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一
《南明史》一百二十卷,錢海嶽撰。錢海嶽(一九○一—一九六八),字騰英,江蘇無錫人。父麟書,字史纔,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舉人,任潁州府通判,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調績溪知縣,後受聘協修清史。
錢海嶽幼秉家學,十餘歲即以駢文名鄉裡,被當時名宿譽為‘奇纔’。其自述求學經歷時說:“予少有大志,束修以來,欲盡讀天下奇書,交天下奇士,窮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業。四歲識字,七歲為詩文,九歲卒九經,十六極諸史,泛濫百家,兼及鞮譯像寄。俛仰公卿士大夫間,歷知於馮蒿庵、樊樊山、王晉卿、秦宥橫、林畏廬、趙次山、張季直、梁任公諸先生。”(《海嶽遊記自敘》)一九二五年,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政經科。翌年南下廣州,參加北伐,經邵力子介紹,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秘書,後在國民政府多個部門任職,所從事者多為案牘文書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隨國民政府西遷,任開國文獻館專門委員。一九四三年赴新疆,任新疆女子學院院長兼中文繫教授。一九四八年返南京,仍在開國文獻館任職。一九四九年回無錫,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同年七月,學校改名為無錫中國文學院,任教務長。一九五○年七月,參加華東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結業後當選為民革蘇州市委員、政協江蘇省委員。一九五六年,調江蘇省博物館。一九六○年,調南京圖書館,主持《江蘇通志稿》整理工作;同時應郭影秋之聘,在南京大學歷史繫兼授南明史。一九六八年一月,被迫害致死。“文革”後,平反昭雪。
錢海嶽著作豐贍,除《南明史》外,尚有《哀蟬落葉集》、《海嶽文編》、《海嶽遊記》、《能史閣文集》、《渙花樓詩集》、《明清故宮詞》、《重修清史商榷》、《吳越國故跡考》、《禹跡考》、《訂補歷代州域形勢》等刊行。
二
十九世紀中葉後,清廷積弱,列強入侵,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迨至季清,知識分子特別是國粹派提出,欲救中國,必先排滿,“唯有保國保種排異族而已,不能脫滿清之羈絆,即無以免歐族之侵陵,居今日而籌保種之方,必自漢族獨立始”(劉師培《中國民族志》)。他們因而為明末死節之士立傳,刊布紀錄南明史事的著作,以表彰民族氣節,“蓋讀此等書者,皆有故國河山之感,故能不數年間,光復舊物,弘我新猷。回顧順、康、雍、乾諸朝,出其暴戾雄鷙之力以從事於摧殘禁毀者,方知其非無故也。民國既建,海上有《痛史》之刻,有《明遺民》之作,方期此等巨制,日出不匱,俾得彙輯叢殘,完成信史。詎料十餘年來,此風日就衰歇,蓋群眾心期,往往隨一時之風氣,而非思千秋之絕業也”(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朱氏此序作於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三個月後,日本入侵,東三省淪喪,民族危亡,情狀恰與南明政局類似。當時史學界又重新掀起研究南明的熱潮,將滿腔孤憤寄托於此段歷史之研究,希望能從中探索和總結經驗教訓,找到民族救亡之路。
