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說  傳統絲綢之路上的動力機制
Part 1  鑿空之旅——從文明的邊疆到西眺羅馬
01 人類的童年與文明的邊疆
02 遠古神話中的東方與西方
03 希臘化時期：史前絲綢之路
04 鑿空之舉；張騫出使西域
05 東漢與羅馬：絲路帝國的遙望

Part 2  諸神入華——漢唐時期，西行求法與東來取經
01 從西域神僧到中土大唐
02 從敦煌飛天到楊貴妃的胡旋舞
03 唐代的基督教：景教與《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
04 中古絲路上的粟特商人
05 中古絲路上的“西遊記”

Part 3  季風南海——陸上絲路的衰落與海上絲路的興起
01 天方海南海“香瓷之路”
02 《馬可·波羅遊記》：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
03 三寶太監鄭和與航海王子亨利
04 晚明盛清的中歐貿易格局（上）
05 晚明盛清的中歐貿易格局（下）

Part 4  想像異邦——中歐文明的交流與互鋻
01 “利瑪竇規矩”及其意義
02 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政治
03 歐羅巴的“中國趣味”與紫禁城的“西洋風”
04 禮儀之爭：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05 18世紀晚期中國形像的逆轉

終篇  歷史視野與現實關照

序言
傳統絲綢之路上的動力機制

人類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肇始於莽原時代，礙於自然條件，其規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進入文明社會，特別是在國家誕生以後，文明的交流和互動便更多受到社會中多重因素的影響。近代以前，規模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亞歐大陸（包括非洲東部地區）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這個歷史大舞臺上，文明交流由東向西、自西徂東，是雙向互動的。
距今約一萬年前，中國早栽培了小米（粟），早培育了水稻，是稻米的發源地，中國將這兩種農作物傳播到世界。其後，大約4?000年前，西方培植的小麥沿著塔裡木河、河西走廊傳到了中國。印歐人遷徙用的輪式馬車，很可能也影響了殷商的馬車式樣。中國早期的青銅技術比較粗劣，受到歐亞草原東部青銅文化的影響而取得進步。不同於西方的青銅器往往作為工具來使用，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更多是作為祭祀等重大典禮活動中的禮器。先秦時期，甘肅地區發現的青銅器不僅明顯受到西來文化的影響，也是冶金技術本土化的範例。到了秦漢時期，中國的冶煉鋼鐵技術已經獨樹一幟，以至於博物學家老普林尼都稱贊，“賽裡斯的鋼鐵雄冠其時”。
從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論，戰爭的動力作用不可無視。戰爭是野蠻的，卻也是開拓東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動力。印歐人的民族大遷徙，既是人類群體的自由流動，也伴隨著戰火紛飛；它促進了東西方文明、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大交流，也帶來了血與火的殺戮和掠奪。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推動了希臘化文明向東方拓展。所謂希臘化文明，就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與亞洲各地區文化在馬其頓軍團的鐵蹄下融合的產物。波斯帝國時期，絲綢之路的驛站和道路已經修建完畢，到漢武帝開通西域，正好實現了對接。
人類對財富與成功的渴望，以及對創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終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動力。野蠻時代訴諸戰爭，隨著文明時代的推進，這種動力機制而且復雜，戰爭本身也不完全出於經濟或財富目的。
首先是出於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外交）的需要，這是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個維度。無論是西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前138年），還是東漢和帝時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東羅馬），都肩負著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無年（785年）楊良瑤海路西行，還是始於明成祖朱棣時期的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都是出於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秦漢以來，北部疆域的威脅來自匈奴。秦修長城，漢公主和親，都是從防守層面保衛邊疆。到漢武帝時期，經過漢初六十年的休養生息，漢朝國力足以主動出擊，保護邊民與疆土的安全，因此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西域，尋求與同樣曾遭受匈奴侵犯的大月氏人結盟，共同抗擊匈奴，這纔有了“鑿空”的壯舉。安史之亂後的唐朝，西北邊地兵力後撤，給吐蕃進犯的機會，唐代宗時期甚至打到了長安。繼位的唐德宗命楊良瑤出使大食（阿拉伯帝國），就是希望對吐蕃形成牽制，緩解唐朝西部邊境的軍事壓力。
絲綢之路的經略歷來是中原王朝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張騫通西域打開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後，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關繫的穩定與互信，為絲綢之路暢達提供了保障，也是和睦西部與邊疆地區胡漢關繫、維護邊境地區軍事安全的必要條件。
