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流亡的巴黎

編輯推薦

知識分子的抵抗，賴以為繼的是“精神家園”的據守。

內容簡介

在1940年至1944年之間，一大批法國作家和藝術家離開淪陷的法國，前往自由世界的文化之都——紐約避難。安德烈、布勒東、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鮑裡斯·蘇瓦林、雅克·馬利丹、儒勒·羅曼、聖埃克絮佩裡、聖瓊·佩斯……這些名字，都出現在長長的流亡名單中。
《流亡的巴黎》敘述的就是這段歷史。這些知識分子是通過怎樣的援救機制被送往美國的？他們是如何通過寫作、通過創辦學校和出版社來參與抵抗運動的？美國政府又是如何利用他們為軍事情報部門服務的？
與德國流亡者相反，法國流亡者在戰後的1944年到1947年間，幾乎全部回到了祖國。無論把流亡當成劫數還是機遇，這段經歷都讓流亡者們對政治參與和民族身份等問題有了不同的理解。借助一些鮮為人知的檔案資料，《流亡的巴黎》重現了法國抵抗運動歷史中這一段被人忘卻的插曲。與此同時，也引領我們從交流、傳輸、融合的角度出發，去重新審視20世紀的文化和藝術史。

作者簡介

艾曼紐·盧瓦耶（Emmanuelle Loyer），女，法國歷史學家，主要研究現代文化史。畢業於聖克魯高師，現在巴黎政治學院任教。主要著作有《一段法國文化史：從美麗年代到今天》（1995）、《讓·維拉爾的國民戲劇：戰後的烏托邦》（1997）、《阿維尼翁藝術節史》（與安托萬·德巴

水的故事
部流亡與身份
章從避難到流亡：1940—1941年法國的潰敗與美國基金會
一走，還是走不走？
二救援方程式
三名單時刻
四馬賽-裡斯本-紐約：流亡者的神聖之路
第二章流亡在紐約：流亡者的身份、自我主張和意識空間
一紐約是不是法蘭西？流亡都市的地圖
二“新移居社群”
三流亡文化
第二部戰爭年代紐約的藝術、文學和政治
第三章紐約，法國文學的新首都
一作家與戰爭水的故事
部流亡與身份
章從避難到流亡：1940—1941年法國的潰敗與美國基金會
一走，還是走不走？
二救援方程式
三名單時刻
四馬賽-裡斯本-紐約：流亡者的神聖之路
第二章流亡在紐約：流亡者的身份、自我主張和意識空間
一紐約是不是法蘭西？流亡都市的地圖
二“新移居社群”
三流亡文化
第二部戰爭年代紐約的藝術、文學和政治
第三章紐約，法國文學的新首都
一作家與戰爭
二在流亡中寫作
第四章 1941—1946年美國的超現實主義
一超現實主義藝術家與“驚恐的地球”
二波西米亞在紐約：流亡社交圈和紐約藝術界
三超現實主義戰爭：讓世界理解“自由”二字的超現實意義
四美洲對超現實主義者的意義
第五章流亡政治
一流亡政治的“普羅居斯特之床”
二“自由法國”在美國的失敗：得到承認的希望渺茫
三法國流亡者中的反戴高樂人士
第三部遠距離抵抗
第六章紐約自由高等學院的戴高樂主義與結構主義
一難民還是移民？法國流亡學者與自由高等學院的創辦
二新舊之間
三自由高等學院：學術的政治
四斯特勞斯，兩個世界之間的結構主義
第七章時代的約束
一對事件的思考
二解讀與希望
三思想的傳播
第八章“美國之音”
一美國政府的宣傳機構：美國戰爭信息局
二“這裡是法國同胞在美國向您報道……”
三巴黎人在紐約
第九章美國戰略服務局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誕生
一情報戰爭
二為戰略服務局效力
第四部跨大西洋對話
第十章歸去來兮
一有關回歸的傳聞
二既不是固守一地，也不是一去不歸，而是往返於歐美之間
三法美交流中的移形換位
第十一章回歸成為新的流亡：從超現實主義到存在主義與抽像表現主義
一回歸之戰
二 “行動文學”之爭
三超現實主義與抽像表現主義的血緣問題
第十二章美國化的法國
一對“美國化”的回顧
二流亡者的橋梁作用
後記
譯名對照表
譯後記