民國初年,錢麟書應清史館之聘協修《清史》,海嶽隨侍在京,得與史館中馮煦、柯紹忞、繆荃蓀、吳士鋻、陳伯陶諸老遊。眾人語之曰:“明自南渡後,安宗、紹宗、昭宗、監國魯王,下既臺灣賜姓之亡,疆土萬餘裡,首尾四十年,其間興亡治亂、戰守攻取、得失乘除之跡,禮樂征伐、刑賞黜陟之政,忠臣義士杖節死綏、殊功韙德非常之行,庸人僨國、驕將悍卒、梼杌嵬瑣兇慝之狀,斟鄩斟灌之遺,板蕩黍離之際,宜有專史綴述其事。而前史仍忌諱之私,不為紀傳;稗乘沿耳食之訛,多所舛午。口譚浸失,文獻無征,倘能網羅放失,整齊舊聞,勒為一書,以附季漢、西魏、續唐、南唐、南漢、南宋之列,此名山業也。子其念哉!”(《義例》)錢海嶽受此啟發,開始廣為收集南明史料,先盡家中所藏,繼之或購諸書攤,或鈔諸內府黃案及故家書庫,歷時廿年,積之十餘簏,始排比經緯,從事撰述南明四十年之通史,時為一九三一年。錢海嶽曾說:“明南渡三帝……傳略而不詳……蓋《清史》主清,例難詳明,若必欲一一詳備,則別為《後明史》可也。”(《重修清史商榷》)“《後明史》”者,《南明史》也。
在撰寫過程中,曾與朱希祖探討體例,並承借閱秘籍。錢海嶽說:“嘗晤朱君希祖……相與往復,上下其議論,並承假史材,頗窺羽陵酉陽之秘。……發凡起例,以次筆削,觕有規模。”(《義例》)而當時有意撰《南明史》者,朱希祖、柳亞子等著名學者甚負時望。朱希祖秉其師章太炎之命,研究南明歷史,曾寫《編纂南明史計劃》書,其致力於南明史之工夫,可謂精深(參見《晚明史籍考序》),然亦有“自清乾隆禁毀明季史籍以來,學者欲撰輯《南明史》者,輒嘆史料之難得”之語(《稿本魯之春秋跋》)。及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朱希祖始“擬閱南明史,先融其全局史事,以備撰《南明史》,亦作筆記以記心得。時搜集南明史料,已至七百餘種,方有意於《南明史》之撰著,而盧溝橋事變亦將作矣”(朱偰《朱君逖先先生年譜》)。可惜亂後九徙流離,未竟所志。卒後,吳稚暉挽聯中有“人間遽失先生,從此南明無史”之嘆。柳亞子對南明史之研究亦可謂矢志不渝,早年搜羅南明史籍,迨及撰寫之際,卻遭戰亂。其致朱蔭龍書曰:“《南明史》宿願,一阻於太平洋戰役,再阻於湘桂撤退,然此身一日不死,此心亦一日耿耿不忘。”田漢贈詩有“避地香港島,將寫《南明史》”之語(《歌柳亞子》),可惜晚年病廢,《南明史》之修纂終成遺憾。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錢海嶽隨國民政府西遷至重慶,供職於開國文獻館,《南明史》草稿“以在行笈,幸未散佚”(《義例》),得以日就搜集材料,整理叢殘,編摩體例,考訂史實,終於崇禎甲申三百年後的一九四四年完成《南明史》一百卷。書成之後,頗為學者所關注。一九五○年十月,柳亞子專程到無錫拜訪錢海嶽,向其借閱《南明史》稿本,回京後抄錄一份。此抄本今藏中華書局圖書館。有齊燕銘題記:“此繫柳亞子先生從原稿抄錄。亞子先生逝世後,柳夫人舉以為贈,茲以貽中華書局收藏。”是年鼕,謝國楨在柳亞子處見到此書,即著錄於《增訂晚明史籍考》中,並摘錄《義例》數條。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顧頡剛至蘇州拙政園,“看錢海嶽《南明史》”(顧頡剛《日記》)。
錢海嶽在《義例》中說,清初文網森嚴,屢興文字大獄,且又禁毀數十次,致使“三朝史料及詩文有涉者,蕩然無存,即有故家鈔本,子孫亦多懼禍,眢井魚腹,隱匿不出,以致淹沒者伙矣”,由是作者希望“海內大雅君子聞聲肸蠁,有以此三朝之政跡文章以及家乘軼事可以證明、可以糾繆、可以增益而歸於邃密者見餉,庶幾隨時修訂”,所以書雖初成,而修訂工作卻一日不曾停歇。錢海嶽整日埋頭於《南明史》體例的完善、數據的增補以及史實的考證,特別是調入江蘇省博物館和南京圖書館工作後,得以接觸更多珍貴史料,“館中藏書豐富,隨手補充,更為完備”(顧頡剛《題跋》)。一九六三年,謝國楨往南京訪書,曾至錢海嶽家拜訪,稱其“治學之勤,老而彌篤;修訂史稿,用力不輟”(《增訂晚明史籍考》)。據朱偰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記載,當日下午往南京圖書館山西路分館校對地方志卡片目錄,遇錢海嶽,謂“渠猶在孜孜不倦整理《南明史》”。直到“文革”開始,錢海嶽被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家被抄,稿遭查,修訂工作乃終止。