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鞏固了漢朝往西部投送力量的能力。漢宣帝時期設置了西域都護府（治所在今新疆輪臺，西域都護秩比二千石，相當於副郡級單位），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其後，呼韓邪單於前來歸附並和親，“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漢代采取移民實邊之策，蠶桑業在河西走廊發展起來，居延漢簡裡多次出現“桑”“帛”等字，漢酒泉郡祿福縣出產的絲綢被稱為“祿帛”。唐朝安史之亂之後，戰亂使河西走廊地區的蠶桑業迅速走向衰頹，經濟環境的惡化也是導致陸上絲綢之路逐漸衰落的重要原因。
隋唐時期對於西域的經營更是不遺餘力。貞觀四年（630年），西北各族君長尊唐太宗為“天可汗”，並修築“參天可汗道”，既是尊重唐朝的宗主國地位，也是為了加強和便利與唐朝的交通往來。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唐太宗進一步在周邊和域外地區推行羈縻府州新體制。與羈縻府州相輔而行的是冊封制度。羈縻府州的首領在被封為刺史、都督的同時還對內稱王，這個王在名義上是被唐朝冊封的。這種冊封是一種政治主導地位的宣示。借助軍事、經濟和文化更先進的唐朝的權威，域外政權對內可加強和鞏固自己在當地的統治，對外則可防範強鄰的侵犯，同時也可以從朝貢貿易中獲得經濟利益。
不過，安全與互信也取決於朝廷對國家安全狀況的評估，這以明代嘉靖時期為典型。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崇道煉丹，在北方拒絕邊境互市，在南方嚴格施行海禁，原因是他對於邊境安全狀況存在嚴重的誤判。高拱、張居正執政時期，在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將的守護下，北方有“隆慶和議”，俺答汗以順義王的名義歸附，南方有漳州月港重新開海，海盜轉變為海商。事實證明，在國家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絲綢之路纔會物暢其流，實現發展與繁榮。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二個維度是經濟與財政需求。從根本上說，中國巨大的經濟實力是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重要前提。就總體情況而言，從人口和經濟規模來說，漢唐時期中國西部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有限。漢唐時期所謂的“和親”，是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之間政治和解的代名詞；五代至宋代不再有“和親”，因為中原王朝處於弱勢地位，時或納貢稱臣。無論是“和親”，還是納貢稱臣，雙方博弈的目的都是尋求中原方面開放邊境互市。在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政治關繫中，若中原王朝處於強勢地位，通常將雙方的經貿關繫稱為“朝貢”，否則就稱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亂之後與回紇的互市貿易，對於回紇來說是獲得經濟利益，對於唐朝來說則是維繫政治關繫。邊境互市和開放海禁對於沿海地區的百姓生計影響巨大，但是對於整個中原王朝的經濟影響則相對較小。
與朝貢貿易不以後的市舶貿易展現出比較純粹的經濟訴求。唐朝在廣州設有市舶使，宋代以後成為市舶司。市舶貿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間存在的貿易關繫，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貿易通過對商品的“抽解”和“博買”，為政府帶來了十分可觀的經濟收入。我們很難對海上貿易進出口總額進行精確統計，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時，廣泉兩州加兩浙路每年貿易總額應在千萬貫以上。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歲賦總入應在一億貫左右，進出口總額約占1/5，超過兩千萬貫。據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所載，南宋政府每年總收入不過四千萬貫，市舶收入竟占1/20。
宋朝出於財政經濟目的，鼓勵民間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貿易。民間商人從事貿易受到的限制條件相對寬松，貿易成績顯著者還能得到獎勵，甚至被授予相應官職。這些鼓勵政策使中國沿海民間商人紛紛投向海上貿易，使唐中葉以前中外海上貿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徹底發生改變，也使政府使節附帶進行的貿易行為顯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縮和對朝貢貿易的限制，也導致把貿易領域更多地留給民間海商。正是這些為利益奔波的廣大民間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貿易的高潮，泉州地區至宋朝方纔形成顯著的出海貿易風習。除了五代時期閩國政府的鼓勵之外，有學者認為，10至12世紀泉州地區的大批伊斯蘭教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對該地區海貿習俗的形成有重大影響，且一旦成為習俗，就代代傳揚，終成該地區的基本特色。
總之，巨大的經濟能量是中國在中西交往中的優勢。絲綢、瓷器、茶葉是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絲綢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業產品。雖然茶葉的原料出自農業，但是其制成品也屬於加工制造業。漢唐時期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質量上乘的絲以後則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時期又加入了茶葉。傳統的熱銷產品不斷拓展新市場，而不同時期又都有新的熱銷產品加入絲路貿易中來。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三個維度是科技對於絲路交往的重大促進作用。以海上絲綢之路而言，隻有海洋地理學知識以及航海動力技術、造船技術、導航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纔有可能進行遠洋航行。對信風周期規律的發現與運用，對亞洲季風環流規律的發現與應用，都是開闢海上絲路極為重要的因素。5世紀初，法顯就是乘坐海船從斯裡蘭卡回到廣州的。中國的指南針以及領先的造船技術，也支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到了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以及15世紀末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人們對於海洋的認識以及海圖繪制技術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這些知識的進步也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四個維度是宗教熱情和知識追求。穆罕默德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可見知識對人的吸引力。漢唐時代，無數僧侶排除艱難險阻，東來弘法，西行求經，不絕於途。