在線試讀

部流亡與身份
章從避難到流亡：1940-1941年法國的潰敗與美國基金會
在背對地中海，企圖逃出法國當局追捕的雜亂難民人群中，猶太裔大學教師作為公務員，是先受到反猶立法波及的一群人。他們屈辱地丟掉工作，預示著他們將被整個社會拋棄，而他們寄希望於前往美國，以逃避這一悲慘命運。事實上，洛克菲勒基金會不久前剛剛開始實施一項救援計劃，向身處險境的這些教師提供一筆安家費，以保證他們在到達美洲後初一段時間的生活所需。學者群體在這裡作為一個例證，它是從1940年6月起迅速開始實施的政治性、職業性甚至宗教性的跨大西洋援救措施的一個縮影。
很多人希望打破華盛頓和維希政府給避難者設置的“紙牆”，一部分美國民間社團投資建立救援組織以實現這一目標。無論是哪個社會職業階層，要想逃離法國必須得到四方面的許可或幫助：維希政府、美國政府尤其是國務院、美國救援協會以及他們在馬賽的聯繫人。與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ta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教育機構相互協作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是教師救援流程中的一個關鍵部分。事實上，這個緊急啟動的救援機器並不是從零起步的，在幾年前，洛克菲勒基金會已經幫助多名猶太裔或反納粹德國學者逃離德國，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仍然留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此前與歐洲知識界早已建立起密切聯繫，因此這次新的救援行動已有前例可循。各家救援機構為避難者制定的“篩選”標準是非常挑剔的，在人道主義的掩蔽之下，我們是否能看出一種變相的並不罕見的人纔收集政策呢？
一走，還是不走？
維希政府的政策：歧視與混亂
戰敗後，法國於1940年6月22日簽字投降。停戰協定的條款之一，著名的第十九條規定，法國必須向占領當局“無條件引渡”從第三帝國出逃的流亡者。德國、捷克、奧地利的反納粹主義者一直把法國看作人權的故鄉，以為托庇於法國是安全的，然而他們現在卻處於危險之中。這一條款把法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牢籠，把這些外國避難者關在其中。他們不得不策劃第二次流亡。大批不受占領軍歡迎的人在混亂中匆忙趕向法國南區，而控制南區的新組建的貝當政府從7月22日起設置了一個委員會，對1927年以來加入法國籍的人士重新審查，撤銷不受歡迎者的法國公民身份。雖然驅逐猶太人的法律尚未訂立，但這一事件已經波及兩次大戰之間加入法國籍的眾多東歐猶太人。7月17日制定的“本土化”法律規定，隻有父親是法國人的法國公民纔能取得公職。8月13日共濟會被取締。9月27日，占領北區的德國當局制定了部反猶太法律，維希政府隨即跟進，於10月3日制定了《猶太身份法》。部流亡與身份
章從避難到流亡：1940-1941年法國的潰敗與美國基金會
在背對地中海，企圖逃出法國當局追捕的雜亂難民人群中，猶太裔大學教師作為公務員，是先受到反猶立法波及的一群人。他們屈辱地丟掉工作，預示著他們將被整個社會拋棄，而他們寄希望於前往美國，以逃避這一悲慘命運。事實上，洛克菲勒基金會不久前剛剛開始實施一項救援計劃，向身處險境的這些教師提供一筆安家費，以保證他們在到達美洲後初一段時間的生活所需。學者群體在這裡作為一個例證，它是從1940年6月起迅速開始實施的政治性、職業性甚至宗教性的跨大西洋援救措施的一個縮影。
