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分析

編輯推薦

我們將試圖克服文化和經濟之間的隔閡，方法是：不把“語言學轉向”的一些工具應用到文學文本、媒體或大眾文化方面，而是應用到分析文化構成上，比如公共領域、民族主義、市場，甚至資本本身。
“述行性的對像化”不僅是分析主體性和客體性現代概念的起點，也是分析資本本身的起點。
一種新型的以流通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正在取代以生產為中心的資本主義……
正是風險對像化而非勞動力對像化，成為當代以流通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沿。
金融流通文化本身已成為*重要的金融風險……

內容簡介

本書基於2003年秋在北京大學的繫列講座，發掘“語言學轉向”在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意義。五十多年前結構主義興起之後，對語言和話語的關注在西方文化與文學研究中長期占主導地位。列維—斯特勞斯、米歇爾·福柯、皮埃爾·布迪阨、雅克·德裡達、唐納德·戴維森、於爾根·哈貝馬斯、查爾斯·泰勒等思想家雖各有側重，但都深信語言和話語是文化分析的重要內容。而當前全球化的影響卻在提出質疑：面對似乎是由經濟變革驅動的全球性問題，語言學分析是否還有用武之地?太平洋兩岸的人文學科都因此受到嚴峻挑戰。中國出現“人文精神危機”，美國也日益感到“理論”的枯竭，尤其是在文化與文學研究方面。
針對這種傾向，本書提出“語言學轉向”中的某些關鍵思想（例如述行性和對像化）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分析提供了基礎。首先要將經濟過程看作復雜“流通文化”的一部分。看到述行性和對像化在其中的作用，這些概念對現代社會想像物——市場、公民國家和公共領域的形成至關重要，是西方現代性的標志，也是理解資本主義興起的關鍵。講座進而將這些概念引申，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包括圍繞金融衍生品等新型金融工具建立的現代風險文化。

作者簡介

李湛忞，美國人類學家。1986年獲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1986——2001年任芝加哥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包括語言哲學、人類學、文學理論，研究課題文化主義、國際文化批評、全球化、民族主義，以及當代中國文化。1995——2004年任萊斯大學人類學繫教授，並兼任

序言
引言
禮儀、交換和“語言學轉向”的根源
以生產為中心的資本主義
以流通為中心的資本主義
講：流通文化
概述
想像社會生活
結論
第二講：述行性
概述
述行詞的引申
弗雷格
對主體性的文學分析序言
引言
禮儀、交換和“語言學轉向”的根源
以生產為中心的資本主義
以流通為中心的資本主義
講：流通文化
概述
想像社會生活
結論
第二講：述行性
概述
述行詞的引申
弗雷格
對主體性的文學分析
述行性的對像化
第三講：資本主義的述行性
概述
流通的述行性
資本的述行性
第四講：流通風險
概述
風險的具體化和具體化的風險
流通政治
繫統性風險
結論
參考文獻

