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批留學生在北京》是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辦。本書首次梳理了民國時期美國*批專業漢學家在北京的學術活動，重新探討了美國專業漢學興起的歷史過程和深層原因，全面揭示了民國時期以北京為中心的中美學術文化交流。

《斯洛文尼亞在中國的文化使者——劉松齡》主要收錄了研究清代宮廷中歐洲耶穌會天文學家劉松齡的數篇論文和他當時與歐洲的一些通信，還介紹了中國與今斯洛文尼亞共和國一劉松齡出生地一對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的重視和推廣。

瓦西裡·帕夫洛維奇·瓦西裡耶夫所著的《中國文獻史》未分章，而是以連續的15個小節構成。介紹了儒、釋、道以及歷史、地理、律法、語言學、農業、自然科學、醫學、兵法、文學等方面的中國文獻古籍。相對於中國文獻的浩繁著述，區區十餘萬字的篇幅實在過小，但是《中國文獻史》的內容並非來自其他歐洲學者的著述，而是作者著作的濃縮以及授課筆記。這些講義資料絕大多數是中文書籍，本書所涉及的作品，作者幾乎都親閱過。瓦西裡耶夫對中國文獻的介紹、資料收集和導向性研究為20世紀俄羅斯漢學的專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顧立雅教授這本《孔子與中國之道（修訂版）》，是一本深入淺出，雅俗共賞之作。他把中國歷來，特別是《古史辯》時期，中國學者對孔子的討論，以及西方學者對孔子的研究，都加以融會貫通，再用自己的觀點，解釋成“顧氏一家之言”。本書論述了孔子研究背景、孔子生平、孔子儒學思想等相關內容。

《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共收錄73份鮮為人知的清朝順治、康熙兩朝期間的檔案文件。內容都與清初來華傳教士的在華生活相關。這些文件均選譯自中國*歷史檔案館所藏內閣全宗滿文密本檔、內閣滿文票簽檔、滿文題本、宮中滿文朱批奏折等，且均為首次翻譯，首次公布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清初來華傳教土提供了*手基礎文獻。

目錄

導言：留學生與美國專業漢學

章費正清

節 漢語學習

第二節 篇論文

第三節 與中外學人的交往

第二章畢乃德

節 英文論文

第二節 《中國參考書目解題》

第三章卜德

節 兩篇論文

第二節 《燕京歲時記》英譯

第三節 《中國哲學史》英譯

第四節 博士論文

第四章顧立雅

節 中文論文

第二節 《中國之誕生》

第三節 與中國學人的交往

第五章恆慕義

節 《古史辨》譯介

第二節 與中外學人的交往

第六章孫念禮

節 博士論文

第二節 葛思德圖書館

第七章其他留學生

節 世紀 年代的留學生

第二節 世紀 年代的留學生

結語：留學生的啟示

參考書目

後記

斯洛文尼亞在中國的文化使者——劉松齡

關於劉松齡的研究

劉松齡：90年代中期以來連接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檔案館和中國國家檔案局的紐帶

雅奈茲·斯格萊伯

專著《劉松齡：清代宮廷裡的克拉斯卡人》英文譯本介紹

雅奈茲·斯格萊伯

劉松齡及其在京工作的再研究

米加

中國宮廷後一位偉大的天文學家：劉松齡

茲馬戈·斯密特克

獻給中國皇帝的真空和電

斯坦尼斯拉夫·葉茲尼奇

清欽天監監正劉松齡——紀念斯洛文尼亞天文學家劉松齡人華二百七十周年

鞠德源

關於劉松齡的信件

劉松齡信件簡介

阿列克斯·馬沃爾

劉松齡的信件

譯後記

中國文獻史

……

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

……

孔子與中國之道

……

前言

張西平

“國際漢學研究書繫”出版已經十五年了，當年是任繼愈先生寫的總序，先生已經駕鶴西去，他對“國際漢學研究書繫”的關心和指導至今仍是我們考慮這套書的出發點。

近三十年來，國內學術界對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研究大大深入了。學術界已經充分認識到，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學術成果，擴大自己的學術影響力，步就是要了解國外中國文化的研究（漢學或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唯有如此，纔能邁出走向世界的堅實步伐。

