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一
《南明史》一百二十卷，錢海嶽撰。錢海嶽（一九○一—一九六八），字騰英，江蘇無錫人。父麟書，字史纔，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舉人，任潁州府通判，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調績溪知縣，後受聘協修清史。
錢海嶽幼秉家學，十餘歲即以駢文名鄉裡，被當時名宿譽為‘奇纔’。其自述求學經歷時說：“予少有大志，束修以來，欲盡讀天下奇書，交天下奇士，窮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業。四歲識字，七歲為詩文，九歲卒九經，十六極諸史，泛濫百家，兼及鞮譯像寄。俛仰公卿士大夫間，歷知於馮蒿庵、樊樊山、王晉卿、秦宥橫、林畏廬、趙次山、張季直、梁任公諸先生。”（《海嶽遊記自敘》）一九二五年，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政經科。翌年南下廣州，參加北伐，經邵力子介紹，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秘書，後在國民政府多個部門任職，所從事者多為案牘文書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隨國民政府西遷，任開國文獻館專門委員。一九四三年赴新疆，任新疆女子學院院長兼中文繫教授。一九四八年返南京，仍在開國文獻館任職。一九四九年回無錫，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同年七月，學校改名為無錫中國文學院，任教務長。一九五○年七月，參加華東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結業後當選為民革蘇州市委員、政協江蘇省委員。一九五六年，調江蘇省博物館。一九六○年，調南京圖書館，主持《江蘇通志稿》整理工作；同時應郭影秋之聘，在南京大學歷史繫兼授南明史。一九六八年一月，被迫害致死。“文革”後，平反昭雪。
錢海嶽著作豐贍，除《南明史》外，尚有《哀蟬落葉集》、《海嶽文編》、《海嶽遊記》、《能史閣文集》、《渙花樓詩集》、《明清故宮詞》、《重修清史商榷》、《吳越國故跡考》、《禹跡考》、《訂補歷代州域形勢》等刊行。
二
十九世紀中葉後，清廷積弱，列強入侵，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迨至季清，知識分子特別是國粹派提出，欲救中國，必先排滿，“唯有保國保種排異族而已，不能脫滿清之羈絆，即無以免歐族之侵陵，居今日而籌保種之方，必自漢族獨立始”（劉師培《中國民族志》）。他們因而為明末死節之士立傳，刊布紀錄南明史事的著作，以表彰民族氣節，“蓋讀此等書者，皆有故國河山之感，故能不數年間，光復舊物，弘我新猷。回顧順、康、雍、乾諸朝，出其暴戾雄鷙之力以從事於摧殘禁毀者，方知其非無故也。民國既建，海上有《痛史》之刻，有《明遺民》之作，方期此等巨制，日出不匱，俾得彙輯叢殘，完成信史。詎料十餘年來，此風日就衰歇，蓋群眾心期，往往隨一時之風氣，而非思千秋之絕業也”（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朱氏此序作於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三個月後，日本入侵，東三省淪喪，民族危亡，情狀恰與南明政局類似。當時史學界又重新掀起研究南明的熱潮，將滿腔孤憤寄托於此段歷史之研究，希望能從中探索和總結經驗教訓，找到民族救亡之路。
