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學史：從戰後到當代》
自序
如同書名所見，本書是一項史學史的研究，以臺灣的歷史研究為主題，敘述和討論臺灣自戰後從日本殖民統治「光復」之後，歷史學的種種變遷和發展。本書原以《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1950-2000》為名， 由臺灣麥田出版公司於2003年出版。本書是其增訂版。在增訂過程中，筆者對整書做了校讀，糾正了一些說法和用詞，在原來的上編、中編和下編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補編，補充了自2000年以來臺灣史學界出現的新變化、新成果和新氣像。
如同《臺灣史學50年》的前言所言，筆者寫作本書的初衷，是希望給海峽兩岸有興趣的讀者，提供有關歷史研究在臺灣變遷的一個鳥瞰。但與傳統的史學史研究不同，筆者寫作此書，又希望探索史學史研究的一些新的途徑。我想通過這篇自序，就此方面向讀者做進一步的說明。史學史的研究，在中國許多大學的歷史繫都是一門必修的課程，其重要性往往超過了西方大學的歷史繫。以當今西方大學歷史繫的本科課程而言，史學史往往包括在諸如「史學導論」或「史學方法論」之類的課程裡面，其中「史」的部分，也即對歷史學這門學科的誕生、發展和演化，往往並不占據太多課時。史學史的課程，經常到了研究生的階段纔成為必修。 而且這些史學史課程的設置，又大都圍繞歷史學在西方的演進為主要內容，鮮有提及非西方的史學成就。近一個階段，這一傳統有所改變，西方學界也出版了包括我自己參與寫作的《全球史學史》的西文論著。 但師資的訓練和觀念的改變仍需時日，所以西方大學在可預期的將來，還不會像中國的大學一樣，對自身傳統之外的史學加以特別的重視。
中國大學注重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自然與中國本身悠久的歷史書寫、編纂傳統有關。但史學史作為一門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其建立還是西方近代文化發展及其對非西方地區影響的一個產物。中國的史學傳統中，曾出現了像劉知幾 (661-721)、章學誠 (1738-1801) 這樣的史學思想家，在中東文明中，也同樣出現了伊本•赫勒頓 (Ibn Khaldun, 1332-1406) 等傑出的歷史思想家。不過以學科的建立而言，史學史課程的設置首先在西方出現；不少史學史的著作，都是為了這一課程而撰寫的，如J. T. 肖特韋爾 (Shotwell, 1874-1965) 的《史學史導論》、哈利•巴恩斯 (Harry Elmer Barnes, 1889-1968) 的《史學史》和恩斯特•布賴薩赫 (Ernst Breisach, 1923-2016) 的《史學史：古代、中世紀與近現代》。 同樣，對於中國史學傳統的回顧，也在近代日本由漢學家內籐湖南 (1866-1934)首先於1910年代在京都大學開設課程，並為此編寫了《支那史學史》的講義，後在1949年他身後出版。金毓黻 (1887-1962) 的《中國史學史》也在其擔任中央大學教職的時候開始寫作，於1944年出版。
無論中外，史學史研究和教學的傳統是以史家及其生平為主，兼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抑或著作與著作之間的關繫。易言之，傳統的史學史大致以兩大內容構成，一是史家的學術道路和成就，二是歷史著作的介紹和評價。由此，史學史成為思想史的一個分支，以著名史家和他們的著作為主要對像。這一傳統對當今歷史繫的學生了解歷史學這門學科的誕生和成長，認識這一過程中出現的重要史家及其他們的貢獻，都有益處。但歷史學的演化發展，史家的成長及其著作的書寫，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與其相處的時代切切相關的。上面已經提到的哈利•巴恩斯在1937年寫作其《史學史》的時候，就指出史學史可以有三種研究方法，一是羅列、評價從古到今重要的史家；二是對歷史著作加以編目、整理，以供後人參考；三是從時代背景考量歷史學在各個時代的特點，探究歷史學進步、演化的原因。他本人寫作《史學史》的時候，希望采取的是第三種方法。當代德裔美國史學史研究的權威學者蓋爾格•伊格爾斯 (Georg G. Iggers) 教授也與巴恩斯有比較一致的看法，並在寫作其《歐洲歷史學的新方向》和與本人合作的《全球史學史》中，將之貫徹實踐，把歷史研究的變化與時代的變化結合起來考察。
筆者認同巴恩斯和伊格爾斯的想法—史學史的研究，不能是純粹思想史的研究，而應該突破以「名家名作」為對像的做法，更多考慮歷史學實踐與時代風雲變遷之間的種種聯繫。在寫作本書的時候，筆者對此在幾個方面做了不同以往的探索，在這裡與讀者及其他研究史學史的同行分享。、本書的敘述對像，沒有以史家為限，而是兼及不少史學領域之外的人物。我之所以討論他們，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和著作，不但為歷史繫的師生所重視，並且促進、推動了歷史學的變化。舉例而言，我在本書的上編講述「史料學派」在臺灣的生根開花，便討論了哲學家殷海光 (1919-1969) 在1950和1960年代的學術影響。中編描述「史料學派」在1960年代開始受人批評的時候，我比較注重《思與言》的創刊及其影響，而該雜志的編輯，除了史學家許倬雲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之外，還有胡佛、李亦園、楊國樞和文崇一等社會科學家。換言之，如果臺灣的歷史學在1960年代中期出現了方法論的討論及其歷史研究路向的轉折，那是因為在那時的歷史學呈現了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趨勢，而且這一趨勢並不局限於臺灣，也出現在歐美和其他地區。筆者在書中指出，這一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合流」，有其必然性：「就史學史的發展來看，要想對社會大眾作研究，除了有此意向以外，還需有手段。……而這些研究大眾社會的手段，正是由於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新發展所提供的。有了這些手段（其中包括量化的分析和理論模式的建立），解釋集體的心理、行為纔變得可能：史學家纔能引用這些手段來從事『真正的』社會史研究」（第？頁）。此處的討論涉及史學領域之外的人士，我認為是一個必要的選擇，有利讀者深入理解歷史研究在當時出現的轉折和變化。