很多人希望打破華盛頓和維希政府給避難者設置的“紙牆”，一部分美國民間社團投資建立救援組織以實現這一目標。無論是哪個社會職業階層，要想逃離法國必須得到四方面的許可或幫助：維希政府、美國政府尤其是國務院、美國救援協會以及他們在馬賽的聯繫人。與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ta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教育機構相互協作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是教師救援流程中的一個關鍵部分。事實上，這個緊急啟動的救援機器並不是從零起步的，在幾年前，洛克菲勒基金會已經幫助多名猶太裔或反納粹德國學者逃離德國，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仍然留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此前與歐洲知識界早已建立起密切聯繫，因此這次新的救援行動已有前例可循。各家救援機構為避難者制定的“篩選”標準是非常挑剔的，在人道主義的掩蔽之下，我們是否能看出一種變相的並不罕見的人纔收集政策呢？
一走，還是不走？
維希政府的政策：歧視與混亂
戰敗後，法國於1940年6月22日簽字投降。停戰協定的條款之一，著名的第十九條規定，法國必須向占領當局“無條件引渡”從第三帝國出逃的流亡者。德國、捷克、奧地利的反納粹主義者一直把法國看作人權的故鄉，以為托庇於法國是安全的，然而他們現在卻處於危險之中。這一條款把法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牢籠，把這些外國避難者關在其中。他們不得不策劃第二次流亡。大批不受占領軍歡迎的人在混亂中匆忙趕向法國南區，而控制南區的新組建的貝當政府從7月22日起設置了一個委員會，對1927年以來加入法國籍的人士重新審查，撤銷不受歡迎者的法國公民身份。雖然驅逐猶太人的法律尚未訂立，但這一事件已經波及兩次大戰之間加入法國籍的眾多東歐猶太人。7月17日制定的“本土化”法律規定，隻有父親是法國人的法國公民纔能取得公職。8月13日共濟會被取締。9月27日，占領北區的德國當局制定了部反猶太法律，維希政府隨即跟進，於10月3日制定了《猶太身份法》。
法國一直以庇護猶太社群為榮，猶太人在法國自1791年獲得解放，堅持政教分離的法蘭西共和國使他們得以成功地融入法國社會，因此他們對法蘭西共和國有著強烈的依戀。然而在這樣一個國家，猶太人再次成為賤民。他們被特別制定的標準劃分成一個階層，被禁止擔任“國家機關的管理人員、軍官及士官，以及從事對公眾輿論有所影響的職業：教育業、報刊業、電臺、電影業和戲劇業。終法律規定建立了一個配額比例繫統以限制猶太人從事自由職業的人數”。隻有極少的對維希政府作出“特殊貢獻”的猶太人能夠成為例外（1940年10月3日法律第八條）。1941年5月，大約一百一十九名大學教師被迫下崗——其中七十六名在占領區，四十三名在南區——一個月之後維希頒布了第二部《猶太身份法》，顯著地擴大了猶太人的認定範圍，又有一百二十五名學者因此失業。
面對表現出離開法國意願的大學教師，維希的態度一直很奇怪：在官方和半官方場合，維希政府表現出以小代價擺脫近期來困擾它的“猶太問題”的願望。不少記述顯示出，維希的一些高層官僚曾經贊成和鼓勵猶太裔法國公民前往海外。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一直到1942年猶太裔的離境都是官方所鼓勵的，《佩魯東計劃》就具體證實了這一點。佩魯東是貝當時間的支持者，當時出任維希政府內政部長，他在1940年11月29日寫給殖民部長的信中要求法屬加勒比地區接收盡可能多的避難者。佩魯東的這封信中“歧視性和人道主義的措辭輪番登場”，在信中他為猶太人的離境移民辯護。佩魯東1940年11月29日的這番指示為避難者打開了通向北非，尤其是通向美洲的幸運之門，它使得馬提尼克海路——從馬賽到法蘭西堡——在1940年鼕季到1941年5月間，成為出逃效率的一條路線。
與此同時，維希政府似乎又為避難者取得出境簽證設置了重重障礙。“維希很混亂。”“離境文件辦理手續的緩慢與麻煩似乎不是源於有意阻撓，而是因為當時整個政府都亂作一團”實際上，這些造成許多流亡計劃夭折的“官僚作風的阻礙”的確應歸因於維希特有的混亂的行政管理，但也應歸因於當時政府部門之間的矛盾衝突。例如在馬捉尼克流亡路線的問題上，佩魯東遭到了殖民部長夏爾-勒內·普拉東的公開反對，以及馬提尼克、瓜德羅普兩個殖民地管理當局的抗拒。
