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春秋戰國，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同尋常的時期，是社會發生激劇變化的時期。在這個長達數百年的歷史轉型過程中，不僅政治、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遷，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罕有的繁榮景像，一典相繼湧現，成為中華文化的源頭和精華。其中《左傳》堪稱那個時期的傑出代表。
一、春秋戰國時期
以周平王東遷洛陽為標志，開啟了東周時期。東周分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其分水嶺是韓、趙、魏三家分晉。春秋基本上是東周的前期，戰國指東周後期至秦統一中原前。所謂“春秋”“戰國”，是後人所命名。“春秋”取自史書《春秋》，“戰國”取自西漢劉向校訂的《戰國策》。
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時期。春秋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宗法制和禮制的變化、王權旁落、列國爭霸、士階層的形成和壯大、學術下移等原因，形成了相對寬松的文化環境，諸多思想流派得到了更加自由的發展空間。此時既有亂世必然出現的所謂禮崩樂壞的種種亂像，也有化所孕育出的文化新生機、新氣像。特別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得到提高，人的獨立意識得以增強，反對天道，重視人道，要求提高人的地位和價值的思想，成為社會思潮的大趨勢，促進了一個時代的覺醒。戰國中前期，中國保留著春秋時期的社會特征，同時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社會生活更加復雜，各國爭鬥更為激烈，一繫列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人生問題需要解答。肇始於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此時更加活躍，並達到鼎盛。諸子百家從不同角度總結歷史發展規律，探索社會發展方向，思考人生真諦，解答各種問題，或聚徒講學，或私家著述，或處士橫議，或遊說諸侯……各種思想相互激蕩、相互融合，學術更加繁榮，開創了我國歷史上學術文化的黃金時代，為中華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社會的轉型深刻影響著文化的轉型，文化的轉型又直接推動了社會的轉型。《左傳》就是那個轉型期大合唱中出現的一朵文化奇葩。
二、《春秋》簡說
在中國古代，史官記事制度非常發達。《漢書·藝文志》上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春秋》作為史書的通稱由來已久。據先秦文獻記載，西周末期至東周前期，不少諸侯國的編年史大都以“春秋”命名。如墨子雲：“吾見百國《春秋》。”《國語·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國語·楚語》：“教之以《春秋》。”《戰國策·燕策》：“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這裡的《春秋》應是史書的通稱。有時為了說明是哪一國史書，前面會冠以國名，如《墨子·明鬼》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
諸說。
《春秋》雖為各國史書通稱，但隨著歲月的流逝，隻有魯國史書《春秋》傳了下來，因此到了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春秋》便逐漸成了魯史的專稱。
為什麼取名《春秋》呢？古來說法甚多。主要有三：一是認為《春秋》有刑賞之義。根據古制，賞以春夏，刑以秋鼕，各取一字，以示賞罰，寓褒貶於其中。二是取自孔子著書的時間。認為孔丘作《春秋》以其“春作秋成”，故名。三是錯舉“春秋”以代表四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說：“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也就是說，古代史書無非記載一年春夏秋鼕四季大事，但不能遍舉四字以為書名，又由於古人於四季中，特別重視春秋二季，“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所以便交錯互舉，取春、秋以包夏、鼕。另有今人認為春、秋二季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比較溫和，古人希望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也能像春秋一樣平衡，因此便稱史書為《春秋》。
三、《春秋》與孔子
現存《春秋》，分年紀事，即上起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後人又續至十六年），歷時12代君主，凡242年，極其簡明地記載了周王朝、魯國及其他各國的事件，是古代較早的一部編年史。其內容大多記錄政治活動，這也是中國古代史書的一個特色。其中征伐大約占40%，會盟大約占20%，朝聘大約占20%，祭祀婚喪等大約占10%，日月之食、星變、地震、隕石、雨雪、水災、旱災等大約占10%。
關於《春秋》的作者，也是一個久爭不休的話題。從戰國時期孟子提出孔子作《春秋》，到民國錢玄同等人認為《春秋》與孔子無關，兩千多年來關於《春秋》作者以及孔子與《春秋》關繫的爭論，大致有三種說法。
，孔子作《春秋》說。早提出孔子作《春秋》之說的是孟子，在《孟子》一書中有兩處提及孔子作《春秋》，其中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的觀點對後世影響極大，歷代史學大師如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桓寬、王充、康有為、梁啟超等也一致認同孔子作《春秋》的說法。其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魯國舊史隻是孔子作《春秋》的素材，其體例乃孔子所創。二是《春秋》中的微言大義是原魯《春秋》所沒有的。
