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會沉沒嗎?

3·11何以成了特殊的時間記號?

在長壽與無緣之間——日本人死生文化的一個視角

守住日本人心魂的漢字

是誰殺死了日本人心中的神佛?——織田信長再思考

原來歷史可以不流血 ——德川慶喜再發現

天皇意識形態的攻防戰——一套獨特的“軟件”繫統

試圖修復天皇制的日本知識界

日本人為什麼要唱南無阿彌陀佛?

《起風了》與宮崎駿的精神煉獄

吉宗將軍與福建人的問答

“間”為何物?——日本文化的紅唇黑齒

日本史十大人物散論

讀史札記

甲午戰爭的歷史深思

當頭棒喝與長袖善舞——揭秘小泉脫核電的真意

後記

日本是這樣的

李長聲

從陳壽《三國志》算起，到眼下要出版的《僑日·瞧日》叢書，中國人寫日本已寫了兩千年，年頭比日本人寫他們自己長得多。日本人總愛問我從哪裡來，所謂日本論、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世界上早的，就是這《三國志·魏書》當中的兩千來字，“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婦人不淫不妒忌”雲雲。

它記下倭國“人性嗜酒”，雖然在武則天篡唐為周的時候改叫日本了，但時至今日，這話也說得沒錯，下班後成群結伙喝個醉仍然是東洋一景。有陳壽的史筆，日本人纔得知自己的祖3世紀是什麼樣子，但前些年有個叫西尾干二的，跳出來“新編歷史教科書”，出版了一本給國民看的歷史書，搶眼一時，說《三國志》關於倭人的記述沒有史料價值。日本人疑惑《三國志》，理由之一是中國至日本的航海路線難以坐實。原因歸罪於中國，卻忘了唐人早說過他們不以實對，山在虛無縹緲間。否定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並非始於此西尾，這既是給自己打氣，又是一個方法論，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貶低、否定、破壞中國文化來建立的。

倭人在大海之中，古時候我們不關心。遣唐對於日本來說是歷史上的盛事，但唐人王維說“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劉長卿說“遙指來從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東”。到了宋代，日本刀、日本扇進口了不少，歐陽修浩嘆：商人弄來這麼把短刀有什麼可說的!想當年徐福去日本，始皇帝尚未焚書，但日本把他帶去的那些逸書據為己有，不許再傳回中國。長達千餘年，倭人、日本人冒著生命危險渡海到大陸取經，而中國不必學日本。水往低處流，文化交流基本是單向的，這是正常的歷史進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研究中日之間古代文化交流也重視起日本文化向中國的輸入，這不過是在友好的題目下做文章罷了。或許有助於友好，但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是為編寫一部友好史。日本終於趕超了中國，一場甲午戰爭把中國人打得正眼看日本了，胡適小時候作文也得“原日本之所由強”。中國人看明白日本學了西方纔強大，去日本留學就直奔主題，通過它學習西方。至於不如人家學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認識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國人至今猶看重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它確是經典，但畢竟過去五六十年代，出版時當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還沒出生呢。人們讀它的收獲好像主要是一個生動活潑的論點，即日本文化具有兩面性。書中說的菊，並非指皇家的標志，乃是用鐵絲把菊花造型，以養菊的愛美對比以刀為榮的尚武。關於日本人的兩面性，唐人早已指出過，例如包佶寫詩送阿倍仲麻呂(晁衡)回國，說“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真”。還很“野”的時候就跨越地學會了中國的“禮”，而那種“木性”現今也常被在日本打工的中國人笑話。日本的一些優點，譬如拿來主義、善於學習，不過是一種習慣，談不上多少思想，而且是中國幫它養成的。處於原始時代，旁邊就有了一個那麼發達的文化，自然會不由自主地伸手拿來。養成了習慣，後來看見西方有更好的東西，也什麼都拿。社會一旦形成了某種體制，就未必還那麼寬容，因為拿來主義對於社會的穩定也可能是一種破壞。日本戰國時代織田信長組建洋槍隊，長筱戰役用三千杆洋槍擊潰武田勝賴的強悍騎兵，德川家康也率軍參戰，但江戶時代二百餘年基本未發展洋槍洋炮。

《菊與刀》問世十年前，周作人寫道：“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矛盾現像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麼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是那麼髒，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跡。”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類學解開周作人的疑情：這奇事的根由在於歐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總得有人盯著指著纔知“恥”。