三
所謂南明,通常指明亡後南京福王弘光、福州唐王隆武、肇慶桂王永歷及紹興監國魯王諸政權。昭宗於永歷十六年即為清廷所殺,之後臺灣鄭氏猶奉永歷年號,直至永歷三十七年(暨康熙二十二年)。是年八月,清兵攻取臺灣,明故延平王鄭成功之孫克塽以明宗室諸王降清,“明朔始亡”(徐鼒《小腆紀年》卷二十)。如此算來,南明就有四十年歷史。錢海嶽在《義例》裡說到:“明自威宗殉國,安宗、紹宗、昭宗相繼踐祚,大統未墜。……及永歷十六年黃屋蒙塵,已無寸土而猶書者,援《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也。臺灣沿其正朔而猶書者,援《春秋》終‘獲麟’、《左傳》附‘悼之四年’例也。”其它老輩學者如朱希祖、柳亞子、謝國楨等,也均持南明四十年之說,與錢海嶽之見解相同。
錢海嶽按照傳統的紀傳體通史之例撰著《南明史》,為本紀、志、表、列傳四部分。一九四四年百卷本初成之時,即撰《義例》一文——義指義法,例指體例——說明作史原則。而在整理《南明史》之初,錢海嶽亦曾為《清史稿》重修事撰《重修清史商榷》一書,認為“作史之要,首重體例”,並對重修《清史稿》提出六條建議。而這六條建議,也正是錢海嶽撰著《南明史》的依據,茲將《重修清史商榷》與《義例》分述如下:
一曰網羅放失。《重修清史商榷》曰:“既求史料於檔案,更當廣及各省案卷,官修之省府廳州縣志……采取名人私家著作碑傳,尤重僻遠。”《義例》曰:“本史立傳,一以黃、王、顧、錢諸書為指歸,裡居班品,則以方志、家集、碑傳為依據。”其“引用書目”所列圖書達三千四百餘種,有專記、稗乘、檔案、別集、年譜、家傳、方志等,可謂宏富。
一曰先成表志。《重修清史商榷》曰:“作史重表志,古人作史,先表志而後紀傳,後世則否,先後倒置,難易懸殊……必先成表志,後列傳,終以本紀。……志為一代成憲,當世借鋻孔急,而法令昭中外,典籍陳源委,縋幽索隱。”《義例》曰:“志以鋪政體,表以譜年爵,史公創之,蓋所以救紀傳之窮,史之極則也。……今就歷、禮、選舉、食貨、兵、藝文、諸王、功臣、外戚恩澤侯、宰輔、七卿分立志表,藉存一時掌故。”謝國楨評曰:“明室南遷,戎馬倉皇,民族鬥爭,史有足征;而典章制度、經濟基礎則難以搜檢,著者能於紀傳之外,撰為志表,用意可謂至善。”(《增訂晚明史籍考》卷九)
一曰辨別是非。《重修清史商榷》曰:“善言《春秋》者,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固不必斤斤於此褒彼貶……作史者,必使前代不白之冤予以昭雪,使前代未著之奸加以锧鈇,不得視史為酬應舞文之具,首在辨別是非,一秉大公,誅奸諛於已死,發潛德之幽光。”《義例》曰:“(南明史事)有考而知其梗概者,有考而正其謬誤者,有考而悉一人始末者,然其中郢書燕說,不一而足,繫影捕風,所在皆是。”故曰:“平心以察之,言之發或有所因,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不能無激,則非他書不能具,故凡黃、王、顧、錢諸書之難詳者,則以他書校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則以所得於黃、王、顧、錢諸書者裁之。參互推勘,正其舛錯,刪其煩蕪,補其闕失,必歸至當至信而後敢存。”又曰:“惟所聞異詞,所傳又異詞,務必鑿鑿有據,方始摭拾。至於諛言單詞,或過為抑揚者,則概不錄。”又曰:“作史不嫌謹嚴,蓋存是非之公,褫奸邪之魄,大勸懲之義也。奸叛諸臣,故不可不著,而前史痛惡其人,每將其狀散入各傳,而削其名。……今援《春秋》書齊豹盜、三畔人名之例,悉為大書特書,庶幾存千秋之鐵案,不使逃斧鉞之誅焉。”
一曰破除忌諱。《重修清史商榷》曰:“作史用《春秋》之直筆,有時雖亦兼詩人之微婉……而為指實計,則不如直筆之為顯。”《義例》曰:“自古以本朝而修前朝之史,偏袒阿私所在不免。本史於三朝文武、志士、遺民苟有所見者,無不立傳。……在清以為寇盜,而不能言不敢言者,今則褒貶予奪,一秉大公。凡當日翟義之心,陳琳之檄,無不源源本本,殫見洽聞。俾孤忠大節,不使含恨泉壤;黃馘青磷,不隨劫灰同盡。”又曰:“忌諱之處,經清代點竄者,今悉照原本改正,庶存其真。”又曰:“史家之法,毋以己意棄取,第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
