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新史學精選二（套裝6冊）

編輯推薦

中西史學思想的比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困難的，是一個謎人又讓人困惑的領域．古往今來的史家大多喜好以自身文化進行歷史解釋，不了解也不願了解其他民族的歷史經驗，把自己的結論當做是超人類的，從而窒息了歷史經化。由此有必要進行比較研究。比較研究無外乎從哲學的與經驗的兩個層面展開。就前者而言．是“能否把‘西方’和‘中國’加以‘同質化’(essentialize)和對立化。因為我們所面對的，不但是一個源遠流長．而且也是多重層面的文化傳統。譬如在中國，單以儒家的傳統為例，就可明顯地看出古典的儒學與產生於宋代以後的理學之間的差別。在西方的史學傳統裡，將著重其歷史哲學的方面，以求找出一個模式來與其他史學思想傳統做比較”。這是一項崇高且難以企及的目標．

內容簡介

新史學精選二（套裝6冊）分別以“納粹屠猶：歷史與記憶”、“觀念的歷史”、“古代科學與現代文明”、“職業歷史學家與大眾歷史學家”、“歷史與歷史學家”、“藝術史與歷史學”主要思想依輯論述。所刊文章均為當今世界史學界*研究成果，這些文章對國內史學研究有一定的借鋻意義。

作者簡介

陳恆，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耿相新，男，1964年6月生，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參加工作，現任全國優秀出版社大像出版社總編輯、中共大像出版社支部書記。自1988年以來，耿相新同志策劃、責編、主編的圖書9次獲得*大獎，11次獲得省級獎。獲*大獎的9種分別為：2004年責編的《鄧小平手跡選》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特別獎；2004年主編的《尋根》雜志獲第三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2003年責編的《朱仙鎮木板年畫》獲第二屆全國優秀藝術圖書獎二等獎；2003年策劃的《中國邊疆通史叢書》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2002年策劃的《中國邊疆經略史》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2002年主編的《尋根》雜志獲第二屆國家期刊獎社科重點期刊獎；1994年責編的《安陽殷墟青銅器》獲1992-1993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1992年責編的《中國史書目提要》獲1988-1991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1992年責編的《中國儒學史》獲1988-1991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此外，2005年責編的《天邊的彩虹》獲“中國美圖書獎”。耿相新總編是河南省同時獲得*三大獎的出版工作者。

《新史學.第八輯》

卷首語PREFACE

宋立宏(Song Lihong)

回顧與展望RETROSPECT AND PROSPECT

納粹屠猶歷史綜述

1945年以來關於納粹屠猶的著述和研究

救援與抵抗

“終解決”

納粹屠猶36條答問

納粹屠猶研究在中國

文化視野中的大屠殺

安妮·弗蘭克及納粹屠猶記憶之前景

納粹屠猶之後猶太人社會心理的變化

重建民族歷史與民族記憶過程中的希伯來語大屠殺文學

宗教和納粹屠猶

基督教神學與納粹屠猶

納粹屠猶中的語言和民族文化

大屠殺與現代性

論壇

文獻與史料

《新史學.第九輯》

《新史學.第十輯》

《新史學.第十一輯》

《新史學.第十二輯》

《新史學.第十三輯》

前言

卷首語
納粹在1941年到1945年間對600萬歐洲猶太人的屠殺，一勞永逸地粉碎了西方理性和文化作為促進普遍寬容的必要手段的迷夢，直接影響到今天人類彼此之間的理解和對世界和平的構想。如此暴行怎麼可能出自一個誕生了歌德、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文明”社會？為什麼當時的一些反納粹國家掌握了尢量納粹屠猶證據但卻遲遲不肯伸出援手？更難理解，在戰後很長時間內，學者們對這一事件的道德和歷史意義保持了奇怪的沉默。
這種情況差不多一直持續到1961年纔發生實質性改變。黨衛軍官僚、”終解決”的主要設計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這一年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以色列的電視轉播不僅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更讓納粹屠猶的幸存者有了站出來說話的勇氣。在學術界，漢娜，阿倫特通過艾希曼審判中提出引起廣泛爭議的“平庸的惡”的觀念強調要區分法律上的犯罪和政治，道德上的責任之問題。本輯中愛蓮心和顧紅亮的文章進一步反思了阿倫特的這個概念。這一事件盡管備受爭議，但產生的國際影響讓人們普遍意識到對納粹屠猶事件進行反思並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本輯中雅布拉姆斯基是以色列納粹屠猶紀念館的資深教育專家她的文章介紹了以色列官方目前講授納粹屠猶歷史的教學原剛．卷首語