第二，孔子修《春秋》說。此說是由晉人杜預早提出。杜預認為，《春秋》為魯國舊史，其凡例大義周公早已確立，孔子在刊削時當然也加進了自己的見解，但隻不過在原有基礎上修訂、補充而已，因此《春秋》不能算是孔子的著作。今人楊伯峻先生認為，早提出《春秋》為孔子所修的是《左傳》作者。
第三，孔子非《春秋》作者說。此驚世駭俗之論出自民國初年疑古大家錢玄同。他從三個方面進行闡述：一是從總體上否定“六經”典價值，認為是後世儒家的“托古”，孔子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二是檢索《論語》中有關“六經”言論，獨無《春秋》之說，“《論語》關於《春秋》的話，簡直一句也沒有”。故證明孔子不曾作過《春秋》。三是孔子作《春秋》是孟子偽造，這是道統思想作祟。對此，今人又從《春秋》書法體例前後不一、歧異之處甚多證明其出於眾手而非孔子一人所刪定；《春秋》中有“孔子生”“孔子卒”的記載，也證明孔子不可能是《春秋》的作者。
總之，孔子作《春秋》說確實缺乏足夠的證據，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春秋》與孔子的關繫。至少可以肯定，孔子曾經用《春秋》作為教材教過學生，孔子曾經講論過《春秋》。那麼他在此期間對《春秋》進行過一番整理和文字上的修訂也是理所應當的了。
…………
八、《左傳》的價值
《左傳》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史學巨著、歷史散文傑作，更是一部春秋時期的社會文化百科全書，先秦史學發展的經典之作、集大成者，具有重要的史學和文學價值，對其後幾千年中國政治、思想、文化、軍事等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左傳》的史學價值主要表現為：一是全面繫統且比較詳細地記述了春秋時期的歷史，是研究春秋時期歷史的寶貴文獻資料。它以實錄的方式，記載了大量春秋時期的史實，全方位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保存了豐富的古代典章制度史料。如果沒有《左傳》，我們今天對春秋時期的認識要淺薄、蒼白很多。二是為春秋以前的古史提供了大量珍貴的史料。三是記載了許多復雜的歷史事件，總結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如國家關繫、戰爭成敗、外交藝術等，對今天仍有借鋻意義。四是反映了春秋時期豐富復雜的思想傾向，包括民本思想、崇禮思想、愛國思想、戰爭觀念、天人觀念、倫理觀念等，並通過對虛偽殘暴、荒淫腐敗的統治者的揭露和對愛國、有為、明禮、誠信的傑出政治家和優秀人纔的贊揚，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價值取向。五是通過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表現歷史，反映歷史全貌，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史著體裁，對後世歷史著作的寫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史官文化的傑出代表，是史家寫史的榜樣。
《左傳》的文學價值主要表現為：一是將“言”“事”結合，把歷史事件故事化的寫法，對史傳文學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二是敘事完整，結構縝密，亦文亦史，富於故事性和戲劇性，是我國古代散文的典範之作。三是善於描寫歷史人物，通過生動傳神的細節描寫，刻畫出人物的動作和心理，創造了一繫列栩栩如生的形像。四是擅長運用曲盡其詳、張弛有度、謹嚴有序的筆觸把復雜的戰爭、宏大的場面描寫得驚心動魄、波瀾起伏、跌宕多姿，為後世文學和歷史作品描寫戰爭等場面積累了寶貴經驗。五是善於用平易簡練、富於文采和魅力的語言把復雜紛繁的歷史事件寫得脈絡清晰、詳略適宜、引人入勝。六是典雅渾樸、細致傳神的文風成為後世作家取之不盡的源泉。此外，還為我們留下了許多說理透闢、委婉動聽、措辭典雅巧妙而不失分寸、為人稱道不已的外交辭令。
歷代學者對《左傳》推崇備至，評價甚高。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史傳》說：“辭宗丘明。”唐人劉知幾《史通》說：“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義未盡”。清人劉熙載《藝概》說：“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期為大備。”清人馮李驊《左繡·讀〈左〉卮言》說：“左氏敘事、述言、論斷，色色精絕，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無字句處，凡聲情意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畢肖，筆有化工。”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說：“《左傳》文章優美，其記事文對於極復雜之事項，如五大戰役等，綱領提挈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敘述得極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能事。其記言文淵懿美茂，而生氣勃勃，後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雖時代甚古，然無佶屈聱牙之病，頗易誦習。”
《左傳》自戰國問世以來，非常流行。從西漢賈誼開始，歷代都有人為《左傳》作注。現存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西晉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唐代孔穎達的《春秋左傳正義》，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尤其是今人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廣采古今有關《春秋》《左傳》的研究成果，資料翔實，釋讀精當。
管曙光
2017年5月於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