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天下華人

編輯推薦

古今生民命天下華人心

海外華人研究大家

香港大學原校長王賡武

以史為鏡文明無界

內容簡介

王賡武教授的文集《天下華人》主要對“華僑”一詞的起源、歷史著作中的華僑、中國革命與海外華人、“華人散居者”、海外華人的過去與未來等問題進行深入剖析。該書充分體現了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力，且參考資料詳實、研究方法獨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關於海外華人的學術文集，是讀者了解相關問題的重要工具。

《天下華人》為“世界華文大家經典”叢書中的一種。

“世界華文大家經典”叢書彙集了全世界華文學術、文學、藝術大家的經典著作，既有大家的作品精選集，也有新完成的專著。以中國情懷、國際視野展現當今華文世界的歷史、文學、藝術的全新氣像。所選的作者都是文化界一流的人物，在各個領域都有深遠的影響，具有廣泛的讀者群。

作者簡介

王賡武

1930年生於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泗水，祖籍江蘇泰州。1957年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國大東亞研究所和李光耀公共學院主席，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主席。歷任馬來亞大學教授、歷史繫主任、文學院院長、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遠東歷史繫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長。1986—1995年任香港大學校長。

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史、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移民研究等。近年在國內出版有《1800年以來的中英踫撞》《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華人與中國》《王賡武自選集》等。

代序古今生民命天下華人心蘇基朗

“華僑”一詞起源詮釋

中國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

明初與東南亞的關繫：背景論述

中國革命與海外華人

辛亥以後的民族國家

五四以前的正統與鄉俗文化

海外華人與作為中國人

留學與移民：從學習到遷徙

單一的華人散居者？

海外華人：未來中的過去

華人新移民：何以新？為何新？

終而復始：全球化的中國歷史

媒體評論

王庚武的中國歷史旨在通古今之變，故不為朝代時期正史學官所囿限；以世界為視野，故不以國界疆域語言膚色作計較；用心不離海內外華人生民的憂患與運命，故能避免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主義，亦不陷入排他的狹隘民族意結。

——蘇基朗

在線試讀

王賡武教授原籍江蘇泰州，父親王宓文先生(1903—1972)應邀至南洋執教華文，因出生於印度尼西亞泗水(Surabaya)，時維1930年。其後在馬來亞霹靂州怡保成長，在安德遜學校(Anderson School)接受西方正規英語教育，在家師承父母傳統中文家學，因得兼擅中英雙語，及得窺兩者文化的堂奧。1947年舉家回國，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就讀，翌年因政局劇轉而返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在歷史繫完成學業，留校攻讀研究院，旋負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57年獲哲學博士，再回母校繼續教研工作。王教授1962年出任文學院院長，33歲榮升馬來亞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為首位華人出任該職位者。1968年作為首位華人應邀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歷史講座教授及繫主任，其後並曾掌該校太平洋研究所所長(1975—1980)。由於學術成果豐碩，影響深遠，故此獲選為多個著名國際級研究機構的院士，包括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臺灣“中央研究院”、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等。1986年王賡武教授應邀出任香港大學校長之職，主政十年之久，建樹良多，有關其在香港的業績及成就，在本港學界早為人所熟知，毋庸贅述。自1996年由香港大學榮休起，王教授復應邀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至2007年始退職為該大學的大學特級講座教授。

王賡武教授著作等身，至2003年初共出版英、中及馬來文專著、論集等專書27種以上，獨編合編專書18種。截至2008年夏，復增加8種至53種。其著述內容主要圍繞三個學術領域：唐至明中國政治與外交(中國中古及近世政治史)、20世紀以來的中國政治與外交(近代與當代中國政治史)以及海外華人歷史與政治(海外華人史)。