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早在漢代以前就已經傳入西域，新疆地區的考古依據充分證實了這一點。正史記載，兩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準許的方式在中國傳播開來。但是，佛教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早先是胡僧入華傳教，支婁迦讖、竺法護、佛圖澄、鳩摩羅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後來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經典被翻譯成漢文，使得漢傳佛教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佛教寶藏。佛教音樂、雕塑、繪畫大大豐富了中古世俗文化與藝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隋唐時期入華，也成為中古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獨特景觀。
對於域外世界的好奇同樣牽引著仁人志士奔競於途。張騫通西域之後，帶回了關於西域和南亞地區的新知識，引發之後朝廷多次遣使，漢武帝甚至號召民間使團以官方的名義出使西域。鄭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雖然迄今仍眾說紛纭，但是政治、外交目的必定是首要的，而獲取海外資訊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費信的《星槎勝覽》、馬歡的《瀛涯勝覽》等實地考察記錄帶來了大量海外信息，也豐富了時人對世界的認知。與此同時，鄭和下西洋帶回的物料和工藝、技術方面的交流，促進了國內手工業生產水平的進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質入華，使明代工匠積累了制作硬木家具的經驗，對於明代家具工藝的進步有重要影響。進口陶瓷原料蘇麻離青（或稱蘇勃泥青），深刻影響了永樂、宣德時期青花瓷的樣式和風格；也有觀點認為景泰藍的工藝發展也受到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對這些工業原料的追求刺激了中西之間的貿易往來。
毫無疑問，有關絲綢之路上的各種活動，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出發點、民間貿易的積極性是有很大差別的。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是開展邊境互市貿易、官方朝貢貿易（勘合貿易）的首要訴求。民間商業活動則以利益獲取為主旨。也有許多仁人志士懷抱宗教熱忱或者追求知識的理想，奔競於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上。不同的利益訴求共同促進了絲路的繁榮與發展，而科技的進步則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序言
傳統絲綢之路上的動力機制

人類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肇始於莽原時代，礙於自然條件，其規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進入文明社會，特別是在國家誕生以後，文明的交流和互動便更多受到社會中多重因素的影響。近代以前，規模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亞歐大陸（包括非洲東部地區）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這個歷史大舞臺上，文明交流由東向西、自西徂東，是雙向互動的。
距今約一萬年前，中國早栽培了小米（粟），早培育了水稻，是稻米的發源地，中國將這兩種農作物傳播到世界。其後，大約4?000年前，西方培植的小麥沿著塔裡木河、河西走廊傳到了中國。印歐人遷徙用的輪式馬車，很可能也影響了殷商的馬車式樣。中國早期的青銅技術比較粗劣，受到歐亞草原東部青銅文化的影響而取得進步。不同於西方的青銅器往往作為工具來使用，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更多是作為祭祀等重大典禮活動中的禮器。先秦時期，甘肅地區發現的青銅器不僅明顯受到西來文化的影響，也是冶金技術本土化的範例。到了秦漢時期，中國的冶煉鋼鐵技術已經獨樹一幟，以至於博物學家老普林尼都稱贊，“賽裡斯的鋼鐵雄冠其時”。
從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論，戰爭的動力作用不可無視。戰爭是野蠻的，卻也是開拓東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動力。印歐人的民族大遷徙，既是人類群體的自由流動，也伴隨著戰火紛飛；它促進了東西方文明、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大交流，也帶來了血與火的殺戮和掠奪。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推動了希臘化文明向東方拓展。所謂希臘化文明，就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與亞洲各地區文化在馬其頓軍團的鐵蹄下融合的產物。波斯帝國時期，絲綢之路的驛站和道路已經修建完畢，到漢武帝開通西域，正好實現了對接。
