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

編輯推薦

本書在深入繫統研讀中外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繫統考察了20世紀一二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興起的國際國內學術的與現實的機緣，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中國及其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形成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分析總結了三、四十年代兩種不同的中國近代史話語的形成及其特點和影響等。全書共分五章：*章，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第二章，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與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初步形成；第三章，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的形成；第四章，政論與史論：《獨立評論》與中國近代史知識的起源；第五章，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各章之間互相聯繫，采用整體歷史過程考察和微觀案例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興起的內外機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對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繫形成產生的重大影響、革命與現代化兩種不同話語體繫的形成及其特點等進行了較為繫統的考察分析，有助於幫助讀者了解中國近代史學科形成和發展初期的整體面相。

內容簡介

本書在繫統研讀中外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形成和發展初期的歷史進行了較為繫統的研究，既有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初期歷史進程的整體性考察，也有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期刊和近代史專家的具體案例分析，是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形成和發展初期歷史進行探究的一部有獨到之見的學術專著，有助於讀者了解中國近代史學科形成和發展初期的整體面貌。

作者簡介

蔡樂蘇，法學碩士，原任清華大學歷史繫副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現任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學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與張勇等合著《戊戌變法史述論稿》，撰寫有關嚴復、蔣廷黻等歷史人物的學術論文多篇，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日》《與二十世紀中國》《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民國卷）等。
歐陽軍喜，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和教學工作。著有《歷史與思想：中國現代史上的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共和大業——聚焦1911》等。
張勇，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學者。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繫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清代學術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當代中國史。著有《梁啟超與晚清“今文學”運動》《戊戌變法史述論稿》（合著）等。
王憲明，歷史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著譯有《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國文化論集》等。

上篇概述
章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
一、明清檔案的發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
二、新思想、新方法之輸入與中國近代史理論模式的確立

三、民族危機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展

第二章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與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初步
形成
一、辛亥時期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零散介紹

二、“五四”時期國民黨人等對唯物史觀的介紹
三、李大釗率先傳播馬克思主義並在大學開設唯物史觀
課程

上篇概述

章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

一、明清檔案的發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

二、新思想、新方法之輸入與中國近代史理論模式的確立

三、民族危機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展

第二章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與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初步

形成

一、辛亥時期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零散介紹

二、“五四”時期國民黨人等對唯物史觀的介紹

三、李大釗率先傳播馬克思主義並在大學開設唯物史觀

課程

四、“帝國主義論”成為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理論框架

第三章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的形成

一、關於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與歷史主題

二、兩種話語對中國近代史事與人物的不同解釋

三、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與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

