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共和國60年文化發展

內容簡介

該書繫客觀記錄了新中國60年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全面展示了新中國60年來社會主義中國、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深刻總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寶貴經驗，生動宣傳了新中國60年來我國各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及社會主義中國對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第四節革命現代戲的再解讀
第五節艱難的選擇與藝術的尊嚴
第六節血淚的進發與燃燒的地火
第二章不斷走向開放的文學藝術創作(1979～2009)
節從“傷痕”到“反思”
第二節變革現實的激情
第三節文化之根與現實之流
第四節現代先鋒新潮
第五節都市個人化女性章在磨礪中走向成熟的文學藝術創作(1949～1979)
節時代的呼喚與英雄的傳奇
第二節現實生活的贊歌與戰歌
第三節寫“真實"與“干預生活”
第四節革命現代戲的再解讀
第五節艱難的選擇與藝術的尊嚴
第六節血淚的進發與燃燒的地火
第二章不斷走向開放的文學藝術創作(1979～2009)
節從“傷痕”到“反思”
第二節變革現實的激情
第三節文化之根與現實之流
第四節現代先鋒新潮
第五節都市個人化女性
第六節民間邊緣化知識分子
第三章與現代性同步共振的當代文藝思潮
節 “民族”與“階級”的話語轉換
第二節關於現實主義的論爭
第三節 “文學是人學”的真誠探尋
第四節 “現代化與現代派”
第五節文學本體性的討論
第六節商品化與大眾化
第七節 “人文精神”大討論
第八節後現代的浮出
第四章建立良好的當代文藝生態環境
節中國文聯、作協的產生及其影響
第二節當代中國的文藝獎項與評獎機制
第三節文學期刊與中國當代文學
第四節現代化的文藝傳播方式與對外交流
新聞出版
第五章新聞出版發展回顧(1949～1977)
節新聞出版事業的整合(1949～1956)
第二節曲折前進的新聞出版界(1957～1965)
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中的新聞出版界(1966～1976)
第六章新聞出版改革歷程(1979～2009)
節新聞出版界撥亂反正(1978～1982)
第二節新聞出版改革初見成效(1983～1991)
第三節改革與發展並重(1992～2002)
第四節深化改革——科學持續發展(2003～2009)
第七章改革開放後新聞出版事業的大發展
節音像電子出版事業大發展
第二節中國廣播電視業大發展
第三節中國數字傳播與數字出版大發展
第四節新聞出版管理及活動規範
影視藝術
第八章紅色年代新中國電影的國家話語(1949～1976)
節社會主義電影事業的創建
第二節共和國初期中國電影“光焰奪目”的起步
第三節政治風雲中的電影品格和修辭
第四節 “十七年”電影的創作特點
第五節政治較量中的電影格局
第九章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發展
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變革與探索(1977～2002)
第二節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的和而不同(2002～2009)
第十章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史略
節早期發展(1958～1978)：在粗糙和混沌中踟躕前行
第二節快速成長(1979～1991)：在探索和嘗試中步人成熟
第三節狂飆突進(1992～2009)：在傳承和創新中強勢影響
第四節理論貢獻(1958～2009)：拓荒、覺醒與收獲
第十一章中國電視藝術的輝煌成就
節中國電視劇藝術的蓬勃發展
第二節中國電視紀錄片和電視動畫片的輝煌歷程
第三節中國音樂電視和電視電影的發展
大眾文化
第十二章革命時代的大眾文化(1949～1978)：主導意識形態下的群眾文化
節民間藝術形式成為一種溝通語言
第二節 “為現實服務”的宣教意識
第三節群眾文化的理論反思
第十三章轉折時期的大眾文化(1978～1992)：思想解放的風向標
節情感解禁後大眾文化的勃興
第二節 “風化”的政治含義
第三節 “不革命”文藝的合法性
第十四章開放時期的大眾文化(1992～ )
節泛娛樂化傾向
第二節娛樂平民運動
第三節娛樂即經濟
第十五章大眾文價值取向
節大眾文化的社會批判意識
第二節大眾文化中意義的消解
第三節大眾文化的低俗化傾向

在線試讀

建國後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相對獨立的時期。
通常人們會把“當代文學”的“淵源”追溯到1919年“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而它的“直接源頭”則是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這意味著中國當代文學具有深厚的文學傳統、文化傳統與精神傳統，這一傳統的要旨即是對文學一體化的理想建構，正因為如此，中國新文學的主流作家，纔會為一種至善、至美的社會和文學形態的目標所激勵、驅動，纔會在緊張衝突的尋求中，不斷調整自己創作的心態和腳步，以期達到文學的理想境地。