民國初年，錢麟書應清史館之聘協修《清史》，海嶽隨侍在京，得與史館中馮煦、柯紹忞、繆荃蓀、吳士鋻、陳伯陶諸老遊。眾人語之曰：“明自南渡後，安宗、紹宗、昭宗、監國魯王，下既臺灣賜姓之亡，疆土萬餘裡，首尾四十年，其間興亡治亂、戰守攻取、得失乘除之跡，禮樂征伐、刑賞黜陟之政，忠臣義士杖節死綏、殊功韙德非常之行，庸人僨國、驕將悍卒、梼杌嵬瑣兇慝之狀，斟鄩斟灌之遺，板蕩黍離之際，宜有專史綴述其事。而前史仍忌諱之私，不為紀傳；稗乘沿耳食之訛，多所舛午。口譚浸失，文獻無征，倘能網羅放失，整齊舊聞，勒為一書，以附季漢、西魏、續唐、南唐、南漢、南宋之列，此名山業也。子其念哉！”（《義例》）錢海嶽受此啟發，開始廣為收集南明史料，先盡家中所藏，繼之或購諸書攤，或鈔諸內府黃案及故家書庫，歷時廿年，積之十餘簏，始排比經緯，從事撰述南明四十年之通史，時為一九三一年。錢海嶽曾說：“明南渡三帝……傳略而不詳……蓋《清史》主清，例難詳明，若必欲一一詳備，則別為《後明史》可也。”（《重修清史商榷》）“《後明史》”者，《南明史》也。
在撰寫過程中，曾與朱希祖探討體例，並承借閱秘籍。錢海嶽說：“嘗晤朱君希祖……相與往復，上下其議論，並承假史材，頗窺羽陵酉陽之秘。……發凡起例，以次筆削，觕有規模。”（《義例》）而當時有意撰《南明史》者，朱希祖、柳亞子等著名學者甚負時望。朱希祖秉其師章太炎之命，研究南明歷史，曾寫《編纂南明史計劃》書，其致力於南明史之工夫，可謂精深（參見《晚明史籍考序》），然亦有“自清乾隆禁毀明季史籍以來，學者欲撰輯《南明史》者，輒嘆史料之難得”之語（《稿本魯之春秋跋》）。及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朱希祖始“擬閱南明史，先融其全局史事，以備撰《南明史》，亦作筆記以記心得。時搜集南明史料，已至七百餘種，方有意於《南明史》之撰著，而盧溝橋事變亦將作矣”（朱偰《朱君逖先先生年譜》）。可惜亂後九徙流離，未竟所志。卒後，吳稚暉挽聯中有“人間遽失先生，從此南明無史”之嘆。柳亞子對南明史之研究亦可謂矢志不渝，早年搜羅南明史籍，迨及撰寫之際，卻遭戰亂。其致朱蔭龍書曰：“《南明史》宿願，一阻於太平洋戰役，再阻於湘桂撤退，然此身一日不死，此心亦一日耿耿不忘。”田漢贈詩有“避地香港島，將寫《南明史》”之語（《歌柳亞子》），可惜晚年病廢，《南明史》之修纂終成遺憾。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錢海嶽隨國民政府西遷至重慶，供職於開國文獻館，《南明史》草稿“以在行笈，幸未散佚”（《義例》），得以日就搜集材料，整理叢殘，編摩體例，考訂史實，終於崇禎甲申三百年後的一九四四年完成《南明史》一百卷。書成之後，頗為學者所關注。一九五○年十月，柳亞子專程到無錫拜訪錢海嶽，向其借閱《南明史》稿本，回京後抄錄一份。此抄本今藏中華書局圖書館。有齊燕銘題記：“此繫柳亞子先生從原稿抄錄。亞子先生逝世後，柳夫人舉以為贈，茲以貽中華書局收藏。”是年鼕，謝國楨在柳亞子處見到此書，即著錄於《增訂晚明史籍考》中，並摘錄《義例》數條。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顧頡剛至蘇州拙政園，“看錢海嶽《南明史》”（顧頡剛《日記》）。
錢海嶽在《義例》中說，清初文網森嚴，屢興文字大獄，且又禁毀數十次，致使“三朝史料及詩文有涉者，蕩然無存，即有故家鈔本，子孫亦多懼禍，眢井魚腹，隱匿不出，以致淹沒者伙矣”，由是作者希望“海內大雅君子聞聲肸蠁，有以此三朝之政跡文章以及家乘軼事可以證明、可以糾繆、可以增益而歸於邃密者見餉，庶幾隨時修訂”，所以書雖初成，而修訂工作卻一日不曾停歇。錢海嶽整日埋頭於《南明史》體例的完善、數據的增補以及史實的考證，特別是調入江蘇省博物館和南京圖書館工作後，得以接觸更多珍貴史料，“館中藏書豐富，隨手補充，更為完備”（顧頡剛《題跋》）。一九六三年，謝國楨往南京訪書，曾至錢海嶽家拜訪，稱其“治學之勤，老而彌篤；修訂史稿，用力不輟”（《增訂晚明史籍考》）。據朱偰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記載，當日下午往南京圖書館山西路分館校對地方志卡片目錄，遇錢海嶽，謂“渠猶在孜孜不倦整理《南明史》”。直到“文革”開始，錢海嶽被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家被抄，稿遭查，修訂工作乃終止。