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

下篇個案研究

第四章政論與史論——《獨立評論》與中國近代史知識的起源

一、統一與分裂

二、改良與革命

三、民主與獨裁

四、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

五、中國與世界

第五章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一、蔣廷黻的史學理念

二、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的理解

三、海士、馬士對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影響

四、蔣廷黻學術思想之理論基礎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前言

老清華文科重視思想文化史，不僅歷史學學科的陳寅恪、張蔭麟、雷海宗等在其教學和研究中重視思想文化史，政治學繫的張奚若、浦薛鳳、蕭公權等，也都先後開設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所編撰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直到今天仍是國內外不少大學文史專業學生學習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參考書。1952年全國高校院繫調整之後，清華文科院繫的學科建制被取消，所幸少數骨干教師仍留在校內，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守先待後，傳承延續著老清華文科的優良傳統和學風，並努力開展相關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等學科在這段時間裡，不僅沒有停止，而且成績突出，由劉桂生教授等主持完成的留法勤工儉學史研究和中國思想史研究等，均受到國際學術界重視。改革開放後，清華復建文科。自1985年起，清華社會科學繫開始招收中共黨史和專門史碩士研究生；1994年歷史繫復繫不久，又設立專門史博士點和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點。在劉桂生、何兆武兩先生主持下，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學位點的主攻方向實際上主要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時光荏苒，三十多年過去了，從這些學科點上畢業的一群學生，現在已經陸續成長為教師，並把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作為自己研究、教學和培養研究生的主要方向，各自完成了一些近現代思想文化史領域的相關研究。現在，把這些論著以叢書的形式加以整理出版，權作對這一階段清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個自我檢討、總結和對未來發展方向的展望。[][]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叢書說明[][][]我們深知，收入本叢書的各書，雖然各作者都盡了極大努力，但由於時間和學力等方面的原因，離前輩師長和讀者的期望和要求，還有很大距離，肯定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誠盼大家不吝賜正。老清華文科重視思想文化史，不僅歷史學學科的陳寅恪、張蔭麟、雷海宗等在其教學和研究中重視思想文化史，政治學繫的張奚若、浦薛鳳、蕭公權等，也都先後開設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所編撰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直到今天仍是國內外不少大學文史專業學生學習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參考書。1952年全國高校院繫調整之後，清華文科院繫的學科建制被取消，所幸少數骨干教師仍留在校內，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守先待後，傳承延續著老清華文科的優良傳統和學風，並努力開展相關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等學科在這段時間裡，不僅沒有停止，而且成績突出，由劉桂生教授等主持完成的留法勤工儉學史研究和中國思想史研究等，均受到國際學術界重視。改革開放後，清華復建文科。自1985年起，清華社會科學繫開始招收中共黨史和專門史碩士研究生；1994年歷史繫復繫不久，又設立專門史博士點和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點。在劉桂生、何兆武兩先生主持下，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學位點的主攻方向實際上主要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時光荏苒，三十多年過去了，從這些學科點上畢業的一群學生，現在已經陸續成長為教師，並把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作為自己研究、教學和培養研究生的主要方向，各自完成了一些近現代思想文化史領域的相關研究。現在，把這些論著以叢書的形式加以整理出版，權作對這一階段清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個自我檢討、總結和對未來發展方向的展望。[][]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叢書說明[][][]我們深知，收入本叢書的各書，雖然各作者都盡了極大努力，但由於時間和學力等方面的原因，離前輩師長和讀者的期望和要求，還有很大距離，肯定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誠盼大家不吝賜正。
蔡樂蘇張勇王憲明歐陽軍喜戚學民[]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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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概述