一曰講求義法。《重修清史商榷》曰:“義,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易之所謂言有序也。作史,義以為經,法以為緯,蓋必文省而義明,例簡而法精,熟於詳略虛實體要,乃為成體之文。……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必具首尾,旁見者悉著,俾千百世後案而如睹其人,其妙處即在於因此見彼。”《義例》曰:“紀舉一時政令大綱,傳止一人一事。《春秋》依經立傳,故傳不嫌其詳;褒貶袞鉞,故紀必求詞簡。然起兵者則書,大倡義也;殉難者則書,貴死事也;來歸者則書,獎反正也;叛降者則書,誅逆亂也;封拜者則書,重爵命也。然其人不可勝紀,則擇其人冠之;時日不可備考,則連類及之;封拜太煩,則擇五等宰輔七卿有關時運者及總督繫方面之重者為斷,省文也。”
一曰潤色詞筆。《重修清史商榷》曰:“史者固在顯微闡幽,若但知折衷至當,筆削謹嚴,是堯舜而非桀紂,而不潤色以詞,則等於市儈之記簿,明則明矣,何以使觀者興起,故史載事,事必藉文以傳。”《義例》曰:“作史固貴筆削,而尤尚文字。……晚近以來,文字不講,海內即有纂述,大抵詞煩意殺,汗漫無紀,此僅為甲乙之紀簿,未克當大雅之著作。本史深矯其失,行文一歸典正。”
除此六點之外,錢海嶽在南明史中還體現出“《春秋》大義”的民族思想。《義例》曰:“本史一本天王正統,三朝悉為本紀,凡即位必書,崩必書,天文災異必書。”另將監國魯王納入本紀,則曰:“或謂監國魯王時,閩、粵有君如贅疣,然則本紀何在?昔北魏之亡,分為東西;梁室未亡,蕭詧自立,史不得略並帝者且然;矧魯王守監國之虛懷,無自主之驕志,諸臣奉之滇京,命之海上,旌旗東南響應,其事尤多,皆不得附見二朝者,故進諸。惟正朔仍繫隆、永,蓋所以存二朝之正統,辨名正位,扶統立極之義也。”又曰:“本史於嚴華夷,辨正閏,別名分,植綱常,則尤兢兢,蓋欲使人人曉然於亡國之痛,懍然於名節之防,庶幾正人心而維世道。”又曰:“尊王攘夷之旨,天理人心之正也。”這一點,明顯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同時也體現了作者撰作此書的目的。
四
經過二十餘年的修訂,《南明史》已由原來的一百卷增加至一百二十卷,錢海嶽復謄清一份。然而,“書方成而‘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以其曾表章鄭成功,被誣為宣傳蔣介石反攻大陸,拉之至明孝陵,從上推之下,遂跌死”(顧頡剛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日記),時為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一百二十卷《南明史》的草稿與謄清稿亦同時被查抄,下落不明。
一九七一年四月,顧頡剛承周總理命主持“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十三日作《整理國史計劃書》,曰:“清代滿族統治者為要湮沒漢族人民的民族意識,對於入關後十八年的南方漢人政權竭力抹煞,致《明史》中記載寥寥,無從見到民族鬥爭的事實,但漢族的零星記載尚多流傳。清亡以後,如柳亞子等甚思作繫統的整理,終未如願。錢海嶽獨竭數十年的精力,編成紀傳體的《南明史》百數十卷,足備一代文獻。隻因他不喜社會活動,所以知道這部新史的人極少。他已於前數年去世,稿本在寧在錫不可知,須派員前往查詢。”當時即提議:“如能覓得,應置《明史》之後。”兩個月後,錢海嶽的外拜訪顧頡剛,顧頡剛纔知道“文革”中“江蘇文管會中分兩派,六九年(按,當為六七年之誤)兩派鬥爭,錢海嶽竟成犧牲品,被掖至明孝陵推下跌死。其《南明史》鈔有復本,兩派各取其一,其下落遂不可問”(顧頡剛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日記)。