更早些時候，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論》，寫道：“日本封建時代所謂‘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陰柔，而另一方面是殘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爭生活上的優勝，當然會產生這樣的性格。現在日本的實業家裡面除了明治時代受過新教育的人外，那些八十歲級的老人裡面，我們試把一個武士出身的澀澤和町人出身的大倉，比較研究起來，一個是誠信的君子，一個是狡猾的市儈;一個高尚，一個卑陋;一個講修養，一個講勢利，這種極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別了。”從社會階級看透日本人的兩面性。近代以來大和民族的兩面性是武士與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的合體，“現代日本上流階級中流階級的氣質，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誠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對武士進行改造的結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種從激情燃燒的歲月帶過來的野蠻的殺伐之氣，修養成“士”，以充當領導階級。明治天皇復闢後接連興戰，鼓吹武士道，我們知道的武士形像就一副野相了。

哪種文化都具有兩面性，非日本獨特。民族的兩面性不一定分明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魯迅在《一件小事》裡寫了車夫和老女人，這兩個人物合起來表現出中國老百姓的兩面性。一方面高大得“須仰視纔見”，另一方面“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倘若他當年更無情面地解剖那老女人的可惡，或許當今中國不至於有滿街的“扶不扶之惑”。魯思·本尼迪克特沒到過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虜或文學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後生活過八年，更作為孫中山的翻譯、秘書接觸過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學者認為戴季陶《日本論》具有體繫性，足以比肩《菊與刀》，某些地方更是凌駕其上。或源於歷史，或意在取巧，中國人觀察或研究日本多偏重文化或風俗，近現代人們更關心政治、經濟，卻天然是西方人的擅場。

不過，中國人看日本，確實也有幾個毛病。一個毛病是先天的：一說日本就扯到中國，好像除了漫畫，滿日本看見的到處是中國文化。中國人在日本很快就學會彎腰撅腚，而西方人不會，日本人學他們握手，這正是中日文化同根的現像。但過河為枳，何況過了海。“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不能用中國人的眼光和心思一廂情願地詮釋日本。例如，有文章介紹皇太子的女兒上學也得跟普通人家女兒一樣帶飯盒，寫這麼一句：喫的自然是冷飯冷菜。這是用中國“冷”觀念描述日本，拉家常似的，就誤導了我們的認知。日本人自古好生冷，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和食幾乎除了大醬湯，沒什麼趁熱喫的飯菜。中國人說到日本文化常常露怯在中國知識上，甚而罵日本反倒罵到了自己的老祖宗。

另一個毛病像是後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打鬼借助鐘馗也好，當我們談論日本時我們在談論中國。這使我們偏激，凡事都說日本好。看現實的日本也需要把它放在日本的歷史當中看。譬如有一位名人說：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但現在中國沒有哪個城市能夠跟日本隨便哪個城市比。恐怕事實是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比的是上海的租界，不是籠統的上海。東京遭受過幾次大破壞，有自然災害(關東大地震)，有戰爭(美軍大轟炸)，也有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前後的建設性破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對改造城市反悔反思。田中角榮的“日本列島改造論”思想曾支配戰敗後的日本，一面收購土地，用稅金修路，通車，建高爾夫球場、休閑設施，獲得莫大的利潤，使生活便利而豐富，另一面卻破壞了美麗的自然。就是說，安倍晉三筆下的“美麗日本”遠不如過去。

聽說國內有這麼個妙論：不管你多麼厭惡日本，去一趟就喜歡了。真就有報道，一位中國軍官參觀日本，看見街上沒有穿軍裝的，軍校裡不講軍國主義，感動得回國就要送女兒去日本留學。倒是女兒說：你怎麼去日本一個星期就變成親日家了?這樣的親日家再淺薄不過了，恐怕底子就是個愚民。有位叫莫邦富的，僑居日本三十年，作為獨立媒體人活躍在日本主流社會，不久前撰文，道破了“日本旅遊業歧視講中文的客人”，這恐怕是那些哈日(聽說又叫“向日葵”了)的遊客都渾然不覺的吧。日本人常說自己是小小的島國，這是長久跟所謂地大物博的中國相鄰而形成的傳統觀念。放眼世界，日本並不小。所謂“蘭學”啟動日本走向近代的文明開化，這個蘭就是荷蘭，它的面積還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口密度大得多。日本的陸地面積在世界二百三十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居六十二，比德國、英國大，比韓國、朝鮮合起來還大。我們對日本的認識每每是傳聞，叫它“小日本”，但若真以為小，那就有誤了。這套《僑日瞧日》叢書的作者有個共同點，那就是長年僑居日本，甚至瞧它瞧了二三十年。他們生活在日本，為生活而觀察，而學習，而且有一點研究。把體驗和心得寫出來，既不是走馬觀花，也不用妙筆生花，無非要告訴大家一個活生生的日本。日本是這樣的。

甲午初夏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