章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上篇概述

章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
在中國，“上古”“中古”“近世”“近代”都是古已有之的說法。《易·繫辭下》：“上古穴居而野處……上古結繩而治”；“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韓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荀子·非相》：“凡說之難……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戰國策·楚策四》：“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三國志·吳·孫登傳》：“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但把它們用來指稱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則是20世紀初纔開始的。在1902年擬定的京師大學堂的課程中，已有“外國近世史”一門。《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1902年8月15日），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資料》第二輯上冊，第761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與此同時，中國代新史學家梁啟超、夏曾佑等開始嘗試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夏曾佑在他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自草昧以至周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為近古之世。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主張把中國歷史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個階段。所謂上世史，指自黃帝以迄秦統一的歷史；所謂中世史，指秦統一後至清乾隆末年之歷史；所謂近世史，指乾隆末年以後之歷史。也有的學者主張以先秦時代為上古，秦漢至五代為中古，宋以下為近代，或者以宋為明清為近代。諸如此類大同小異的劃法還很多。這樣的劃分，顯然是受了西方史學的影響。在西方，“近代”的概念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纔有的，它是隨著近代意識本身的發展而出現的。那時的文人，對於過去數百年的歷史發生了反感，認為自己的精神與古希臘羅馬時期較為接近，與方纔過去的時代反倒非常疏遠，他們奉希臘羅馬的文獻為經典，視現在為這種經典的復興時代（renaissance），而把兩期中間的一段視為黑暗時代（dark ages），他們又稱它為“中間時代”（middle ages），意指它是兩個光明時代之間令人討厭的一段，字中含有譏諷厭棄的意思。至於他們自己所處的時代，就自稱為摩登時代或新時代（modern ages）。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二卷期（1936年），第1~33頁。隨後，歷史便被劃分為古代、中世紀、近代三個階段。何兆武先生指出：“通史的分期通常是三分法，即古代，中世紀和近代，三代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文化，並非僅僅是時間上距離的遠近而已。當近代思想意識覺醒之後，他們自以為自己是啟蒙了的，而把過去漫長的中世紀視為愚昧和黑暗。他們轉而從古典的古代去尋求某些文化傳統，由此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即近代。古代、中世紀和近代的區別，在當時人們心目之中非但是指時間的遠近，而尤其在於它的精神實質的不同。”何兆武：《古代與近代——思想與歷史》，《何兆武學術文化隨筆》，第15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可見，“近代”作為一個歷史時段是歐洲近代意識的產物，它次使歷史的圖景獲得了進步的外貌。但中國人把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或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的四分法，卻不是直接由西洋輸入，而是由日本間接輸入，特別是日本史家桑原陟藏及其所著《支那史要》對中國史學界影響極大。民初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見有變更其綱者”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學日刊》第113號，1918年4月17日。桑原把中國歷史分為四期，“一曰上古，斷至秦皇一統，稱為漢族締造時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為漢族極盛時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四曰近世，括清朝一代為言，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而這顯然又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東西方文化的想像有關。[][]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章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無疑，按照西洋的方法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是中國近代史作為一個學科興起的前提之一。然而，在20世紀初的二三十年間，絕大多數學者仍然偏好古史，對近代史研究存有很多偏見，或受傳統史學觀念的影響，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朝史事；或以現代事跡為不足研究，而集精力於考古。梁啟超稱這種“專喜挦扯殘編，不思創垂今錄”的現像是乾嘉學派的遺傳，因此學者藐視近代史的研究，“此則乾嘉學派之罪也”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77頁，北京，中國書店，1985。。