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吳不同蘇

-肝膽楚越與吳楚一家

013 -吳國風雲“二人傳”

上古看門

066 - 腥風血雨話閶門

091 - 曲折通生死 冷熱出盤門

106 -葑門食色無關性中古看橋

131 -鐘聲裡的詩橋孤旅

135 - 畫橋連珠

140 - 甪直橋

147 -纖夫號子運河情

155 - 萬帆下西洋

160 - 畫壇首席的故裡

167 - 不見井號話淒涼

170 - 無夢到廊橋

173 -風雅橋上看詩心逐水流

179 - 劍膽琴心家國情懷

今古看園

190 -曲則全苟完美

201 -一塊石頭顛覆一個王朝

211 - 拙政與巧思

220 -從獅林寺到獅子林桃花流水梅林香雪

百工四美

263 -蘇州刺繡

271 - 昆曲

守望太湖

尾聲-又見繁華

304 -《蘇州傳》大事記

311 -【附一】《吳都賦》節選（左思）

314 -【附二】《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

316 - 參考書目

319 - 參考文獻詩詞篇目

蘇州是一部大書，一部舊書。是一部泛黃的，蝕孔斑斑的，用甲 骨文、石鼓文、金文、秦篆、漢隸在竹帛、唐草、嫌絲上寫出上卷 和在澄心堂紙、浮玉山石上用西泠刻刀寫出中卷的古書；同時又是在 由俞曲園、葉聖陶、胡適之、郁達夫、林語堂、朱自清、錢穆、陳從 周、王蒙、陸文夫等接棒書寫，並由無數後學青年繼續書寫著的一部 “未完成的交響樂”般下卷的新書。

人們將許多“蘇州史書”（包括蘇州歷史典籍資料、地方志和近年蘇州大學出版的《蘇州文化叢書》等）捧在手上的時候，也許能看 見這個城市有些模糊卻還算完整的輪廓。但是當一部好的《蘇州傳》 被翻開之後，相信每一個想讀懂這個城市的人便會沉溺其間，猶如遊 弋於八百裡煙波浩渺太湖中的一條小魚，備感愉悅舒暢竟忘了自己身在何方甚至也忘了自己，並且會用素心人纔能聽到的聲音和文字吐寫 出對它的痴情與眷戀，似乎自己也變成了書的一頁，和那些夾在書中 的吳儂軟語的吟唱、風正帆揚的漁歌、隔牆跳躍的歡笑、穿透歲月的夜半鐘聲一起，幻化成這個城市的歷史與傳奇，變身成“蘇州人”。 一個人地理上的歸屬不僅是指他的故鄉，更是他對生活空間的認同和 熱愛。

一部好的“城市傳”無疑是解碼一座城市的鑰匙，能揭示這個城市的偉大和平凡；其更高的境界是使讀者調動全部知識儲備並激活敏 感的溫情，和作者一起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用鼻子嗅，用舌尖品，用手掌撫，用腳步量……真正地全面感知這座城市。讀者隻有沉醉於 自己獨特的體驗，閱讀的時候纔能走進城市，合上書本的時候就會看 見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看見它的天際線風景，盛衰之變，風物淳 美，躁動與激情的人文精彩，以及它對內動力的發掘和向外的開拓, 展望它的魅惑與絕世風華。

《蘇州傳》是文字意義上的城市“考古”，更是當代生活層面的 “考現”，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纔是正心正信正行正道。這是對一 個城市歷史隱秘和現實呈現的關聯觀察與剖析，“考現”也就自然而 然地衍化成眺望未來……

