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最後的天空之後

編輯推薦

這是薩義德飽含激情與憂傷的傑作，與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堪稱雙璧。

內容簡介

這個世界，沒有一天會少了巴勒斯坦人的新聞。他們的形像似乎被固定化了：要麼是兇殘的恐怖分子，要麼是悲慘的難民。他們的真實境遇卻鮮為人知。薩義德的文字連同吉恩·莫爾的攝影，描繪出了巴勒斯坦人另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實肖像。從以色列的建立到貝魯特的陷落，巴勒斯坦人在連續的土地剝奪中流離失所，備受苦難。這其中也包括薩義德本人及其親人的真實遭遇。但在這部苦難的流亡史中，薩義德也辨認出了新巴勒斯坦民族意識的萌動。巴勒斯坦人自我身份的認同並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角色上，相反，它將根植於堅持、希望和被喚醒的共同體意識。
在最後的國境之後，我們應當去往哪裡？
在最後的天空之後，鳥兒應當飛向何方？

作者簡介

薩義德（Edward W.Said，1935-2003），當今世界*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家之一，1963年起為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代表性著作有：《東方學》（1978；曾獲美國國家書評家獎，三聯書店1999年出版中譯本）、《巴勒斯坦問題》（1979）、《世界?文本?批評家

致謝
前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第一章國家
第二章內部
第三章湧現
第四章過去與未來
後記貝魯特的衰落