梁啟超的這種推論雖然過於簡單和武斷，但卻反映了當時史學界的一般趨勢。進入1920年代後，中國近代史的課程開始進入大學課堂，但其內容極為幼稚，課程名稱也不穩定。以北大為例。北京大學於1917年設立史學門，其中必修課中就有“中國近代史”，但當時所謂“中國近代史”是指“自唐至明亡”一段，與我們現在理解的中國近代史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國近代史”之外，另設“清代史”。《改訂文科課程會議紀事》，《北京大學日刊》，第15號，1917年12月2日。可見其指導思想，仍未脫傳統史學範圍。1920年後，史學繫的課程有了改動，本科史學繫中設有“中國近世史”一門，預科中還設“中國近世史”，其目的是“講明中國近百年之史事，使明中國現在之大局由何因果而來”《國立北京大學講授國學之課程並說明書》（民國九年十月），《北京大學日刊》第720號，1920年10月19日。。其所謂“中國近世史”的內容，與我們現在理解的“中國近代史”相仿佛。1923年，北大史學繫課程再做調整，本國史與外國史並重，分設上古、中古、近世、現代四史，並以“現代史為尤要”，安排在本科第二學年。其課程指導說明稱：“蓋史學之目的，在認識現代社會之來歷，以謀未來之建設，故現代史在史學中之位置尤為重要。茲將本國外國之現代史排列在第二學年。其所以不排在第四學年者，欲使教授與學生，講習此課完了之後，仍年年繼續采集現代史之材料以成史，至第四學年畢業時止，則教授與學生時時留意搜集史料，造成史書，作為一種實地練習功課，蓋一舉兩得者也。其所以不排列在學年者，以史學基本科學未習，則搜集史材，尚無判斷之能力耳。”《史學繫課程指導書》（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學日刊》，1923年9月29日。但這一課程計劃隻推行了兩年。1925—1926年度的史學繫課程指導書就取消了“現代史”課程及相關說明，本國史課程改設為上古史（自上古迄周末）、中古史（自秦漢迄五代）、近古史（自宋至明）、近世史（自明中葉迄民國）。《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繫課程指導書》（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學日刊》，第1779號，1925年10月12日。至1930年，北大史學繫又新設“中國近百年史”課程，分民國國前及民國兩部分，“皆非專重講授，兼以練習搜輯史料為主，新發生之史實，並練習組織之記載”《史學繫課程指導書》（十九年至二十年度），《北大日刊》第2470號，1930年10月16日。。總之，在1920年代，中國近代史的內容已進入北大課堂。但其名稱凡三變，且均強調以搜集史料練習編纂為主，可見中國近代史這一學科尚處於萌生階段，還沒有成熟。清華的情形與北大相似。清華原為留美預備學校，課程設置素重西史而輕中史，甚至是有西史而無中史。清華學堂初使用的“世界史”教材是Myers Mediaeval & Modern History。見《吳宓自編年譜》，第10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1925年清華設立大學部，次年籌設歷史繫，其時即決定在課程設置上，中西史並重，並立志要以十年之功編出中國通史及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各一部，“上可比劍橋之盛舉，下亦不失吾國史界之威權”陸懋德：《籌辦歷史繫計劃書》，《清華周刊》第383期，1926年6月。。可惜由於世事及人事的變化，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在1927年制定的課程大綱中，歷史繫在第二學年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第三學年又設有近世史課程，可見其時對近代史之理解仍不成熟。1929—1930學年度清華歷史學繫改設“中國近百年史”課程，課堂講授偏重專題研究，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繫。齊家瑩編撰：《清華人文學科年譜》，第52、88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嚴格說來，中國的中國近代史學科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這是因為，在1930年代湧現出了一大批中國近代史著作。據《民國時期總書目》，以“中國近代史”為題的書有三部，它們是：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上海光明書局，1933）、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及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藝文研究會，1938）。另有以“中國近世史”“中國近百年史”為題的著作10餘本，這些著作無論在取材還是體例上都較20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著作要科學而且完備。更重要的是，它們使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從宗旨、問題到研究方法都為之一變，從而確立了一種新的“典範”。這一典範深深地影響到後來的中國近代史。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的中國近代史學科是到20世紀30年代纔形成的。中國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產生與形成是各種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既有國內的因素，也有國際的背景；既有政治的因素，又有文化的背景。它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產生的，而這種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又必然導致了人們對中國近代史的不同理解。下面就讓我們回過頭去，追溯一下它形成的歷史及其初的理論形態。一、明清檔案的發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起“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王國維：《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學衡》第45期，1925年9月。。直接影響中國近代史學科興起的，則是清內閣大庫之明清檔案的發現。清內閣大庫是兩座庫房的總名。《日下舊聞考》卷62：“內閣後門東為紅本庫，又東為尊藏實錄庫及書籍表彰庫，俱北向。”