同時也應看到，海外中國學與中國近現代的中國學術進展緊密相連。從晚明時開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國已經被卷入世界的貿易體繫之中，關於中國的知識、文化、歷史、典籍已經開始被這些來華的傳教士、外交官、商人研究。從那時起，中國的知識已經不完全歸中國學者獨有，開始有了另一套講述中國文化和學術的新的敘述，這就是海外中國文化研究（漢學或中國學）。而且在１８１４ 年的法國，他們已經把中國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繫統之中，在西方東方學中開始有了一門新學問———漢學。更為引起我們注意的是，１９０５ 年中國廢除科舉制度，經學解體，中國知識的敘述繫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目前我們這一套人文社會科學體繫，完全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經由蘇聯傳來的。作為後發性現代化國家，自己的知識繫統的獨立發展已經中斷了，而幫助我們建立這套現代學術體繫的人中，西方漢學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不了解國外的中國文化研究（漢學或者中國學），我們就搞不清我們自己的近代知識繫統的形成與變遷。

更為重要的在於今天中國崛起後，我們希望走出百年歐風美雨對我們的影響，重建中國的學術體繫，如果做到這一點也必須了解域外中國文化研究，不這樣，我們自己的近代到當代的學術歷史就搞不清，中國學術的當代重建也是一句空話。

中國學術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為了讓中國學術回到世界學術的中心，為了重建好自己的學術繫統，我們都必須了解海外的中國文化研究（漢學或中國學）。

如何展開海外中國學的研究呢？ 以下三點是很重要的。

首先，要了解各國中國學研究的歷史與傳統。每個國家對中國的研究都有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所以，摸清其歷史和傳統應該是與其對話的基本要求，不然會鬧出笑話。近三十年來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國際漢學》《世界漢學》《漢學研究》已經成為重要的學術陣地，“海外中國學書繫”“國際漢學研究書繫”“列國漢學史”等多種繫列叢書在學術界受到了歡迎。我們對各國的中國文化研究傳統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

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術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的中國研究是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展開的，他們的基本理論、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這些國外的中國研究時，特別是西方的中國學時要特別注意這一點，萬不可以為，他們講述的是中國的知識和內容，就按照我們熟悉的理論和方法去理解他們。對待域外的中國文化研究應從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這是一個基本的出發點。

後，積極與海外中國學展開學術互動，建立學術的自信與自覺。在當前的世界學術話語中，無論人文學術或者社會科學的研究，占主導地位的是西方的學術話語。由於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未在國際學術領域展開，中國研究，這個原本屬於我們掌握話語權的研究領域，在國際範圍起主導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國學研究者，這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十分明顯。近年來有所好轉，但基本格局尚未扭轉。因此，我們走向世界的步是了解海外的中國文化研究，同時，我們所面臨的波的學術論爭也可能是和西方的漢學家們之間展開的。在解釋中國文明與文化，在解釋當代中國的發展上，西方中國學研究領域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些理論和方法中有些對我們很有啟發，值得我們深思，有些則明顯是有問題的，這就需要我們和他們展開學術性的討論。所以，在與國外漢學家們打交道時，文化的自信和自覺是一個基本的立場。

世界的重心在向東方轉移，走出“西方中心主義”是一個大的趨勢，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一樣都是地域性的文明，同時都具有普世性的意義，一切理論都來自西方的看法肯定是有問題的。在中國文化研究上更不應如此。因此，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中國文化研究，熟悉國際範圍內的中國文化研究成果，學習漢學家們的寶貴經驗，理解他們在跨文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研究的特點的同時，糾正他們中一些漢學家在知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問題，與其展開學術的對話。這是更新我們的學術和推動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我們面臨的雙重任務。這是全球化時代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學術重建的必由之路。

……

二

費正清篇正式發表的論文是他的博士論文的一個章節，在北京撰寫，並發表在北京的英文學術刊物《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上。

這篇題為《１８５８ 年條約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ｆ １８５８）的論文圍繞這樣一個中心問題展開：為什麼鴉片輸入中國為合法這一條款會被寫入１８５８ 年１１ 月８ 日中英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 是由於英國的武力逼迫（這是普遍流傳的看法），還是有其他原因？