在線試讀

第一章國家
在單調的阿拉伯城市、難民營和接二連三發生災難的時空之外，一個貧窮而無名的地方正在舉行一場婚禮，令人驚訝、哀傷，還有一點不安。這裡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裡，這些人的風格和姿態確鑿無疑地說明他們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攝這幅照片的幾個月後，這個難民營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內部戰鬥所破壞。正在婚禮小徑上通過的是在這裡經常可見的梅賽德斯汽車，車上裝飾著一個特大的標志，那是一個代表德國的驕傲的“D”。雖然梅賽德斯在西方是罕見的奢侈品，但在累範特這些梅賽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來的——卻是最為常見的轎車。梅賽德斯承擔起了馬匹、騾子和駱駝的職責，甚至更多。梅賽德斯在這裡被當作是通用的出租車，標志著被本土化的現代科技、西方對傳統生活的入侵以及非法的貿易。更為重要的是，梅賽德斯已經成為全功能的運輸工具，被用於各種用途——葬禮、婚禮、嬰兒誕生、驕傲地展示、離家、回家、維修、盜竊、轉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於巴勒斯坦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來庇護他們，梅賽德斯那模糊不清的來源和目的，就像是一個入侵者，代表著那些既擾亂又緊緊包圍著巴勒斯坦人的力量。詩人馬哈穆德·達威什曾經寫道：“大地在我們面前關閉，逼迫我們進入最後的通道。”遷移和不安之問充滿矛盾。不論我們巴勒斯坦人身處何方，都不是在我們的巴勒斯坦，因為巴勒斯坦已經不復存在。從阿拉伯世界的一個盡頭旅行到另一邊，或者去往歐洲、非洲、美洲和澳洲，你在那裡找到和你一樣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就像你一樣，受制於某些法律、某種身份地位，標記著某種並非屬於你們的力量和暴力。不論是流散在原來的土地還是流亡到國外，巴勒斯坦人仍然棲息在從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內（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們的處境卻悲慘地比過去更加糟糕。他們或者是“朱迪亞與撒馬利亞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猶太人”。有些被稱作是“在場的缺席者”。在除了約旦以外的阿拉伯國家中，政府發放特殊的卡片來鋻別他們是“巴勒斯坦難民”，即使在那裡這些人是有名望的工程師、教師、商人或技師，他們知道在他們東道國的眼中，他們將永遠是外國。不可避免地，拍攝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包含和顯示了這一事實。
回憶增加了巴勒斯坦人離散的從未減輕過的強度。巴勒斯坦對於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東方諸國和西歐諸國把巴勒斯坦變成了一則傳奇。人們不會遺忘它，更不會忽視它。世界新聞經常充斥著在巴以間發生的事件、最近的中東危機，以及剛剛發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風景、貨物和紀念碑成為商業、戰爭、朝聖和禮拜的對像，以及文學、藝術、歌曲和幻想的主題。東西方高度的商業文化突然襲擊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著不合身的歐式結婚禮服，在他們身後和周圍卻都是屬於他們本土的服飾和物品，對他們的朋友和婚禮出席者來說十分自然。這個場合的快樂與他們身為難民無處可去的命運毫無一致。在附近玩耍的孩子與周圍毫無吸引力的環境形成鮮明對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雙手與新娘精巧模糊的蒼白相互衝撞。當我們穿越巴勒斯坦進入其他國家時，即使我們在新的地方過得很體面，那些過去的場景就會在我們身後迫近，如同再生的回憶和現狀中的缺失那樣，既真實又虛幻。第一章國家
在單調的阿拉伯城市、難民營和接二連三發生災難的時空之外，一個貧窮而無名的地方正在舉行一場婚禮，令人驚訝、哀傷，還有一點不安。這裡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裡，這些人的風格和姿態確鑿無疑地說明他們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攝這幅照片的幾個月後，這個難民營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內部戰鬥所破壞。正在婚禮小徑上通過的是在這裡經常可見的梅賽德斯汽車，車上裝飾著一個特大的標志，那是一個代表德國的驕傲的“D”。雖然梅賽德斯在西方是罕見的奢侈品，但在累範特這些梅賽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來的——卻是最為常見的轎車。梅賽德斯承擔起了馬匹、騾子和駱駝的職責，甚至更多。梅賽德斯在這裡被當作是通用的出租車，標志著被本土化的現代科技、西方對傳統生活的入侵以及非法的貿易。更為重要的是，梅賽德斯已經成為全功能的運輸工具，被用於各種用途——葬禮、婚禮、嬰兒誕生、驕傲地展示、離家、回家、維修、盜竊、轉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於巴勒斯坦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來庇護他們，梅賽德斯那模糊不清的來源和目的，就像是一個入侵者，代表著那些既擾亂又緊緊包圍著巴勒斯坦人的力量。