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前言

年代表

人物表

宋代帝後年表

部  初涉國政（1082—1108）

章  長在深宮（1082—1099）

第二章  登基（1100）

第三章  謀求均衡（1101—1102）

第四章  支持新法（1102—1108）

第二部 致力輝煌（1102—1112）

第五章 崇奉道教（1100—1110）

第六章 重振傳統

第七章 招徠專家

第八章藝術家皇帝

第三部 大展宏圖（1107—1120）

第九章 追求不朽

第十章 宮廷之樂

第十一章 與宰臣共治

第十二章 接受神啟（1110—1119）

第十三章 宋金聯合

第四部 面對失敗（1121—1135）

第十四章 敗局（1121—1125）

第十五章 內禪（1125—1126）

第十六章 天崩（1126—1127）

第十七章 北狩（1127—1135）

結語

附錄A：不采用有關徽宗及徽宗朝的一些常見故事的原因

附錄B：徽宗的嬪妃及子女

徽宗年表

注釋

參考書目

就史籍解讀與史學反思而言，宋徽宗是很好的個案。在習見的歷史敘述中，徽宗無疑是反面形像。本書作者強調徽宗既是皇帝，也是“人”，希望避開以往的評價框架，以不同類型的材料和多種細節，拼織出形像豐富的宋徽宗。作者力圖從徽宗的角度去觀察他的世界，以求對其活動有所理解；並且嘗試在世界君主制度的範疇內，用比較的視角來看中國的皇帝，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來講述徽宗的故事。

——鄧小南（北京大學歷史繫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

伊沛霞教授將個人和政治、政策和人性結合在了一起，努力追索到底是什麼推動著宋徽宗一步步追求文化復興和政治改革，為我們理解統治者仍在灌輸的激情提供了一個新的面向——不管這種激情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戴仁柱 （Richard L. Davis，嶺南大學教授）

自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以來，還沒有大學者為普通讀者寫一部中國皇帝的傳記。伊沛霞廣泛征引各類原始材料，按照主題和時間重新梳理，用全新的視角加以處理，修正了徽宗長久以來的負面形像。她沒有從“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這個角度來解讀宋徽宗，而是努力從徽宗的視野來看他的世界，並時刻意識到徽宗在做決定時究竟掌握哪些信息。伊沛霞對宋徽宗生平的解讀是人文主義的，並帶有心理學上的說明，她試圖重新想像皇帝威嚴的外表下隱藏的脾氣秉性、真情實感和個人思想。

宋徽宗的政治難題：黨爭

徽宗剛登上皇位，就為自己定下了一項任務，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響的殘酷的派繫鬥爭。一開始，他對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從理論上講，皇帝擁有所有的權力：他可以頒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任命或罷免官員。但實際上，他必須做通官員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各種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實施的舉措。同時，每天都要與相互之間強烈不滿的官員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學會如何篩選、評估他們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議。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導致數十位政府官員被罷免：次是神宗繼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繼位，高太後攝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後開始親政。哲宗在世後六年被罷免的官員把徽宗繼位視為他們恢復朝官的機會，那些在哲宗後幾年支持徽宗繼位的官員，也下定決心要坐穩位置。

同其他許多時代和地方一樣，宋代的宮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絕大部分政府官員在京外任職，基本上不會去爭奪朝中的影響，而位於中央核心職位上的幾百名京官，通常會將出京任職視為流放，是被迫離開實權職位。盡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職位上的官員大多曾經在地方任職，但他們一旦爬到官僚機構的上層，就幾乎都不願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個府州軍監（或二十六路）擔任基層管理職務了。

研究宋朝這段時期的政治，有一種方式是從兩個主要的政治舞臺入手，大致可以定義為朝廷和文人輿論圈。定期拜見皇帝的幾十位朝中官員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兩府宰輔、諫官和臺官，以及朝廷主要機構與部門的負責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報告的事情上有著直接的影響力。這些事大部分與人事任命有關，比如應當任命和提撥誰，誰應該被罷免和降職。同時，對從軍事行動到稅務改革等方面的重要舉措，皇帝也要明確授權。朝廷決定的都是一些至關重要的事件，關繫到很多人的前程；這些事件可能還會導致重大開銷，或影響不同行業的經濟命運。毫不奇怪，很多人對朝廷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誰在朝廷有影響抱有極大的興趣。通過官方公告、口口相傳或是書信往來等方式，朝廷的決策往往會快速傳播開來。

