位與情感化的“文革”敘事
——論電影《歸來》對小說《陸犯焉識》的改編【曹瑩】
建構創傷與抵抗遺忘——評青春文學《流放七月》中的災難書寫【朱楠】
《繁花》“文革”敘事與都市敘事中的微觀政治【張蘊艷】
《第九個寡婦》：底層視角下的中國革命書寫【郭雲嬌】
身體與靈魂的革命改造——重讀張賢亮的《綠化樹》【孫珂】
被“浪漫”遮掩的“血色”——《血色浪漫》解讀【翁立萌】
專題二城市文化研究
後海：空間與文化【蔣原倫】
作為都市空間的法源寺——空間意義的生產與再創造【許苗苗】
城市景觀與文化自覺

專題一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

將否定進行到底：1949～1959年文學中英雄形像建構的方法【吳娛玉】

革命變雌雄：中國社會主義電影的性別政治【韓琛】

歷史的缺位與情感化的“文革”敘事

——論電影《歸來》對小說《陸犯焉識》的改編【曹瑩】

建構創傷與抵抗遺忘——評青春文學《流放七月》中的災難書寫【朱楠】

《繁花》“文革”敘事與都市敘事中的微觀政治【張蘊艷】

《第九個寡婦》：底層視角下的中國革命書寫【郭雲嬌】

身體與靈魂的革命改造——重讀張賢亮的《綠化樹》【孫珂】

被“浪漫”遮掩的“血色”——《血色浪漫》解讀【翁立萌】

專題二城市文化研究

後海：空間與文化【蔣原倫】

作為都市空間的法源寺——空間意義的生產與再創造【許苗苗】

城市景觀與文化自覺

——清前期（1644～1796）北京城市景觀書寫方式的轉變【鞠熙】

“東北人不是黑社會”

——大眾文化的城市江湖想像與社會主義鏽帶的情感結構【劉岩】

專題三電視劇研究

國產劇的三種類型與主流價值觀【張慧瑜】

論當下電視劇的公式化與概念化問題【盧燕娟】

社會轉型與靈氛的消逝——以《大宅門》繫列電視劇為中心【李松睿】

“鏡”中之人——《黑鏡》中的反烏托邦敘事與後人類主義探析【趙柔柔】

其他論文

戴維莫利與文化研究【章輝索宇】

國家控制、民間暴力與鐵道遊擊戰——試論火車幾度被拆除的命運【張傑】

民族想像與身份認同：《舌尖上的中國》透視【閻景娟任傲塵】

論數字藝術生產中的四類非義行為【馬立新屠沂星】

前言

主編的話
陶東風《文化研究》2015年春季卷就要付梓了，國戰君提醒我趕快寫一個例行的“主編的話”，不能像以前那樣拖拖拉拉，因為從這期開始，《文化研究》就要通過郵局發行，交稿時間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靈活了。
我當然不會為此而感到任何不快。恰好相反，我為《文化研究》感到高興，也為它的讀者感到高興，希望從此以後《文化研究》能夠徹底擺脫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出版時間錯亂問題，定期到達讀者手中。
本期輯刊的專題之一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這是《文化研究》近年來不斷關注的一個話題（以前曾經以“文本闡釋與歷史反思”等不同標題刊出），其所聚焦的是新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化實踐（既包括前30年的，也包括後30年的）。中國今天在走的由鄧小平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領導的社會主義實踐之間復雜的繼承與超越關繫，是當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必須回答的*重要和*迫切的問題。我們設置這個專題的目的就是要從文化角度切入這個問題。主編的話

陶東風《文化研究》2015年春季卷就要付梓了，國戰君提醒我趕快寫一個例行的“主編的話”，不能像以前那樣拖拖拉拉，因為從這期開始，《文化研究》就要通過郵局發行，交稿時間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靈活了。

我當然不會為此而感到任何不快。恰好相反，我為《文化研究》感到高興，也為它的讀者感到高興，希望從此以後《文化研究》能夠徹底擺脫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出版時間錯亂問題，定期到達讀者手中。

本期輯刊的專題之一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這是《文化研究》近年來不斷關注的一個話題（以前曾經以“文本闡釋與歷史反思”等不同標題刊出），其所聚焦的是新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化實踐（既包括前30年的，也包括後30年的）。中國今天在走的由鄧小平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領導的社會主義實踐之間復雜的繼承與超越關繫，是當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必須回答的*重要和*迫切的問題。我們設置這個專題的目的就是要從文化角度切入這個問題。

無論是在前30年還是在後30年，社會主義文化實踐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英雄形像的塑造。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集中表達，英雄形像的演變就成為重要的文化癥候。吳娛玉的《將否定進行到底：1949～1959年文學中英雄形像建構的方法》選擇新中國成立後**個十年中文藝界的三次與英雄塑造有關的批判運動——對路翎《窪地上的“戰役”》的批判、對郭小川《一個和八個》的批判以及對楊沫《青春之歌》的批判——作為個案進行了分析，指出這一時期英雄形像的建構是通過持續不斷、層層遞進的否定來完成的（被稱為三大“鋤草”工程），否定的本質則是英雄的去人性化（如去愛情化、去小資產階級化、去日常生活化、去個人化等）。與革命樣板戲中無產階級英雄的“成熟”狀態相比，這是一個憧憬英雄但還不確知英雄特征為何的時代。雖然如此，但其通過排除來建構英雄身份的原則業已確立，樣板戲不過是這個原則的更成熟、更純粹、更**的體現。從這個角度看，所謂否定其實也就是肯定。

