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民間：百年中國民間文化研究的路徑
我國近代對文化研究的重視，與清末民初文化運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繫。早期的啟蒙主義者意識到，要改變中國落後狀況實現政治理想，首要的任務是喚醒民眾的覺悟。他們發現要實現這一目標，好的方式是借助民間文藝來宣傳其政治主張，啟蒙民眾。於是，梁啟超采用彈詞、歌謠和民間戲曲等通俗文藝形式編著了《愛國歌》《變法自強歌》等來宣傳維新思想；章炳麟（章太炎）以歌謠形式創作《逐滿歌》；秋瑾和陳天華分別借彈詞的形式寫作了《精衛石》《猛回頭》，號召民眾起來革命；陳獨秀則在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刊載民歌民謠、地方戲曲和故事等大量民間文藝作品，內容大多為“傷國事、嘆惡俗、興民權”，意在“開風氣，倡革命”。早期的啟蒙主義者在利用民間文學的各種樣式宣傳其政治理想的同時，還從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等方面對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笑話的社會作用以及遠古文學體裁的起源等問題進行研究，如蔣觀雲的《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章炳麟的《原學》《正名雜義》，魯迅的《破惡聲論》《摩羅詩力說》，劉光漢（劉師培）的《氏族原始論》《論古學出於宗教》。他們的研究把傳統的國學和新興引進的西學結合起來，雖沒有提出明確的“民間文學”的概念，卻揭開了民間文學研究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對此，民俗學家鐘敬文認為：“革命派著作家們注意和探索民間文學上的問題，乃至於在自己的宣傳作品中，對民間文學作品多方面加以利用，這決不是學藝上個人的、一時的閑情逸致。它主要是用來充當宣揚民主主義，特別是民族主義的一種手段，一種武器。他們談論民族祖先起源神話，談論樂舞、民間戲劇的作用，乃至談論撒旦的功績、荷馬的教育價值，……都不是無所為的，都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他們這種學術活動的目的，是要鼓吹民族自豪感，排斥清朝統治者，是要激起國民的自強、抗爭的意識，爭取自由、獨立的地位。”
我國學者對包括民間文學的民間文化的真正研究興起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意識到要實現民主、科學的啟蒙任務，必須發起一場旨在“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倡導新文學”的文學革命。這些倡導者也意識到民間文學不僅有利於宣揚啟蒙思想，也可以利用其實現文學變革。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刍議》，提出以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主張。陳獨秀也於1917年2月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進一步闡述了文學革命的方向，即“曰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立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這些理論框架的搭建，全部基於新的參照繫。以自主、進步、進取、世界、實利、科學的價值觀代替奴隸、保守、鎖國、虛文與想像的價值觀，本身就意味著人生觀念的轉變與脫胎換骨。以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替代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於是有了從形式到內容的文學革命。何思敬（何畏）1927年在《新生》卷頭語中說：“民間文學研究不從今日始，實從文學革命那一天起的。新國學運動是她的姐妹；她和新國學運動有血肉的關繫。”
1918年2月，由劉半農、周作人、瀋尹默、錢玄同等人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起的歌謠征集活動是中國民間文化史上的標志性事件。他們在《歌謠周刊》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它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個目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未來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歌謠周刊》出版九十六期，搜集的歌謠達一萬三千餘首，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還出版了不少開創性的學術成果。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啟蒙主義者把民間文化作為實現文學革命的任務，反對舊文學、舊思想的利器。其時的民間文藝運動，與精英知識分子的價值指向有關，他們主要是對千百年來在民間傳承的、民眾中有價值的生活文化進行挖掘與研究，找到合理的因素，摒棄不合理的因素，對民眾進行科學和民主教育，以期達到“化大眾”的啟蒙目的。