縱觀這一時期的文學，我們會發現，正是他們的推動創造了這樣的文學局面：一個在思想和藝術上高度集中、高度組織化的文學世界。這個文學世界中的“文學事實”——作家的身份，文學在社會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寫作的性質和方式，出版流通的狀況，讀者的閱讀心理，批評的性質，題材、主題、風格的特征——都實現了統一的“規範”。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主流作家的心是明朗的、愉悅的，甚至是驕傲的，畢竟他們親歷了這樣一段走向理想化的進程，並終贏得了來之不易的勝利。應當說他們真誠、熱切、崇敬、贊美的精神情緒回蕩在那個時代。還應看到在50年代之後，又有一批更加符合時代和政治需要的作家進入了創作隊伍，並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心力量。杜鵬程、吳強、曲波、浩然、李瑛等年輕的具有高度政治自覺性的作家們普遍認為，他們憑借著先進的世界觀，一定能夠在創作中客觀真實地表現生活，發現和解釋世界的規律。因而在他們內心情感的深處，是對自身寫作的歡欣，是一片單純的赤誠和獲得真理後的自豪。建國後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相對獨立的時期。
通常人們會把“當代文學”的“淵源”追溯到1919年“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而它的“直接源頭”則是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這意味著中國當代文學具有深厚的文學傳統、文化傳統與精神傳統，這一傳統的要旨即是對文學一體化的理想建構，正因為如此，中國新文學的主流作家，纔會為一種至善、至美的社會和文學形態的目標所激勵、驅動，纔會在緊張衝突的尋求中，不斷調整自己創作的心態和腳步，以期達到文學的理想境地。
縱觀這一時期的文學，我們會發現，正是他們的推動創造了這樣的文學局面：一個在思想和藝術上高度集中、高度組織化的文學世界。這個文學世界中的“文學事實”——作家的身份，文學在社會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寫作的性質和方式，出版流通的狀況，讀者的閱讀心理，批評的性質，題材、主題、風格的特征——都實現了統一的“規範”。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主流作家的心是明朗的、愉悅的，甚至是驕傲的，畢竟他們親歷了這樣一段走向理想化的進程，並終贏得了來之不易的勝利。應當說他們真誠、熱切、崇敬、贊美的精神情緒回蕩在那個時代。還應看到在50年代之後，又有一批更加符合時代和政治需要的作家進入了創作隊伍，並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心力量。杜鵬程、吳強、曲波、浩然、李瑛等年輕的具有高度政治自覺性的作家們普遍認為，他們憑借著先進的世界觀，一定能夠在創作中客觀真實地表現生活，發現和解釋世界的規律。因而在他們內心情感的深處，是對自身寫作的歡欣，是一片單純的赤誠和獲得真理後的自豪。
建國初期，在各類題材的小說創作中，先取得較好成績、表現出創作生機的，是革命戰爭小說。在這些小說中，塑造了大量的具有濃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英雄形像。革命戰爭小說的繁榮與英雄形像的湧現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源於創作群體的一種共同心態。建國後相當數量的作家是從革命戰爭中走過來的，自身的經歷使他們對革命戰爭有著深切的體驗，對於用血肉之軀創造新生活的戰士們懷有真誠的贊美、敬仰之情。寫《保衛延安》的杜鵬程，寫《鐵道遊擊隊》的劉知俠，寫《紅日》的吳強，都沐浴過戰爭硝煙。杜鵬程作為新華社記者，跟隨西北野戰軍的一支部隊，轉戰於陝北，參加了許多次戰鬥，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吳強在部隊長期從事宣傳領導工作，親身參加過抗日戰爭萊蕪、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戰役。他們由文化宣傳工作轉向文學創作，可謂有著天然的創作優勢。其次，新中國建立之後，新政權也不斷倡導歌頌“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刻畫正面的英雄形像”。正如周揚在全國次文代會上所呼吁的那樣：“假如說，在全國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有資格記錄這個偉大戰爭場面的作者，今天也許還在火線上戰鬥，他還不能寫，那麼，現在正是時候了，全中國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寫這個戰爭的部、第二部以至許多部的偉大作品！這些作品不但要寫出指揮員的勇敢，而且要寫出他們的智慧、他們的戰術思想，要寫出的軍事思想如何在人民軍隊中貫徹，這將成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歷有價值的藝術記載。”以上種種因素，促成了革命英雄小說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高漲。其中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劉知俠的《鐵道遊擊隊》、馮志的《敵後武工隊》、劉流的《烈火金剛》、楊朔的《三千裡江山》、陸國柱的《上甘嶺》，在當時是家喻戶曉的小說。
