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於古典與現代之間
——《孫康宜文集》導讀
韓晗
今年73歲的孫康宜先生是國際漢學界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她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深耕多年，著作等身。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館長，後又兩度出任耶魯大學東亞繫（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主任，2015年當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2016年又當選為臺灣“中研院”院士，在國際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聲譽卓著。而且，孫康宜還是一位馳名國際的華語散文家，其代表作《我看美國精神》《走出白色恐怖》不但在華語散文界影響頗大，而且還被翻譯為韓文、捷克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出版，形成了世界性的影響。
5年間，《孫康宜文集》在大陸、臺灣兩地先後問世，受到了許多同行學者的關注與好評，大家不約而同地認為，《孫康宜文集》的出版不但是國際漢學研究的大事，更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眾望所歸的喜事，當然這也說明了孫康宜先生作為學術泰鬥，其卓異成就得到了海峽兩岸、海內外學界的高度認可。作為《孫康宜文集》的主編，我願不揣淺陋，撰此導讀，向孫康宜先生的學術思想與創作成就致敬。
一
總體來看，孫康宜先生的學術研究分為如下兩個階段。
與其他同時代許多海外華裔學者相似，孫康宜出生於中國大陸，20世紀40年代末去臺灣，在臺灣完成了初等、高等教育，爾後赴美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執教。但與大多數人不同之處在於，孫康宜的人生軌跡乃是不斷跌宕起伏的結果，並非一帆風順。因此，孫康宜的學術研究分期，也與其人生經歷、閱歷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1944年，孫康宜出生於北京，兩歲那年，因為戰亂而舉家遷往臺灣。其父孫裕光曾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並曾短期執教北京大學，而其母陳玉真則是臺灣人。孫康宜舉家遷臺之後，旋即爆發二二八事件，孫康宜的舅舅陳本江因涉“臺共黨人”的“鹿窟基地案”而受到通緝，其父亦無辜受到牽連而入獄10年。
可以這樣說，幼年至少年時期的孫康宜，一直處於顛沛流離之中。在其父蒙冤入獄的歲月裡，她與母親在高雄林園鄉下相依為命。這樣獨特且艱苦的生存環境，鍛煉了孫康宜堅強、自主且從不依賴他人的獨立性格，也為其精於鑽研、刻苦求真的治學精神起到了奠基作用。
1962年，18歲的孫康宜被保送進入臺灣東海大學外文繫，這是一所與美國教育界有著廣泛合作並受到基督教會支持的私立大學，首任校董事長為臺灣前教育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杭立武先生，這是孫康宜學術生涯的起點。據孫康宜本人回憶，她之所以選擇外文繫，乃與其父當年蒙冤入獄有關。英文的學習可以讓她產生一種逃避感，使其可以不必再因為接觸中國文史而觸景生情。
在這樣的語境下，孫康宜自然對英語有著較大的好感，這也為她今後從事英語學術寫作、比較文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她的學士學位論文“The Importance of Herman Melville to Chinese Students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deas of Melville and Prominent Chinese Thinkers”（《赫爾曼麥爾維爾對中國學生的重要性—兼論麥爾維爾與中國著名思想家的思想比較》）以美國小說家赫爾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小說《白鯨》（）為研究對像。用孫康宜本人的話講：“他一生中命運的坎坷，以及他在海洋上長期奮鬥的生涯，都使我聯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間所經歷的種種困難。”
從東海大學畢業後，孫康宜繼續在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攻讀美國文學研究生。多年英語的學習，使得孫康宜有足夠的能力赴美留學、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此時孫裕光已經出獄，但屬於“有前科”的政治犯，當時臺灣處於“戒嚴”狀態下，有“政治犯”背景的孫康宜一家是被“打入另冊”的，她幾乎不可能在當時臺灣的體制內獲得任何上升空間（除了在受教育問題上還未受到歧視之外），甚至離臺赴美留學，都幾乎未能成行。在這樣的處境下，定居海外幾乎成為孫康宜的出路。
在臺大外文所讀書期間，成績優異的孫康宜就被得克薩斯州的 A & M 大學（Texas A & M University）英文繫錄取並獲獎學金。但後來由於個人情況的考慮，她決定進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圖書館學繫的碩士班。歷史地看，這是一個與孫康宜先前治學（英美文學）與其之後學術生涯（中國古典文學）並無任何直接聯繫的學科；但客觀地說，這卻是孫康宜在美國留學的一個重要的過渡，因為她想先學會如何在美國查考各種各樣的學術資料，並對書籍的分類有更深入的掌握。1971年，孫康宜獲得該校圖書館學繫的碩士學位之後，旋即進入南達科他州立大學（The 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英文碩士班學習，這是孫康宜獲得的第二個碩士學位—她又重新進入了英美文學研究領域。