在線試讀

講：流通文化
概述
30多年前，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編撰了一本論文集，其書名成了整整一代學術成就的同義詞。他的《語言學轉向》（1967）一書標志著對語言和意義的普遍興趣，這種興趣在1960年代晚期橫掃人文學和社會學，其影響至今仍然感覺得到。除了羅蒂提及的語言學和分析哲學之間的交叉發展，把結構主義引入到人類學預示著對文學的一種新興趣和分析文化的闡釋性方法的來臨。這些不僅產生了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而且還產生了諸如克利福德。格爾茨和查爾斯·泰勒等人的闡釋和解釋方法。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理論”正是“語言學轉向”的前沿，而如今，顯而易見，當代全球轉變使我們沒有能力對其形成理論。語言學轉向似乎不再能夠提供文學、歷史和文化研究之間的關聯，使之可以“應用”到特定的社會和地區。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個新的時髦術語，它把1980年代的政治動蕩與超國家的經濟秩序和大眾媒體聯繫了起來，似乎處於當代變革的前沿，這個術語就是“全球化”。該詞在1980年代晚期隻限於討論國際金融市場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經成了熱門的話題，不是作為理論範疇，而是向常規學科提出的一種經驗主義挑戰，特別是在人文學和美國的“地域研究”方面：東亞研究、南亞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東南亞研究、中東研究。在美國學術領域，這些是研究其他社會和文化的地方，過去通常是比較文學的主要支持者。
文化分析的問題是：當代變革的前沿似乎是經濟力量，它們被視為加速流通的人員、思想和商品背後的真正主宰。這一畫面裡暗含有這種思想：文化是靜態的，而經濟是動態的；文化固定不動，而貨幣和商品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橫掃全球。這已經產生一種設想，即現在不同社會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在對全球資本主義“同質化”作出反應，這個全球資本主義似乎執意要按其本身的形像重塑世界，使各個社會愈發地相像，就是所謂的全世界麥當勞化。文化對經濟力量作出反應；要科學地理解經濟諸過程，而不能把它們理解為社會或文化的產物。
結果，歐美人對全球化的理解是：經濟過程遵循其自身規律，經濟體制自我調解，自由市場模式裡就是如此。文化和經濟的分離已成為當代許多全球化研究的基本先決條件。“語言學轉向”激起的各類著述中把文化與語言等同起來的傾向，更加劇了文化和經濟的這種分離。像語言一樣，文化被視為共享的、地方的、即時的，是與更為普遍的、抽像的全球經濟過程對峙和抵制的場所。此外，為文學文本和歷史文本而產生並運用的闡釋性方法尚不能很容易地轉到分析數學數據和統計數據上來，而這些數據又是經濟分析的基礎，未能把科學論述作為文化現像來看待，已經加劇了經濟分析和文化分析的分化，特別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的垮臺。講：流通文化
概述
30多年前，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編撰了一本論文集，其書名成了整整一代學術成就的同義詞。他的《語言學轉向》（1967）一書標志著對語言和意義的普遍興趣，這種興趣在1960年代晚期橫掃人文學和社會學，其影響至今仍然感覺得到。除了羅蒂提及的語言學和分析哲學之間的交叉發展，把結構主義引入到人類學預示著對文學的一種新興趣和分析文化的闡釋性方法的來臨。這些不僅產生了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而且還產生了諸如克利福德。格爾茨和查爾斯·泰勒等人的闡釋和解釋方法。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理論”正是“語言學轉向”的前沿，而如今，顯而易見，當代全球轉變使我們沒有能力對其形成理論。語言學轉向似乎不再能夠提供文學、歷史和文化研究之間的關聯，使之可以“應用”到特定的社會和地區。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個新的時髦術語，它把1980年代的政治動蕩與超國家的經濟秩序和大眾媒體聯繫了起來，似乎處於當代變革的前沿，這個術語就是“全球化”。該詞在1980年代晚期隻限於討論國際金融市場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經成了熱門的話題，不是作為理論範疇，而是向常規學科提出的一種經驗主義挑戰，特別是在人文學和美國的“地域研究”方面：東亞研究、南亞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東南亞研究、中東研究。在美國學術領域，這些是研究其他社會和文化的地方，過去通常是比較文學的主要支持者。