被馮雪峰譽為“英雄史詩”的《保衛延安》(1954年出版)是部大規模正面描寫並謳歌人民戰爭的長篇小說。作品全景式地反映了1947年、彭德懷領導的延安保衛戰，歌頌了廣大軍民浴血奮戰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畫面。作品在藝術上有其獨特的風格。首先，作家著力把英雄人物的高尚、壯美的精神世界和對戰鬥生活的深入思考、強烈的激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且通過詩般的語言表現出來，它浸透著作家對戰鬥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強烈的激情，它不是在空洞乏味地議論和矯揉造作地抒情，而是體現出一種哲理性與詩情的有機結合。其次，《保衛延安》具有宏大壯闊的史詩構思。文學理論家馮雪峰在《論<保衛延安>》裡提出，“以這部作品所已達到的根本的史詩精神而論，我個人是認為它已經具有古典文學中的英雄史詩的精神；但在藝術的技巧或表現的手法上當然還未能達到古典傑作的水平。”所謂史詩性大都體現在作品中所具有的宏大的結構、眾多的人物形像，以及對戰爭的全方位描摹。《保衛延安》正是以點、線、面結合的方式，以高昂雄魄的氣勢正面描述了延安保衛戰的全過程、刻畫了一個充滿陽剛之美與浩然正氣的英雄群體。作品中著重表現的英雄人物是“鋼鐵戰士”周大勇，敘述了他從一個孤兒，經由長征、抗戰和解放戰爭的磨煉終成長為英勇善戰的基層指揮員的歷程，通過這樣一個普通戰士的成長過程也揭示了我們軍隊的艱苦卓絕的成長歷程。再次，作品在表現領導人物時采用了藝術情感與歷史紀實相融合的方法，從而確立了當代戰爭小說人物塑造的基本方法。作品中的彭總，是個在文學創作中被塑造出來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典型。他既是一個真實的將軍，又是一個概括了同時代的老一輩革命家對黨對人民鞠躬盡瘁、赤膽忠心的典型形像。後，《保衛延安》充滿了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的激情。正如作者所說：“一定要寫出一部對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藝術作品。要在其中記載：戰士們在舊世界的苦難和創造新時代的英雄氣概，以及他們動天地而泣鬼神的豐功偉績。是的，也許寫不出無愧這偉大時代的偉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誠質樸、視死如歸的人民戰士的令人永遠難忘的精神傳達出來，使同時代人和後來者永遠懷念他們，把他們當做自己做人的楷模。這不僅是創作需要，也是我內心波濤洶湧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195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紅日》是吳強的成名作，更是一部規模宏大、具有史詩意味的描寫革命戰爭歷史的長篇小說。小說以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由戰略防御轉向戰略進攻，後在孟良崮全殲國民黨七十四師的史實為依據，以1947年漣水、萊蕪、孟良崮三個戰役作為情節發展的主線，對一個軍隊由挫敗到勝利的戰鬥歷程作了全景式的描述。作品同《保衛延安》一樣，重在塑造一群勇於鬥爭、意志堅定，充滿革命樂觀精神的英雄人物。但是《紅日》更注重揭示他們的情感世界、精神風貌，他們首先是有著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然後纔是叱咤風雲的英雄。在優秀指揮員瀋振新、梁波的身上不僅閃耀著灼人的性格魅力，更具有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特別是連長石東根這個人物，突破了以往文學作品中寫一般英雄的模式，成為一個存在著人性弱點的、真實而生動的英雄人物。此外，《紅日》在對敵軍人物刻畫上也突破了以往軍事題材作品中對敵人作漫畫式處理的方式，作者將他們作為現實中的人來寫，表現出他們作為軍人的復雜性和多面性。作品中重點描寫了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這個被稱為“常勝將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既寫出他剛愎自用、狂妄驕橫、色厲內荏的一面，也寫出他作為王牌師師長精明強干、指揮若定的一面，塑造出一個性格豐富、具有現實感的反面人物，這也是“十七年”小說中少見的成功的反面形像之一。總之，《紅日》在塑造軍人形像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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