法國的排猶政策是歐洲多少帶有空想色彩的移民一流放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把它定義為驅逐政策還是援救政策，貝當政府對流亡者離境的放行態度依然是模稜兩可、搖擺不定的，具有部分傀儡政治的不可測性，總之，與維希政體本身一樣暖昧不清。
“您知道我國的不幸命運”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馬克·布洛克於1940年7月25日，給一位美國同事，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負責人W.G.勒蘭德寫了一封信。這是當時身為索邦大學中世紀歷史教授的布洛克與美國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其他友好機構之間艱難的通信往來——包括信件往來以及速度更快然而意思不可能完全表達清楚的有線電報——之中的封信。他們通信的目的是為布洛克及其家人前往美國作準備。從1940年夏季到1941年夏季，他們努力了一年多來疏通各種障礙：美國國務院的阻撓、家庭的困難、整個政局的不穩定，可能還包括《奇怪的戰敗》的作者（指布洛克）本人的思想動搖，他逐漸傾向於認為留在祖國可能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令人絕望的現實使布洛克終未能成行。作為愛國者、民主主義者和身處險境的猶太裔，布洛克在試圖出走與放棄出走之間的搖擺不定顯示出學者救援機制的脆弱，也顯示出在出走的離別之苦與留下的悲劇性風險之間進行權衡是多麼的困難。
您知道我國的不幸命運。我為她盡了的努力：我的年齡大了，子女又多，早已不用再服兵役，盡管如此，在戰爭期間我還是擔任了軍官的職務。作為軍官我參加了法蘭德斯戰役。我隻求把我僅有的，肉體和精神上的全部力量都貢獻給我的祖國。我對她的未來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但是目前我認為我的首要任務是為我的子女考慮，在未來的幾年裡他們將處於危險之中，您應該了解，我是猶太裔。我對我的血統既不感到光榮，也不感到羞恥，我也從來沒有隱瞞過。您十分了解法國這個國家，您應該知道法國人民的內心中是沒有“種族”偏見的。然而在現在的局勢下，在國外的壓力下，誰又敢說我的孩子們不會受到公開或者暗中的迫害呢？
無論是出走的還是留下的猶太裔，每個人心中都有這個疑問。雖然布洛克為了保護他的子女而希望離開法國，但後還是為了他們而留下——他的兩個大點的兒子當時分別年滿十九歲和二十歲，從1941年4月起就不被允許離開法國，雖然布洛克自己已經辦妥了所有必需的手續，但他拒絕拋下這兩個孩子獨自離開。由於得到行政法院的特批，布洛克得以保留蒙彼利埃大學的教授職位，他實踐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對親愛祖國的深刻情感使我，也應該使我們具有堅定的信念”——投身於抵抗組織“蒙彼利埃戰隊”（Combat de Montpellier）。1944年，他被德軍逮捕並槍殺。
在解決了幾個難題之後，布洛克的美國友人對他的求援給予了積極的答復，而他也帶著感動和一貫的謹慎，對這些友人表示感謝。從這時起，他的選擇已經作出，而這一選擇既是局勢所迫，也是他自己的意願。布洛克曾計劃過出走美國，他的選擇是完全正當的。他以他對時局的部分了解、他的政治文化以及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預測能力來評估未來的機遇與絕境，因而作出了出走的決定。
1940年夏天的現狀是所有人都在躊躇猶豫，即使是心志為堅定的人也因法國的突然潰敗和隨後的政壇劇變而感到迷惘。在這一環境下，流亡的意願也表現為一種拒絕：當法國“與侵略者握手”時拒絕向敵人妥協。在1940-1941年抵抗運動還處於萌芽狀態，確切地說僅僅是不合作，這時流亡者便采取了這種“背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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