文化分析的問題是：當代變革的前沿似乎是經濟力量，它們被視為加速流通的人員、思想和商品背後的真正主宰。這一畫面裡暗含有這種思想：文化是靜態的，而經濟是動態的；文化固定不動，而貨幣和商品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橫掃全球。這已經產生一種設想，即現在不同社會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在對全球資本主義“同質化”作出反應，這個全球資本主義似乎執意要按其本身的形像重塑世界，使各個社會愈發地相像，就是所謂的全世界麥當勞化。文化對經濟力量作出反應；要科學地理解經濟諸過程，而不能把它們理解為社會或文化的產物。
結果，歐美人對全球化的理解是：經濟過程遵循其自身規律，經濟體制自我調解，自由市場模式裡就是如此。文化和經濟的分離已成為當代許多全球化研究的基本先決條件。“語言學轉向”激起的各類著述中把文化與語言等同起來的傾向，更加劇了文化和經濟的這種分離。像語言一樣，文化被視為共享的、地方的、即時的，是與更為普遍的、抽像的全球經濟過程對峙和抵制的場所。此外，為文學文本和歷史文本而產生並運用的闡釋性方法尚不能很容易地轉到分析數學數據和統計數據上來，而這些數據又是經濟分析的基礎，未能把科學論述作為文化現像來看待，已經加劇了經濟分析和文化分析的分化，特別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的垮臺。
注重文體也忽略了包含和表達文本的流通過程的動態。以文本為中心的方法通常假定文本和諸如作者、讀者、觀眾，甚至於閱讀行為這些範疇是固定不變的。甚至於解構主義消解穩定性的行動似乎也以精英的閱讀和重讀觀念為先決條件。文學研究內部對這些假定的著名攻擊來自斯坦利，菲什，他堅持認為文學批評家在文本裡看到的東西是受他們身處的闡釋社會決定的。這些見解已經得到近的歷史著作的證實。這些著述表明，大多數文學、文化和地域研究預設的文本穩定性這一觀念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歷史的特定傳統，是從早期關於侵犯版權、模仿、抄襲以及閱讀本身的性質的討論發展過來的。
“語言學轉向”對於文本和語篇闡釋的關注產生了一個悖論，即把文本或語篇視為分析的固有對像的方法越多，就越難理解使這樣的方法成為可能的闡釋性社會的準則，也就是使闡釋成為可能的背景，而且，我們對從文本和語篇流通中創造出來的社會準則理解得越少，對影響到我們所有人的全球化過程的理解就會越少。換言之，關注文本和語篇本身就忽略了它們如何作為連接個體和群體的方法，以及這些連接如何形成各種闡釋性社會。然而，如果當代全球化關繫到通過一個全球化的市場、媒體和新技術來形成新形式的連接，那麼“語言學轉向”面對這些現像已曰益顯得不合時代，這就不足為奇了。
“語言學轉向”關注文本及其闡釋，忽略了閱讀、印刷和文本相互作用的方式，這些相互作用不僅產生了闡釋文本的準則，而且產生了它們流通的背景，比如咖啡館、沙龍、讀書俱樂部和專業性社團。我在以後講座裡會談到一種替代方法，關注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和闡釋如何形成新的方式來連接個體和群體，這些可以是社會活動、身份構成和社群的基礎。被人引用很多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觀點，他認為小說和報紙有助於人們想像陌生人之間的連接形式，這些形式位居民族主義觀念的中心。類似主題貫穿於於爾根。哈貝馬斯關於公共領域的著述、阿爾金，阿帕杜雷關於全球化的“流動和面”的著作、查爾斯，泰勒關於“社會想像物”的論述，以及勞倫斯，萊斯格關於互聯網的社會建構含義的著述。
這些作者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認識到流通形式和圍繞它們的連接和社會形式之間有一種內在關聯。社會是圍繞連接個體和群體的方式而創建起來的。連接方式要依照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而定，流通也決定如何使用和闡釋那些文化形式。不管是安德森和哈貝馬斯描述民族主義、公共領域時提到的小說、報紙、期刊、出版
社、咖啡館、沙龍，還是互聯網的碼和架構，闡釋和流通相互作用，從而形成新形式的集體主體性。在這一方面，美國目前關於互聯網政策的討論讓人想起了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在印刷業發展過程中關於盜版、版權和專有性的討論。堅持形式及其歷史與文化背景的具體性，使得文化和文學研究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強勢得以維持。
但是，對於連接性和流通的更加關注則消解了文化地理的固定觀念，突出了一套新問題：翻譯、流動、混合、套利、移置、速度和消失。這些全球過程的復雜性表明，如果流通將會是一種有用的分析概念，那麼它一定不僅僅是人員、思想和商品從一種文化到另一種文化的流動。相反，流通是一個文化過程，有其自身的抽像、評估和制約形式，這些是由具體流通形式與圍繞其建立的闡釋性社會之間相互作用而引起的。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無論是小說報紙，還是股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都依賴於形成其各自的闡釋性社會，它們帶有自身的闡釋、評估和使用形式。看起來似乎是文化之間的復雜流通，實際上是不同“流通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全球化是特定流通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些流通文化是由它們各自的闡釋性社會和在其中流通的文化形式而形成的。