納粹在1941年到1945年間對600萬歐洲猶太人的屠殺，一勞永逸地粉碎了西方理性和文化作為促進普遍寬容的必要手段的迷夢，直接影響到今天人類彼此之間的理解和對世界和平的構想。如此暴行怎麼可能出自一個誕生了歌德、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文明”社會？為什麼當時的一些反納粹國家掌握了尢量納粹屠猶證據但卻遲遲不肯伸出援手？更難理解，在戰後很長時間內，學者們對這一事件的道德和歷史意義保持了奇怪的沉默。

這種情況差不多一直持續到1961年纔發生實質性改變。黨衛軍官僚、”終解決”的主要設計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這一年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以色列的電視轉播不僅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更讓納粹屠猶的幸存者有了站出來說話的勇氣。在學術界，漢娜，阿倫特通過艾希曼審判中提出引起廣泛爭議的“平庸的惡”的觀念強調要區分法律上的犯罪和政治，道德上的責任之問題。本輯中愛蓮心和顧紅亮的文章進一步反思了阿倫特的這個概念。這一事件盡管備受爭議，但產生的國際影響讓人們普遍意識到對納粹屠猶事件進行反思並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本輯中雅布拉姆斯基是以色列納粹屠猶紀念館的資深教育專家她的文章介紹了以色列官方目前講授納粹屠猶歷史的教學原剛．

由於所有納粹屠猶幸存者到2025年前幾乎都將相繼辭世，目前有關納粹屠猶的搜集歷史證據工作已刻不容緩——盡管眼下已轉向將口述證據影像化和數碼化。畢竟，確立史實是任何進一步反思的基礎。因此．本文集開始的幾篇文章旨在釐清納粹屠猶的歷史、德國反猶主義的背景、何為“終解決”“及當時救援和抵抗工作的可能性。吉爾伯特的文章更是高屋建瓴地綜述了1945年以米黃於納粹屠猶的著述和研究．為後學穿越這一學術密林提供了權威指引。

納粹屠猶是由無數個體的經歷、態度、反應和困境組成的但其獨特之處在於．它又遠遠不是這些個體的總和。換言之．我們無法僅僅透過其中任何—個組成部分而令人滿意地解釋過一生無前例的事件。唯有多視角、多方位的回望和反思，庶幾突出其立體的面相。接下來幾篇文章就分別從史學史、文學、宗教、基督敷神學等角度探討了納粹屠猶。其中羅森菲爾德通過剖析人們戰後所塑造的安妮弗蘭克的形像，讓世人警醒記憶納粹屠擾本身的歷史準確性和道德責任感．張倩紅則考察了納粹屠猶對擾太人心態造成的衝擊和影響．鐘志清探討了以色列的希伯來語作家在二戰結束後如何克服心理障礙與文學表達的艱難和局限．由此審視了文學在重鑄民族歷史與民族創傷記憶的過程中的作用.而梅德剛指出，通過荼毒日常生活用語和操縱民族文化．納粹分子找到了有效的宣傳武器．這種武器對於鼓動仇恨、制造使納粹屠猶成為現實的心態起了很大作用．

反猶主義並沒有髓著納粹的戰敗而退出歷史舞臺其病毒如今已經發生了變異，這就是否認納粹屠猶的出現。盡管承認納粹屠猶與否是對當代人良知的起碼考驗，但在沒有發現顯著有效的“解毒劑”的時候或許隻有寄希望於真理、誠實和理性的自我批評終將獲得勝利。納粹屠猶當然是猶太民族的悲劇，但也應當看到，這不僅僅是猶太民族的悲劇除猶太人外，另有550萬其他平民，包括吉普賽人、波蘭知識分子、同性戀者、耶和華見證派成員、蘇聯戰俘等，也在納粹暴政之下慘遭屠戮。本輯中吉勒斯提供了了解這些人處境的個案研究，納粹對待猶太人的態度因之有了一種參照。此類人為暴行的犧牲者il在同一時期出現在遠東、盡管南京大屠殺就規模與影響而言，難以與納粹屠猶相提並論但兩者面對的許多問題不乏相通之處。如何在今天向後代講述苦難的過去。如何對待留下心靈創傷的記憶？乃至如何找到有效方法對付日益高漲的否認大屠殺行為之浪潮？納粹屠猶紀念中心的研究人員梳理出的36個人們想知道的有關納粹屠猶的問題，也許能為我們怎樣牢記歷史、怎樣普及大屠殺知識提供啟示．