社會主義文化實踐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新女性形像的塑造，因為沒有什麼比改變性別更能突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之改天換地或再造自然和人性的本質的了。韓琛的《革命變雌雄：中國社會主義電影的性別政治》指出：從民國時代的“新女性”，到“十七年”時期的“鐵姑娘”，再發展為“文革”期間的“女闖將”，中國左翼電影的新女性塑造經歷了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女性的自然性別意義被逐步消減。新女性形像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通過有效的符號運作，將新女性塑造為一個去性別化的純粹意識形態符碼，掏空了女性作為個體人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說，這篇文章講的也是革命者身份建構中的否定與肯定、排除與容納的辯證關繫。

本專題的其他幾篇文章轉向了新時期以來的文藝作品。曹瑩的《歷史的缺位與情感化的“文革”敘事——論電影〈歸來〉對小說〈陸犯焉識〉的改編》聚焦於張藝謀2013年的電影《歸來》對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的改編。文章通過對比分析提出，電影刪除了小說的具體社會歷史內容，導致苦難敘事的虛化，喪失了原著具體的社會歷史批判性。與這種對人物社會身份及社會經歷的弱化相反，電影強化了對人物家庭身份的期待，以“丈夫陸焉識”和“父親陸焉識”取代了右派知識分子陸焉識，試圖以親人間的溫情和寬恕縫合政治創傷。這些分析發人深省，但如果能夠結合張藝謀電影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可能會得出更加公允客觀的評價，因為張藝謀或許有不得已的難言之隱（當然，本文作者曹瑩或許也有自己不能說出張藝謀難言之隱的難言之隱，那就請他們相互理解吧）。

朱楠的文章不見得多麼老練成熟，但**讓人眼前一亮。因為她捕捉到了一個極好的話題。不少人認為，“80後”一代不懂也不關心新中國前30年的歷史，他們所熱衷的青春文學、玄幻文學總像是飄在歷史的真空中。但有一個叫鼕筱的“80後”作家，突然出版了《流放七月》，這讓我們刮目相看。小說突破了以往青春文學的“小我”情懷，將視野投向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壇整肅運動，獲得張抗抗等作家的高度評價。同樣是“80後”的朱楠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文本，指出了特定歷史記憶如何通過非親身經歷者而得到傳承與書寫，這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流放七月》這部作品的誕生不僅標志著社會災難的書寫向著更為年輕的群體擴展，而且標志著更多的年輕人開始關注曾經發生在父輩甚至祖父輩身上的社會災難。這其中暴露非親身經歷者的災難言說存在書寫困境（稍覺遺憾的是，作者對後者的分析失之於簡單籠統）。

本期的第二個專題同樣是我們一直關注的主題，即“城市文化研究”，所收入的幾篇文章或指向歷史，或立足當下，或同時指向歷史和當下，但都避開了空泛之論，聚焦於個案分析。蔣原倫的《後海：空間與文化》把後海視作北京新都市文化的縮影，是生產消費文化並發揮協調各種新都市生活功能的開放空間。作者分析了這個空間的動態變化和混雜構成。在作者看來，“後海一帶的仿古建築在今天的社會語境中雖然仍有中國歷史文化的意味，但是從根本上說，它們隻是歷史文化的某種痕跡或遺跡，更多地提供有關歷史文化的想像性功能，或者作為全球化的旅遊文化的組成部分而獲取其意義”。或許是出於對於後海的厚愛，本文不隻是一篇有見地的學術論文，而是一篇散發著強烈意趣和人文情懷的散文。

許苗苗的《作為都市空間的法源寺——空間意義的生產與再創造》同樣是一篇娓娓道來、頗具可讀性的文章，該篇文章不但通過歷史資料追溯了法源寺的演變過程，而且解讀了李敖小說裡虛構的法源寺形像，以及在新的時代主題和媒體環境中，法源寺被賦予的多重意義。虛虛實實，虛實相間，這樣的言說方式和行文脈絡，正好可以巧妙傳達法源寺在歷史上和當代都市環境中的想像性意義創造方式。

鞠熙的《城市景觀與文化自覺——清前期（1644～1796）北京城市景觀書寫方式的轉變》，通過大量資料勾勒了從清初到清中期北京城市景觀書寫方式的重大轉變——文人們對當下北京之美的“視而不見”發展到“重新發現”，*後發展成“指導觀看”。作者認為，這不僅受官方態度的影響，而且受北京居民興起的文化自覺意識的影響。如此說來，一個城市的文化自覺意識是該城市能否發現自身之美的關鍵性因素。