與朝廷形成主要競爭的另一個權力中心是一個很不具體的群體，被稱為“外議”、“公論”、“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詞語指的是一些受過教育但沒在官府任職的人士所談論的事情。但是這個群體並不限於那些沒有官職的人，事實上，“言官”與表達那些外圍觀點有密切的聯繫。對於這些擔任諫官或臺官的人而言，批評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員行為就是職責所在。諫官和臺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人士中廣為流傳，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響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樣，影響這部分對政治感興趣的群體，這類奏疏往往都言辭犀利。作者自稱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們反對的那些人則被貼上自私、不道德、邪惡和諂媚等標簽。他們很少考慮到品德高尚的人對形勢的分析也可能會迥然不同，認定某項建議不明智則提出建議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個政客品格低下，那無論他提出什麼建議都是有害的。這不是在朝廷商議國是時的語言，也未必是文人與親朋好友談論政治時的語言，而是作為一類指控書式的奏疏，顯然，皇帝讀起來也不會很愉悅。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對派之間產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與宰相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政。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務的方方面面，從科舉考試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爭議的是對農民實施青苗法、將勞務換為稅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業稅並使政府參與貿易的市易法。

事實證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擊。反對派認為，新政並非一繫列能使政府更適應經濟發展的新措施，隻是一個失控的官僚機構在不停地頒布新法。在這些批評者看來，王安石與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個原則，即良政要依賴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對派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無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達對新政的批評意見。在神宗的認可下，王安石將反對新法的朝官相繼調出京城。自漢代以來，確保對政策批評的通道暢通就一直是中國政府機構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迫使反對者噤聲被視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為的界線。對新政持反對意見的朝廷重臣司馬光也在1071年辭官，退隱洛陽（開封以西170公裡），隨後，他周圍很快聚集了許多對政府發展方向感到不滿的人。另一位名人蘇軾，我們在章提到過，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詵的朋友，也遭到貶謫，出京擔任了一繫列的州級職務。1080年，蘇軾的很多詩詞被認為暗含譏諷，因此被罷官流放。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從而對北方毗鄰的契丹和黨項發起進攻，收復唐代（618—907）曾經控制但後來又失去的領土。政府已經將過半的收入都用於軍費開支，但仍在部署軍隊上感到喫力，難以對敵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1080年，為儲備實施新政產生的盈餘物資豐庫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儲八百萬貫。然而，前方軍事行動的進展卻令人失望。1081—1082年，宋軍與黨項族西夏國在西北部（今甘肅境內）開戰，奪回了六座城寨，但卻損失了六十萬大軍。

神宗駕崩後的1085年，高太後召回反對新法的重臣司馬光，當時他已經六十多歲，疾病纏身。很多官員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蘇軾和他的弟弟蘇轍。當時的新祐，所以在此期間復官的那些人又被稱為&ldq祐派”或&ldq祐黨人”。在這段時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並沒有根據政策自身的優缺點逐條進行考慮，而是被全盤廢除。很快，神宗在位時建立的整個財政體繫幾乎全部被破壞，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時，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王安石的追隨者們也受到了無情的攻擊，尤其是呂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罷官放逐。同時，改革派還受到了文字獄的迫害。蔡確被指控誹謗太後，被貶到偏遠的南方，沒幾年就去世了。

一旦保守派的政敵被驅逐，他們也就無法再維持保守派內部的團結了，很快，保守派之間就開始爭鬥，幾乎與之前針對改革派一樣殘酷。1091年，蘇軾從地方調回京城任職沒幾年，就因為寫了一首詩而被學者程頤指責為行為不端。

1093年，哲宗開始親政。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這些人一回來就立刻罷免了八年前驅逐他們的那些人，甚至還想要懲罰已經去世的人。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毀掉司馬光墓前的御碑。

徽宗被推上皇位時，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場，他們都認為自己纔是改革派的領導者。由於蔡卞被王安石招為女婿，他的身份比別人更特殊。然而，到了11世紀90年代末，這三位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彼此之間幾乎不存在什麼認同，他們在哲宗面前表現得更像是對手而非盟友。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來，任職朝廷的官員可能像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派繫，但隻有在朝中圈內的人纔清楚這種種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個性衝突。沒有哪兩個人能一直處於同一戰線，甚至連蔡卞和蔡京兩兄弟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