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文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

代序·堅持文化史研究的正確方向：“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致詞
編
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
現代性構建與現代三大文化思潮
論中國近代的“國民性”改造
歐戰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
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與近代儒學的新陳代謝
論民國初期道德問題之爭論
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潮與知識分子心態類型
略論晚清“條約口岸知識分子”
掙脫身心束縛，努力創造價值
——20世紀初葉知識分子的價值實現觀探析
3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考察
論前後“甲寅派”代序·堅持文化史研究的正確方向：“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致詞
編
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
現代性構建與現代三大文化思潮
論中國近代的“國民性”改造
歐戰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
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與近代儒學的新陳代謝
論民國初期道德問題之爭論
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潮與知識分子心態類型
略論晚清“條約口岸知識分子”
掙脫身心束縛，努力創造價值
——20世紀初葉知識分子的價值實現觀探析
3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考察
論前後“甲寅派”
孫中山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
丁文江：一個科學家的政治關懷
章門弟子與五四文學革命
科學·革命·救國
——任鴻雋科學救國思想之審視
第二編
“尊德性”還是“道問學”
——以學術本體為視角
“乾嘉新義理學”與清代漢學研究
“譜繫”與“建構”：中國近世清代學術史論述
從“漢宋鼎峙”到“漢宋合流”
——兼論晚清漢宋學關繫
學術調融與晚清禮學的思想活力
晚清時期的理學社會
救亡圖強思潮·進化史觀·唯物史觀
——中國近代史學的三次跨越（論綱）
“新史學”思潮的產生及其學術建樹探析
羅澤南“尊朱黜王”思想略論
劉師培的文字學
傅斯年“史學隻是史料學”再析
蔣廷黻史學理念釋要
再論《十批判書》的撰著動機與論學宗旨
第三編
老樹能否接新枝：晚清議改科舉新探
清末新式學堂的倫理教育與倫理教科書探論
——兼論現代倫理學學科在中國的興起
科舉制度的革廢與近代中國文化之演進
試論清末新政時期興學經費的解決方案與實踐
清末學堂教育中的意識形態控制
馬敘倫與五四運動後浙江教育界的派繫之爭
近現代山東呂劇的興衰與發展
第四編
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閑”與“公共時間
……
第五編
第六編
附錄“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綜述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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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
耿雲志
從清末以來，中國社會就進入近代轉型期。從戊戌維新開始，直到民國時期，變革政治制度成為人們迫切的追求。政治革命與改革遂成了社會大變局中中心的議題。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化轉型，處處都會踫到與政治變革的關繫問題。從理論上說明它們之間的關繫是很必要的。
一、政治與文化的意義界定
要了解政治與文化的關繫，先要對政治與文化作一清楚的界說。但很遺憾，至今尚無世所公認的權威的界說，無論是政治，或是文化，都是如此。為了提出我們對於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的關繫的見解，我們隻好綜合各家的說法，提出我們自己對政治與文化的界說。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關於政治是這樣說的：政治是“上層建築領域中各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特定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特定關繫。它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產生的一種重要社會現像，在階級社會中主要表現為階級之間的鬥爭；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之後，主要表現為調整人民內部關繫和管理公共事物。政治對社會生活各方面都有重大影響和作用。”接著，它又指出：“這一社會現像很復雜，各時代的政治學家和政治家都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側重點對它作過各種論述，但至今還沒有公認的確切定義。”①該書還介紹了西方學者關於政治的一些界說的大意。它列舉出下述幾種說法：“認為政治是國家的活動，是治理國家，是奪取和