這個運動也擴大了民間文化的影響，為後來民間文化研究的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許多知識分子更是意識到民間文化在改造國民性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董作賓在《民間文藝》創刊號中指出：“我們要瞭解我們中國的民眾心理，生活，語言，思想，風俗，習慣等等，不能不研究民間文藝……我們要改良社會，糾正民眾的謬誤的觀念，指導民眾以行為的標準，不能不研究民間文藝。”胡適將中國文學史視為“古文文學的末路史”和“白話文學的發達史”，認為白話文學代表未來文學的方向，指出：“中國文學史沒有生氣則已，稍有生氣皆從民間而來。”“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民間的小兒女，村夫農婦，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彈唱的，說書的，都是文學上的新形式與新風格的創造者。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例。”
在中國現代文藝版圖上，延安文藝是一種發展迅猛、影響深遠的文藝現像。它以1930年代的蘇區文藝和左翼文藝為源頭，在氣質上與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保持了一致，在時間跨度上從1936年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它深刻地影響到中國成立以後的當代文藝走向。
延安時期，延安文藝工作者展開對民間文化的討論與研究：一是延安時期的兩次民族形式的討論，均涉及這個問題；二是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後，延安文藝工作者對以陝北為重點關注對像的陝甘寧邊區民間文化的挖掘與整理工作得到加強。
早在《講話》前，延安文藝工作者已成立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在陝北進行民歌采風。《講話》後，延安文藝工作者自覺下鄉進行民歌采風：繫統搜集整理陝北民歌、故事、民間戲曲；出版《陝北民歌選》《內蒙民歌集》《秧歌論文選集》《民間藝術和藝人》等一繫列著書；成立陝北說書改進會，舉辦新書訓練班；何其芳、艾青、周立波、張庚等人均撰寫過研究秧歌劇、陝北民歌等方面的文章。
延安時期繫統整理陝北民歌工作的標志是《陝北民歌選》的出版。《陝北民歌選》是《講話》發表以後魯迅藝術文學院（原名“魯迅藝術學院”，1938年成立，1940年更名為此，簡稱“魯藝”）大規模民歌采風活動的成果，由何其芳負責，張松如、程鈞昌、毛星、雷汀、韓書田參加編選，1945年由晉察冀新華書店出版，這也是延安時期出版的本民間文藝方面的書。《陝北民歌選》的編定，如民間文學研究學者劉錫誠所言，“是一項非常嚴肅而科學的工作，無論就積累民間文藝的材料和提供優秀文藝讀物來講，還是就我國民間文學的學科建設來講，它都是一部難能可貴的選集”。作為正式公開出版的紙質形態產品，《陝北民歌選》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傳播意義不言而喻。新中國成立後，當《陝北民歌選》由海燕出版社再版時，何其芳將其創作的包括了許多精闢見解的學術論文《論民歌》作為“代序”。《論民歌》被研究者稱為“陝北采風的一篇總結和重要文獻”。此外，詩人李季在三邊，“從那些農民出身的區、鄉干部們、從那些勞動婦女、年農民、和那些愛歌唱的運輸隊員們那裡，收集了近三千首‘順天遊’”，隻是限於當時的戰時條件未能出版。直到1950年，上海雜志公司出版了《順天遊（二千首）》。詩人嚴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也出版了他當年在陝北、晉西北、內蒙古等地搜集的《信天遊》。據延安時期文藝工作者賈芝介紹，“1945年日本投降，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和魯藝音樂繫的同志們在離開延安前往東北前夕，他們把幾年來搜集的材料，一一清理，核實，分類，編輯成十幾本民間歌曲，以油印的形式出版，計有：陝北民歌、戲曲兩本，河北民歌一本，山西民歌一本，眉戶一本，道情一本，韻鑼鼓一本，審錄一本，器樂曲一本等”。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延安文藝工作者的成績來之不易。這些彌足珍貴的研究著眼點在於為抗戰服務，為革命文藝服務。
新中國成立後，《講話》被確定為新中國文藝的總方針，“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成為新中國文藝運動的總方向。一方面，曾經在延安時期被文藝工作者挖掘並賦予新質的陝北民歌、陝北秧歌、陝北腰鼓、陝北說書等純民間的文藝形式，隨著革命勝利的腳步，逐漸走向全國，走進廣場文化，走進廟堂；另一方面，在1958年的“大躍進”形勢下，我國掀起了歷時一年多的民歌運動，也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所倡導的“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的實踐。民歌來自民間，擁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然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1949年至1978年），國內對延安文藝與民間文化的研究尚不能說是真正意義上有見地的，它一直匍匐在政治話語的語境之下，更多的是對黨的文藝政策的不斷詮釋。