嗣後，孫康宜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繫（The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班，開始主修中國古典文學，副修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師從於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2005）、高友工（Yu-kung Kao，1929—2016）等知名學者。此時孫康宜真正開啟了她未來幾十年的學術研究之門—比較文學視野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1978年，34歲的孫康宜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並發表了她的篇英文論文，即關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西裡爾白之（Cyril Birch, 1925— ）的《中國文學文體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的書評，刊發於《亞洲研究》（）雜志上。這篇文章是她用英文進行學術寫作的起點，也是她進入美國學界的裡程碑。
1979年，是孫康宜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她的份教職就是在人文研究頗有聲譽的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擔任助理教授，這為初出茅廬的孫康宜提供了一個較高的起點。同年，孫康宜回到中國大陸，並在南京大學進行了學術講演，其間與唐圭璋、瀋從文、趙瑞蕻等前輩學者和作家有過會面。作為新時期早回到中國大陸的旅美學者之一，孫康宜顯然比同時代的其他同行更有經歷上的優勢。
次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繫創繫主任牟復禮教授的推薦下，孫康宜受聘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擔任館長，這是一份相當有榮譽感的職位，比孫康宜年長53歲的中國學者兼詩人胡適曾擔任過這一職務。當然，這與孫康宜先前曾獲得過圖書館學專業的碩士學位密不可分。在任職期間她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自己本英文專著（《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這本書被認為是北美學界部完整地研究晚唐至北宋詩詞的繫統性著述，它奠定了孫康宜在北美學術界的地位。1982年，孫康宜開始執教耶魯大學東亞繫，並在兩年後擔任東亞語文研究所主任，1986年，她獲得終身教職。
在《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一書中，孫康宜以溫庭筠與韋莊兩人為重要對像，以文體學為研究方法論，探索了花間詞獨特的結構原理。20世紀60至80年代，是文體學研究在北美突飛猛進的年代，孫康宜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文體學研究在美國學界聲勢正隆的20世紀70年代末，甚至可以說，文體學代表了當時美國文學理論界為前沿的研究方法。當時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家韋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曾認為：“文體學研究一切能夠獲得某種特別表達力的語言手段，因此，比文學甚至修辭學的研究範圍更廣大。”從孫康宜本學術專著便可看出其對於歐美前沿文論的關注並努力將其借鋻於中國文學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花間詞”得名於五代後蜀詩人趙崇祚編輯的《花間集》，該詞集中收了18位詞家的500首詞，共同主題便是描述女性以及異性之間的相思。在孫康宜的本學術專著裡，她就選擇用歐美文論界前沿的文體學理論來解讀花間詞，可以這樣說，這本書在總體上奠定了孫康宜今後的學術風格。
如果將孫康宜的學術生涯形容為一張唱片的話，從東海大學到普林斯頓大學這段經歷，視為這張唱片的A面，而其後數十年的“耶魯時光”是這張唱片的B面。因此，《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既是A面的終曲，也是B面的序曲。此後孫康宜開始將目光聚集在中國古典文學之上，並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英文專著（《六朝詩研究》）。
從嚴謹的學科設置來看，唐宋文學與六朝文學顯然是兩個不同的方向。但孫康宜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考據研究學者，她更注重於從現代性的視野下凝視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性變革，即作家如何在不同的時代下對政治、歷史乃至自身的內心進行書寫的流變過程。這與以“樸學”為傳統的中國大陸主流古典文學研究不盡相同，而是更接近西方學界主流研究範式—將話語分析、心理分析、性別研究與文體研究理論引入古典文學研究範疇。