十年浩劫後,錢海嶽家人多方努力,終於找回了這部錢海嶽付諸一生心血的《南明史》。可惜謄清稿僅存前九十六卷,所幸後二十四卷的草稿也保存下來,兩者相配,適為一百二十卷。今藏錢海嶽女婿堵仲偉處。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堵仲偉拜訪顧頡剛,出示《南明史稿》“目錄”及“引用書目”,顧頡剛當天作題跋雲:“餘當一九七一年四月,承周總理命,主點校‘二十四史’,參加出版會議,即曾提出尋求此書,次於《明史》之後、《清史稿》之前。時同人以為應俟‘二十四史’點校完成後再議。今全書已完成矣,此稿適出,其當與國家出版局及中華書局主事者等商之。”三日,堵仲偉把《南明史稿》全部送到顧頡剛家。四日,顧頡剛囑王煦華清點,計三十三冊,三千三百多頁,“加以整理,真一大工程”(當天日記)。十三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予之心事有三部書當表章:一、吳燕紹《清代蒙回藏典彙》,二、孟清繫通紀》,三、錢海嶽《南明史稿》。因與煦華談之。他日有便,當更與胡喬木院長言也。”這三部書,正是顧頡剛在《整理國史計劃書》中提出需要尋找的三部遺稿。與此同時顧頡剛與中華書局商談出版事宜,據顧頡剛日記記載,五月九日“中華書局趙守儼、吳樹平來,商出版《南明史稿》事”,然而此書“是否由中華書局編印,守儼表示要在局內開會決定”,趙守儼所謂的“局內開會決定”的結果如何,我們沒有找到確切的文字記載。不過中華書局當時即請人將《南明史》後二十四卷的草稿進行了謄抄(謄抄件今存中華書局)。
五
《南明史》資料詳贍,體例完整,所列傳主近兩萬人,可稱宏富,這為紛繁蕪雜的南明歷史提供了一份繫統的基本數據,可供“治晚明史者參考”(錢海嶽《自識》);同時,為“不沒錢氏以四十餘年之精力完成此稿之苦心”(顧頡剛《題跋》),二○○三年十月,中華書局聯繫堵仲偉先生,決定整理出版《南明史》,即得到堵仲偉及錢海嶽家屬的大力支持。茲將整理情況分述如左:
底本。《南明史》今存一百卷本和一百二十卷本兩種版本。一百卷本之錢氏稿本未見,僅存柳亞子藏過錄本,現藏中華書局圖書館。一百二十卷本則是在一百卷本基礎上增補而成,然其謄清稿僅存前九十六卷,其後二十四卷則為草稿,合之適成全帙。此次整理,即以此“成全帙”的一百二十卷本為底本。
整理。此次整理,做了以下工作:一標點,采用現代規範全式標點符號,標注專名線;二分段,原稿內容基本接排,為方便讀者使用,按文意做了分段處理;三改正錯字,此書為作者遺稿,就其前九十六卷的謄清稿而言,也非終定稿(參見書影二),而後二十四卷草稿,更是字跡潦草,多有塗改增刪處(參見書影三、四)。故此次整理,我們僅對極少數明顯的因形近而致誤之字作了改正,其餘都按原文,不作更改。
書名。錢海嶽撰著此書前,擬名為《後明史》(《重修清史商榷》);一百卷本成,名曰《南明史》;及增至一百二十卷,又改名《南明史稿》,蓋錢海嶽擬再作修訂,故有此名。然數十年來,柳亞子、謝國楨、顧頡剛等皆稱此書為《南明史》。今整理出版,亦徑稱《南明史》。
目錄。底本卷首有總目錄,各卷卷首亦有分卷目錄,總目錄為分卷目錄之總合,分卷目錄是根據正文內容依次編制的。其中偶有有目無文或有文無目者,是皆作者在對正文內容作增刪後未及重新寫定目錄所致。此次整理,我們按照正文,重新編制了分卷目錄及總目錄。
避諱。作者所參考之文獻,除方志外,絕大多數屬於晚明人或者明遺民的著作,其間多有避明神宗翊鈞、光宗常洛、熹宗由校、思宗由檢、安宗由崧之諱,故“鈞”、“常”、“校”、“檢”、“松”諸字改作了“均”、“嘗”、“較”、“簡”、“嵩”。而作者在撰著此書時多從之,未作統一,為保留原書狀貌,我們一律保留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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