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中華書局由陸費逵先生籌資創建於上海,創建之初,以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為主,並印行古籍、各類科學、文藝著作和工具書,同時兼營學生文具、文房用品等。紙作為“文房四寶”之一,自古便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傳遞信息的功用,而文房用紙之精品,首推箋紙,其制作精妙者,又屬花箋。南朝徐陵《玉臺新詠?序》“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唐人李商隱《送崔玨往西川》“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南塘歐陽炯《花間集?序》“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伴隨著歷代文人雅客的不斷吟詠與書寫體驗,甚至於薛濤、李煜等人親自參與的造箋實踐,至晚清民國,花箋的制作,無論是制作工藝、形制以及紋樣,已是蔚然大觀。
清末民國時期,北京、上海、蘇州等地的南紙店紛紛參與到花箋的設計制作當中,而伴隨著現代印刷技術的發展,出版機構亦躋身於此,其中尤以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為,中華書局則踵其後。無論是作為文化機構的自身用箋,亦或是作為文房雅物出售,出版機構所制畫箋,亦是具有其一定的實用價值與審美文化功用。
正如瞿兌之《說箋》所雲:“意者以天地間耐久而可親之物無過於紙,脆薄而易毀滅之物亦無過於紙。不知者毀之既易,則知者愛之益親。一城之中,旦旦夕夕,飏為屑而爇為灰者,不知凡幾。更越數十百年,此為屑為灰者,必將為人所珍護、悔惜又不知凡幾也。”
中華書局自創立已歷110年,而其於民國時期所制花箋,為屑為灰者當又不知凡幾,幸而今日網絡信息傳遞之便捷,於紙海墨林之中,百折搜求,凡印有“中華”“中華書局”“中華書局制”之款識者,今可得見近三十種。為珍護此,申請以此“無字之紙”作為插圖,翻新制作筆記本一冊(如收入近年所制選堂白描佛像及六駿箋,可有四十餘種)。於書局創辦110周年之際,以饗花箋愛好者及“中華粉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