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恐怕很難找到第二種範疇像“禮”那樣深刻而持久地制約著中國人的言行舉止和思維方式，以至於“禮義之邦”成了這個古老國度最確切不過的代名詞，而“禮教”則成為打開中國傳統文化之門的一把必備的鑰匙。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孟德斯鳩早就敏銳地認識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特質：“他們（指中國古代統治者）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中國統治者就是因為嚴格遵守這種禮教而獲得了成功。中國人把整個青年時代用在學習這種禮教上，並把整個一生用在實踐這種禮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傳；生活上的一切細微的行動都包羅在這些禮教之內，所以當人們找到使它們獲得嚴格遵守的方法的時候，中國便治理得很好了。”
然而，盡管“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從古到今，人們對它的評價卻是褒貶參半的。褒之者宣稱：“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曲禮上》）“禮”似乎成了人們政治、道德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內容。貶之者則認為：“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在20世紀初中國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筆下，以“仁”和“禮”為核心內容的儒家學說甚至被描寫成為一種“喫人”的怪獸。這種對“禮”褒貶不一的歷史狀況本身就足以啟示後人：“禮”既是一種內涵極為復雜的文化現像，更是人們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必須首先廓清的重要概念。
談到中國傳統文化，人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而隻要提及儒家學說，“仁”和“禮”這兩個概念就會自然而然地浮現在人們的腦際。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禮治主義在儒家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而一向被視為王道仁政的集中體現的歷史狀況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禮”又是人們開啟儒學大門的一把重要鑰匙。就先秦儒家而言，反映其“禮學”內容的典籍主要有《儀禮》《周禮》和《禮記》。在以上三種典籍中，前兩種主要偏重於典章制度和禮節儀度的記載，隻有《禮記》著重從學理層面闡釋儒家的禮治主義主張。這就使得《禮記》一書在儒家學說，乃至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占地位顯得尤為重要。且不說從《禮記》中抽出的《大學》《中庸》兩篇經典作為“四書”的主要內容，唐宋以後曾經令多少封建學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韓愈《進學解》），單就《禮運》篇提出的“大同”社會理想而言，也足以使無數志士仁人為之神往！
《禮記》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雖然舉足輕重，但它的內容卻又十分駁雜；而且大至該書各篇主旨的認定、經學性質和文化地位的評價，小至各篇來源及其寫作年代的推測，都存在種種異說。上述問題猶如團團迷霧籠罩在《禮記》之上，從而使讀者，尤其是初學者感到困惑不解。努力廓清籠罩在《禮記》之上的迷霧，使其鮮活的文化內涵得以呈現於世人面前，這正是本書撰寫的動機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