流通文化和闡釋性社會相互作用，形成了想像社會生活的方式，這些方式成了集體生活的一部分。它們就是哲學家查爾斯，泰勒（2002）稱之為的“社會想像物”，即想像社會生活而自身又調解集體生活的方式。盡管社會想像物可能有明確的理論闡述，但它們也包含沒有言明的，那是共同行為的基礎。它們牢牢扎根在一個民族的慣性行動裡，或以演講、故事、符號等形式得以顯現，泰勒認為，這些想像物是社會性的，具有雙重意義：它們是人們想像自己社會的共有的、社會的方式。而且，它們還具有想像性，也含有雙重意義：它們憑借表征或沒有言明的理解而存在，是個體構築、理解自己身份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手段。
泰勒認為，公共領域、現代公民國家以及市場經濟是西方現代性的社會想像物的基本構成成分。它們是主體性和身份的新形式，與特定的社會做法關聯一起，比如閱讀和理性計算，要求必要的支持性社會體制的發展，不管是咖啡館和出版公司，還是結算所和銀行。它們每個都預設一種新的歸屬感，泰勒利用社會學家克萊格，卡爾霍恩的著作，稱之為“直接參與”。直接參與與連屬的形式形成對照，後者存在於等級制社會中，比如十七世紀的法國，在那兒，人們通過歸屬於社會的某一成分而歸屬於社會，就像農民屬於地主，地主屬於國王。
相反，這些新的社會想像物都包含基於越來越多的平等感和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相互連接形式；所有個體都與他們所處的社會體制處於同樣基本的直接關繫。比如，在公共領域，所有參與者應該在形成公眾輿論方面有平等的機會去講話或聆聽。在現代公民國家裡，每位公民通過“我們，人民”這一法律概念與共同忠誠的對像一一國家保持直接的關繫。市場經濟裡，人們平等地處於契約關繫。而他們與其他人發生經濟關繫的具體原因是什麼，都與市場的運作無關。
這些現代社會想像物與從前的社會想像物不同的另一種方式是，它們主要是陌生人之間的關繫，而這些人自視為享有共同的歸屬感，無論這種歸屬是國家還是市場。歸屬感必須包含那些在原則上可能根本不相識或者未曾謀面之人。雖然通過各種形式的大眾媒介使這些新的想像物成為可能，但是這些想像物也為媒體創造和組織了流通空間。在這一方面，中產階級的公共領域在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概念已在現代社會想像物上留下了印記。
後，現代社會想像物把社會視為在純粹世俗時代由集體行動產生而來，而不是扎根在宇宙或更久遠的時代。早期觀念包括一套時間秩序的等級，與諸如存在巨鏈這類概念連接在一起，在現代世俗時代，同步是“橫向的、跨時的，沒有預兆和實現的標記，而是由時間的巧合所標識，由時鐘和日歷來衡量。”這是所有事件發生的時間，沒有比它高也沒有比它低的點，與宗教年表裡的情形不同。跟高級生命秩序關聯在一起的高級時代概念的讓位，也使構想自我創造和自我調解的社會成為可能。在一個，這些集體存在成為自反形成的動因，比如“人民”、“市場。或“國家”，所有這些都被視為是產生於其自身的集體性社會行動，而不是某種外在力量的產物或者遠古以來早已存在了。
把人想像為平等合作個體之道德和經濟秩序的成員和創造者，並以他們接受並理解這樣一個秩序而團結起來，這是一個傑出的歷史創造。它要求掙脫等級王國裡、神聖教堂裡或者自太古時代早已存在的合法部落秩序中對社會團結的舊有理解。顛覆外部價值觀等級並不局限於公共領域的革命傳統或公民國家。在市場發展的早期，復式簿記的傳播依賴“上帝使賬目相抵。這一觀念，漸漸地，人們纔開始看到市場依其自身的經濟流通規律來運轉。
市場、公共領域和公民國家都是西方現代性的社會想像物的要素。每個要素都是一個特定的主體性組織，關涉到協調並使某些流通類型成為可能的具體做法和體制，不管這些流通類型是小說和報紙，還是金融工具。西方現代性的發展是一種文化變革，用平等主義的、世俗的、直接進入的社會想像物取代了以宗教為基礎的社會等級觀。
這些社會想像物的形成並不獨立子更寬泛的全球力量之外，而是其重組過程中的一個成分。公共領域人民主權論成為創建憲法化民族性的根基，後者將成為迅速傳遍全球的公民國家的基本模式。同時，公共領域意識形態初的倡導者是一個快速上升的階級一一歐洲中產階級的成員，這個階級在數量、財富和社會影響方面增長之時，正值世界文化經濟在經歷一場變革，民族國家的創建會有助子加速這場變革。
歐洲強國發現新世界，建立全球殖民主義，與以亞洲為基地、中國占主導的全球貿易經濟轉移到以西方強國控制的殖民和後殖民的生產制度部分重合。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產生了新的規模效應，使民族軍隊和官僚得以發展，這以將會挑戰王朝權威的方式把新的全球中產階級連接起來。帝國的衰落和民族國家的興起，也許馬戛爾尼出使清朝以及接下來中國的“開放”就是有力像征。全球化和現代性的發展內在地聯繫到了一起。西方現代性並不僅僅是新做法、新制度形式和新生活方式的發展，而是組織文化流通的特定文化歷史方式。
