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先生研究土地制度史和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也頗值得稱道。20世紀五六十年代，楊先生擔任過歷史繫土地制度研究室主任，先後撰寫《北宋的土地兼並問題》、《關於北魏均田制的幾個問題》、《論均田制的實施及其相關問題》等繫列論文。1959年10月，還和鄭天挺先生舉辦了一次土地所有制學術爭鳴討論。會後又主編《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討論集》，在三聯書店出版，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八九十年代，楊先生擔任國家重點項目《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及隋唐五代史卷主編，為這部大型工具書的編纂出版，殫精竭慮。尤其是另外兩位主編鄭天挺先生和譚其驤先生相繼逝世後，楊先生承擔了大量終審“把關”和解決疑難的工作。其間，又撰寫了十餘篇與詞條相關的考證文章，如《關於烏馬兒任江浙平章的年代問題》、《“考竟”與“結竟”》、《“加役流”解》、《釋“龍水”》等。這批文章雖然字數都不多，但對釐正部分詞條訛誤和在工具書層面的“正本清源”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六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楊先生形成了自己的治史風範：精於考證，追求真實，富有創見。早在北大和史語所學習期間，楊先生深受當時占主流的考據學派的影響，既注意繼承乾嘉考據學，又大量吸收西方的歷史與語言考證法。他的馬可波羅研究、回族史研究、探馬赤軍研究等方面的論文，充分展示了嫻熟的考證方法和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如《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代的吉普賽人——啰哩回回》等篇章堪稱中外史學方法相結合研究的傳世佳作。楊先生的考證文章有兩大特點，一是問題雖“小”但以小見大且意義重大；二是問題雖“大”但論證精微，而貫穿其中的都是追求真實和創新。例如，關於馬可波羅離華年代事情雖小，但關乎馬可波羅來華及《遊記》的真偽，影響甚大。楊先生的學問既淵博精湛，又行文清新雅致。即使是微觀的考證文章，也能寫得生動活潑，形成了將嚴謹論證與清新的文字融為一體的風格。他發表的學術論文無論篇幅長短，都邏輯縝密，以理服人，而不以勢壓人。與中外諸多專家論辯，始終堅持以文會友的“君子之爭”。他始終以追求真實為準則,又擇善而從,非常願意聽取和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論著發表,對提供幫助的諸位學者,都要一一附志,不埋沒他人的協助之功，贏得學界的尊重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