詩人馬哈穆德·達威什曾經寫道：“大地在我們面前關閉，逼迫我們進入最後的通道。”遷移和不安之問充滿矛盾。不論我們巴勒斯坦人身處何方，都不是在我們的巴勒斯坦，因為巴勒斯坦已經不復存在。從阿拉伯世界的一個盡頭旅行到另一邊，或者去往歐洲、非洲、美洲和澳洲，你在那裡找到和你一樣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就像你一樣，受制於某些法律、某種身份地位，標記著某種並非屬於你們的力量和暴力。不論是流散在原來的土地還是流亡到國外，巴勒斯坦人仍然棲息在從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內（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們的處境卻悲慘地比過去更加糟糕。他們或者是“朱迪亞與撒馬利亞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猶太人”。有些被稱作是“在場的缺席者”。在除了約旦以外的阿拉伯國家中，政府發放特殊的卡片來鋻別他們是“巴勒斯坦難民”，即使在那裡這些人是有名望的工程師、教師、商人或技師，他們知道在他們東道國的眼中，他們將永遠是外國。不可避免地，拍攝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包含和顯示了這一事實。
回憶增加了巴勒斯坦人離散的從未減輕過的強度。巴勒斯坦對於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東方諸國和西歐諸國把巴勒斯坦變成了一則傳奇。人們不會遺忘它，更不會忽視它。世界新聞經常充斥著在巴以間發生的事件、最近的中東危機，以及剛剛發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風景、貨物和紀念碑成為商業、戰爭、朝聖和禮拜的對像，以及文學、藝術、歌曲和幻想的主題。東西方高度的商業文化突然襲擊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著不合身的歐式結婚禮服，在他們身後和周圍卻都是屬於他們本土的服飾和物品，對他們的朋友和婚禮出席者來說十分自然。這個場合的快樂與他們身為難民無處可去的命運毫無一致。在附近玩耍的孩子與周圍毫無吸引力的環境形成鮮明對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雙手與新娘精巧模糊的蒼白相互衝撞。當我們穿越巴勒斯坦進入其他國家時，即使我們在新的地方過得很體面，那些過去的場景就會在我們身後迫近，如同再生的回憶和現狀中的缺失那樣，既真實又虛幻。
有時面對重新定居就像是在模糊的鉛筆痕跡上書寫黑體字。身體和新的環境並不適應。角度是錯誤的。本來應該被用來裝飾牆面的線條卻構成了一個有缺陷的裝配盒，把我們放在其中。我們就座於椅子上，不確定是否應該和對面的人講話。孩子被提起，但又被壓抑著。男人和女人們重復表達著他們周圍不討人喜歡的事物：女人的長袍在臉上形成的角度讓牆壁的圖案雙倍慘白，男人交叉的雙腳重復並且抵觸著向外延伸的椅子腿。他顯得不安定，準備要離開。現在怎麼樣？現在去哪裡？突然，我們的形像正表現出我們的短暫和無常，人們把我們看作是可以強迫放到另一座房子、另一個村莊和區域的對像。就像我們曾經被人從原先生長的環境帶到新的地方一樣，我們可以被再次搬遷。
離散是一繫列沒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畫面大多不加解釋，沒有姓名而且無聲沉默。當我注視著它們的時候，我沒有任何精確的信息和知識，但是它們現實主義的精確卻比單純的信息留給我更加深刻的印像。我沒有辦法直接接觸到這些被拍攝的人們，隻能通過一個歐洲攝影師為我來觀察他們。我想像他，通過翻譯依次和他們交談。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他們對他十分禮貌，或者表現出那樣的傾向，好像他是導致他們如此悲慘的那些人之一似的。人們感到很窘迫，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被觀察和記錄。然而，他們卻無力去制止這一切。
當A.Z.的父親快要去世的時候，他把所有的子女叫進房間，進行最後一次家庭聚會，他的其中一個兒子娶了我的姐姐。他是一個年紀很大的虛弱的老人，來自海法。他最後的34年都在貝魯特度過，始終激動地不願相信他已失去了房子和財產。如今，他對子女們喃喃低語著，這是一位貧窮無助的家長顫抖的最終遺言。“拿好這些鑰匙和契約，”他一邊指著床邊那個破舊的箱子，一邊告訴他們。箱子裡儲藏著當海法的阿拉伯人被驅逐出境時，他自巴勒斯坦搶救來的家族財產。這些關於過去的親密的紀念品在我們當中已經無可挽回地不再流傳，就像是流浪歌手吟唱的家譜和神話一樣。照片、衣服、從原先場所分離的物品，以及說話和風俗的例行習慣：被大量復制、放大、主題化、添油加醋，並且廣為傳播，它們纏絲結網，被我們巴勒斯坦人用來維繫自己和我們的民族身份，聯繫彼此。
有時，這些帶著沉重回憶的物品——照相簿、祈禱的念珠、頭巾、小盒子——對我來講似乎是些累贅。我們攜帶著它們到處遷移，把它們懸掛在每一個新藏身處的牆上，鐘愛地想著它們。這樣我們就不去注意痛苦，盡管痛苦仍然在繼續和不斷加重。我們也不會去承認自己心態已經被凍結得一成不變。最終，過去掌握了我們。我的父親傾其一生想要擺脫它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那個實際的地點以及復制和人造的本質。父親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可以追溯到遙遠過去的整個家族都出生在耶路撒冷。父親是一個老城的孩子，向遊客們兜售真十字架和用荊棘編織的皇冠。但是他仇恨那個地方，他常說那個地方意味著死亡。父親幾乎沒有任何從那個地方留下的東西，隻除了一兩個斷斷續續的故事、一枚零碎的硬幣或紀念章、一幅祖父騎在馬背上的照片，以及兩塊小毯子以外。我甚至從來沒有見過一幅有祖母面容的照片。但是當父親逐漸年老，他開始使用舊式耶路撒冷人的措辭方式，我聽不懂也從來沒有在年輕時聽說過它們。