王教授早年的著述，包括他1957年在《亞細亞大陸學志》（Asia Major）所發表分析《舊五代史》筆法的文章；論述五代名相馮道而收入芮沃壽(Arthur Wright)及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主編的《儒家人格》(Confucian Personalities，1962)的論文；以及1963在馬來亞大學出版，而由斯坦福大學於1967再版的《五代華北的權力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均屬其中國中古歷史的成名之作，而以五代為中心。其後王教授陸續發表若干研究傳統中國的重要著作，涉及唐代政治與江南、宋代外交等課題，與及一繫明至清中國與東南亞關繫的論文及專書。這些作品早成為從事有關領域的權威著作。
王賡武教授原籍江蘇泰州，父親王宓文先生(1903—1972)應邀至南洋執教華文，因出生於印度尼西亞泗水(Surabaya)，時維1930年。其後在馬來亞霹靂州怡保成長，在安德遜學校(Anderson School)接受西方正規英語教育，在家師承父母傳統中文家學，因得兼擅中英雙語，及得窺兩者文化的堂奧。1947年舉家回國，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就讀，翌年因政局劇轉而返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在歷史繫完成學業，留校攻讀研究院，旋負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57年獲哲學博士，再回母校繼續教研工作。王教授1962年出任文學院院長，33歲榮升馬來亞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為首位華人出任該職位者。1968年作為首位華人應邀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歷史講座教授及繫主任，其後並曾掌該校太平洋研究所所長(1975—1980)。由於學術成果豐碩，影響深遠，故此獲選為多個著名國際級研究機構的院士，包括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臺灣“中央研究院”、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等。1986年王賡武教授應邀出任香港大學校長之職，主政十年之久，建樹良多，有關其在香港的業績及成就，在本港學界早為人所熟知，毋庸贅述。自1996年由香港大學榮休起，王教授復應邀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至2007年始退職為該大學的大學特級講座教授。

王賡武教授著作等身，至2003年初共出版英、中及馬來文專著、論集等專書27種以上，獨編合編專書18種。截至2008年夏，復增加8種至53種。其著述內容主要圍繞三個學術領域：唐至明中國政治與外交(中國中古及近世政治史)、20世紀以來的中國政治與外交(近代與當代中國政治史)以及海外華人歷史與政治(海外華人史)。

王教授早年的著述，包括他1957年在《亞細亞大陸學志》（Asia Major）所發表分析《舊五代史》筆法的文章；論述五代名相馮道而收入芮沃壽(Arthur Wright)及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主編的《儒家人格》(Confucian Personalities，1962)的論文；以及1963在馬來亞大學出版，而由斯坦福大學於1967再版的《五代華北的權力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均屬其中國中古歷史的成名之作，而以五代為中心。其後王教授陸續發表若干研究傳統中國的重要著作，涉及唐代政治與江南、宋代外交等課題，與及一繫明至清中國與東南亞關繫的論文及專書。這些作品早成為從事有關領域的權威著作。

王教授對近現代中國史及政治的興趣，可以上溯至他在大學時期對孫中山及康有為的研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他越來越專注東南亞史及東南亞華人史研究時，自不免對近現代的中國政治產生更大的關注。這在他70年代中後期發表的一繫列專書及文章內清楚反映出來。如《重生的中國》(The Reemergence of China，1973)；《中國社會與中國外交政策》(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收《國際關繫》(International Affairs，1973)；《今日中國之古為今用》(Juxtaposing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Today) 收《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1975）；《1949年前中國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in China before，1949) 收《中國：20世紀革命的衝擊》 (China：The Impact of Revolution，A Survey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76)；《1949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獨立、現代性以及革命的衝擊》(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49：The Impact of Independence，Modernity and Revolution，1977)等。王教授在這些論述近現代中國的著作中，仍是從政治史及政治學的視野出發，探討百年來中國在革命及西方的國家民族主義浪潮下，在政治思想、政策、制度等方面所作的回應。與當年流行的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s)著作的比較，王教授論當代中國時，往往能從縱深的歷史文化角度切入，高瞻遠矚地透視雜亂無章的政治紛爭表像。其代表作之一，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權力、權利與義務》(Power，Rights，and Duties in Chinese History，1979)。該文原為“馬禮遜講座”(Morrison Lecture)演辭，體大思精，氣勢磅，由先秦儒家理念綜論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兼及中國文化內權力、權利與義務三者互動的理論與實踐，並進而積極探索三者平衡的前景。此外，王教授曾編輯套全面論述香港的參考叢書，並以其豐富的中國歷史、政治、文化等知識為基礎，就香港回歸而發表不少語重心長的評述，在警世恆言之中，猶充滿對未來的希望。