三
所謂南明，通常指明亡後南京福王弘光、福州唐王隆武、肇慶桂王永歷及紹興監國魯王諸政權。昭宗於永歷十六年即為清廷所殺，之後臺灣鄭氏猶奉永歷年號，直至永歷三十七年（暨康熙二十二年）。是年八月，清兵攻取臺灣，明故延平王鄭成功之孫克塽以明宗室諸王降清，“明朔始亡”（徐鼒《小腆紀年》卷二十）。如此算來，南明就有四十年歷史。錢海嶽在《義例》裡說到：“明自威宗殉國，安宗、紹宗、昭宗相繼踐祚，大統未墜。……及永歷十六年黃屋蒙塵，已無寸土而猶書者，援《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也。臺灣沿其正朔而猶書者，援《春秋》終‘獲麟’、《左傳》附‘悼之四年’例也。”其它老輩學者如朱希祖、柳亞子、謝國楨等，也均持南明四十年之說，與錢海嶽之見解相同。
錢海嶽按照傳統的紀傳體通史之例撰著《南明史》，為本紀、志、表、列傳四部分。一九四四年百卷本初成之時，即撰《義例》一文——義指義法，例指體例——說明作史原則。而在整理《南明史》之初，錢海嶽亦曾為《清史稿》重修事撰《重修清史商榷》一書，認為“作史之要，首重體例”，並對重修《清史稿》提出六條建議。而這六條建議，也正是錢海嶽撰著《南明史》的依據，茲將《重修清史商榷》與《義例》分述如下：
一曰網羅放失。《重修清史商榷》曰：“既求史料於檔案，更當廣及各省案卷，官修之省府廳州縣志……采取名人私家著作碑傳，尤重僻遠。”《義例》曰：“本史立傳，一以黃、王、顧、錢諸書為指歸，裡居班品，則以方志、家集、碑傳為依據。”其“引用書目”所列圖書達三千四百餘種，有專記、稗乘、檔案、別集、年譜、家傳、方志等，可謂宏富。
一曰先成表志。《重修清史商榷》曰：“作史重表志，古人作史，先表志而後紀傳，後世則否，先後倒置，難易懸殊……必先成表志，後列傳，終以本紀。……志為一代成憲，當世借鋻孔急，而法令昭中外，典籍陳源委，縋幽索隱。”《義例》曰：“志以鋪政體，表以譜年爵，史公創之，蓋所以救紀傳之窮，史之極則也。……今就歷、禮、選舉、食貨、兵、藝文、諸王、功臣、外戚恩澤侯、宰輔、七卿分立志表，藉存一時掌故。”謝國楨評曰：“明室南遷，戎馬倉皇，民族鬥爭，史有足征；而典章制度、經濟基礎則難以搜檢，著者能於紀傳之外，撰為志表，用意可謂至善。”（《增訂晚明史籍考》卷九）
一曰辨別是非。《重修清史商榷》曰：“善言《春秋》者，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固不必斤斤於此褒彼貶……作史者，必使前代不白之冤予以昭雪，使前代未著之奸加以锧鈇，不得視史為酬應舞文之具，首在辨別是非，一秉大公，誅奸諛於已死，發潛德之幽光。”《義例》曰：“（南明史事）有考而知其梗概者，有考而正其謬誤者，有考而悉一人始末者，然其中郢書燕說，不一而足，繫影捕風，所在皆是。”故曰：“平心以察之，言之發或有所因，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不能無激，則非他書不能具，故凡黃、王、顧、錢諸書之難詳者，則以他書校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則以所得於黃、王、顧、錢諸書者裁之。參互推勘，正其舛錯，刪其煩蕪，補其闕失，必歸至當至信而後敢存。”又曰：“惟所聞異詞，所傳又異詞，務必鑿鑿有據，方始摭拾。至於諛言單詞，或過為抑揚者，則概不錄。”又曰：“作史不嫌謹嚴，蓋存是非之公，褫奸邪之魄，大勸懲之義也。奸叛諸臣，故不可不著，而前史痛惡其人，每將其狀散入各傳，而削其名。……今援《春秋》書齊豹盜、三畔人名之例，悉為大書特書，庶幾存千秋之鐵案，不使逃斧鉞之誅焉。”
一曰破除忌諱。《重修清史商榷》曰：“作史用《春秋》之直筆，有時雖亦兼詩人之微婉……而為指實計，則不如直筆之為顯。”《義例》曰：“自古以本朝而修前朝之史，偏袒阿私所在不免。本史於三朝文武、志士、遺民苟有所見者，無不立傳。……在清以為寇盜，而不能言不敢言者，今則褒貶予奪，一秉大公。凡當日翟義之心，陳琳之檄，無不源源本本，殫見洽聞。俾孤忠大節，不使含恨泉壤；黃馘青磷，不隨劫灰同盡。”又曰：“忌諱之處，經清代點竄者，今悉照原本改正，庶存其真。”又曰：“史家之法，毋以己意棄取，第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