希望這部既“考古”又“考現”的《蘇州傳》能完成設定的 任務。

“櫻桃飽滿過姑蘇”，不知道這一句算不算詩。我在無數次乘坐滬寧線的火車經過蘇州時，都不自覺地吟出這似詩非詩的七個字。內中 道不清說不明的情愫便是對蘇州朦朦矓矓的歡喜和寄望。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也就是“文革”噩夢將醒、新世紀曙光漸亮 的那幾年，我這個少不更事、長於江淮小城未見過世面的青年，雖然 接受啟蒙教育時讀到過“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詩句曾浮想聯翩，然終究紙上得來，沒有什麼深刻印像，對於蘇州的愛與 哀愁也隻是淺淺地一笑而過。隨著年齒漸長，知道了那句膾炙人口的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於是便開始認認真真地向往天堂的模樣。豈 料美好總是追之愈急、離之越遠，後來又讀到現代文學中郁達夫、徐 志摩、林語堂、胡適之等人關於蘇州的散文，越發被勾起了渴望…… 向往久了便會造夢，有時候我真覺得自己在登虎丘山，逛觀前 街，漫步七裡山塘，泛舟無涯太湖……隻是情之深沉不能替代境之真 切，對蘇州的認識依然停留在夜泊小舟的搖晃模糊之中。直到有一天 我偶然間看到了一本陳從周先生寫的《蘇州園林》和配文的黑白照片 纔稍稍明白“庭院深深深幾許” “小有亭臺亦耐看”，這樣的“人間天 堂”就是蘇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並非一句虛言。尤其是陳從 周於“網師園” “拙政園” “留園” “滄浪亭”等處盤桓忘歸的情致令 我感受到這種興味無窮的優雅是那樣具有魔力，當然“千家養女先教 曲，十裡栽花算種田”的江南風流對一個懵懂少年的誘惑更令我墮入 “情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未到蘇州時我便已愛上了這座城市。相 對於故鄉合肥而言，這樣去愛上一個不熟悉的異鄉，無疑是精神早已 出軌了。

一晃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已記不清其間多少次踏訪過蘇州。寒 山、網師、拙政、滄浪、盤門、葑門、山塘、周莊、用直，當然還有 近年來常去的工業園、金雞湖、獨墅湖、大學城、科技園、創業園、 高新區、保稅區，零零碎碎的追古訪今，在經意與不經意間我總是想 拼湊起一幅完整的蘇州印像：一幅既有城市天際線起伏勾勒，又有街 巷格局變化轉折的圖畫；一座前世已然凝固成雕像，如今脈搏依然在 跳動又能嗅到雨巷花香、看見月橋樹影的蘇州。然而，一次次興味蔥 茏的造訪、一次次莫名的失落又總是在提醒我，浮光掠影般的賞玩無 法見到海洋底部的貝殼，夢中人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夢遊人，隻有理性 的沉思纔能清醒地造夢。

我開始尋覓一把解碼“天堂”的鑰匙，去揭開一座偉大而又美麗 的城市的奧秘。今天，我想把一個人的獨特體驗，變成全體“蘇州 人”，即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樂於斯、知於斯忘於斯以及想來未來、 來了還要來、不來就要來、來了不想走的所有“蘇州人”之全息感知 梳理出來，把它記錄下來，留給這個世界留給未來。

人們會在《蘇州傳》的後一頁看見蘇州的同時也看見江南，看 見中國，看見自己。

據說，蘇州是世界上一座2500年來沒有遷移挪動過的城市。

蘇州城歷史悠遠曠渺，命運波瀾壯闊，風物饒艘豐富，故事跌宕 起伏……關於蘇州，“東方威尼斯”一類蹩腳的比喻和“上有天堂, 下有蘇杭”的泛泛而論，一直無法滿足人們對它的真愛與追問。

蘇州的歷史堪比長安和羅馬，這可不是據說。然而它終究沒有 變成長安、羅馬那樣的宗教聖地、經濟樞紐、軍事要塞、政治中心 合而為一的超級大都市和一個國家的首善之都。原因何在？到底是 為什麼？

梳理蘇州宗脈、描畫蘇州風韻、探索蘇州精神，不妨就從“何為 蘇州”設問開始。

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意味著一連串新問題的產生和糾結的開始。 在專注地查閱文獻資料和實地調查補課後，我很快就發現：原來蘇州 故事已幾乎被人說盡了、說絕了、說死了，同時也讓聽的人聽煩了、 聽厭了、聽得不想再聽了。