後是王教授近數十年來用功深、影響廣的領域：海外華人史及政治論述。哈佛大學孔非力(Philip Kuhn)教授曾對他的相關學問作詳盡的評論，收蘇基朗等編《中華世界秩序的權力與身份認同》(Power and Identity in Chinese World Order，2003)，以下茲略舉數端以明其梗概。他在這方面的著作可以追溯至1958年由皇家亞細亞學會馬來亞分會出版的專刊《南海貿易》。該書專論漢至五代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繫，內容即涉及華人在東南亞的活動及其意義。王教授在馬來亞大學的年代，正是當地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的前後，歷史課程及研究方向均面對全新的挑戰，一方面要處理如何重新理解馬來亞民族國家的歷史根源，以為立國的國家身份認同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要處理當地數世紀以來累世定居以及19世紀大量徙進的移民的民族性問題，其間關鍵的莫過於王教授個人所屬的華人社群。在這方面，王教授的貢獻非常重要，例如他的《南海貿易》以翔實的史料證據，說明歷史上以陸權及農業為基礎的歷代中華帝國政權，長期以來對海上擴張並無野心；11世紀以前華人在南洋活動仍以貿易為主要內容，商人纔是主角；因此中國自始對東南亞的影響，主要是非官方的商業行為及華人對當地經濟與文化的貢獻。據他後來的研究，後期中國皇朝對海上發展的興趣亦不大，政策主調仍是以松散形式的朝貢外交關繫來維持貿易來往。中國東南沿海地方經濟，因而與此變得息息相關。不少儒家士大夫似乎亦對此有所體諒與包容。福建商人團體形成首個中國式的前近代“無帝國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這與西方的海上帝國政商結合的歷史軌跡，可謂南轅北轍。南洋華人從未建立任何殖民政權，亦與中國本土的政權缺乏政治上的聯繫。這種歷史認識，對理解華人在馬來亞建國過程中應該何去何從，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王教授另一篇影響甚巨的文章是1970年發表在《中國季刊》的《馬來亞的華人政治》(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文章分析當地華人群體的五花八門，指出以中國利益為依歸而與中國維持緊密關繫的，與世代在此土生土長而英國化甚深的海峽華人(Babas)均屬少數，人數多的一類，仍是一方面希望落地生根，融入當地社會與國家，對政治比較冷漠，另一方面則盼望能繼續保留華族文化及華語。他的論文消除了認為這類大多數華人對馬來亞具有威脅的恐懼。王教授在此領域的另一重要理論，則集中分析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見其合編的《二次大戰以還東南亞華人轉變中的身份認同》(Changing Ident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1988)。他提出精致的分析架構，闡明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一直按族裔、政治、經濟、文化四軸的處境，因時因地而不斷調適變化，以求存於當地，故不可能具有共同的目的論方向。他們既非“同化論”(assimilation theory)所預期的洗盡中華文化而蛻變成完全的異鄉人，亦不是“中介型少數民族論”(middleman minority theory)所論定的一直抱著落葉歸根情懷而客居他鄉。這種由文獻根據出發而對海外華人多樣性加以論述的新見，對澄清海外華人身份認同問題的歷史根源，有發凡開創之功。

後一例，是他對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本身所作的繫統性分疏。他釐清“華僑”(overseas Chinese)及“華僑圈”(Chinese diaspora)兩詞的含混意義，指出其不特不適用於海外華人，並且引起非華人的廣泛誤解，令人以為海外華人一致團結地抱持落葉歸根、效忠母國的僑居心態，而漠多變與忠於居留國的動態實情。基於對西方歷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他也對英文 “China”“Chinese”“Chineseness”等一繫列近代輸入中國的概念，從事歷史的剖析，以說明其隨著當代政治經濟的變動無常而多變的內涵，故此不能簡單地望文生義，用以規範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王教授提倡的“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一詞，也已漸為學界所通用。

綜觀王賡武教授的治學關懷，似可分為兩點。但兩者之間的關繫，亦可說千絲萬縷，不易清楚分割。

其一，古今生民命——綜觀古今中國政治文化之演化，及其左右中國乃至海外華人運命的軌跡，進而尋索海內蒼生福祉的願景。

王教授的治學領域之一是中國中古近世史，早期並以五代為中心。《五代華北的權力結構》第二版2007年剛在新加坡出版。王教授在再版序上，對是書的出發點作了更清楚的交代。按分崩離亂的五代，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中向屬冷門範圍，當日這本書以五代為研究對像，自有深意。中國二千年來，正統政治文化均以大一統為常軌，分裂割據為惡世，所有從朝代興衰史觀出發的正史及重要史籍，均以一統盛世及統一中央集權政權的維持為旨趣，故此往往忽視五代。但若不為這種過時的朝代史觀所囿，則五代之世，上承中唐百載以還的分裂割據形勢，明清四代千載大一統的局面，而沒有讓中國走上千年分割的命運，其在歷史上的舉足輕重，與其向受忽視的現實，豈非毫不相稱？五代各政權的軍人文士，如何通過各種策略及制度變更的持續努力，為政權爭取天下，前僕後繼，終締造成宋代重現統一南北的局面，王教授的研究正好說明這種一統天下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巨大動力。五代雖然距今千年，但時至今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大一統心理，在由西方輸入的近代主權國家意識及其民族主義之內仍不斷發酵孕育，因此也變成百年來中國政治的一大課題。王教授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三十餘歲之年，能別出心裁地鑽研五代政治史的關鍵課題，並能透視其在中國政治文化內貫通古今的重要歷史位置，充分體現史家洞察時代，關懷世情的敏銳觸角。

