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祖籍山東蓬萊，朋友戲言我是從蓬萊仙境走出來的。先祖地少土薄，不能糊口，來京打工。那時人力比畜力便宜，面粉作坊主用人力推磨，我的先祖在北京打工，就是干這種活兒。聽祖母說，我祖父隻有兩身衣服，一身棉衣，一身單衣。鼕天過後，把棉衣裡的棉花掏出來，就成為夾衣，春秋時穿。入鼕以後，再把掏出的棉花絮進夾衣，就成為棉衣，鼕天時穿。至於夏天，隻有一條單褲，穿髒了，晚上睡覺前洗一洗，天亮前干了穿上。一年或兩年回鄉探一次親，往返三千裡路，背著干糧，曉行夜宿，全是步行。我的曾祖父、祖父、父親和我們兄弟，加上我的子女，已經五代人生活在北京。曾祖父和祖父，按照舊時習俗，青年來京，打工謀生，晚年回鄉，百年之前，落葉歸根。但從我父母雙親開始，不再回鄉，葉落北京。我們就成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對於北京人的生活、習俗、禮儀、文化，或聽長輩言傳，或經自身親歷，或讀文獻筆記，或從報刊所知，就我來說——對舊北京人的悲苦，是非常熟悉的；對新北京人的幸福，是滿懷歡喜的。
我曾在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西大街的北京市第六中學（習稱“男六中”）讀書，那時的體育課經常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參加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大典，白天慶典遊行，夜間提燈晚會。回憶當時，激情澎湃，如在昨日。一瞬之間，新中國成立已71年，我同祖國的前進相伴而行，雖然道路並不筆直平坦，卻是一步一步地走了過來。
經歷、學志、職任、興趣——凝聚到一點，寫一本北京文化史的書。這本書，從何時開始寫作的呢？
20世紀50年代，吳晗先生主編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事未竟而風浪起，留下半拉子工程。“文革”結束不久，當時主持編務工作的北京教育學院歷史教研室張習孔先生，和我是街坊，有時互相串門。他找我：“小叢書”缺《北京史話》，請您執筆。不便推托，應承下來。寫完稿子，交中華書局編輯胡宜柔先生。胡先生滿懷熱情，極其認真，逐字逐句推敲，逐條史料核實。經過修改，《北京史話》於1982年3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燒炷香，禮眾佛。3年後，北京朝華出版社馬悅編輯，約我撰寫《古都北京》，三磨四催，終於應允，我撰寫文字，嚴鐘義先生攝影配片。1986年，圖文並茂的《古都北京》中文、英文版問世，後出德文、法文版。當時改革開放新政推行不久，中文譯成西文的書很少，這本書圖文並茂、印裝精美，在法蘭克福和萊比錫國際書展上，分獲兩個獎項。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應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楊瑞雪社長、劉海濤主任之請，我和嚴鐘義先生再度合作，將《古都北京》做文字修訂和圖片增刪，以《中國古都北京》為書名，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英文版，分作特精本、精裝本、平裝本3種版本。此書，中國香港、美國相關單位給了兩個獎項。2016年，朝華出版社王濤社長，又重新推出《古都北京》（修訂本）的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
2000年，我撰寫的《古代北京》一書，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被列為“中華文化寶庫”叢書之一。
2010年，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副市長蔡赴朝和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傅華等，共同主編一套“領導干部半日讀”叢書，其中有約我寫的《北京文化史舉要》一書。這本書我不僅更加簡明地梳理了北京歷史的文脈，而且以更加宏觀的視野，提出中華文明是由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島嶼海洋文化所組成，並以三個千年變局為線索，對北京3000多年文化史進行重新梳理、分析與整合，重點大都以來，北京是中華文明農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5種文化的中心。於此，我在2012年由北京出版社再版刊行的《北京文化史舉要》一書中，做了簡要的論述：

中華古代的文化發展，大體可以概括為五種文化形態：一是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二是西北地區的草原文化，三是東北地區的森林文化，四是西部地區的高原文化，五是沿海及島嶼地區的海洋文化等。在古代中國，高原文化、海洋文化都具有重要地位，都對中華文明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但是，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都沒有在中華文化史上占據過主體的或主導的地位。而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都時間或長或短地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占據過主體的或主導的地位，發生過主體性或主導性的重大歷史作用。

此後，2014年我在《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發表《森林文化之千年變局》。
2018年4月，拙著《森林帝國》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書中，我明確提出：北大都以來，由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島嶼海洋文化5種文化所組成的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本書以上述觀點為主軸，縱向以北京自有文字記載3000多年以來的三個千年、三大變局做經線，橫向以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島嶼海洋文化做緯線，經緯交織、彼此綜析，闡述北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產生、演進和發展的歷史。
北京出版集團曲仲總經理約我以《北京史話》《古都北京》《古代北京》《北京文化史舉要》等著作為基礎，講一講北京文化史。於是，我重新研讀文獻、檔案、文集、筆記、輿圖、方志、考古、石刻等史料，吸納60多年來北京考古新收獲，論著新成果，參酌踏查筆記，補充所見史料，更新陳舊觀點，進行分析綜合，拙著撰寫而成。
北京歷史資料，浩瀚繁雜廣博。據統計，朱彝尊《日下舊聞》參考圖書約1500種，於敏中等奉敕纂《日下舊聞考》又參考圖書約500種，乾隆中期後的著作尚未包括，滿、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等文相關著述和檔案也未包括；另據統計，西方用英、法、德、意、葡、西、荷、俄、拉丁等文與北京相關著述約在500種以上，還有亞洲日、朝、越、泰等文的相關著述——總計當有5000餘種，一人之力，難以窮盡。
本書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但還是以文化的發展、演變及其影響為主線。這成為本書的一個特色。
本書於文化交流，花費較多的筆墨。除北京與亞洲的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諸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外，對中西文化交流更多加以簡要敘述。這成為本書的又一個特色。
本書於遼南京、金大都、明北京、清京師均列出一節該朝“文化殤鋻”，是因都城為當朝的政治中心。這也成為本書的另一個特色。
金無足赤，書無完書。一切事物，都是過程。一本書的出版，隻是治學旅途中的一個驛站，下站風光，尚未看到。在本書研究與纂著中，如《尚書·大禹謨》所言：“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鋻此，自警——謙虛敬慎，拾遺補缺，架構筋骨，豐滿血肉，充實修正，苟新日新，彳亍前行，追求寸進。拙著也盡量如此。
是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