這就不難理解孫康宜的第三本英文專著（《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下文簡稱《情與忠》）緣何會成為該領域的代表作之緣由。陳子龍是一位被後世譽為“明詩殿軍”的卓越詩人，而且他官至“兵科給事中”，屬於位高權重之人。明亡後，他被清軍所俘並堅決不肯剃發，終投水自盡。孫康宜將這樣一個詩人作為研究對像，細致地考察了他的文學活動、政治活動與個人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繫，認為其“忠”（家國大愛）與“情”（兒女私情）存在著情感相通的一面。
不言自明，《情與忠》的研究方式明顯與先前兩本專著不同，前兩者屬於概論研究，而後者則屬於個案研究。但這三者之間卻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繫：以比較文學為核心，用一繫列現代研究範式來解讀中國古典文學。這是有別於傳統學術的經典詮釋研究。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孫康宜別出心裁地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在孫康宜的一繫列著述與單篇論文中，“現代”與“古典”合奏而鳴的交響旋律可謂比比皆是。如《〈樂府補題〉中的像征與托喻》著重研究了“詠物詞”中的像征與托喻；而《隱情與“面具”—吳梅村詩試說》獨闢蹊徑，將“面具（Mask）說”與“抒情主體”（lyric self）理論引入對吳梅村（即吳偉業）的詩歌研究當中，論述吳梅村如何以詩歌為工具，來闡釋個人內心所想與家國寄托；《明清詩媛與女子纔德觀》則是從性別研究的角度論述女性詩人的創作動機與群體心態。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二
從東海大學到普林斯頓大學，完整的學術訓練，讓孫康宜具備了“現代”的研究視野與研究方式，使其可以在北美漢學界獨樹一幟，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當代重要的學者之一。
但公正地說，用“現代”的歐美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絕非孫康宜一人之專利，在海外漢學領域內，可謂比比皆是。如艾朗諾（Ronald Egan, 1948— ）對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探索，浦安迪（Andrew H. Plaks, 1945— ）的《紅樓夢》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 ）對唐詩文本的精妙解讀，餘國藩（Anthony C. Yu, 1938—2015）的《西遊記》再解讀以及卜松山（Karl-Heinz Pohl, 1945— ）在儒家美學理論中的新發現，等等，無一不是將新方法、新理論、新觀點乃至新視角與傳統的“老文本”相結合。甚至還有觀點認為，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其實就是不同新方法的博弈，因為研究對像是相對穩定、明確的。
無疑，這是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截然不同的路數。發現一個“被忽略”的現當代作家（特別是在世的作家）不難，但要以考古學的研究範式，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中找到一個從未研究過的個案，之於海外學者而言可謂是難於上青天。
談到這個問題，勢必要談到孫康宜學術思想的特殊之處。“傳統”與“現代”的相結合當然是大多數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共性”，但孫康宜的“傳統”與“現代”之間卻有著自身的特色，我認為，其特殊之處有二。
首先是從性別研究出發的視角。這是許多海外中國古典文學學者並不具備的。在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如孫康宜這樣的女性學者本身不多見，孫康宜憑借著女性特有的敏感性與個人經驗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獨特的研究與詮釋，這是其特性而非共性。因此，“女性”這個角色（或身份）構成了孫康宜學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詞。譬如她在研究陳子龍時，會考慮到對柳如是進行平行考察，而對於明代“纔女”們的審理，則構成了孫康宜極具個性化的研究特色。
當然，很多人會同時想到另外兩位華裔女性學者：田曉菲（Xiaofei Tian，1971—）與葉嘉瑩（Chia-ying Yeh, 1924—）。前者出生於1971年，曾為《劍橋中國文學史》（，該書的主編為孫康宜和宇文所安）撰寫從東晉至初唐的內容，並在六朝文學研究中頗有建樹，而出生於1924年的葉嘉瑩則是一位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成果豐碩的女性學者，尤其在唐宋詞研究領域，成就不凡。
雖都是女性學者，但她們兩者與孫康宜的研究仍有著不可忽視的差異性。從年齡上講，田曉菲應是孫康宜的下一代人，而葉嘉瑩則是孫康宜的上一代人。孫康宜恰好在兩代學人之間。因此，相對於葉嘉瑩而言，孫康宜有著完整的西學教育，其研究更有“現代”的一面，即對於問題的認識與把握乃至個案研究，都更具備新理論與新方法。但之於田曉菲，孫康宜則顯得更有文學批評性。畢竟田曉菲是從中國現代史轉型而來，其研究風格仍帶有歷史研究的特征，而孫康宜則是相對更為純粹的文學研究，其“現代”意識下從性別研究出發的視角，更有承上啟下、革故鼎新的學術史價值。