其二，天下華人心——由中國文化與政治的分析出發，分疏十九世紀至今世界各地華人的認同困境與內外心理張力，進而提出可行的出路與理想。

王教授1997年以《海外華人：從落葉歸根到尋覓自我》為題在哈佛大學作賴孝和講座，探討古今海外華人移民的軌跡，分析過去數十年來華人移民潮的重大質變，即由以商人及勞動者為主力的19世紀形態，轉變為以知識、學歷與專業為基礎的20世紀末新移民。同時，新一波移民主要定居地區的西歐、澳紐、美加等社會，亦經歷了70年代以還的所謂包文化主義(tolerant multiculturalism)運動洗禮而變得更為開放、包，因而在新一輩海外華人間催生了新的訴求，即希望一方面完全地融入當地社會及其主流語言、文化，一方面仍然保留若干基本的中華文化生活意態。他們無須再在全情投入當地社會政經活動的同時，面對必須放棄個人及家庭維持華人文化生活的抉擇。孔非力教授認為文化主義為海外華人所帶來的新機遇，正與王賡武教授一向追求的自由主義理想不謀而合，因而成為他對海外華人困境的一個新希望。王教授在此開拓出海外華人作為個人的主體性與自主性(autonomy)的理論。孔教授將之歸納為“可以自由自在地選擇如何作一個華人，不必迫於狂熱浪潮而虛與委蛇，或畏於偏執流言而不敢自陳。”(The freedom to be as Chinese as one wants，without feeling coerced either by zealots to be more so，or by bigots to be less so)。所謂“有礙個人抉擇的狂熱與偏執”，既可以是來自中國的壓力，要求在政治及經濟事務上忠其所好，亦可以是生自居留地方的壓力，不容保留可資辨認的中華文化作為身份認同的基礎。正因為此種包容的渴求，使得比較自由的西方社會成為熱門的移民選擇。至於這種可以維繫海外華人、可以有助說明中華性(Chineseness)的中華文化，到底包含什麼具體內容？王教授強調其核心價值包括尊重教育、唯纔是尚、勤勞節儉、忠於家族紐帶 (respect for education and meritocracy; hard work and thrift; and loyalty to family networks)。2003年王賡武教授引英國詩人艾略特 (TS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名句而作演講《記憶與訴求，忽已難分》(Mixing Memory and Desire)，從個人體驗暢談海外華人的回憶記錄與數代人之間身份訴求的今昔。見其半生真情關注與嚴格學養所譜成的生命組曲，情理兼備，演繹升華，聞者動容。

通觀王教授的學問取向，以貫通古今為治史之經，以科際整合為會通之緯，以史料實證為取信之道，貫通中英雙語學術文化世界，古漢語及中國古典漢學造詣甚深，同時兼通馬來語、若干歐洲語文、日本語及多種中國方言。正如他在接受劉宏教授訪談時所強調，他的學術中心領域，要之就是中國歷史。但他的中國歷史旨在通古今之變，故不為朝代時期正史學官所囿限；以世界為視野，故不以國界疆域語言膚色作計較；用心不離海內外華人生民的憂患與運命，故能避免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主義，亦不陷入拒外排他的狹隘民族意結。十歲開始閱讀《太史公書》的王教授，自言中國古籍對其發生畢生影響的，莫如《史記》。綜觀其半世紀以來的學問路向及治史胸襟，可謂並無虛言。王賡武教授1966年在馬來亞大學的講座教授就職演辭，亦以《史用》(The Use of History)為題(收《社群與民族（國家）》Community and Nation，1992)，指出歷史學的典範在東西方皆不斷轉移：西方近代學術流變，常以學院內部的思辨能量為發端；亞洲的典範轉移，卻更受當地政經發展所左右，區內的史家因而具有更大的時代使命，參與重新建構了解當地新國度所不可缺少的實證史學知識。可見王教授進出中西史學的堂奧，強調“言必有據”的嚴謹治史方法，卻又洞察史學與時代的息息相關，抱持經世致用的務實胸懷，對他所處的時代，克盡西方所謂“公共知識人”或儒家傳統所謂“士”的社會責任。

後，僅引王賡武教授在近一次訪談中對當代知識人角色的兩點按語，以為總結：“致知當達天下繩準，睿智可修無窮境界；為學可以經世濟民，立命竟非徒然虛妄。”(“To attain world standards of knowledge and build up their own intellectual capacity.To lead the world in terms of scholarship should be a realizable goal.”In 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2004)。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