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我國的政治文化生活逐漸步入正軌：政治上加大改革力度，經濟上加快發展，文化上糾正了長期的極左思潮的影響，學術研究也擺脫了極左思潮的束縛，呈現出一種較為寬松、寬容與寬厚的理性言說狀態。但是，矯枉往往過正。一方面，新時期對極左路線的清算，矯枉過正，直接影響到對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程式化、理念化的文化狀態的反正，以及對其基本指導思想的冷落；另一方面，國內的注意力集中在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上，文化上一度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學術界忙於引進與販賣各種文化思潮，在“眾語嘈雜”的狀態中，延安文藝的優秀文化經驗被有意無意地遮蔽與忽視，更不必說民間文化的優秀經驗了。這期間，在一批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老延安文藝工作者的推動下，延安文藝研究出現了短暫的高潮，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延安文藝的資料整理工作，產生一批重要成果，出版了十六卷本的“延安文藝叢書”；二是展開對以延安文藝為核心的解放區文學的繫統研究，出版了多部解放區文學史與區域性文學史；三是對延安文藝運動的關注，出版學術期刊《延安文藝研究》。
1990年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延安文藝研究相對沉寂，出現了一個低谷時期，《延安文藝研究》停刊。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文化建設的加強，延安文藝研究迎來了學理研究的高潮，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高校與研究機構專家、學者以及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加盟，擴大了原來由解放區文學的親歷者、見證者為主要骨干的研究隊伍，帶來有衝擊力的研究方法；二是研究的視角由原來泛義的延安文藝研究進入深層次研究；三是研究擺脫了長期以來的固化的思維模式的困擾，由批評性學術走向學理性學術；四是產生了大批學理扎實、具有學術新意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新時期以來由賈芝主編出版的《延安文藝叢書·民間文藝卷》《解放區文學大繫·民間文藝編》《解放區文學大繫·說唱文學編》，均是國內整理出版的較為繫統的關於陝甘寧邊區乃至全國解放區民間文學及其研究資料的重要成果。
延安時期民間文學研究的代表性博士論文，是華東師範大學毛巧暉的《涵化與歸化——論延安時期解放區的“民間文學”》。該論文繫統梳理了延安時期解放區的民間文學演變過程及邏輯關繫，在學術上頗有創見性。此後，毛巧暉又出版學術專著《20世紀下半葉中國民間文藝學思想史論》，用歷史描述和邏輯演繹相結合的方法輔以實地訪談與個案研究；以基本問題為視點，對20世紀下半葉中國民間文藝學思想史進行思索與考量。大同大學文史學院石鳳珍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出版的《文藝“民族形式”論爭研究》，“采用社會、文化與文學相結合的視角與方法，借鋻民族主義理論、現代化理論、知識分子理論、現代性社會理論等較新的學術資源對這一思潮進行研究”，認真梳理了文藝民族形式論爭的起源、流變與影響，是國內關於文藝民族形式論爭為繫統的一部學術著作。
與此同時，隨著海外“漢學研究熱”的出現，延安文藝甚至其中的民間文藝一度成為海外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者討論的熱點。
海外一些研究者理性地注意到延安時期的文藝方針與策略，民族化、大眾化文藝形式所帶來的效應，以及其對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作用，產生了如《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等一些重要的學術成果。美國學者洪長泰的《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采用了介乎民俗學、文化史和思想史之間的方法，集歷史、文學與民俗於一身，主要敘述了1918年到1937年的知識分子與民間文藝運動，研究這一運動的性質以及它的社會意義。洪長泰的《戰爭與大眾文化：現代中國之抵抗運動》，運用思想史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解釋抗戰與大眾文化的關繫。再如美國學者馬克·賽爾登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從社會學的角度對當時中國共產黨所開展的社會變革運動進行論述。日本學者直江廣治的《中國民俗文化》，概述了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歷史，重點是從民俗研究發端至抗日戰爭以前，也涉及新中國成立至1960年代中期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概況。
然而遺憾的是，對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民間文化關繫的繫統性學術研究仍然是薄弱環節。正基於此，本書試圖以豐富的史料為基礎，以縝密的考證為依據，全面繫統地梳理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民間文化的關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