從《越絕書》中“上溯夏禹，下迄兩漢”，到《左傳》裡的“季 札掛劍”，“吳越春秋”，到《史記•吳王濞列傳》，到《三國志》中的 吳主孫權“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振興江南，到白樂天、範仲淹、 蘇舜欽、蘇東坡、倪雲林、文徵明、唐伯虎一干人物宦遊踏訪、托物 嘗夢、一詩一畫、寄情筆墨，再到近世王世貞、俞曲園、葉聖陶、胡 適之、郁達夫、林語堂、錢鐘書諸人的一記一嘆一詠一歌，好像凡 居、遊、訪、飲於蘇州有些瓜葛的人，若無一詩一文則不可稱文人， 不可言到過姑蘇。於是，一千個人的筆下就會有蘇州之千般滋味、萬 斛喜憂。這些林林總總或平淡或精彩的敘述縱使是吉光片羽、絢爛耀 目，抑或是詩思雋永，令人神往、然並未從總體上解決“何為蘇州” 這個簡單的設問。於是，蘇州便成了人人口上有、個個心中無的支離 破碎的蘇州，一個淹沒在概念之水、浮泛於似是而非認知的蘇州。如 今，生於斯長於斯的老蘇州人似乎已經不完全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 而來自天南地北的無數踏訪者更無法找到期望中的天堂。古之蘇州以 園林勝，以文化勝，今之蘇州又添加了科技勝、教育勝、制造勝…… 今天，作為現代城市的蘇州前程似錦，繁華更甚，體量更大，體魄更 強。蘇州有足夠的資本笑傲群城。

人們也許不知道，作為一方獨特文明聖土的蘇州即將沉沒或許已 經沉沒。這一切首先要拜歷史上征戰兵火、水旱瘟疫所賜，蘇州城數 建數毀，面目多變。半個多世紀以來，近似瘋狂的大拆大建一時功過 難定，雖然有古城保護的若干措施庇佑那些斷垣殘壁，但也僅是小補 而無大用。城市日新月異，人們歡呼雀躍；城市陣痛不已，人們迷茫 彷徨。加上一些所謂的保護與美化猶如是在美人臉上做整容手術，結 果總是適得其反。對於古城而言，當代城市發展的悖論：建就是棄、 拆即是毀。對於大多數中國古城來說，我們錯過了修復和保護的 時機，一錯百年。這還僅僅是指一個城市的物理空間。而城市精神的 梳理解讀，闕如罔聞。一九二七年，錢賓四赴蘇州省立中學教席時即 有慨嘆：

蘇州自吳闔閭、夫差以來，兩千五六百年，為中國歷史悠 久一城市。城內遠近名山勝跡，園林古剎，美不勝收，到處皆 是。餘在蘇中三年，遊歷探討，賞覽無遺。惜為本書體例所限， 未能詳述。竊意此城，自餘當時所見，倘能一一善加保護，其破 舊者則略為修明清近千年之歷史文物，生活藝術，遠自 宋代之至和塘滄浪亭起，直迄清末如俞蔭甫之曲園，吳大瀓之愙 齋，依稀仿佛，——如在目前。舉世古城市，當無一堪與倫比。 惜乎近代中國破舊開新，其抽像方面之學術思想猶尚有圖書館所 藏古籍，可資搜尋，其具體方面實際人生，則毀棄更易，追究無 從。此實一大堪惋惜之事也。

由於時代久遠、王朝更迭等復雜原因，我們無法像德國人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後馬上重建德累斯頓那樣，讓一個城市“復活”。盡管 如此，也不必將遺憾定格成絕望。每一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責任。尤 其是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今天，慎終追遠的傳統讓我們 至少知道，今天蘇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完整故事，來激活這 個懷玉抱璞之地的熱情與反思。這樣的使命如果由一部“城市傳”來 開啟的話，這本書就絕非僅僅敘述它昨日的輝煌，也不是隻收拾那些 飄在風中的支離破碎的往事與逸聞，更不是一部風光紀錄片的解說詞 或者旅遊指南。“城市傳”應該是對存亡續絕歷史的沉思和讓人認識未來的精神平臺。

《蘇州傳》首先是一個外鄉人在敘說蘇州。一方面有隔靴搔癢、 抓不到痛處之嫌，一方面何嘗又不是“遠觀得全面，入境感覺新” 呢？包羅萬像的前塵往事早已斑駁模糊，甚至無跡可尋。那些小橋流 水、枕河人家、古剎鐘聲、玲瓏園林勾勒的城市風景線隻會是人們以 今測古的鏡像和幻覺，那些虛擲繁華、沉醉風雅、浮在表面的故事更 令後人離真切的姑蘇愈行愈遠。誤讀的語境中時間久了，蘇州也就天 堂路遙。其情如釋紹曇所嘆“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何況已然 百年千年！對於年輕一代蘇州人來說，沒有記憶，何來忘卻？唯祈望 這本《蘇州傳》能找回歷史上那個結結實實存在的姑蘇，和現實中真 真切切矗立於新時代面前這個古老而年輕、模糊而清晰、陳舊而鮮活 的蘇州。