位於紫禁城內之東南隅，內中所藏，“書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書多明文淵閣之遺，其案卷則有列朝之朱諭，內外臣工之黃本題本奏本，外藩屬國之表章，歷科殿試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間檔冊文移往往明遺物，亦間出其中”。然而，“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王國維：《庫書樓記》，《觀堂集林》卷23，《王國維遺書》（二），第601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因大庫屋壞需要修繕，部分舊檔乃開始出庫，先存文華殿之兩廡，又移學部，再遷國子監，庫中所藏漸為外人所知。民國二年，*籌設歷史博物館於午門，貯存清宣統間由內閣大庫移出之部分檔案。民國十年，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短缺，就將零星散亂的檔案，裝九千麻袋，計十五萬斤，的價格，出售於同懋增紙店，為造還魂紙之料。其事為羅振玉所知，遂以三倍之利收回。王國維《庫書樓記》對此記之甚詳，茲錄於下：〖=3年，大庫屋壞，有事繕完，乃暫移於文華殿之兩廡，地隘不足容，具露積庫垣內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時南皮張文襄公方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奏請以閣中所藏四朝書籍設學部京師圖書館，其案卷則閣議概以舊檔無用，奏請焚毀，已得俞旨矣。適上虞羅叔言參事以學部屬官赴內閣，參與交割事。見庫垣中文籍山積，皆奏準焚毀之物，偶抽一束觀之，則管制府幹貞督漕時奏折。又取觀他束，則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時所奏，皆當時歲終繳進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請於文襄罷焚火毀之舉，而以其物歸學部，藏諸國子監之南學，其歷科殿試卷則藏諸學部大堂之後樓。辛壬以後，學部後樓及南學之藏又移於午門樓上所謂歷史博物館者。越十年，館中資費絀，無以給升鬥，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諸故紙商，其數以麻袋計者九千，以斤計者十有五萬，得銀幣四千圓，時辛酉鼕日也。壬戌二月，參事以事至京師，於市肆見洪文襄揭帖及高麗國王貢物表，識為大庫物，因蹤跡之，得諸某紙鋪，則庫藏具在，將毀之以造俗所謂還魂紙者。已載數車赴西山矣。亟三倍其值償之，稱貸京津間，得銀萬三千圓，遂以易之，於是此九千袋十五萬斤之文書，卒歸於參事。王國維：《庫書樓記》，《觀堂集林》卷23，《王國維遺書》（二），第601~603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4〗羅振玉收購舊檔，引起了史學家的注意，其時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正好成立，主任瀋兼士乃與馬衡、陳垣、朱希祖等共商以其劫餘收歸研究所。1922年5月，北大校方向*上了一道公函，請求將現存博物館而尚未賣掉的檔案撥歸北大代為整理，其重要的理由，即是要從事近代史的研究，其言稱：〖=3〗本校研究所國學門及史學繫知近世史之重要，特設專科研究。現正廣搜材料，用科學方法，作新式之編纂。稔知*歷史博物館收藏明末及清代內閣檔案，皆為清代歷史真確可貴的材料，世人於此均欲先睹為快，惟是此項檔案，積久塵封，卷帙又復繁重，整理良非易事，雖經該館整理多年，迄未蕆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數之人，按日排比，斷難克期成功。現在本校對於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擬懇鈞部將此項檔案全數撥歸本校，即由史學繫研究所國學門組織委員會，率同學生利用暑假停課之暇，先將目錄克期編成公布於世。然後再由專門學者鋻別整理，輯成專書。如此辦法，較為輕而易舉，尚祈鈞部顧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難求，準如所培：《請將內閣檔案撥為北大史學材料呈》（1922512）培全集》第4卷，第19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4〗*同意了北大的請求，將舊檔撥歸北大整理。1922年7月，北大接收檔案完畢，並規定了整理計劃，步是分列朝代，第二步是摘由，第三步是分類整理。瀋兼士講，魏建功記：《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記事》，《北京大學日刊》第1337號，1923年11月10日。北大歷史繫的學生也加入了檔案整理工作，史學研究的風氣為之一變。一方面是過去那種偏好古史的風氣開始轉變，另一方面是史學研究一改從前那種徒托空言的風氣，漸而采用實證方法。瀋兼士指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於古代研究則提倡考古學，注意古器物之采集；於近代研究，則側重公家檔案及民間風俗，持此縱橫兩界之大宗新資料，以佐證書籍之研究，為學者開一新途徑。良以檔案為未加造作之珍貴近代史料，固等於考古家之重視遺物遺跡也”瀋兼士：《方編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序》（1935年1月），《瀋兼士學術論文集》，第3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可見舊檔直接改變了學者對近代史的觀念。羅振玉購得舊檔後，曾延招十數人，排日檢視，大致分類，並擇其要者，刊行《史料叢刊初編》。他原想永久保存舊檔，獨自整理傳布，終因財力不繼，於1924年以一的價格將舊檔轉讓給當時寓居天津的李盛鐸。四年後，李氏亦感其艱，即由馬衡介紹，又以一的價格轉讓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羅福頤：《清內閣大庫明清舊檔之歷史及其整理》，《嶺南學報》第9卷，第1期。史語所得到這批檔案後，即決定以此“為研究近代史的對像”《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報告》，收入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編輯：《國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總報告》，第二冊，第294頁，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1929。。