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手藝之道
｜一｜
過去十幾年尋訪手藝人的過程中，有些數字一直讓我心生敬畏。
在龍泉，鑄一把劍，為了更好地去除雜質，增加劍身的強度和韌性，需要反復折疊鍛打32000次；在蘇州，緙絲作品要呈現出立體的色彩層次，往往要動用數十萬根絲線通經斷緯；在尼木，制作木刻版《甘珠爾》*幾乎是一生的修行，整個村子的匠人們已經雕刻了24年……
這些數字時常讓我想起推動滾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或者從西藏各地磕長頭去拉薩的朝聖者。看似單調、重復的勞作，賦予手藝以神性之光。
這本訪談錄想要呈現的，並不隻是這些沉默的堅守。我更想知道，經過這些龐大的數字洗禮之後，所謂的“手藝”還有哪些空間與可能。
｜二｜
2014年，我和當時《生活月刊》雜志的同事們在景德鎮前後待了幾十天。景德鎮的緯度與耶路撒冷相當，它被視為另一座朝聖之城。
我們先拜訪的，並不是真真假假的大師，而是一架孤獨的水車。它立在三寶村進山的路上，在茅棚下晝夜不息地運轉。鐵錘砸著釉石，粉塵彌漫。四望無人，仿若荒原上殘留的神跡。每天清晨5點和黃昏5點，老胡纔會騎著助動車出現，讓水車休息片刻，把反復捶打的釉土收集起來，再擺好新的釉石。
那架孤獨的水車就像千年瓷都的縮影，或者，一個隱喻。傳統手藝仍然頑強地代代傳遞，如同太陽朝升夕落，人間晨鐘暮鼓。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或許都很難再找到另一個景德鎮——制瓷分工的細化程度驚人，傳說中的“七十二行當”有條不紊地運轉著——拉坯、修坯、做釉壺、制釉、噴釉、制筆、畫青花、題款、燒窯把樁、推板車……許多匠人終其一生隻從事一種職業，這種近乎工業流水線的分工合作，促成了技藝的不斷超越，瓷都得以歷經千年綿延不絕。然而，也正是這種模式，讓景德鎮不斷地自我重復，終陷入困境。
從春天到夏天，我們拜訪了幾十位不同行當的匠人、形形色色的大師，以及風格迥異的年輕人。安田猛先生的工作室“紅房子”，逐漸變成大家歇腳的地方。我們不時去蹭杯咖啡，喝幾杯茶，摸摸他在青瓷上捏出的稜角與鋒芒，或者請他再推薦幾個值得一見的年輕人。
在景德鎮年輕一代陶瓷創作者眼中，安田猛是一個教父式的人物。他生於日本，19歲轉行制陶，29歲移居英國，經過對傳統的反思與再造，終成為令世界矚目的陶藝家。2004年，他應邀擔任香港樂天陶社創意總監，定居景德鎮，逐漸成為一面精神旗幟。他讓許多曾走投無路的年輕人知道，還有另一種未來可供想像。
安田猛與樂天陶社的到來，改變了景德鎮的創作生態。許多國際著名陶藝家紛至沓來，年輕人有機會向他們請教，與他們切磋，可以申請駐場創作，燒制自己的作品，到創意市集上尋求關注，贏得支持。有人會在中途迷失、退場，但也有人堅持下來，耐心地摸索屬於自己的藝術表達。的創作風氣，讓一些業已成名的陶藝家也備受鼓舞。幾代人的覺醒，終於讓千年瓷都衝決羅網。
那次尋訪，讓我重新思考民藝與設計、傳統與創新、消亡與重生……這諸多略顯空泛的命題。面對同樣的高嶺土，總有人可以完成全新的作品，從釉色、器型、功能等角度出發，不斷拓展陶藝的邊界，讓千年巨木依然能發出新芽。
｜三｜
80多年前，在距離景德鎮兩百多公裡外的南昌，一個傘匠的兒子決定放棄的手藝，學習美術。他無法承擔留學的費用，所幸，經過徐悲鴻引薦，終於申請到資助，到日本“研究工藝、圖案，改進景德鎮陶瓷”。
在日本的見聞讓他大開眼界。盡管工藝領域並非他的興趣所在，他還是對中日兩國的工藝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和研究。在考察報告中，他寫道：“外國物品，遂奪國貨之席，而我國工藝美術幾無人問津，但各國多年來為爭奪遠東市場，加大了對我國工藝研究的力度。日本古代工藝，多借鋻我國技師，明治以後，吸收西洋文化，工藝美術得到新的發展。”