蘇州於我早已不是他鄉而是故鄉，是一個家。

它是一個草木芬芳、杯盞溫熱、脈動安詳、幸福在握的宜居之 地，一方繁華照眼、絲管悠長、書香彌散、錦衣美食的熱土。

這也許就是天堂的模樣，一個讓所有人都樂於迷失在其中的城市。

然而在鄉鎮城市化、城市都市化、都市同質化的時代發展中，蘇州又正在“消亡”。如何存亡續絕，如何革故鼎新，何為蘇州“已經 不是一個城市之問，而是時代之問，文明之向”。

若你不了解蘇州，那就是不了解歷史，不了解中國。

肝膽楚越與吳楚一家

拉丁文ABOVO （從頭開始）的敘事方式是“編年史”寫法的邏 輯軸線，已被傳記文學沿用了近三千年。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並習慣了 “每一個好故事都應該從頭開始”這條定律。隻是我堅持認為這定律 不適用於蘇州，因為蘇州故事無頭無尾：“靡不知其有初，殆不知其 有終。”同時我還堅信，一個好的城市傳的完整性，絕非城市編年史 的流水賬，更非一部城市名人政要巨細無遺的“起居注”。它不僅首 先是一本書和一個好故事，還需要有人愛有人看有人說有人聽，更需 要讀者能據此指認追溯，並且自己去釐清這個城市構建的來龍去脈， 進而在心中重建這個城市。

蘇州山靈水秀，沃野千裡，人文荟萃，風雅無邊，除了文獻所 載，還有先輩們在此留下的豐厚遺產。一水一門，一街一巷，一鎮一 園，以致絲綢、刺繡、玉雕、漆畫，加上昆曲、蘇劇、評彈、繪畫等 門類齊全的藝術和由之衍化出的姿彩萬千的生活，哪一個不好，哪一 個不美，哪一個不搖曳生姿，哪一個不滋味無窮？每一個都是在述說 著“天堂”的故事。可相對於城市史而言，蘇州終究還是缺少一部城 市傳，一個完完整整的好故事。

一般的城市史書（地方志）價值有限，令一般人不堪卒讀也是事 實。語言乏味的文本樣式，免不了像以前坊間傳聞的那樣，“從頭說 起”，未能清晰勾勒出這座2500年城市的地平線、天際線、風景線、 動力線，讓人以為蘇州城原來如此，一直如此……忘記了一座城市的 滄桑之變和生命律動是不可或缺的城市精神構成。將蘇州城這部厚重 大書鎖定在某一章、某一節、某一頁，顯然是瑣碎與瑣碎疊加的以偏 概全。現今的“城市史記”類文獻敘述大多就有從這種糟糕的“存時 序、亂經緯、無主腦”特色，使人越讀越糊塗。對於蘇州這座城市而 言，造成這種認知錯覺的“禍首”個便是“蘇吳不分” “蘇寧不 分” “吳越不分”的觀念混亂。

現今市面上有代表性的“蘇州城市史”文獻，往往就是“吳蘇不 分”這本糊塗賬的始作俑者。

早在1萬年以前，先民們就已生活、勞動在這塊北緯30度、 東經120度，帶有原始氣息的土地上。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 代，他們已經創造出內涵豐富、富有特色的原始文化，水稻的種 植、紡織技術的發明以及四五千年前技術高超的制玉工藝的出 現，無不透露出重要的信息：這裡是我國水稻種植的發祥地之 一，是比狩獵遊牧更先進的文明高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先民 曾經創造出足可與中原文化媲美的輝煌的原始文明。《蘇州史紀》是如此溯源的:

1985年，吳縣三山島哺乳動物化石和舊石器的發現，次 揭示了太湖地區1萬年以前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也揭開了蘇 州歷史文化發展的帷幕。