據史語所歷史學組民國十八年度報告，“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為本組之集眾工作，自九月末開始工作以來，已經初步整理之檔案，約占全數十之八，其餘再經兩月，即可蕆事”。至於研究，“關於近代史方面，此時尚勤於材料的取得，研究論文約得兩篇”《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八年度報告》，第225頁。。可見，近代史的研究也因明清檔案的發現和整理得以在史語所中占據一席之位。清內閣大庫檔案除流出（後經羅振玉、李盛鐸之手輾轉歸至中研院史語所）及撥交北大的部分之外，未經移出之檔案為數尚多。1924年11月，溥儀出宮，辦理清善後委員會接收故宮。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設文獻部，收集宮中檔案。1926年1月，故宮博物院奏請國務院將原存在集靈囿的軍機處檔案歸其保管，國務院同意了這項請求，博物院遂將軍機處檔案移至大高殿保存。但不久，國務院又以該項檔案與今日政治史事息息相關為由，要求收回，但博物院拒不交歸，理由是該項檔案“裨益於近世史者實非淺鮮”，且自檔案移交故宮博物院後，該院即派員著手整理，“現當工作未竣之際，如遽移歸保管，則前功盡棄，殊為可惜&rdquo：《清代軍機處檔案》著：《我在故宮七十年》，第24~26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1927年10月，故宮博物院開放大高殿，展覽軍機處檔案，許多學者前去翻閱抄錄，蔣廷黻就從中抄錄了兩千件以上的文件，並據此編輯出版《籌辦夷務實錄補編》。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第193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故宮檔案的開放，特別是籌辦夷務始末稿本的發現，可以說是中國史學界的一場革命，從此學者漸漸注意中外史料的直接探求，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天地。蔣廷黻在評價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的史料價值時說，“此書中大部分的奏稿都是新的材料……在學術界完全是新的東西，還有那些外交照會，雖然很少，也都是中國學者從未看見的，雜類文件也都是新的材料”。“我們研究中國外交史者，始能中外材料參用”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周刊》，第37卷第9期。。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得此空前豐富的資料，對他們的研究工作，無疑是一個極大的促進。清內閣大庫檔案之發現及其整理，開啟了史學界注重直接史料的風氣。1928年中山大學設立近代史料征集委員會，向全國征集近代史料，內容涉及政治、國際交涉、秘密會社、革命運動、政黨、社會生活六個方向。陳功甫：《征集近代史料意見書》，《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3集，第34期，1928年6月20日出版。清華大學歷史繫則自1929年至1934年間陸續收買了清末北京各衙門檔案五萬餘件，並準備繼續收集私人及地方的史料。吳晗：《清華大學所藏檔案的分析》，《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5月。禹貢學會也收藏有光、宣兩朝檔案三四萬件，這些檔案雖非源出大庫，但其作用及與近代史研究之關繫，則與大庫所出諸檔相同，其重要性也與內閣檔案相當。在注意收集國內檔案的同時，學者也開始注重國外有關中國近代史資料的搜求，英、美、德、法、日、俄各國的政府文書、外交檔案及時人記錄均在搜求之列。羅家倫1926年遊學歐洲時提出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計劃，實際就是一個海外中國近代史資料的收集計劃，其所擬收集種類及收集方法有：（1）可以設法購得的原本史料（如林文忠親筆所批檔案）；（2）不可購得而可照像或抄寫的史料（如倫敦、巴黎等大圖書館所藏之重要中國史料，如洪楊文件，景善日記等）；（3）尚可得到的絕版西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如當年耶穌會士論中國事的書信，講鴉片戰爭的“Nemsis”等書）；（4）隨時購買新出的西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如前德國庚子聯軍大將瓦德西所出回想錄Denkwuerdigkeiten des Grafen von Waldersee等）；（5）尚可得到，但是已絕版的中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鈔本附買）；（6）隨時購買新出的中國文的史料。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計劃》，《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出版。上述計劃中的（2）（3）兩項，曾由陳寅任向清華當局建議，擬即籌款委托羅家倫在歐洲著手搜集，後因清華教務長更迭，近畿戰事發生無人負責而停頓。英國的外交文書及檔案方面，蕭一山曾購得英國外交文書150餘件，並編有《關於中國的大英政府文書總目》（Catalogue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apers on China）。蕭一山：《近代史書史料及其批評》，《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1005頁，1976年臺灣華世出版社。此外，蕭一山還於1932年遊英國時遍閱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的中國寫本，得程學啟、崇厚等書翰15通，李鴻章批札11通，吳煦、黃芳照會3通、鮑超公文封套1件。後以《戈登文書》之名編為一卷，並在《國聞周報》上擇要發表。蕭一山：《戈登文書》，《國聞周報》，第14卷第17期，1937年5月。蔣廷黻於1934—1935年間赴歐搜集未出版之史料，並將英國外交部1835年至1885年有關中國而前此未發表的文件擇要抄錄攜歸，蔣打算根據所得史料撰寫一部近代中國外交史稿。《蔣廷黻研究計劃書》（1935年），清華大學檔案。德國方面，王光祈在從事音樂著述之餘，間亦撥冗從德國外交文件中翻譯有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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