一曰講求義法。《重修清史商榷》曰：“義，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易之所謂言有序也。作史，義以為經，法以為緯，蓋必文省而義明，例簡而法精，熟於詳略虛實體要，乃為成體之文。……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必具首尾，旁見者悉著，俾千百世後案而如睹其人，其妙處即在於因此見彼。”《義例》曰：“紀舉一時政令大綱，傳止一人一事。《春秋》依經立傳，故傳不嫌其詳；褒貶袞鉞，故紀必求詞簡。然起兵者則書，大倡義也；殉難者則書，貴死事也；來歸者則書，獎反正也；叛降者則書，誅逆亂也；封拜者則書，重爵命也。然其人不可勝紀，則擇其人冠之；時日不可備考，則連類及之；封拜太煩，則擇五等宰輔七卿有關時運者及總督繫方面之重者為斷，省文也。”
一曰潤色詞筆。《重修清史商榷》曰：“史者固在顯微闡幽，若但知折衷至當，筆削謹嚴，是堯舜而非桀紂，而不潤色以詞，則等於市儈之記簿，明則明矣，何以使觀者興起，故史載事，事必藉文以傳。”《義例》曰：“作史固貴筆削，而尤尚文字。……晚近以來，文字不講，海內即有纂述，大抵詞煩意殺，汗漫無紀，此僅為甲乙之紀簿，未克當大雅之著作。本史深矯其失，行文一歸典正。”
除此六點之外，錢海嶽在南明史中還體現出“《春秋》大義”的民族思想。《義例》曰：“本史一本天王正統，三朝悉為本紀，凡即位必書，崩必書，天文災異必書。”另將監國魯王納入本紀，則曰：“或謂監國魯王時，閩、粵有君如贅疣，然則本紀何在？昔北魏之亡，分為東西；梁室未亡，蕭詧自立，史不得略並帝者且然；矧魯王守監國之虛懷，無自主之驕志，諸臣奉之滇京，命之海上，旌旗東南響應，其事尤多，皆不得附見二朝者，故進諸。惟正朔仍繫隆、永，蓋所以存二朝之正統，辨名正位，扶統立極之義也。”又曰：“本史於嚴華夷，辨正閏，別名分，植綱常，則尤兢兢，蓋欲使人人曉然於亡國之痛，懍然於名節之防，庶幾正人心而維世道。”又曰：“尊王攘夷之旨，天理人心之正也。”這一點，明顯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同時也體現了作者撰作此書的目的。
四
經過二十餘年的修訂，《南明史》已由原來的一百卷增加至一百二十卷，錢海嶽復謄清一份。然而，“書方成而‘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以其曾表章鄭成功，被誣為宣傳蔣介石反攻大陸，拉之至明孝陵，從上推之下，遂跌死”（顧頡剛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日記），時為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一百二十卷《南明史》的草稿與謄清稿亦同時被查抄，下落不明。
一九七一年四月，顧頡剛承周總理命主持“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十三日作《整理國史計劃書》，曰：“清代滿族統治者為要湮沒漢族人民的民族意識，對於入關後十八年的南方漢人政權竭力抹煞，致《明史》中記載寥寥，無從見到民族鬥爭的事實，但漢族的零星記載尚多流傳。清亡以後，如柳亞子等甚思作繫統的整理，終未如願。錢海嶽獨竭數十年的精力，編成紀傳體的《南明史》百數十卷，足備一代文獻。隻因他不喜社會活動，所以知道這部新史的人極少。他已於前數年去世，稿本在寧在錫不可知，須派員前往查詢。”當時即提議：“如能覓得，應置《明史》之後。”兩個月後，錢海嶽的外拜訪顧頡剛，顧頡剛纔知道“文革”中“江蘇文管會中分兩派，六九年（按，當為六七年之誤）兩派鬥爭，錢海嶽竟成犧牲品，被掖至明孝陵推下跌死。其《南明史》鈔有復本，兩派各取其一，其下落遂不可問”（顧頡剛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日記）。