從“東北人都是活雷鋒”到“東北人都是黑社會”（難道雷鋒和黑社會之間存在什麼隱秘的關聯？），21世紀大眾文化對東北的地域修辭就是如此兩極化和戲劇化。也許，這些不過是大眾文化的城市“江湖”想像——一種消費文化與老工業基地的社素的巧妙結合，它與 “上海酒吧”式的東部沿海城市想像形成有趣的對比。劉岩的《“東北人不是黑社會”——大眾文化的城市江湖想像與社會主義鏽帶的情感結構》，以《東北往事》小說文本為中心，結合《東北人不是黑社會》等相關作品，深入剖析了這些江湖想像是如何被納入一種形成於特定歷史地理條件下的情感結構中的。

在第三個專題“電視劇研究”中，我們收入了四篇文章。張慧瑜的《國產劇的三種類型與主流價值觀》分析了 “紅劇”（革命歷史題材劇）、青春劇以及國共劇三種重要電視劇種類與主流價值觀的關繫。其中對“紅劇”的分析特別具有啟發性。在中國的後革命語境中，“紅劇”占據著特殊的位置，它既承擔著在後革命時代重新講述革命歷史的任務，又具有把紅色價值觀改造為與改革開放的主流邏輯相契合的功能，而且還須和消費主義、大眾文化進行合作。這樣的微妙角色定位使得“紅劇”不僅須從正面講述紅色革命歷史，而且不能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觀。在這個意義上，“紅劇”成功的關鍵在於找到前30年革命歷史敘述與後30年改革開放歷史的**公約數，這就要求“紅劇”在重述革命文化的同時要“與時俱進”，同當下社會保持有效互動。因此，“紅劇”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失效和21世紀以來的重新流行，成為反思新時期主流價值觀建構的文化癥候。

“公式化”“概念化”等概念在中國並不令人陌生，早在制造公式化、概念化文學的20世紀50年代，就有關於公式化、概念化的“討論”（加引號是因為“討論”雙方力量對比過於懸殊）。到了20世紀80年代，學界主導性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文學的公式化、概念化癥結在於極左政治意識形態對文藝的宰制。然而盧燕娟的《論當下電視劇的公式化與概念化問題》卻指出，當下電視劇在遠離1980年代的政治意識形態之後，仍然普遍存在公式化與概念化問題。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新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正是盲目排斥政治，失去歷史整體性視野的結果。因此針對消費時代新的概念化、公式化問題，恰恰應該重新從歷史整體性、人的社會屬性出發，重視意識形態所能賦予文化作品的歷史厚度和現實深度。當然在我看來，當下電視劇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現像（既不是從活生生的、千差萬別的人出發，又不是從現實中豐富飽滿的生活本身出發，而是從抽像概念出發，來理解“人性”“生活”“歷史”這些基本概念）到底是消費文化這個新惡在作祟，還是原有政治意識形態的舊鬼在消費時代的變形，或許還要做更細致的考辨。

說到前30年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當然難以避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革”時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比如三大改造、“大躍進”、反右、“文革”等。在當代文學藝術書寫中，這些事件的承受者大多是學者和藝術家。電視劇《大宅門》的突破就在於其中的受害者是以白景琦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此劇受到觀眾的極大歡迎。李松睿的《社會轉型與靈氛的消逝——以〈大宅門〉繫列電視劇為中心》對此做出了解讀。他認為《大宅門》看似延續了五四以來的家族史敘事，卻悄悄改寫了這一敘事模式的成規與慣例。，民族資產階級無論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還是在社會主義文化脈絡中，都是負面形像，《大宅門》卻塑造了一個堂堂正正的正面民族資本家白景琦。為了讓這樣的形像獲得觀眾認可，編導首先將民族資產階級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白景琦經營的是中藥鋪，而不是西洋現代工業），這無疑極大地迎合了當下語境中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第二，五四以來的革命歷史敘事中，家族史故事是以階級劃分及其所代表的進步—落後、傳統—現代的線性進化的價值邏輯為支撐的，而在電視劇《大宅門》中，傳統與現代之間難以調和的衝突消失不見了，推動戲劇情節向前發展的，是善與惡之間的矛盾。作者認為，這使得這部作品雖然試圖書寫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但在大部分篇幅中，歷史其實是被放逐出去的。作者的觀察可謂深刻而獨特，但我們也可以提出兩個問題：難道五四以來的革命文學框架內的家族敘事，就沒有放逐真正的歷史真實？其中的歷史難道不是“缺席的存在”？

本輯中的“其他論文”部分中，如章輝對戴維·莫利的觀眾理論的評述，張傑對鐵路的政治文化意義的分析，等等，都有作者自己的發現，限於篇幅，就不一一介紹。

後，我要特別指出的是，與前幾輯《文化研究》相比，本輯中年輕作者的比例有了進一步的上升，他們中除卻一些是活躍在當下文化研究領域的青年纔俊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剛剛出道的博士生或博士後。相信讀者看了本輯《文化研究》後一定會有與我相同的感受：中國的文化研究前途無限，因為它是一項年輕人熱愛的學術事業。與此同時，我對《文化研究》的未來也更有信心了，因為它是一本受到年輕學者喜愛的刊物。

201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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