在三山島古文明遺址文化被發現之後，由於接下來兩千年中文 明線索的缺環，蘇州人就明確將6000年前的草鞋山文化遺跡為代表 的“吳文化”門檻，設限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以良渚為代表的越文 化邊緣。這種“地域概念的’存時序’其實往往會造成文化敘述是 失時序”。

吳越本屬一體，是一個共同的文化生態話語圈。此類中心和邊緣 的“觀點”不僅是重越輕吳、越先吳後的草率結論，甚至是罔顧史實 的無稽之談。誠然，近年良渚遺址考古取得重大發現，如臺城和等級 森嚴的墓葬群以及“”水利工程繫統發現認定，遂使中華文明 歷史五千年得到了權威確認，成了中華文明尋源工程的重大成果和熱 議話題。然而在吳越故事的“新編”中，20世紀80年代在蘇州城中 心區被發現的擁有六千年歷史的草鞋山文化遺址，在學界也一直被珍 藏，社會上更少有人關注，遂使同為“天堂”的蘇、杭二城影響力逐 漸拉開了距離。奇怪的是“吳人”（蘇州人）對此並無多少異議，其 表現出的淡然不知是麻木還是大度。如此一來，吳越文明之輕重長短 就猶如被置放在一個傾斜的天平上來衡量。是耶非耶、輕耶重耶，結 果不言自明。

梳理吳蘇關繫前，不妨先把肝膽楚越內部的“吳越春秋”和外部 的“吳頭楚尾”的糾纏關繫理清楚，再來區分吳、蘇，則會事半功 倍。這也是對“蘇州城市史”時空界定要做的前期案頭工作。

商代末年，周王朝的奠基人古公亶父有三個兒子：太伯、仲雍、 季歷。季歷之子姬昌自小聰明伶俐，深受古公喜愛，故古公欲傳位於 季歷，以至於姬昌。太伯、仲雍領會到這個意圖後，便遠離廟堂、相 率出奔，來到了俗稱“荊蠻”的江南地區。或許他們擁有比土著居民 先進的文化，因而受到了土著居民的擁戴，被立為君長，建國號為 “勾吳”，這就是史書所載的吳國起源，同時也往往被誤認為是吳文 化、太湖文化、江南文化的起源。

太伯、仲雍向江南土著居民傳授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領導人 民努力生產，結果“數年之間，民人殷富”。他們為了保衛生命財產 的安全，還就地起城，城周3裡200步，外郭則達300餘裡（或謂 30裡之誤）。在物質財富增加的同時，太伯還企圖用周族先進的禮樂 文化來改造土著文化，遭到了土著居民的頑強抵抗。因此，仲雍在位 期間，便不得不暫時放棄努力，轉而遵從土著居民的習俗，“文身斷 發”，從而創造了頗具特色的吳國文化。這種歷史判斷體現了 “中華 文明一源說”和典型的“中原文明中心說”。

歷史上春秋時期，吳國曾經有過一個文明發展高潮，它從一個被 中原人鄙視的“蠻夷之邦”，經過歷代吳王的發憤圖強，西破強楚， 南服越人，北威齊晉，一度成為號令諸侯的霸主。

這段“政權敘述”文字的本意雖是要提振吳文化的底氣，但歷史 要從政治敘述的“繭殼”束縛裡擺脫出來，纔能化蛹成蝶，纔能鮮活 地呈現文明本色。以劉剛、李鼕君為代表的年輕一代歷史學家強調的 就是，要把中國歷史（當然包括蘇州歷史）“放到文化江山中讀，不要放到政權王朝裡讀，要用詩性的眼光讀，不要用’資治’的眼光 讀，以詩性之眼，能讀取文化的江山，用’資治’的眼光，隻能圍繞 王朝打轉，把歷史讀成陰謀詭計和打來打去的奪權遊戲。”北人南來 是促進江南發展的誘因，但江南“基因”中的價值被低估纔是歷史認 識的致命傷。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用了詩性的眼讀取 江南，詩中有“我”，“我”選擇，放下王朝，抱住江南一一詩的江 山。陳寅恪“以詩證史”，亦是詩性的，一部《柳如是別傳》，以其文 化個體性，向我們展示了一座文化的江山，還是江南一一 “獨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的江南。