保存權利的行為”；“認為政治是權力鬥爭，是人際關繫中的權力現像”；“認為政治是人們在安排公共事物中表達個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種活動。政治的目標是制定政策，也就是處理公共事物”；“認為政治是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認為政治是一種社會利益關繫，是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該書也征引了幾條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論述。如“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就是各階級之問的鬥爭”；“政治就是參與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形式、任務和內容”②。編
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
耿雲志
從清末以來，中國社會就進入近代轉型期。從戊戌維新開始，直到民國時期，變革政治制度成為人們迫切的追求。政治革命與改革遂成了社會大變局中中心的議題。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化轉型，處處都會踫到與政治變革的關繫問題。從理論上說明它們之間的關繫是很必要的。
一、政治與文化的意義界定
要了解政治與文化的關繫，先要對政治與文化作一清楚的界說。但很遺憾，至今尚無世所公認的權威的界說，無論是政治，或是文化，都是如此。為了提出我們對於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的關繫的見解，我們隻好綜合各家的說法，提出我們自己對政治與文化的界說。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關於政治是這樣說的：政治是“上層建築領域中各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特定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特定關繫。它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產生的一種重要社會現像，在階級社會中主要表現為階級之間的鬥爭；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之後，主要表現為調整人民內部關繫和管理公共事物。政治對社會生活各方面都有重大影響和作用。”接著，它又指出：“這一社會現像很復雜，各時代的政治學家和政治家都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側重點對它作過各種論述，但至今還沒有公認的確切定義。”①該書還介紹了西方學者關於政治的一些界說的大意。它列舉出下述幾種說法：“認為政治是國家的活動，是治理國家，是奪取和
保存權利的行為”；“認為政治是權力鬥爭，是人際關繫中的權力現像”；“認為政治是人們在安排公共事物中表達個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種活動。政治的目標是制定政策，也就是處理公共事物”；“認為政治是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認為政治是一種社會利益關繫，是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該書也征引了幾條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論述。如“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就是各階級之問的鬥爭”；“政治就是參與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形式、任務和內容”②。
從上述各種界說來看，一方面確如該書編者所說，歷來政治學家和政治家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側重點對政治作出不同的界說，還沒有一個為大家所公認的權威性的定義。另一方面，我們還是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界說，發現這些界說中含有某些共同的因素。，都涉及到各社會行為主體，即各階級、階層、群體、集團和個人，以及他們的權力和利益。正如《政治科學》一書的作者指出的：“權利是政治的主要的組成部分”。①第二，都離不開國家事務，通過對國家事務的參與，爭取和保護本階級、階層、群體、集團和個人的權力與利益。第三，國家通過一定的機構制定和執行政策以調整權力和利益的分配。由此我們可以嘗試給出一個大體涵蓋上述諸因素的界說：政治是社會各階級、階層、群體、集團和個人，通過參與國家事務，為爭取和保護自己的權力和利益而進行的活動；以及國家通過制定和執行政策以調整權力和利益分配的過程。
關於文化的界說，歷來更加紛繁復雜，莫衷一是。在研究文化轉型的問題時，我們隻能采取狹義的文化界說。按廣義的文化界說，文化是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按狹義的文化界說，文化專指人類所創造的精神財富而言。稍展開一點說，文化是人類在改變自然以取得生活資料、不斷改善生存條件的過程中，以及在社會生活不斷追求進步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精神產品（諸如技術、科學，以及政治、法律、軍事、藝術等等）和在此過程中所形成的信仰、道德、風俗習慣等等。
根據上述的文化界說，政治是屬於文化範圍內的。因此，在討論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的關繫時，文化的範圍勢必再加縮小。在這裡，文化是相對於經濟、政治、軍事而言，隻包括技術、科學、藝術、信仰、道德、風俗習慣等。既然是相對於政治等等而言，則明顯可見，它是與政治等等處於同一層次的東西。原則上說，它與政治的關繫是互動的關繫，不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繫；不是主從關繫。但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直接關涉權力與利益的分配問題，所以，它在社會生活中就具有極大的影響和作用，從而，對其他的精神文化便會發生某種不對稱的強大作用和影響。