中國人對鴉片並不陌生，制造鴉片的罌粟早在唐代的文獻中就提到過，但隻是用來入藥。吸食鴉片的方法則是１７ 世紀以來從傳入中國的吸食煙草的方法發展來的。一般說來，服用鴉片的其他國家民眾都是把鴉片從口吞食到胃裡去，唯有中國人是吸食的。外國鴉片流入中國始於１８ 世紀初葡萄牙人的販運，開始時每年隻有幾百箱，但隨著中外貿易特別是中英貿易的擴大，鴉片的進口量越來越大，到１８３６ 年已經達到一年兩萬箱之巨。③ 鴉片不僅毒害中國人的身體和精神，而且導致大量白銀外流，國內銀價上漲，所以清朝皇帝自雍正起就屢申禁令，但隻是收效於一時，而無法徹底杜絕，直到１９０７ 年１２ 月，中英兩國終於達成《禁煙協定》六條。１９１１ 年５ 月中英又達成《禁煙條約》十條，同意在中國禁煙確有成效時停止對華鴉片輸入。中國由此開始了近代歷史上次成功的禁煙運動。

費正清的論文共分六個小節：一、１９ 世紀５０ 年代的間歇期；二、英國政府的鴉片政策；三、中國實施禁煙；四、中國對鴉片貿易課稅的建議；五、中國地方當局征收煙稅的情況；六、一點闡釋。在文章的開篇，費正清明確指出：“鴉片貿易是１９ 世紀的一件大事，歷史學家遲早都應該分析其原因、活動和影響。它同中外關繫的各個方面———商業、政治和文化息息相關，因此它的具體情況應該和其他方面一樣考訂出來，並把兩者之間的關繫闡述清楚。”①他寫這篇文章正在於利用掌握的資料，揭示事實，引起更多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在文章的小節，費正清指出，１９ 世紀５０ 年代英美商人為了能在條約口岸買到更多的絲綢和茶葉，必須在口岸外銷售更多的鴉片，以便籌集必要的資金。“由於中國人不買外國制成品，外國商人購買中國產品方便的方法，要麼像１７、１８ 世紀那樣使用帶來的成船的白銀，要麼像１９ 世紀初以來日益普遍的做法那樣，使用成箱的鴉片。”②這樣絲、茶貿易和鴉片貿易就像一個連體嬰兒那樣不可分離，但問題在於前者是合法的，而後者是非法的———１８４２ 年的《南京條約》沒有給予鴉片貿易以法律根據。在接下來的兩個小節中，費正清考察了１８４２—１８５８ 年中英雙方的政策，中國是厲行禁煙，而英方則采取不予支持和保護，實際是放任自流和縱容的政策。但中方的禁止也不是各地都一樣，“禁煙在北方較為得力，特別是京畿地區，一直堅持到較後的日子；在南方各省，鴉片輸入與日俱增，種植鴉片也已經開始，而鎮壓措施卻越來越少”③。在鴉片泛濫，難以禁止的情況下，中國官員開始陸續建議將鴉片作為合法貿易進行征稅。費正清在文章的第四小節對此進行了考察，他指出，個建議征收煙稅的官員是湖廣監察御史湯雲松，時間是１８５１ 年１ 月１６ 日，但這位御史的奏疏未見下文。兩年後張煒、吳廷溥兩位御史上了同樣內容的奏折，這次得到了皇帝和軍機處的重視，但他們的意見未被采納，軍機大臣在答復中強調補救的辦法不是使鴉片合法化，而是更嚴厲地鎮壓。但不久太平軍占領了南京（１８５３ 年３ 月）並席卷東南幾個富庶的省份，造成了清政府的財政危機，於是征收煙稅的問題再次提出並在一些地區得到了部分實施。在文章的第五節，費正清以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四個口岸為例，具體說明了１８５５—１８５８ 年征收鴉片煙稅的情況。１８５３ 年以來盡管北京政府還在強調禁煙，但地方政府為了解決軍餉等財政問題已經開始悄悄地向鴉片征稅，而福州、廈門則更把征稅公開化（１８５７ 年），這些都成為在全國範圍內將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前奏。通過以上分析，費正清在結論部分指出，那種認為１８５８ 年英國強迫清政府使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流行說法是不完全正確的，隻說出了一半事實。另一半事實是“中國人希望通過對鴉片貿易全面征稅，增加收入”，所以“應該承認鴉片貿易也是中國內政問題產生的結果”。①