第二、本書的內容非但沒有以「史學名家」為限，而且也在材料的運用上與傳統的史學史研究顯現出一些重要的不同。如上所言，以往的史學史研究有一種為讀者提供相關書目的功能，由是史學史研究者的材料運用，便以已經出版的著作為主。但如果想深入探究諸如史家的成長、史學的變遷（史學學會和刊物的創辦、歷史觀念和意識的變化等等），筆者覺得僅用已經出版的論著就遠遠不夠了。因此本書的寫作就突破了這一慣例。譬如在中編描述1970年代臺灣認同觀念產生變化的時候，我用整整一個章節討論了當時臺灣文學界的「鄉土文學的論戰」。這一論戰與臺灣當時的政治、外交危機和經濟狀況相關。1970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和1972年美國總統的訪問中國大陸，都是比較重要的政治事件。同時臺灣自1960年代以來在經濟上的成功及其所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都是「鄉土文學的論戰」的成因。而這一論戰的重要議題，主要圍繞在臺灣走向西方模式的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界定和理解什麽是「鄉土」和「本土」的問題。
本書史料運用上有所創新的另一個例子，就是采用了未出版的檔案、筆記等資料。我在上編講述傅斯年 (1896-1950)與「史料學派」的關繫的時候，便使用了藏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檔案」。而在中編討論1980年代臺灣《新史學》雜志的創辦過程和原因的時候，我更是大量參考了參與其過程之當事人所藏的相關文獻記錄和他們相互之間的書信往來，讓讀者能深入了解那些學者如何以「食貨討論會」的活動為中心，漸漸認識到當時臺灣歷史研究的種種局限，然後如何有意創辦新的雜志，以提倡歷史研究的新方法、新理念和新領域。
第三、如果本書希望突破史學史以「名家名作」為對像的傳統，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走出「精英化」的研究路向，有意采取「眼光朝下」的手段來探討歷史意識的變化。但貫徹這一想法並不容易。本書初版在臺灣出版之後，有些書評者指出筆者過於注重中研院和臺灣大學歷史工作者的作品，有「精英化」之嫌。但其實這不是筆者的本意，而是受制於學術傳統，因為史學史的研究，乃至大部分的歷史研究，都以文獻資料為基礎。史學史以總結、分析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演變，必然要以史家的論著為主要對像。作為臺灣歷史研究和教學的重鎮，中研院的三個研究所和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等比較老牌的歷史繫的人員，出版的學術論著相對比較集中，因此在本書中占據了較多的篇幅。但為了走出「精英化」的傳統，筆者本人近年的史學研究就比較關注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及其對公眾歷史觀念的形塑。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也在這方面相應有所實踐。比如本書的下編就有「歷史教育與歷史認同」一節，集中討論了1990年代出現的有關《認識臺灣》教科書的論爭。以走出「精英化」的史學研究而言，研究教科書或許是一項較好的選擇，因為教科書的寫作，固然有專業人士參與，但也時常有在大學和研究所之外的人士介入。而且教科書為學校采用之後，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其程度常常大大超過歷史專業人士的作品。我們觀察、分析歷史意識、歷史記憶在社會大眾層面的形成和變化，無法忽視教科書的編寫和使用。本書在這方面的探索，希望能得到讀者的認可和方家的指正。
第四也是後一個方面是，本書研究的對像，包含了戰後臺灣的好幾代歷史工作者。筆者的研究大致以他們成文的作品為對像，但同時也借鋻了人類學的方法，用口述訪談的形式，采訪當事人，從他們口中了解臺灣史學演變的原因、背景和特點。本書的補編又采取了社會學中常見的統計分析，以《新史學》雜志發表的論文為觀察對像，描述和分析臺灣史學從政治外交史到生活文化和醫療史的轉向。總而言之，筆者寫作此書，一方面是為讀者提供戰後臺灣史學演化、發展的長程圖景，注重臺灣史學與民國史學和日本史學的關繫、1960年代中期之後出現的觀念和方法的轉向以及臺灣「解嚴」之後史學的種種變化，另一方面也是希求在史學史研究的領域中，嘗試、探究一些新的路徑和方法。
在本書的增訂和修改過程中，筆者得到下列人士的許多幫助和指點：許倬雲、古偉瀛、黃克武、黃俊傑、陳永發、王明珂、李明輝、李孝悌、黃進興、王泛森、錢永祥、張力、謝國興、傅大為、黃自進、熊秉真、瀋松僑、祝平一、呂妙芬、唐啟華、潘光哲、張隆志、羅久蓉、Peter Zarrow (沙培德)、餘敏玲、張哲嘉、蔣竹山、巫仁恕、張寧、李建民、劉龍心等，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臺灣「中央圖書館」的「漢學研究中心」提供了獎助，使本人得以在2006年1-4月在中研院近史所訪問，為本書的修訂做了初步但有益的準備。在訪問期間，筆者與上述人士多有交往、請益，讓我對臺灣史學的了解，超越了書面閱讀的層面。謝國興還在4月初驅車帶我前往臺南幾天，實地考察臺灣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動，讓我對史學如何走出「精英化」路向，更有深刻的體認，筆者感激非凡。本書所表達的觀點和立場乃至包含的錯誤，則由筆者一人負責。
王晴佳
2017年3月31日草於美國費城南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