本輯論文之編輯源於2005年8月由南京大學猶太文化研究所徐新教授主持召開的“納粹屠猶和南京大屠殺同際研討會”。該會議邀請同際研究納粹屠猶專家和中國研究侵華日軍暴行，特別是南京大屠殺問題專家進行對話，研討與納粹屠猶和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問題，將二戰中亞洲和歐洲屠殺暴行聯繫在一起，通過相互探討和交流．比較和分析．有助於對人類屠殺暴行的研究和認識，同時這一活動也是對二戰勝利60周年的一種有意義的紀念。

我們要特別感謝會議的共同倡導者和主辦方歐盟納粹屠猶教育行動委員會(TaskForce)和倫敦猶太文化中心(LontlonJewishCulturalCentre)所提供的幫助：我們還要特別感謝TheSkirballFoundation在南京大學猶太文化研究所設立的猶太文化研究對本項目編輯工作的支持；感謝JeroldGotel給予編輯工作的建議和幫助：感謝納粹屠猶美國紀念博物館(TheUnitedStatesHolocaustMemorialMuseum)的BentonM．Arnovitz,WilliamFMeinecke和StevenF．Sage博士幫助解決了一些論文的版權，並對譯文提出了建議。同時，本論文集作為*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反猶主義：歷史與現實”（南京大學徐新教授主持）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編輯和出版標志著該項目一個階段性成果的完成，特此說明。

宋立宏

2007年7月

在線試讀

觀念的力量
1939年的嚴秋，奧登（W.H.Auden）離開英國來到美國，他坐在曼哈頓的四十二街上苦思冥想：“那些聰明的希望吐出這個卑下虛偽的十年。”①那時他看到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中表現得同樣不可靠，雙方獨裁者談論著“陳詞濫調”，而這些對幾千年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流亡的修昔底德”來說實在熟悉不過了。奧登告誡自己的讀者“世上沒有國家這東西，也無一人孤獨地存在”，並叮囑他們“我們必須相愛或者死去”。政治觀念似乎隻是一個可以容納數百萬人的墳墓。
盡管奧登的消極政治觀代表著他那一代大部分人的想法，不過他也承認觀念能控制和改變個人的所思所想。雖然共產主義有所削弱，但它將權力和一致性作為政治綱領的思想仍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納粹的罪行則更多直接來源於早幾代德國人的思想觀念，歷史學家可以追溯出那些曾陷害他們的事實：“精湛的學問能夠揭示出全部的傷害，從路德直到如今，把文化逼得瘋狂。”奧登還辨析出“巨大的心像”造就了“精神變態的神”。作為詩人，奧登是敏銳的，他關於納粹的獨特觀點可看作是德國知識傳統的———他們偏離了16世紀早期馬丁路德的思想，缺乏理性，更多地投身於盟軍宣傳而不是歷史研究。奧登對思想程式的看法，比如強迫建立一個血統純正並附帶建於東方的人力儲備庫的德國，這些所謂納粹建國的基本原則，在過去的二十年已被歷史研究證實。
西方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臻於成熟，他們反對野蠻地對待一繫列問題。其中一部分人就像奧登早年以為的那樣，面對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得出了資本主義將會滅亡的結論，並宣稱自己堅持馬克思主義或另一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另外一部分人則恐慌於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競爭對手的大清洗以及烏克蘭饑荒的消息，或多或少地都投身於排斥對自由民主做出承諾的馬克思主義。一些人認為法西斯主義式新能源和新社會秩序可以拯救西方世界。另有一些人對觀念的特定程式辯護，聲稱他們能提供過去和未來社會以及歷史的關鍵。還有一部分人，如喬治奧威爾則提出另一種想法：自由思想是關鍵的。普通人要從“散發著臭味的所謂的正統觀念”（smellylittleorthodoxies）中獲取保護並對其認同。對這些所有人而言，觀念關乎存在。
不過，當時大部分歷史學家排斥觀念在歷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觀點。當時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比如羅納徳賽姆（RonaldSyme）當年徹底改革了羅馬歷史的研究狀況；又如裡維斯納米爾（LewisNamier）對18世紀英國政治的研究也做了同樣的革新，他堅持認為在日復一日促進政局形成的鬥爭中，觀念隻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當時觀念史學家數量很少，甚至是其中一部分人，如劍橋學者希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butterfield）也認為政治史塑造了他所研究學科的核心；而年輕學者像克裡斯多夫希爾（ChristopherHill）則從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論，他認為不是觀念創造，而是作為基礎的生產關繫對社會和歷史的形態起著決定作用。正如我們將會看到在這一章，在法國、美國和德國，學者們已經在研究工作中制定出寫作觀念史（historyofideas）的新途徑，他們這些新的研究模式後來逐漸成為專業歷史實踐的一部分。