人類對財富與成功的渴望，以及對創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終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動力。野蠻時代訴諸戰爭，隨著文明時代的推進，這種動力機制而且復雜，戰爭本身也不完全出於經濟或財富目的。
首先是出於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外交）的需要，這是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個維度。無論是西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前138年），還是東漢和帝時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東羅馬），都肩負著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無年（785年）楊良瑤海路西行，還是始於明成祖朱棣時期的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都是出於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秦漢以來，北部疆域的威脅來自匈奴。秦修長城，漢公主和親，都是從防守層面保衛邊疆。到漢武帝時期，經過漢初六十年的休養生息，漢朝國力足以主動出擊，保護邊民與疆土的安全，因此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西域，尋求與同樣曾遭受匈奴侵犯的大月氏人結盟，共同抗擊匈奴，這纔有了“鑿空”的壯舉。安史之亂後的唐朝，西北邊地兵力後撤，給吐蕃進犯的機會，唐代宗時期甚至打到了長安。繼位的唐德宗命楊良瑤出使大食（阿拉伯帝國），就是希望對吐蕃形成牽制，緩解唐朝西部邊境的軍事壓力。
絲綢之路的經略歷來是中原王朝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張騫通西域打開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後，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關繫的穩定與互信，為絲綢之路暢達提供了保障，也是和睦西部與邊疆地區胡漢關繫、維護邊境地區軍事安全的必要條件。
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鞏固了漢朝往西部投送力量的能力。漢宣帝時期設置了西域都護府（治所在今新疆輪臺，西域都護秩比二千石，相當於副郡級單位），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其後，呼韓邪單於前來歸附並和親，“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漢代采取移民實邊之策，蠶桑業在河西走廊發展起來，居延漢簡裡多次出現“桑”“帛”等字，漢酒泉郡祿福縣出產的絲綢被稱為“祿帛”。唐朝安史之亂之後，戰亂使河西走廊地區的蠶桑業迅速走向衰頹，經濟環境的惡化也是導致陸上絲綢之路逐漸衰落的重要原因。
隋唐時期對於西域的經營更是不遺餘力。貞觀四年（630年），西北各族君長尊唐太宗為“天可汗”，並修築“參天可汗道”，既是尊重唐朝的宗主國地位，也是為了加強和便利與唐朝的交通往來。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唐太宗進一步在周邊和域外地區推行羈縻府州新體制。與羈縻府州相輔而行的是冊封制度。羈縻府州的首領在被封為刺史、都督的同時還對內稱王，這個王在名義上是被唐朝冊封的。這種冊封是一種政治主導地位的宣示。借助軍事、經濟和文化更先進的唐朝的權威，域外政權對內可加強和鞏固自己在當地的統治，對外則可防範強鄰的侵犯，同時也可以從朝貢貿易中獲得經濟利益。
不過，安全與互信也取決於朝廷對國家安全狀況的評估，這以明代嘉靖時期為典型。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崇道煉丹，在北方拒絕邊境互市，在南方嚴格施行海禁，原因是他對於邊境安全狀況存在嚴重的誤判。高拱、張居正執政時期，在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將的守護下，北方有“隆慶和議”，俺答汗以順義王的名義歸附，南方有漳州月港重新開海，海盜轉變為海商。事實證明，在國家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絲綢之路纔會物暢其流，實現發展與繁榮。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二個維度是經濟與財政需求。從根本上說，中國巨大的經濟實力是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重要前提。就總體情況而言，從人口和經濟規模來說，漢唐時期中國西部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有限。漢唐時期所謂的“和親”，是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之間政治和解的代名詞；五代至宋代不再有“和親”，因為中原王朝處於弱勢地位，時或納貢稱臣。無論是“和親”，還是納貢稱臣，雙方博弈的目的都是尋求中原方面開放邊境互市。在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政治關繫中，若中原王朝處於強勢地位，通常將雙方的經貿關繫稱為“朝貢”，否則就稱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亂之後與回紇的互市貿易，對於回紇來說是獲得經濟利益，對於唐朝來說則是維繫政治關繫。邊境互市和開放海禁對於沿海地區的百姓生計影響巨大，但是對於整個中原王朝的經濟影響則相對較小。
與朝貢貿易不以後的市舶貿易展現出比較純粹的經濟訴求。唐朝在廣州設有市舶使，宋代以後成為市舶司。市舶貿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間存在的貿易關繫，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貿易通過對商品的“抽解”和“博買”，為政府帶來了十分可觀的經濟收入。我們很難對海上貿易進出口總額進行精確統計，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時，廣泉兩州加兩浙路每年貿易總額應在千萬貫以上。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歲賦總入應在一億貫左右，進出口總額約占1/5，超過兩千萬貫。據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所載，南宋政府每年總收入不過四千萬貫，市舶收入竟占1/20。