這個年輕人名叫傅抱石。如今，許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傑出的畫家和美術史家，但他考察、研究中日兩國工藝的經歷，卻很少再被提及。而他的考察研究，也幾乎未能改變中國手工藝的命運。
傅抱石抵達日本時，一場浪潮正在發酵。“民藝”這個概念在柳宗悅筆下誕生。富本憲吉、濱田莊司、河井寬次郎等陶藝家與他一拍即合，決定重新定義日常的奇跡。在《民藝的旨趣》中，柳宗悅寫道：“為迎來神的王國，必須使信仰廣泛地傳給眾生。同樣，為了在這片土地上迎來工藝時代，應該極其重視拯救日常用品。”從理論到實踐，從創作到收集，民藝運動（Mingei Folk-Art Movement）如火如荼。而工藝美術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興起，與民藝運動相得益彰，不僅保護了文化遺產，也反哺了日本當代工藝與設計。安田猛正是這兩股風潮的受益者。
20世紀60年代，當安田猛在益子*開始陶藝創作時，大洋彼岸的中國手藝人卻在經歷大悲大喜、跌宕浮沉。因國家力量的介入，原本在家族、門派、地域間各自秘密傳承的技藝，以大一統的方式得以整理和保全。然而，各種運動與風波如影隨形，覆手又將它們丟棄、碾碎。80年代，中國重返世界舞臺，商業化初露端倪，來自海外尤其是日本的大批訂單，促成了中國民藝的黃金時代，從工廠到作坊，手藝人的數量不斷攀升；但是與此同時，魚龍混雜。這場狂歡以復興國粹為名，以追逐財富為實，卻並未真正著力於提升品質，終倉促落幕。90年代末，各領域的工藝美術大師開始走出體制，創辦工作室，淤積的創造力得到釋放，並在21世紀的前兩個十年逐漸形成氣像。海內外文化藝術交流日益頻繁、深入，對非遺的保護與開發取得重要進展，教育在轉型，生活方式也不斷嬗變，促的創作風氣。一些原本岌岌可危的傳統技藝似乎找到了生路，但這或許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沒有人知道，在權力的主導和利潤的刺激下，手藝又將走向何方。
舉棋未定之際，我們或許可以將目光投向這個時代傑出的創作者們，看看他們所走的路，做出的抉擇、傳承與突破。
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柳宗悅與濱田莊司。
｜四｜
這本書收錄了18篇訪談，而我更願意將它們視為18個覺醒的時刻。
受訪者來自不同領域，有陶藝家、緙絲家、印染家、漆藝家、制琴師、產品設計師、書籍設計師、紡織設計師，也有科學家、博物學家、攝影家、藝術家、音樂家、美食家……他們的創作涉及緙絲、印染、木作、陶瓷、漆器、羊毛紡織、書籍設計、小提琴制作與維修、暗房、咖啡、茶、美食、空間規劃，涵蓋手作、教育、研究、收藏、展覽、空間規劃、生活體驗、文創開發與品牌塑造。手藝從傳承、革新到傳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從這些對話中發現端倪，獲得啟迪。
面對現實的困境，他們率先醒來，努力發現癥結所在，並以孜孜不倦地創作作為回應，一點一滴改變時代。他們大多擁有國際化的視開放的思維方式，也願意與當下日常接壤。他們從傳統中汲取力量，又希望重估傳統的價值；他們勇於創新，也承受著創新引發的困惑與迷惘。他們懷抱著極大的野心，試圖顛覆時代的規則，卻又極度謙卑；他們被層出不窮的靈感蠱惑，又努力克制著想像力帶來的衝動。於是，他們不僅完成了對自我的超越，更為手藝的存續與迭代拓出新的空間。
上篇呈現的是7位手作者的歷程。無論是個體創作者，還是家族品牌繼承人，時至今日，他們仍堅持手作完成全部或絕大部分關鍵工序，凡事盡可能親力親為。因此，他們對材料的認知，對技術的把握，對變化與衝擊，都有著切身體會。他們中有的人，已經憑借一己之力將傳統技藝提升到空前甚至可能絕後的高度，也有的人經過磨礪與積累之後，選擇另闢蹊徑，讓奄奄一息的手藝絕處逢生。他們沒有被多變的風潮裹挾，努力恪守著自身的選擇；他們也沒有被凡庸的激情淹沒，甘願沉潛於造物的時光。