根據這裡采用的視角，西方現代性是一種全球流通體制的特定文化組織。這與“非文化”的方法形成對照，後者把全球變革看作某套文化中立的運作，是任何傳統的、前現代文化都可經歷的。按照非文化方法來看，這些變革的終點不是在不同社會想像物對於人、社會和價值觀理解的特定格局中去描述，而是任何文化都可原則上作為“輸入”來通過這種變革“輸出”一個發達現代社會。這種世界觀設想一種未來，即不同社會形成一個單一同質的世界文化，這種文化看起來特別像西方現代性裡秀的東西（希望如此）。
對比而言，采用一種文化上更敏感的方法，現代性不僅僅是從西方傳到其他地方進而橫掃全球的東西，即從傳統到現代性的行軍。其實不管是科學意識、世俗主義還是工具理性的發展，並沒有一個單一的過程橫貫全世界一一隻不過這兒早些，那兒晚點罷了，而應看成是纏結在一起的一繫列同類“流動”，受到有意無意仿效借鋻的濃厚影響，卻非常獨特。每個現代性的事例不僅僅是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重復同樣的變化，而是由社會在世界經濟以及世界國家體制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在這些復雜的全球流通中，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地區何時何地努力去創建自己的現代性形式，決定了塑造這種形式的條件，即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條件。那麼，當代全球化一個方面的特征可能就是對多種現代性的生產手段所作的鬥爭。
多種現代性這個觀念表明，盡管因為全球化的功能性需求將會有各社會的趨同，比如說經濟競爭和官僚理性化，但同時也會有分歧。即使關鍵是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成功，仍有不止一家公司或一種商業文化可以做到這一點，當今全球各種經濟競爭成功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一一除了美國之外，還有日本、印度和中國，都在發展不同的“資本主義文化”。
如果西方現代性特有的主體性新形式是全球重組和新的流通文化形成的產物，那麼現代性概念本身必定被認為是多種流通的產物。更準確的說法，也許不是從西方向世界其他地方傳播的單一形式的現代性，而應說是有“多種現代性”，它們共有某些在全球流動和交流的交叉中產生出來的“家族相似性”。
把公共領域、公民國家和市場的社會想像物置於“多種現代性”的全球發展的背景下，為我們理解當代全球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文化維度。民族性和集體動因的概念與市場、大眾媒體和信息技術產生的流通文化相互作用，在新民族主義、社會運動和跨國家結構的核心地帶形成社會想像物。甚至可以把研究本身看作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想像物，由曰益國際化的學者“想像出來的社會”形成，他們的工作通過交流、會議和出版物來流通，本講座就是一個例子。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中，研究對像及其研究者都處於運動之中，協調這種“雙重流通”曰益成為當代研究和學術的主要挑戰。
想像社會生活
我們現在轉向西方現代性社會想像物的根源。在後面的講座中，我會談到資本的發展，所以這裡集中談前兩個想像物，即公共領域和公民國家的想像物，概述一下這些社會想像物是怎樣從特定文化形式的流通（比如小說和報紙）中發展而來的。子爾根，哈貝馬斯在他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9）一書中提出，對於民主公共批評的發展非常必要的新型主體性產生於藝術和人文學語篇的復雜流通，尤其是文學和哲學。哈貝馬斯認為，中產階級公共領域首先子十七世紀晚期、十八世紀早期在英國和法國出現。它關於個體的思想通過咖啡館、沙龍、報紙、文學期刊和讀書俱樂部一套網絡在文學公共領域得以發展。“理性批評辯論”在文學界閱讀、敘事、評論和批評的活動中興起。這一文學公共“領域”的平等主義理想被用於政治討論中，對公共權威的專制主義概念提出批評。政治任務是形成標準來保護和調控公民社會和發展中的市場經濟，調停文學和政治領域的關鍵思想是一種理性的公眾輿論思想，認為正確的東西與正義的東西相互聚合，法律應成為公眾輿論的表述，公眾輿論本身就是理性的表述。
盡管哈貝馬斯關於公共領域的著作指向制度、主體性的文本化形式，以及關於這些形式的論述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但是本尼迪科特，安德森的著述（1991）開始表明具體印刷文本形式如何有助於構建一種新形式的社會意識，即想像出來的國家社會。國家是現代意識的一個根基性文化發明。這種新型意識要求根植子一些可移植、可換位的形式之中，並可以提取出來。安德森在小說和報紙裡找到了這些形式，引出了一種新型社會主體性，即它們代表著在現代世俗主義的“空洞同質的時間”裡同時發生的多種經歷，因此提供了想像非共存公民的共享社會形式，公民在現代國家抽像的、理性化的時間裡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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