費正清這篇文章的重大突破在於使用了中文資料，特別是軍機處檔案。在費正清之前，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繫史》一書中也討論過鴉片貿易問題（卷第八章《鴉片問題》、第二十三章《鴉片，１８４２—１８５８》），但馬士完全依靠外文材料，沒有直接使用中文資料，他所使用的一點中文材料來自《北華捷報》（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中國叢報》（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上英譯的清朝文獻的片段，所以在討論中國官方的政策時就顯得比較薄弱。費正清的論文一半是討論１８５３—１８５８ 年中國地方官員如何不執行中央政府的禁煙令而自行征收煙稅的史實，這部分內容在馬士的書中是完全沒有的。利用原始的中文檔案進行近代史研究是費正清的一大特色。這一特色的形成除費正清自己的努力外，更大大得益於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繫主任蔣廷黻的指導與幫助（詳見下一節）。

費正清在寫這篇文章時有關清代對外關繫的重要中文文獻《籌辦夷務始末》已經影印出版。《籌辦夷務始末》是清代官修的對外關繫檔案資料彙編，又稱《三朝籌辦夷務始末》，計道光朝八十卷，文慶等編；咸豐朝八十卷，賈禎等編；同治朝一百卷，寶鋆等編。《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編成之後藏於宮中，均繫手寫稿本，沒有刊刻付印。清朝覆亡後，這三種稿本連同宮中其他檔案均為故宮博物院所有。故宮於１９２９ 年開始陸續將其全部影印出版，為學者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由於《籌辦夷務始末》“１８４２ 年以後很少提到鴉片問題”，費正清寫此文所依據的材“主要來自藏於北京大高殿未出版的軍機處檔案”。① 對此費正清在第六條注釋中做了這樣進一步的說明：“這項資料是從編纂《籌辦夷務始末》的同一檔案中搜集來的，其中有的文件沒有收入《籌辦夷務始末》中。得以使用該項資料，我要十分感謝清華大學的蔣廷黻教授。”②軍機處是清政府的重要機構，對於和它有關的資料蔣廷黻自然不會放過，他在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敘：“清華五年是我一生中快樂的歲月。我乘便可以接觸故宮博物院的檔案。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好些人在故宮博物院抄錄檔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錄下來。故宮中收藏的重要檔案是清代軍機處的。自１８ 世紀３０ 年代起到清代終止為止，軍機處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書處。該處人員管理檔案非常制度化，每天來文均有收發登記，這些來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長的奏折。此外，對皇帝批復的奏折也有專人登記。每件檔案都詳細登錄日期及摘要。這種簡單小心處理檔案的制度，對滿清政府說實在是一種光榮。由於革命和武裝政變在北平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些老衙門的檔案均被棄置，無人管理。有些檔案在北平當廢紙賣。我為清華成噸購買。清華圖書館所存的資料大部分都是清朝軍機處和海軍方面的資料。”③蔣廷黻本人利用這些資料寫了不少文章，是早使用這批資料的中國學者。而在他的指導下費正清則成為利用這一資料早的外國學者。

費正清的這篇論文完成後，發表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１７ 卷第２期（１９３４ 年７ 月）上。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是１９１５ 年由一批中外人士共同在北京發起建立的。１９１６年該會創辦了英文會刊《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期於４ 月出版，以後每個季度出版一期，四期為一卷，１９４１ 年終刊。蔣廷黻在北京期間一直是該刊的編輯。在蔣廷黻的幫助下，費正清的處女作得以在這份英文刊物上發表。此後，費正清又陸續在這份刊物上發表了其他幾篇文章，同樣得到了蔣廷黻的關照。

選自P37-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