觀念的力量

1939年的嚴秋，奧登（W.H.Auden）離開英國來到美國，他坐在曼哈頓的四十二街上苦思冥想：“那些聰明的希望吐出這個卑下虛偽的十年。”①那時他看到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中表現得同樣不可靠，雙方獨裁者談論著“陳詞濫調”，而這些對幾千年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流亡的修昔底德”來說實在熟悉不過了。奧登告誡自己的讀者“世上沒有國家這東西，也無一人孤獨地存在”，並叮囑他們“我們必須相愛或者死去”。政治觀念似乎隻是一個可以容納數百萬人的墳墓。

盡管奧登的消極政治觀代表著他那一代大部分人的想法，不過他也承認觀念能控制和改變個人的所思所想。雖然共產主義有所削弱，但它將權力和一致性作為政治綱領的思想仍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納粹的罪行則更多直接來源於早幾代德國人的思想觀念，歷史學家可以追溯出那些曾陷害他們的事實：“精湛的學問能夠揭示出全部的傷害，從路德直到如今，把文化逼得瘋狂。”奧登還辨析出“巨大的心像”造就了“精神變態的神”。作為詩人，奧登是敏銳的，他關於納粹的獨特觀點可看作是德國知識傳統的———他們偏離了16世紀早期馬丁路德的思想，缺乏理性，更多地投身於盟軍宣傳而不是歷史研究。奧登對思想程式的看法，比如強迫建立一個血統純正並附帶建於東方的人力儲備庫的德國，這些所謂納粹建國的基本原則，在過去的二十年已被歷史研究證實。

西方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臻於成熟，他們反對野蠻地對待一繫列問題。其中一部分人就像奧登早年以為的那樣，面對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得出了資本主義將會滅亡的結論，並宣稱自己堅持馬克思主義或另一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另外一部分人則恐慌於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競爭對手的大清洗以及烏克蘭饑荒的消息，或多或少地都投身於排斥對自由民主做出承諾的馬克思主義。一些人認為法西斯主義式新能源和新社會秩序可以拯救西方世界。另有一些人對觀念的特定程式辯護，聲稱他們能提供過去和未來社會以及歷史的關鍵。還有一部分人，如喬治奧威爾則提出另一種想法：自由思想是關鍵的。普通人要從“散發著臭味的所謂的正統觀念”（smellylittleorthodoxies）中獲取保護並對其認同。對這些所有人而言，觀念關乎存在。

不過，當時大部分歷史學家排斥觀念在歷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觀點。當時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比如羅納徳賽姆（RonaldSyme）當年徹底改革了羅馬歷史的研究狀況；又如裡維斯納米爾（LewisNamier）對18世紀英國政治的研究也做了同樣的革新，他堅持認為在日復一日促進政局形成的鬥爭中，觀念隻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當時觀念史學家數量很少，甚至是其中一部分人，如劍橋學者希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butterfield）也認為政治史塑造了他所研究學科的核心；而年輕學者像克裡斯多夫希爾（ChristopherHill）則從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論，他認為不是觀念創造，而是作為基礎的生產關繫對社會和歷史的形態起著決定作用。正如我們將會看到在這一章，在法國、美國和德國，學者們已經在研究工作中制定出寫作觀念史（historyofideas）的新途徑，他們這些新的研究模式後來逐漸成為專業歷史實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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