宋朝出於財政經濟目的，鼓勵民間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貿易。民間商人從事貿易受到的限制條件相對寬松，貿易成績顯著者還能得到獎勵，甚至被授予相應官職。這些鼓勵政策使中國沿海民間商人紛紛投向海上貿易，使唐中葉以前中外海上貿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徹底發生改變，也使政府使節附帶進行的貿易行為顯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縮和對朝貢貿易的限制，也導致把貿易領域更多地留給民間海商。正是這些為利益奔波的廣大民間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貿易的高潮，泉州地區至宋朝方纔形成顯著的出海貿易風習。除了五代時期閩國政府的鼓勵之外，有學者認為，10至12世紀泉州地區的大批伊斯蘭教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對該地區海貿習俗的形成有重大影響，且一旦成為習俗，就代代傳揚，終成該地區的基本特色。
總之，巨大的經濟能量是中國在中西交往中的優勢。絲綢、瓷器、茶葉是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絲綢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業產品。雖然茶葉的原料出自農業，但是其制成品也屬於加工制造業。漢唐時期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質量上乘的絲以後則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時期又加入了茶葉。傳統的熱銷產品不斷拓展新市場，而不同時期又都有新的熱銷產品加入絲路貿易中來。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三個維度是科技對於絲路交往的重大促進作用。以海上絲綢之路而言，隻有海洋地理學知識以及航海動力技術、造船技術、導航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纔有可能進行遠洋航行。對信風周期規律的發現與運用，對亞洲季風環流規律的發現與應用，都是開闢海上絲路極為重要的因素。5世紀初，法顯就是乘坐海船從斯裡蘭卡回到廣州的。中國的指南針以及領先的造船技術，也支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到了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以及15世紀末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人們對於海洋的認識以及海圖繪制技術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這些知識的進步也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四個維度是宗教熱情和知識追求。穆罕默德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可見知識對人的吸引力。漢唐時代，無數僧侶排除艱難險阻，東來弘法，西行求經，不絕於途。
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早在漢代以前就已經傳入西域，新疆地區的考古依據充分證實了這一點。正史記載，兩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準許的方式在中國傳播開來。但是，佛教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早先是胡僧入華傳教，支婁迦讖、竺法護、佛圖澄、鳩摩羅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後來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經典被翻譯成漢文，使得漢傳佛教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佛教寶藏。佛教音樂、雕塑、繪畫大大豐富了中古世俗文化與藝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隋唐時期入華，也成為中古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獨特景觀。
對於域外世界的好奇同樣牽引著仁人志士奔競於途。張騫通西域之後，帶回了關於西域和南亞地區的新知識，引發之後朝廷多次遣使，漢武帝甚至號召民間使團以官方的名義出使西域。鄭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雖然迄今仍眾說紛纭，但是政治、外交目的必定是首要的，而獲取海外資訊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費信的《星槎勝覽》、馬歡的《瀛涯勝覽》等實地考察記錄帶來了大量海外信息，也豐富了時人對世界的認知。與此同時，鄭和下西洋帶回的物料和工藝、技術方面的交流，促進了國內手工業生產水平的進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質入華，使明代工匠積累了制作硬木家具的經驗，對於明代家具工藝的進步有重要影響。進口陶瓷原料蘇麻離青（或稱蘇勃泥青），深刻影響了永樂、宣德時期青花瓷的樣式和風格；也有觀點認為景泰藍的工藝發展也受到鄭和下西洋的影響，對這些工業原料的追求刺激了中西之間的貿易往來。
毫無疑問，有關絲綢之路上的各種活動，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出發點、民間貿易的積極性是有很大差別的。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是開展邊境互市貿易、官方朝貢貿易（勘合貿易）的首要訴求。民間商業活動則以利益獲取為主旨。也有許多仁人志士懷抱宗教熱忱或者追求知識的理想，奔競於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上。不同的利益訴求共同促進了絲路的繁榮與發展，而科技的進步則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