詩性的眼光，本身就含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之觀 史，使王朝中國黯然無光，而文化中國則大放光芒。詩之史觀打開了 我們讀江南、讀吳越、讀蘇州的新視野。

古吳國國境包括今天安徽、江蘇兩省長江以南以及環太湖的浙江 省北部。吳國國都前期位於梅裡（今無錫梅村），後期東移於今天蘇 州。這就是說，古吳國太伯的“坐地起城”和今天的蘇州城並不是 “合二為一”關繫。如果將之視為蘇州史的開端就十分勉強，而且會 造成“蘇吳不分”等一繫列認知上的混亂。

以上兩小段均為《蘇州史紀》定見，就是將南方吳楚視為蠻夷， 將北方中原視為高地。由於史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知道吳王壽夢回國 以後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來吸收先進文化，改革落後風習，但從他的 兒子季札身上大致可以推知。季札精通中原禮樂文化，在出使中原諸 侯國期間，評論中原歌舞，見微知著，表現出高深的文化素養，因而 受到中原人士的推崇，連孔子也極口稱贊：“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 者也。”

孔子的思想中，文明的本質不在地域而在禮義，文明中國的標準 就是懂禮。那句著名的文化中國歷史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強調的就是這個思想。無論是“黃河龍”（北方）還是“長江鳳” （南方）都是可作等量奇觀的中等文明。先進與落後不以南北分而以 文明分。

司馬遷的《史記》顯然忽略了孔子史觀的本質。這也是後世編年 史史家們的通病，即“以時間代地域甚至以時間劃人”。《史記•孔子 世家》記有“孔子問禮老子”的洛陽會，孔子稱贊老子為“龍”就是

一種文化認同，而非司馬遷據此區分文化高下，更不能成為後世儒道 之爭的借口。如此來看，孔子之評季札為“吳之習禮者也”，意義就 非同凡響。

孔子比季札小25歲，曾為丹陽季札墓書：“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 墓”，此十字碑文乃唐碑拓片，雖經千載風雨滄桑，卻未掩孔子褒獎 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字碑既是季子的功德碑，也是孔子的緬懷 碑。因舊石湮滅，唐玄宗命殷仲容模拓以傳。現此碑為唐大歷十四年 （779 ）潤州刺史蕭殷仲容拓本重刻，十字碑背面有唐代書法 家張叢申書寫的碑文。此碑樹年（780 ）並建碑堂。

壽夢有四子，依次為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壽夢有意將王位 傳於季札，但是季札認為這樣做不合禮義，堅決拒絕。壽夢臨終前與 諸子約定，王位兄終弟及，這樣就使季札可以繼承王位而沒有拒絕的 理由。隨著諸樊、餘祭、餘昧的相繼去世，照理應由季札繼承王位， 但季札再次拒絕，並回到自己的封邑。這在季札個人是尚古辭讓的美 德，在國家則是不以血統傳襲政權的文明。

季札（前576—前484）是春秋時期吳王四子中賢明的一位。 季札三次禮讓王位，處處為國家著想，與鄰國交好，真正做到了修 身、齊家、立德、治國、平天下。季札三讓王位後，原欲隱居延陵， 後又曾兩度奉命歷訪中原各國，留下“聘魯聞樂、脫難齊嬰、徐墓 掛劍、守禮葬子”等動人故事。季札與孔子（前551—前479）同 為春秋名人，並稱為“南季北孔”。司馬遷也贊延陵季子“見微而知 清濁”

被孔子稱為“君子”的季札對於吳國來說確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季札掛劍”的典故更是頌其為文質彬彬、篤信守義的真君子。他是 真正意義上的吳文化奠基人。

延陵季子佩帶著像征國使的寶劍，奉命向西出使晉國。途經徐 國，便去拜訪國君。徐君觀賞季子的寶劍時沒有說話，卻流露出喜愛 的神色。延陵季子因為身負出使上國的任務不能當時就把寶劍獻給徐 君，但心裡已暗自許諾歸來時贈劍。