這裡還須說明，我們所說的政治變革，包括暴力革命與和平改革，就近代中國而言，就是通過暴力革命或和平改革，以某種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取代君主專制制度。所說的文化轉型，是指從近乎封閉式的，與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相聯繫的，以孔子與儒學定於一尊，嚴重壓抑個性的古代文化，轉變到開放式的，與某種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相聯繫，否定一尊的權威，鼓勵個性發展的近代文化。這兩個變革（即政治變革與文化轉型）的過程，方向是一致的，是同流並進的，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的關繫。
二、政治覺醒帶動文化趨新
中國人自覺地產生政治變革的觀念是從維新運動開始的，也就是在1895年前後。當時，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主要是關注政治制度的改革，沒有獨立地考慮文化變革的問題。他們的言論涉及文化問題時，隻是從政治變革的需要出發。到了20世紀初，當革命運動與立憲運動都蓬勃興起的時候，人們纔比較清楚地意識到，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需要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需要有一番移風易俗的文化變革。很顯然，那時，人們仍是從政治變革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國以後，因舊勢力強大，民主力量太弱，以至“在民主國體之下，人民備受專制之苦”。到了這時，人們纔開始覺悟到，必須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必須創造一種新的文化，民主制度纔會有必要的社會思想基礎。陳獨秀把這稱之為“吾人後之覺悟”。
可見，在近代中國，人們是先有政治覺醒，然後纔有文化覺醒。但政治覺醒會帶動某種程度上的文化變動；反過來，文化覺醒則可為政治覺醒在制度上落實提供相應的思想基礎。
1．近代中國人的政治覺醒
近代中國人是在民族危機和國內政治危機的雙重壓迫下開始政治覺醒的。自從鴉片戰爭，中國被迫割地賠款，開放口岸以後，又累次遭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掠奪和壓迫。土地日蹙，主權日削，人們真有國亡無日之感。人們曾有過各種形式的反抗和抗爭：有組織的反侵略戰爭，自發的反侵略戰爭，反洋教運動，等等。“師夷長技”的所謂“洋務運動”，也是這一繫列抗爭中的一種。但所有這些，都還不能算作政治覺醒，隻能說是民族自衛的反應。其所以達不到政治覺醒的地步，一則，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列強之所以強的原因和道理；二則，還不曾覺悟到中國本身之所以弱敗的根本原因何在。在19世紀90年代之前，隻有極個別的中國人，略窺西方國家之所以致強的政治制度上的根源，並暗示，中國之政教精神與西人相反，是以與強者遇，而歸於弱敗。進入90年代之後，始有部分先覺者意識到，中國欲免敗亡，當改革政治制度。鄭觀應、王韜、馬建忠、陳熾，甚至重要朝廷官員張樹聲、崔國因等都先後提出模仿西方，建立議院制度的思想主張。經戊戌維新運動的洗禮，中國比較開明進取的知識分子和部分官紳，都陸續卷入改革與革命的政治旋渦中，至少，也對革命或改革表示同情和贊助的態度。1903年以後，革命運動漸漸進入高潮。1904年以後，立憲運動亦漸漸進入高潮。無論革命，還是立憲，都是要以某種形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取代君主專制制度，都是要建立近代的民族國家。這就是近代中國人政治覺醒的本質內容。在革命黨方面，可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代表。他的三民主義與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在立憲派方面，可以梁啟超的思想為代表。他的人民主權的思想和國會與責任政府的主張是很清楚地表達出近代君主立憲的政治要求。兩者的思想實質，都是要使人民成為國家主權的擔當者。遺憾的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國人能夠真正理解和接受的卻很少。梁啟超的思想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這也是革命黨與立憲派雖然通過短暫的聯合達到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目的，卻沒有能力在中國落實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我們看到，政治覺醒曾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文化變動。在維新運動時期，為了人纔的需要，人們極力主張改革科舉制度，建立新學堂，並發行報刊雜志，宣傳新思想、新觀念。難能可貴的是，這時就有人提出用白話來宣傳和吸引群眾參與政治變革；還從戒纏足人手，開始進行解放女子的工作。鋻於這些情況，人們一直公認，戊戌維新運動也是一場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它造成了近代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初步萌芽。後來，革命運動和立憲運動進入高潮時期，無論是革命黨，還是立憲派，都需要爭取盡可能多的群眾參與到自己的運動行列。為此，他們更加需要大力從事宣傳和教育運動。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力量，辦報紙、雜志，辦學堂，倡遊學並實際資助有為之青年出國留學。根據方漢奇等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所附的《報刊名索引》加以檢索，估計清末為鼓吹革命與改革而創辦的白話報刊已達200種左右。①科舉制廢除，新教育得以發展，大略估計，清末，在新式學堂受過教育的人，可能達到兩三百萬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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