中篇探討的是設計的力量及其尺度。6位受訪者，有的開創了獨立的設計品牌，有的打造出創作平臺。他們都從現代設計的視野出發，賦予傳統手藝以新的形態、質地和內涵。結合當代審美與生活習慣，他們努力跨越文化的邊界，創造出屬於這個時代的作品或產品，營造新的體驗。他們不斷突破想像的極限，卻又努力把握革新的分寸，“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一點尤為可貴。與此同時，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行動並不是設計對手藝的單方面“拯救”，而是一種相互成全。傳統技藝與器物，同樣給設計界帶來了反思、沉澱與重新出發的契機。
手藝革新以後，又該往哪走？這是下篇聚焦的內容。5位受訪者或兼具多重身份，或涉獵多個領域，因此，他們更願意從教育、研究、生活、空間這些角度出發，探討手藝的跨界探索與傳播，尤其是對公共空間的塑造。他們或許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手藝人”，但他們人生中極其重要的部分，與“手藝”有著長久而深刻的關聯——在數碼攝影的時代，阮義忠先生和已故的汪蕪生先生都執著於暗房手放照片，阮義忠先生對咖啡的探索、對臺灣故事館的規劃，汪蕪生先生對影像、展覽與空間的種種跨界實踐與設想，都堪稱工匠精神的延續。張清淵先生既是陶藝家，又是教育家，他在短短十幾年間將臺南藝術大學打造成亞洲陶藝教育的中心之一，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年輕創作者，他的經驗顯然能帶來許多啟迪。歐陽應霽先生在美食、漫畫、寫作、空間等領域跨越自如，他的創作生涯所體現的，正是匠心的多種可能。周功鑫先生主持臺北故宮博物院期間，推出各種創新舉措，為文物保護與創意產業、博物館與社會之間搭建起橋梁，作為這一領域的先行者，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經驗依然值得咀嚼和借鋻。
｜五｜
這些訪談斷斷續續地進行了九年多。訪談剛開始時，許多手藝行將就木，乏人問津，如今卻早已變成熱門話題。但我相信，這些問答並未過時。
我們探討過身份的焦慮、風格的定位與探索、使命的認知、風土人情的影響、文化的差異與融合。受訪者們幾乎都談論過“手藝”的演變——不隻是書本上記錄的歷史，更是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由手及心所理解的真切的嬗變；他們大多慷慨地分享了各自思考的角度、嘗試解決問題的種種方法，也毫不避諱自己長期的糾結與彷徨、持續的挫敗感，以及由此換來的靈感迸發的瞬間；他們或多或少談論過“故鄉”——物理的或者精神的，一處空間、一個地方、一些記憶，獨特的聲音、觸覺、味覺或者感受。那往往是他們創作的精神根源，或者冥冥中難以解釋的情愫，他們因此終成為自己。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對年輕一代提出了期望與忠告——並非以前輩的口吻自誇，而是基於自身經驗的誠摯分享。事實上，盡管成名已久，他們大多仍謙遜地將自己視為“過渡的一代”。
當年柳宗悅在《個人作家的使命》中提出過一繫列尖銳的問題：“這種個人的思考，能夠使作品的深度增加多少？特別是將來，這種走向對工藝界能有多大貢獻？個人創作者，有沒有作為社會人的責任？與僅需自己的作品美相比較，他們有沒有要為提高整個工藝水平而準備作品的使命感？他們是不是僅將工作停留在個人的內容上？”在這本訪談錄中，我們時代的創作者給出了他們的答案。希望少數先行者的絕地突圍，能夠激勵眾生，各自尋路，足跡交錯，終能走出通途。畢竟，手藝之道，始於覺醒，成於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