十年浩劫後，錢海嶽家人多方努力，終於找回了這部錢海嶽付諸一生心血的《南明史》。可惜謄清稿僅存前九十六卷，所幸後二十四卷的草稿也保存下來，兩者相配，適為一百二十卷。今藏錢海嶽女婿堵仲偉處。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堵仲偉拜訪顧頡剛，出示《南明史稿》“目錄”及“引用書目”，顧頡剛當天作題跋雲：“餘當一九七一年四月，承周總理命，主點校‘二十四史’，參加出版會議，即曾提出尋求此書，次於《明史》之後、《清史稿》之前。時同人以為應俟‘二十四史’點校完成後再議。今全書已完成矣，此稿適出，其當與國家出版局及中華書局主事者等商之。”三日，堵仲偉把《南明史稿》全部送到顧頡剛家。四日，顧頡剛囑王煦華清點，計三十三冊，三千三百多頁，“加以整理，真一大工程”（當天日記）。十三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予之心事有三部書當表章：一、吳燕紹《清代蒙回藏典彙》，二、孟清繫通紀》，三、錢海嶽《南明史稿》。因與煦華談之。他日有便，當更與胡喬木院長言也。”這三部書，正是顧頡剛在《整理國史計劃書》中提出需要尋找的三部遺稿。與此同時顧頡剛與中華書局商談出版事宜，據顧頡剛日記記載，五月九日“中華書局趙守儼、吳樹平來，商出版《南明史稿》事”，然而此書“是否由中華書局編印，守儼表示要在局內開會決定”，趙守儼所謂的“局內開會決定”的結果如何，我們沒有找到確切的文字記載。不過中華書局當時即請人將《南明史》後二十四卷的草稿進行了謄抄（謄抄件今存中華書局）。
五
《南明史》資料詳贍，體例完整，所列傳主近兩萬人，可稱宏富，這為紛繁蕪雜的南明歷史提供了一份繫統的基本數據，可供“治晚明史者參考”（錢海嶽《自識》）；同時，為“不沒錢氏以四十餘年之精力完成此稿之苦心”（顧頡剛《題跋》），二○○三年十月，中華書局聯繫堵仲偉先生，決定整理出版《南明史》，即得到堵仲偉及錢海嶽家屬的大力支持。茲將整理情況分述如左：
底本。《南明史》今存一百卷本和一百二十卷本兩種版本。一百卷本之錢氏稿本未見，僅存柳亞子藏過錄本，現藏中華書局圖書館。一百二十卷本則是在一百卷本基礎上增補而成，然其謄清稿僅存前九十六卷，其後二十四卷則為草稿，合之適成全帙。此次整理，即以此“成全帙”的一百二十卷本為底本。
整理。此次整理，做了以下工作：一標點，采用現代規範全式標點符號，標注專名線；二分段，原稿內容基本接排，為方便讀者使用，按文意做了分段處理；三改正錯字，此書為作者遺稿，就其前九十六卷的謄清稿而言，也非終定稿（參見書影二），而後二十四卷草稿，更是字跡潦草，多有塗改增刪處（參見書影三、四）。故此次整理，我們僅對極少數明顯的因形近而致誤之字作了改正，其餘都按原文，不作更改。
書名。錢海嶽撰著此書前，擬名為《後明史》（《重修清史商榷》）；一百卷本成，名曰《南明史》；及增至一百二十卷，又改名《南明史稿》，蓋錢海嶽擬再作修訂，故有此名。然數十年來，柳亞子、謝國楨、顧頡剛等皆稱此書為《南明史》。今整理出版，亦徑稱《南明史》。
目錄。底本卷首有總目錄，各卷卷首亦有分卷目錄，總目錄為分卷目錄之總合，分卷目錄是根據正文內容依次編制的。其中偶有有目無文或有文無目者，是皆作者在對正文內容作增刪後未及重新寫定目錄所致。此次整理，我們按照正文，重新編制了分卷目錄及總目錄。
避諱。作者所參考之文獻，除方志外，絕大多數屬於晚明人或者明遺民的著作，其間多有避明神宗翊鈞、光宗常洛、熹宗由校、思宗由檢、安宗由崧之諱，故“鈞”、“常”、“校”、“檢”、“松”諸字改作了“均”、“嘗”、“較”、“簡”、“嵩”。而作者在撰著此書時多從之，未作統一，為保留原書狀貌，我們一律保留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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