身份——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什麼——很難在流散中繼續維持。其他人大部分把身份視為理所當然。但巴勒斯坦人卻不能，他們或多或少經常被要求出示身份證明。人們不僅視我們為恐怖分子，而且否認或者質疑我們作為巴勒斯坦土生的阿拉伯居民，在巴勒斯坦（而非其他地方）擁有基本的權利。不僅如此，人們把我們的存在負面地和對以色列民主、成就及活力的贊美聯繫起來；在西方大量修辭中，我們被偷偷地稱作是一個充滿納粹黨和反猶太人的地方；我們全體除了希望能夠在政治上悄無聲息和遷移，再無其他渴望。除了擾亂中東和平的厚顏無恥的行為以外，我們以缺乏實際成就和沒有讓人尊重的特性而著稱。一些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說：“巴勒斯坦人可以待在這裡，但是不能擁有任何權力，隻能作為定居的外國人。”其他以色列人甚至更不仁慈。我們沒有著名的愛因斯坦、查格爾、弗洛伊德和魯賓什坦，用他們遺留下來的顯赫成就來保護我們。我們也不曾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被納粹黨屠殺的大災難，可以博得世界的同情。我們是“其他的”和相反的，是大批離開和遷徙的幾何圖形中的瑕疵。沉默和謹慎掩蓋了傷害，減緩搜索尸體的速度，也撫慰了因為失去而帶來的刺痛。
巴勒斯坦內隻有少數幾個地方，那裡的巴勒斯坦人生活沒有改變，人們可以重新回憶起過去的快樂。偶然不經意的一瞥，那些兜售蛋糕和蜀黍的小販們仍然在那裡，仍然挑起人們的胃口。他們似乎不僅從一個地方遊歷到另一個地方，也從過去穿越時光來到了現在，帶來和過去同樣的顧客——年輕的女孩男孩，正在回家路上的騎自行車的人，到處閑逛的學生和職員。和過去一樣，我們用偷偷發現的零錢（誰能記得是什麼貨幣單位？是比索？費斯？先令？），從小販那裡買來的既不是品質特別優良、也非經過精心烹飪的食物。沾著氣味濃烈的百裡香和漆樹草混合調料的圓形芝麻蛋糕，或是撒著鹽的煮蜀黍，品嘗小販出售的這些食品是一種奢侈的愉悅，它超越了進食這一純粹的行為，在我們展現了食物全然令人愉悅的滋味，這種滋味和進食、汲取營養以及例行常規毫無關繫。然而如今，我和那種生活的具體形式之間的實際距離是如此巨大。照片似乎多麼輕易地傳播，而把我阻擋在照片中場景的障礙又有多少可能去清除。
因為這片土地比它從前更加遙遠。我1935年末出生於耶路撒冷，1947年底我永遠地離開了托管下的巴勒斯坦。1948年春，我最後一個堂兄弟也從我們家族在西耶路撒冷的房子裡撤出。聽說，馬丁·布伯後來就一直住在那裡，直到他過世。我在埃及長大，之後來到美國求學。1966年我來到約旦河西岸的拉馬拉參加一個家族婚禮。我的父親也陪著姐姐和我去了那裡，在那次婚禮的5年後，父親離開了人世。自從那次旅行以來，我家族的所有成員都搬遷到了新的地方，搬去約旦、黎巴嫩、美國和歐洲。據我所知，我的親戚當中已經沒有人還居住在曾經的巴勒斯坦。戰爭、革命、國內鬥爭，把我曾經居住過的國家——黎巴嫩、約旦、埃及——改變得面目全非。直到35年以前，我還能夠走陸路從開羅前往貝魯特，穿越被敵對殖民勢力占領或通過其他辦法控制的區域。如今，雖然我母親還住在貝魯特，但自從1982年的以色列入侵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去看望過她：巴勒斯坦人在那裡已經不再受歡迎。事實是，如今我既不能夠返回我少年時居住過的地方，也不能夠在那些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國家和地區自由旅行。在這些我過去經常出入的國家，他們的政府和政策最近發生了徹底的變化，使得我們隨時可能遭受逮捕或暴行。現在，再也沒有比進入一個阿拉伯國家時遇到的海關和警察檢查更讓我不愉快的事情了。
想想自1948年以來發生的巨變，每一次都有效地毀滅了我們過去生存的環境。當我出生時，我們在巴勒斯坦感覺自己屬於一個小社會團體，由主流團體和這個或那個控制該區域的外部勢力所主持。比方講，父親和我都是一個很小的基督教團體的成員，這個團體存在於一個大許多的希臘東正教…少數派，而這之外則是更大的伊斯蘭遜尼教多數派；而重要的外部勢力則是英國，以及僅次於它敵對的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和法國失去了他們的統治。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直接面對殖民的遺產——無能的統治者、四分五裂的種族，以及殖民者對擁有相反主張的阿拉伯居民和大部分歐洲猶太人所許下的相互衝突的諾言。1948年，以色列成立；巴勒斯坦遭到摧毀，巴勒斯坦人遭受剝奪的悲慘經歷從此開始。1956年，英國、法國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導致在那裡剩下的大批累範特人（意大利人、希臘人、猶太人、美國人、敘利亞人）被迫離開。阿卜杜爾·納賽爾的崛起點燃了所有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復興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希望，然而當1961年敘利亞和埃及的短暫聯盟失敗後，所謂的阿拉伯冷戰真正開始；沙特阿拉伯對抗埃及，約旦對抗敘利亞，敘利亞對抗伊拉克……新的難民、流動工人和到處旅行的政黨在阿拉伯世界中交叉往來。而我們巴勒斯坦人則沉浸於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主義、埃及的納賽爾主義，以及黎巴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等各種政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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