季子完成了出使任務返回時，徐君已經死在楚國。於是季子解下 寶劍要交給徐國新君，卻被阻止道：“這是吳國的寶物，不是用來作 贈禮的。”延陵季子說：“我不是送給你的。先前我經過這裡，徐國國 君觀賞我的寶劍，臉上流露出想要這把寶劍的表情，我因為有出使任 務而沒有獻給他，但我心裡已經答應給他了。如今他死了，我就不再 把寶劍進獻的話就是在欺騙自己的良心，品行方正者不會這樣做。” 於是，他解下寶劍交給徐國新君。新君說：“先君沒有留下遺命，我 不敢接受您的寶劍。”面對再次拒絕，季子將寶劍解下，掛在徐君墓 邊的樹上……

徐國人因此贊美延陵季子：“延陵季子啊不忘故舊，脫下千金劍 啊掛丘墓。”

季札掛劍故事中包含的遠古信息是豐富的。至少在古吳國時，江 南一帶的文明程度與黃河流域已不分軒輊，甚至互相傾慕。“禮樂之 治、仁信之教”在這時候乃世風之所尚。文明的傳播與創造有先後之 分、無高下之別，是雙向的無腿行走。這一點是文明源流關繫的辯證 認識，也是偉大的絲路文明精神本質。近年的考古新發現，更證明長 江流域春秋之際甚至更早時候的經濟和科技是與黃河文明遙相呼應的 中國“兩河文明”。

舊史書對吳王壽夢認知的錯誤，無外是一些“正統”史家的鸚鵡 學舌，重復“中華文明黃河一源說”。這當然會影響人們對吳文化悠 久歷史的認識。近半個世紀史學發展的長足進步，是以大量田野考古 和文化遺址發掘為支撐的。尤其是近幾十年“凌家灘” “三星堆” “金 沙” “良渚”等南國文化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和研究，對長江文明價值 的重新認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原先執念於黃河文明“一源 說”之觀點；經過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鬥說”過渡，逐漸歸為“中 華文明兩河說”，即長江、黃河“雙源說”；進而糾正“一源說”其實 是“一家說”之偏頗。

執此史觀，我們完全可以推論，壽夢之愛江南恐非僅僅是以圖霸 業、改變蠻夷而“文身斷發”，更多的應該是為南方之富饒溫潤所吸 引而痴迷，同時也為這一方土地色彩斑斕的文化所吸引而樂不思歸 矣。越是文明之人越善於學習吸收，以壽夢為代表的北方士人之 次南遷，應該也是他們“居擇仁” “見賢而遷”，促進中華文明進步和 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

1936培在《吳越史地研究會成立開會詞》中說：“斯會 宗旨，實源自古蕩、錢山漾、紹興、金山等處先後發現古人石器、陶 器後，頗足供歷史上參考價值，證明江浙兩省在五六千年以前已有極 高文化。當非如傳說所雲：在春秋時代，江浙尚為野蠻之區。現該項 古物，遺留在江浙各地者，當必甚多，深望本會成立後，各地會員能 繼續多發現，以供研究，借以明了歷史演化及先民生活之情況。”

今天看來，“延陵季子”透露的信息是“吳楚一家”之中原敘述， 也是“吳” “蘇”不分的一個個案。從地理上講，延陵分明是指常州 一帶，我們知道的城市史故事中將“吳中之蘇”等同於“吳即是蘇” 能說是嚴謹恰當嗎？這則典故還透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吳 國，包括同一生態圈、文化圈、經濟圈的皖東南和“蘇錫常”，當時 冶煉技術是非常先進的，所鑄造的劍器非同凡響，纔令徐國國君見之 垂涎。以如此先進科技為軍事基礎，後來又向晉楚學習兵車之戰，加 上原先就熟習的水戰，吳國春秋時成了水陸善戰的軍事強國，這纔是 現像下的本質。然而對“城市史”來說，當我們引入時間概念之後， 就又另當別論了。

如中國通史教科書所說，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的相當長時期中， “吳越蜀楚”等南方古國和北方諸國之爭隻有軍事政治上的你勝我負， 而沒有“文化中國”想強調的文明上的先進和落後。

春秋時期的中國是一個歷史意識覺醒的時期，從“王與聖”裂變 中孕育出的政治，是一般意義上“信史”的開始。

依此邏輯，一般的蘇州故事從“公子光”（即後來的吳王闔閭） 說起是可以成立的。而本書從精神層面上進行選擇，更願意將季札作 為蘇州“城市史”個登場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