廣義地說，孫康宜將性別研究與中國古典文學糅合到了一起，打開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扇大門，提升了女性作家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的地位，為解讀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的女性文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工具。更重要的在於，長期以來中國古典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基本上都是男權中心主義的主導，哪怕在面對女性作家的時候，仍然擺脫不了男權中心主義這一既成的意識形態。
譬如《情與忠》就很容易讓人想到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該著對於陳（子龍）柳之傳奇故事也頗多敘述，但仍然難以超越男權中心主義的立場，即將柳如是作為“附屬”的女性進行闡釋。但是在《情與忠》中，柳如是卻一度構成了陳子龍文學活動與個人立場變化的中心。從這個角度來看，孫康宜不但提供了解讀中國古典文學史中女性作家的理論工具，而且還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一個相當珍貴的新視野。史景遷（Jonathan Spence，1936— ）曾評價該著的創見：“以生動的史料，深入考察了在17世紀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期，人們有關愛情和政治的觀念，並給予了深刻的闡述。”
其次是將現代歐美文論引入研究方法。之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引入歐美文論是有一定爭議的，與之相比，乾嘉以來中國傳統學術（即“樸學”）中對古籍進行整理、校勘、注疏、輯佚，加上適度的點校、譯釋等研究方式相對更受認可，也在古典文學研究體繫中占據著主流地位。
隨著“世界文學”的逐步形成，作為重要組成的中國古典文學，對其研究已經不能局限於其自身內部的循環闡釋，而是應將其納入世界文學研究的體繫、範疇與框架下。之於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尤其應承擔這一歷史責任。同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古典文學的形成絕非是在“一國一族”之內形成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過程。因此，中國古典文學的體制、內容與形態是在“變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在這樣的前提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就必須要將當代歐美文論所涉及的新方法論納入研究體繫當中。在孫康宜的研究中，歐美文論已然被活學活用。譬如她對明清女性詩人的研究如《明清文人的經典論與女性觀》《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等篇什，所著眼的即是比較研究，即不同時代、政權、語境下不同的女性詩人如何進行寫作這一問題；而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經典文本、作家的傳播與影響，也是孫康宜所關注的對像，譬如她對“典範作家”王士禎的研究，她敏銳地發掘了宋朝詩人蘇軾對王士禎的影響，並提出“焦慮說”，這實際上是非常典型的比較文學研究了。此外，孫康宜還對陶潛（陶淵明）經典化的流變、影響過程進行了文學史的審理，並再度以“面具理論”（她曾用此來解讀過吳梅村）進行研究。這些都反映出歐美文論研究法已構成了孫康宜進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內核。
孫康宜通過自己的學術實踐有力地證明了：人類所創造出的人文理論具有跨民族、跨國家的共同性，歐美文論同樣可以解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譬如前文提到的《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一書（北大版將該書名改為《詞與文類研究》），則明顯受到克勞迪歐吉倫（Claudio Guillen，1924—2007）的《作為繫統的文學：文學理論史札記》（）、程抱一（François Cheng, 1929—）的《中國詩歌寫作》（）與埃裡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摹仿論：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等西方知名著述的影響，除了文體學研究方法之外，還將話語分析與心理分析引入對柳永、韋莊等詞人的作品研究，通讀全書，宛然中西合璧。
性別研究的視角與歐美文論的研究方法，共同構成了孫康宜學術思想中的“新”，這也是她對豐富現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體繫的重要貢獻。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孫康宜的“新”，是她處於一個變革的時代所決定的，在孫康宜求學、治學的半個多世紀裡，臺灣從封閉走向民主，而大陸也從貧窮走向了復興，整個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作為世界目光所聚集的焦點而被再度寫入人類歷史中重要的一頁。在大時代下，中國文化也重新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孫康宜雖然面對的是古代經典，但從廣義上來講，她書寫的卻是一個現代化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